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讨会”综述
郭军
人民日报今年8月22日发表杨承训同志的《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一文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河南财经学院不久前召开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讨会”。刘国光、张卓元、卫兴华、刘诗白、洪远朋、王瑞璞、杨承训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必要性、可能性、指导思想、基本方法以及框架体系等进行了认真、热烈的研讨，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初步共识。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必要性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指导。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按照其版本模式撰写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西方经济学，显然都不能满足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框架，已经成为一项紧迫的历史性课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一件好事，可以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艰苦探索形成的日趋清晰的思路与成果概括出来、提升起来；这是一件大事，关系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应遵循的理论，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性、长远性、根本性的理论创造，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是一件难事，既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又要注重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既要有自己的体系特色、又要有世界视野和国际意义，既要给我们这一代人看、又要影响后代人。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观、发展观来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是本本主义的产物，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泊来品，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与时俱进的产物。社会主义经济学不是纯粹的逻辑科学，必须讲立场、观点、方法，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教导和培育。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多可贵的东西值得借鉴、汲取，但不能依靠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目前急需一本比较权威、科学、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来对高校学生进行教导和培育，使他们明确理论方向，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可能性
具有基本的历史实践基础。4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经说过：“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这就是说，社会实践不够，就不可能写出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今天，我们已经积累了正反两方面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第一，苏联从崛起、兴盛到衰落、解体的历史，把许多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比较充分地验证了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误，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提供了活生生的史实基础。第二，中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实践平台。尽管这一伟大实践还在发展中，还会出现许多新问题，但最基本的东西已经廓清了。第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也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第四，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开展比较研究的案例。第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型，使我们对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具有丰富的理论研究基础。第一，经典作家的奠基。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作为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南，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特点和革命、建设道路的深刻论述，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成果，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党的重要文献，这些构成了深入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历史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是几代人从实践到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第二，我国理论界做了大量的多角度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也开展了多方面的争鸣和切磋，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借用老话说：要以“马学”为魂，“中学”为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西学”为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法）。
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摈弃从定义出发、用书本剪裁现实的先验式、教条式套路，避免和克服两种教条主义（土教条和洋教条），突出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较研究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是突出历史分析。经济学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从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叙述的形式也应突出史论结合，不能单纯地进行理论演绎，更不能做概念游戏。其次是注重实证研究。马克思说过，要“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列宁对此作了这样的注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当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立论。要改变那种先找理论概念再分析事实、用书本剪裁现实的做法，在分析事实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在这方面应当学习西方经济学的长处，善于进行案例分析，尤其要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进行多视角的比较研究，通过纵向、横向的比较，认识事物的长短利弊，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
内容体系和基本框架
总体构想。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内涵，它的逻辑结构既不同于《资本论》，也不同于各种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更不能模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而应以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为基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实现社会再生产、经济社会和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为主线，以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为基本公式，以史论结合为基本叙述形式，由生产力的发展到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调整，再到参与世界分工和国际市场，由总体的历史分析到经济运行、经济关系中各个分支的具体论述，再回到整体优化的综合，分层展开，廓清基本原理和发展道路。
