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民族精神的丰碑
——读《毛泽东诗词鉴赏》
郑伯农
臧克家、李捷同志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第二次增订版，最近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早在1990年，臧老约请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为已经面世的50首毛泽东诗词撰写评析文章，加上注释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鉴赏》第一版。5年后，有6首诗作被发现，刊于报端。于是增添了新的鉴赏文字，命名为增订一版。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经过艰苦搜索和考订，推出《毛泽东诗词集》，共收入诗词67首。本书编者再度约请专家为新发表的11首撰写文章，于是就有了这本《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的旗帜，掀开了我国历史的崭新一页。但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在勇敢地冲破老八股、老教条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偏激性和片面性。他们在正确地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把一些应当积极继承的好东西也扬弃了。譬如对于中国戏剧，钱玄同等人主张“废唱而归于说白”。对于格律诗，基本上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胡适就认为有绝句和律诗的形式，不可能表现现代人新鲜而复杂的思想感情。“五四”运动10年之后，文化界热烈讨论“旧形式的采用”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前进还是倒退？应当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化。许多新文化工作者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使新思想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就要重视对民族传统文艺形式的运用和革新。需要移植西方的对我们有用的艺术形式，但在移植的过程中必须把它们和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结合起来，使它们真正在中国生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引下，各个艺术门类大体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传统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和外来艺术样式的民族化，二者齐头并进。在戏剧领域中，戏曲和话剧都得到发展；在绘画领域中，国画和油画各领风骚；在音乐领域中，民乐和交响乐、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都得到重视。惟独在诗歌领域中，新体诗和格律诗的关系长期未能得到合理的确认。表达新内容的格律诗是否也是新诗，也是新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直到上个世纪末，这个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毛泽东对中华诗词的影响，主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他酷爱诗词，一生都在读诗、写诗。正因为这样，他对诗词问题十分慎重，生怕因为个人的爱好影响了文艺工作的全局。他从来没有号召过写格律诗。他甚至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样的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其实，任何一种长期积淀的艺术形式，都不易学，掌握得不好，都会束缚人的思想。诗词格律是这样，戏曲程式也是这样。中国文艺中有这种情况，外国文艺中也有这样的情况。毛泽东虽然没有号召写格律诗，但他的创作实践比抽象的号召更有感召力。他以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运用传统诗词的形式，不但可以表现新生活，而且可以很生动、很深刻地表现新生活。写得好，同样可以成为民族艺术的瑰宝，时代精神的丰碑。毛泽东诗词不就是这样的么！新时期以来，诗词创作风起云涌，不但有许多干部、知识分子痴迷于诗词创作，农村的村镇也成立起许多诗社。农民们在工余推敲诗句、作画、练书法，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道靓丽的景观。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诗词的启迪作用是重要原因之一。
人们都说，毛泽东诗词具有前无古人的气魄。它的根源在哪里？在于作者的世界观，在于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是红军时代的毛泽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长征时期的毛泽东。“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这是晚年的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朝思暮想的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这一切很自然地形诸笔墨，点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就形成了诗中前无古人的气魄。毛泽东不但在表现重大题材的诗章中，甚至在写山川草木的诗章中，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气度。像《卜算子·咏梅》：“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诗中的梅花，既是大自然的骄子，也是美好品格的象征。这里，写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生志向，全新的荣誉观。当争名夺利之风甚嚣尘上的时候，读读这样的诗，是能够帮助人们净化灵魂的。
毛泽东开一代新诗风，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创新家。但他决不是在语言和文体上故作新奇状。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遵循传统格律进行写作的。特别是收入“正编”的42首，充分体现出作者驾驭诗词格律的圆熟。在毛泽东看来，诗歌的新，首先要新在思想感情和艺术形象上。他善于在朴素、自然的抒情、状物中，给读者带来一派新意。心有所动，情有所涌，提笔一挥，就挥出一片艺术新天地。譬如春光、秋色，古今中外有多少文人墨客描写它？“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读了《采桑子·重阳》，谁都无法否认，这里展现的是全新的艺术境界，是战士眼中的秋光、新时代创造者眼中的秋光。毛泽东的创新，不是小家碧玉式的，他赋予传统诗词以新时代的内涵，写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促进传统诗词完成了从表现旧时代到表现新时代的伟大转变。当然，促成这种转变的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但毛泽东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香港诗人刘济昆说：“宋代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今日是凡有华人饮水处，就有毛泽东诗词。”“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好几位声名贯耳的大诗人，像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田间……若论作品的背诵率和普及率，若论作品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恐怕他们中的哪一位也赶不上毛泽东。伟人在世的时候，不赞成人们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诗词。1960年，周扬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原有一段话论述毛泽东诗词。审阅讲话稿时，毛泽东挥笔把它全部删掉。现在，毛泽东已经逝世27年了，我们应当更冷静、更公正地对待这份宝贵的诗歌遗产。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诗词鉴赏》增订二版与读者见面了。它不可能十全十美，它提供的不可能是最后的定论，但它对于人们进一步领略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追求诗歌的内在精神
曾方荣
新诗在今天，面临着困惑的选择。我们看到，新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迎来一个自由歌唱的时代，实现了诗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但面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我们又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诗人充分获得了诗歌创作的个性之后，我们的许多诗人在书写真实自我的同时，却忽视或有意地回避了诗应当承载的精神意义。诗中应有的诗性，那提升民族的精神，震撼人的心灵，对现实生活的深邃思考，对人性人情的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似乎已逐步消失。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中充斥的是个人白日梦般的生活琐屑，是自恋、自赏的个人体验。对传统精神的不加任何区分的无情解构，对一切崇高的批判与摒弃，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顶礼膜拜，成为他们创作的美学原则。在一些诗中，浅薄与平庸，低层次甚至病态的生活体验，代替了真诚的使命感和宝贵的艺术良知。对现实的漠不关心，对自我隐私的喋喋不休，对无任何美学价值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彻底放逐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忧患意识和诗思。一位诗人就曾明确主张：“我要让诗意死得难堪。”“没有诗意是现代艺术的一个前提。”“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而围绕在这面旗帜下的一些所谓“诗人”，他们将知识、文化、纯洁、诗意、抒情、哲理、使命、经典……列为大清除的名单中。
诚然，关于诗“一千个诗人，有一千种解释。”诗应该有多种风格和流派，诗也要有丰富的思想和多主题。但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一种已在读者阅读审美心理形成了一定审美规范的艺术形式，难道就没有一个为诗人和读者所共同接受的审美空间？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诗与其他任何文学样式一样，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自己的独立的审美空间。这个审美空间，是诗之所以独立于文学之林的根基，是诗之所以为诗的内在因素，是从诗歌各种流派和风格中经过理性的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历时的稳定性。而占据这个审美空间的最重要元素就是诗性精神。