研究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要拓宽研究的领域。首先，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研究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其次，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规律。这是以往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薄弱之处。第三，研究经济运行。应吸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分析，研究厂商行为、个体行为等。第四，研究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加强政府职能的研究。第五，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第六，研究思想意识对经济的作用，即研究先进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基本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二是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自身的矛盾。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调整，生产力自身也有结构问题。三是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具体框架上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分为如下几个部分：基本范畴论、发展道路论、体制改革论、改变二元结构论、对外开放论、宏观经济论、整体运行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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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也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
何炼成
拜读了杨承训同志《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一文（见本报今年8月22日第九版），深受启发。我基本同意该文的观点，同时根据自己近些年来的研究和教学实践，提出以下补充意见供参考。
关于学科名称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近20年来一直争论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曾有人提出用“中国经济学”命名，但被多数学者否定，认为经济学本身就是国际性的，没有什么国别的经济学；也有人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名，也被多数人否定了，认为这是因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不足为训。我在1996年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名称，后改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我认为这个名称比较规范。首先，这个学科属于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即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科的分类中就有这个名称，直到最近美国《经济文献杂志》最新学科分类体系中，也列有“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增长”这一学科。我国教育部公布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也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应用经济学中的二级学科。其次，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除了受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制约外，还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和规律，这就是中国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可将其简称为“中国发展经济学”。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与框架杨文对此作了一般性论述，我完全同意。现在的问题是要具体化，构建一个比较科学的体系。我主编的《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提出了一个框架体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着重论述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知识化等“八化”问题；为了实现这“八化”，必须正确处理“八大关系”，即：三次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外向型经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人口资源与环境、政府职能的转变、制度文化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用四章论述“八化”，第二部分用八章论述“八大关系”。该书经过两年来十几所高校的试用，反映较好，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我们拟修改后再版。
关于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杨文提出了六个问题，我谈谈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就正于作者和同行专家。一是关于该学科所涵盖的时段问题。我认为当前只能限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以后的发展则留给我们的子孙去讨论。二是关于现在能否形成比较成型的本子。我认为如果时限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组织国内经济学界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比较全面地总结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发挥集体的力量与智慧，是可以写出一个比较成型的本子的。三是关于怎样处理经典作家论述、党的文献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我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是能够把这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四是关于如何具体处理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初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结合点。五是关于该学科同部门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因为它们研究的内涵不同，论述的重点也不同，如果处理得好，不至于发生过多的重复现象。六是关于近几年讨论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等重要问题如何处理。我认为在有关章节是可以涉及的，如“八化”中的市场化、商品化和信息化、知识化，“八大关系”中的三次产业结构、外向型经济、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章节中，都涉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与劳动价值论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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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二○○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想到的
乔新生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以表彰他们运用数学工具分析金融问题所取得的成果。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数学大师已有多次了。数学的引入，给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无穷的灵感。无论是纳什均衡，还是期权定价公式，都是用数学语言来说话的。但在大众眼里，经济学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学问，如果过于沉浸在数学中，经济学会不会消亡呢？
几百年来关于经济学“科学性”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有人将经济学称为经济伦理学，也有人将经济学看作经济政治学。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知识更像伦理学知识，亚当·斯密以缜密的描述为我们揭示了生活中的经济秘密；马克思以非凡的气魄为我们剖析了经济运行的本质。后来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为我们展示了经济生活的不同侧面：要么强调制度供给的作用，呼吁政府干预市场；要么醉心于经济发展的不同环节，为经济问题望闻问切。在中国，也产生了许多杂糅百家的观点，要么强调生产要素配置的意义，认定经济学就是资源配置之学；要么偏重于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认为经济学就是关系之学，就是分配之学。
数学的引入无疑使经济学研究别开生面。在数学模型中，变量的多少是相对稳定的。在稳定的变量下，运算得出的结论具有了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经济学从伦理层面进入到技术层面，成了“标准的科学”。但是，数学化也使经济学面临两大危机：一是过分地引入数学模型可能使经济学沦落为数学的分支，经济学作为一个单独的科学不复存在；二是运用数学模型分析经济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变量征引不足的问题。这是因为，分析一个经济问题往往比推算围棋的套路还要困难。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无穷无尽而且互为因果，任何在变量上的粗暴取舍都可能使最终结果变得荒诞不经。经济学不仅要考虑道德问题，还要考虑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甚至外交问题。这使得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一直有经济学前辈鼓励人们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鼓励人们用传统经济学知识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在一位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甚至直接将经济学称为解释之学，因为在他看来，经济学只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预测经济现象。不过，预测未来是人类固有的冲动。数学模型的建立恰恰为经济学预测未来提供了便利的工具。