这种诗性精神首先体现在——诗人在诗中所显现出来的赤子之情。毋庸置疑，诗心与童心具有同构关系，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品格就是真诚，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真诚热爱。它是心灵之歌，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最真实的声音，是自然开放的最美丽的花朵。它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豪迈，它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尚情怀，它是青年郭沫若为祖国而甘愿燃烧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一位中年诗人所感悟的：“我发现，诗歌是人性本真的呼唤，是一种至纯境界，是一种符合良知的品位。”确实，“诗人但求本真。”“有本真才有诗美。”当诗人有了这种赤诚的本真，他即使遭受一切不幸，遭受命运所有的打击，他仍然会“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也会坚定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种诗性精神也体现在——诗人对平凡的生活中美的独特发现，即诗人在诗中所表现出的高尚审美情趣。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应有敏锐的审美直觉，有对平凡生活中所蕴涵的美的敏锐的开掘能力，有对生活细节中所孕育的闪光点的及时捕捉能力。这各种能力的集合是诗人长期的情感酝酿与理性思索的结晶，这种结晶就是诗人的灵光。有了这种灵光，即使面对一团死水，诗人也能激发出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新生的渴望；（闻一多《死水》）有了这种灵光，当无意中望见的悬岩上的一棵小树，他也能感受到：“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曾卓《悬岩边的树》）而一个平常的黄昏也会这样充满诗意，“牛，咀嚼这草香，颈下的铃铛，摇得黄昏响。”（臧克家）这就是诗意，每一次都是一次惊人的发现，每一次都不由你不产生心灵的震颤和情感的共鸣，不由你不惊服于诗人伟大的创造力。它隽永清新而又含蓄蕴藉，它感动自我而又动人心弦，它激情澎湃而又余味无穷。它是瞬间的顿悟，它是灵感的爆发，它是诗人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的彰显。正因为诗中有了这种美，才有了无数的诗人和读者对诗的神往和虔诚，才有了诗歌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也才使诗歌真正成为文学中的奇葩，艺术中的艺术。
诗人必定要关注诗歌的内在精神，诗歌应有的精神诗性不容抹杀。不管我们的诗歌表现的是人性人情或是揭示生命和现实的困顿，抑或流露出人世的困惑和忧患，我们都该张扬真、善、美，抨击假、恶、丑，以诗性的光辉，提升民族精神。只有这样，诗人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诗歌也才会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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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聚焦
——评电影《毛泽东去安源》
何祖健
随着毛岸英第一声清脆的啼哭声，穿过产房汇入罢工现场那像山崩似海啸的“劳工万岁”、“人民万岁”的巨浪声，《毛泽东去安源》银幕徐徐落下。观众被震撼，观众在感悟：那严峻的罢工斗争正如同生产的阵痛，带来的是成千上万劳苦大众的新生。电影的“潜在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直接意义”，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主创人员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光束在影像上的聚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把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壮大工人阶级力量作为首要任务，目的是通过工人运动，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条件。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就是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罢工斗争这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毛泽东去安源》运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光束去透视共产党人发动工运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导演康健民在《导演阐释》中谈到这部影片的立意时强调：“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是安源罢工的主题，也是影片的主题。纵观《毛泽东去安源》的整部影片，她不是就罢工而写罢工，而是既坚持着罢工斗争历史进步的价值理性，又守望着人文关怀这块生命的绿洲。因此，影片使罢工斗争这一革命历史题材富有时代的内涵和活力。
影片无论在场面设计还是情节安排上都体现了这一双重光束的烛照。作品中工运场面如火如荼、气势磅礴，人文关怀则催人泪下、意蕴深远，涌动着一股股人性的暖流。影片情节既理性含蓄又感人至深：工人王海南全勤下窑，却领回三元四分的工资，他卧轨自杀的消极反抗，换来的只是家人的恸哭。走进工人家里，看着青菜汤上漂浮的几颗米粒，毛泽东启发道：“要填饱肚子，就得斗争，也就是革命。”面对浑身是恨的青年工人，毛泽东以踢石子的比喻晓之以深刻的道理：“小石子，好比个人，大石头，好比抱成团的安源矿工，就很难踢动了。”胡大妹惨死，数十名矿工遇难，送葬队伍中，随着毛泽东用长衫一挥而就“冤啊”挽幛的出现，安源震怒了，长沙的工人觉醒了。影片就这样以人的觉醒推动罢工的主题，又以斗争唤醒人的价值。整部影片似一部大气磅礴的民族交响诗，波涌涛起，雄浑壮观。
历史与人文的烛照在人物形象上的聚焦，则是影片对崇高和英雄的讴歌。导演是这样谈他的创作初衷的：“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个沉甸甸的题材搬上银幕，绝非应景之作，我实实在在地被感动了，我非常想让更多的人感动、激动。”影片让观众感动的就是革命领袖对劳苦大众的深沉的爱及由此迸发的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人格力量。作品立足与当代青年的共鸣，以3位领袖所洋溢的正气、才气和豪气来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范、政治品格和斗争艺术。毛泽东、李立三在林公馆的出口成章、以才气征服霸气；面对洪帮，毛泽东毫无惧色，以其逼人英气威振四座；与赵恒惕的斗智斗勇，尽显政治家之本色。剧中李立三刚烈爽直、能文能武，刘少奇感情浓烈炽热，沉着深切。三位领袖既有“你写本我演戏”对敌斗争的默契，也不乏私下毫不相让的争辩，还留下火宫殿里身无分文的尴尬。影片将可亲可敬的一代革命领袖立体地推到现代观众的眼前。
历史规律的揭示与悲天悯人的独特视角，使影片遵循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剧中杨开慧与毛泽东的爱情线不仅具有结构上的意义，它使安源——长沙工运连为一体，更具有深层的象征意蕴。安源罢工斗争与武装镇压一触即发，长沙的谈判正呈白热化状态，此时杨开慧孕育的新生命即将诞生。创作者用电影特有的蒙太奇手段，将罢工斗争比喻为新生命的诞生，影片这些耐人寻味的场景，随着影像画外空间的延伸，观众感受的是一种人性的蕴藉和诗意的升华。（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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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昂扬激越的青春诗情
任殷
影片《毛泽东去安源》把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大罢工搬上了银幕。以这一中国工运的里程碑事件作为影片的主要情节，创作者既以史为据，又不拘于史实，在准确把握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创造。
影片围绕着毛泽东深入矿井，启发工人觉悟，和李立三、刘少奇建立工人俱乐部，与洪帮斗智，抵制县公署训令……演绎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生动情节，真实再现出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劳工的苦难命运，构成了青年毛泽东在安源宣传革命、组织工人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影片正是这样以艺术的眼光也是宏观的视域，具体展现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这场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出的典型形象。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
影片在写意式的叙事当中，着力刻画的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脉络和精神境界。通过毛泽东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向矿工们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说：用大小石块向工人讲解团结的意义，表现出他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平易的作风。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林公馆你一言我一语即兴呈文风趣地显现出两人的少壮情怀和横溢才华。大雨滂沱中毛泽东、李立三为成立俱乐部发生的激烈争论又突出了两个人的思想差异，尤其彰显了毛泽东只争朝夕的革命胆识。还有毛泽东为即将出生的孩子起名的兴奋神态，以及对卖唱女孩的同情……这许多精彩片断，从各个侧面凸现了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志向、青春神彩和不同凡响的英风、豪气。影片中为死难矿工出殡的段落，处理得颇有震撼力。毛泽东脱下长衫，挥毫写出“冤啊”两个大字以向矿方抗议。此时此刻他与工人群众的血肉之情尽在两字当中，这也正是毛泽东一生情系人民的写照。这个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几十年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的情境。艺术与生活的衔接是何等的意味深长！而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共用一盆水洗脚，哼起山歌的细节，又从另一面展现出青年革命家兄弟般的情谊和乡土情怀。还需提到影片刻画出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李立三，尽管在历史上李立三犯过严重错误，但影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了李立三在安源大罢工时期的贡献和历史地位，从中透露出创作者认识历史、评价历史的科学态度。
影片后半部分的罢工场面拍摄得气势宏大，节奏有致。毛泽东智斗省长，刘少奇挺身勇阻军警，李立三与矿长谈判，罢工工友与失业工友对阵，几条情节线相互交织、紧张有序，一气呵成直达罢工的胜利。这里用大幅标语特别突出了罢工的宗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把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人的价值和对生命的重视与现代意识联系起来，意在渗入人文的关怀。致使影片在再现历史情境中融入了现代气息。
影片以昂扬、激越、潇洒热情的基调焕发出的青春诗情使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具有了可贵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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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闪光的史实到伟大的史诗
康健民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三位伟人在湘赣边境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策划并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开展的工人运动中仅存的硕果，是一次绝对成功的壮举。不仅如此，后来安源成为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也成为了革命的摇篮。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个沉甸甸的题材搬上银幕，绝非应景之作。我实实在在地被那一段激情岁月所感动和激动，因而也想让更多的人感动、激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年轻的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已经勇敢地实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对于我们现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非常扎实的内涵，这不是套话、空话，而是实际。因此，我们确定了影片的立意。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工人运动，还工人做人的权利和劳动的权利，这说明我们党早在80年前，就非常重视人民、关心人民。只不过当时是打天下而现在是坐天下，这一点在我们的影片中得到了艺术地体现。在影片中，我们当代青年可资学习和领悟的东西很多，比如当时三位伟人的精神世界、人格魅力、政治品格、斗争艺术。我们不为那些躲避崇高、削弱激情的时尚所左右，用充沛的激情去讴歌片中的那一批充满了良知和正义感的人物形象，并勇敢地以艺术的形式将之推向市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是安源罢工的主题，也应是我们影片的主题。关怀生命、珍惜生命、实现生命的价值，在那样的年代，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就非常重视这些。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时，告诉人们生命个体的重要，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安源罢工是一段历史，是一段闪光的历史，但在我看来，她更像一首诗，一首大气磅礴的诗。将一段闪光的史实拍成诗，用诗的韵律使这一段历史显得更有魅力。我想这是我们的任务。
近年来在处理历史题材的作品上，大家都在刻意创新。创新成为了电影生产的灵魂，潇湘电影集团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就《毛泽东去安源》这部影片来讲，从题材上看是一个老题材；从情节上来看，要以史实为依据，也不能太多地虚构情节；从画面来看，主要情节是在煤矿上，不可能做得如何美轮美奂。但我们有三个甚至于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毛泽东、李立三林公馆展露才华；毛泽东等人勇闯洪帮；刘少奇与众人唇枪舌剑；毛泽东与赵恒惕斗智斗勇等等场面，无不体现出伟人的潇洒气质。潇洒的人生只能用潇洒的笔触去表现，做出来的潇洒感是矫情的，生出来的潇洒劲儿才有魅力。具体来说这种潇洒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正气。那是一种天地间荡漾的正气。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呼唤正直、呼唤崇高。这种正气在片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要不同程度地展现出来。二是英气。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一个出英雄的年代，也是一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潇影近年来的作品，都延续着一种英雄情结，在这部影片中，更要继续发扬光大，把英雄的赞歌唱到极致。三是豪气。作品中的人物是真实的，我们让真实的人物身上都拥有一种豪气，这种豪气在与洋矿主、土监工的斗争中，在与沦为人下人的矿工兄弟的交流中，生出强烈的爱与恨。
电影以人物取胜，我们要以人物来结构、来取舍素材，让人物去影响推动情节。一切都为塑造人物服务。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很多。我希望所有的演员都不要用固有的框架来理解人物。无论是伟人，还是平凡的矿工们，他们首先是那个时代里活生生的人。角色是影片的生命，每一位演员，都要尽量回到生活的状态中去寻找真实，并且充分地寻找和挖掘人物闪光的东西来感动自己。所以在影片中，我努力希望做到真实环境的再现和创造强烈的视听冲击。我们的影片应该说具有一种“大片”式的震撼力，我们要追求和创造出这种震撼的效果。把正气、英气、豪气，通过摄影、美术、音乐、声响等主创部门的努力表现出来，创造出强烈的视听冲击力。（作者系电影《毛泽东去安源》导演）（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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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温馨爱意 蔼然辉光
——读阎品书画作品
巴云杰
打开阎品的作品，扑面而来的是温馨的爱意和蔼然的亲情。在她书画作品的背后，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宽厚之爱，是对生活的艰辛锤打提炼之后的平和与善良。
阎品是革命烈士的遗孤，父亲牺牲在徐水战役的一场战斗中。与外祖母相依为命的幼年生活，使她对生活中点滴涓细的美好瞬间都格外敏感、珍重。9岁时外祖母病故，她成了伶仃无依的孤儿，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靠救济款、抚恤金度过了童年。阎品在困苦流离中竟发现了书画的艺术魅力。乡村的对联、年画，灯笼上的流光云影，是她最初的艺术启蒙。及至后来，近30年的碑帖练习经历，使她在传统上实现了与古人的传心对话。《乙瑛》的古意、《石门颂》的旷达与汉简的朴茂，共同凝聚成了阎品那质朴、丰厚、亲和、坦荡的书风。她又以书入画，专攻花鸟，在墨荷花藤间又开劈了另一片新的天地。
书法上，阎品追摹碑帖，以稳健劲锐的中锋用笔给自己的作品带来金石之气，她始终以不欺不媚、平实坦荡的素朴襟怀临池展素，使自己的书法在高古气韵之外，展示着一股朴实、平易的和善之风。阎品的书风是宽厚仁和的“善”的书法，在襟怀磊落的书法线条背后，是对生活的百种艰辛深味遍尝之后的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和背后的张力，柔善底下的艰辛，构成了阎品书法的丰富内蕴。以隶书意味入画，使得阎品绘画的线条有了较厚重的依托。中锋写枝干，侧锋抹叶面，又加以生动的拖拉、捻转、皴擦笔法，形成笔法上变动不居的自由挥洒之境。色彩上，阎品偏爱浓艳一路，水墨的淋漓，加上饱满的色彩，使得她的画幅洋溢着民间的喜气。浓郁民间意味的背后是阎品对生活美的热爱。她在自家院里养鹦鹉、蝈蝈，种丝瓜、南瓜、樱花、石榴、柿子、牡丹……她的画作是痴醉于生活的真情实景中的产物，她的笔墨毫端是生活本身发散出的声影花香。
“不可一日不临帖”是阎品牢记的恩师之训，她正是以这种水滴石穿的辛苦积累，成就着自己的生活，成就着自己的艺术。我们从阎品的书画作品中，看到的正是生活和艺术的艰苦劳作、点滴累积，不舍涓细、逐渐盈满、终见辉光的过程；我们从她的书画幅作中看到的只是劳动，只是时间，是时间和劳动日积月累之上的欣慰笑容。（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