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与其他科学厘清关系，同时又与其他科学一道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火车站的公厕经营问题，可以采用市场竞价的方式确定经营者，但收费的高低却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如果在经营的过程中擅自改变收费的标准，那么，要么由经营者承担违法责任，要么由政府部门承担违约责任。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却必须有法律的依据。法学研究其中的法律现象，经济学关注其中的配置结果及利益的平衡过程。
自从数学进入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已经不仅仅是社会科学了。计量经济学与其说是一门社会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自然科学。金融领域的数学模型又一次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哲学作为科学之母孕育了无数的学科，但无论这些学科如何繁衍、分蘖，最终都会归入到哲学的洪流中。因此，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千变万化，但其最终目的还是探求人类的价值观。只不过相对于哲学而言，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更侧重于具象研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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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入冬以来，江苏仪征长江江滩上芦花绽放。周晓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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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
肖厚雄
我国知识经济才露端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要准确测度知识经济的有关指标和税收回报情况还比较困难。目前，我们只能借鉴国际上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来进行大概测算。
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范围。要明确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范围，首先必须界定哪些产业属于知识经济范畴。总的来讲，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都属于知识经济范畴。但实际上，农业、工业及其他产业，都蕴含着科技知识在内，只是含量不同。所以，目前称为知识经济的是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一般特指四大类产业：①高新科技产品制造业，如科技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要企业；信息、通讯、光电子、生物等产品的制造业；航天、航空、海洋等领域的深开发业；其他高新科技产品制造业。②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业，如各类专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各类科技成果转化增值中介机构；各类高科技含量实用产品研究、发明、开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企业。③文化生产和传播业，如图书、音像、报刊出版业；广播、电视、电影、电讯、网络等传播媒体业；宣传、文化、文艺、演艺、文体等实体企业；5教育培训产业，如各类大学、高级职业学院、职业中专、高级中学；各类电教机构；各类职称、岗位技术资格、技术证照的培训考试机构；各类留学中介、与国外联合办学的机构等。
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参数。确定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参数，是搞好知识经济税收回报测度和运用的基础。根据我国实际，知识经济的税收回报参数应包括以下内容：①财政直接预算投资数据。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向知识经济投入的财政资金总额，以及转移支付资金。②政府税式支出（投资）数据。主要是指在各项税收优惠政策下，企业得到的税收优惠的实际利益。这部分利益是政府财政应收未收的，而通过税收优惠直接留给了企业，站在政府的角度可以称之为税式支出，也可以称之为税式投资。③知识经济实体的纳税总额数据。5政府税式支出与直接预算支出的比例数据。⑤政府税式支出加上直接预算支出的投资总额数据。
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的测度方法。根据我国的经济体制特征，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的测度应采取准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其计算公式为：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政府在知识产业实体中获取的税收总额／（政府在知识产业上的财政直接投资额＋政府税式支出额）×100％。例如：某省2002年度对知识经济的投入为：财政直接预算投资30亿元，税式支出投资26亿元；在知识经济实体中获取各种税收总额为170亿元，求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知识经济税收回报率＝170／（30＋26）×100％＝3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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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从实践汲取营养 为改革提供支撑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述要
陈明琛 庄宗明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七次会议不久前在厦门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工业化与信息化、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对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与会者阐述了各自观点：（1）新型工业化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路线，即不仅是技术创新，而且包括制度创新。（2）虽然工业化不单纯是技术路线，但主要的还是技术创新。（3）新型工业化既不限于技术创新，也不限于制度创新，而是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信息技术的应用、生产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演进等。（4）新型工业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
有的学者认为，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对推动我国分配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方式的理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理论依据，就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或产权关系。由于不同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过程中的贡献不同，其所有者凭借要素的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这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是合理利用生产要素、有效配置资源的需要。
与会者认为，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与扩大，是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其原因主要有：（1）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2）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过高；（3）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4）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控机制不完善；（5）非法、非正常的收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的矫正。与会者认为，缩小收入差距的主要措施有：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切实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规范分配秩序，改革税收体制，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完善法律法规，取缔非法收入；使社会成员对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占有更为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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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话数十年沧桑 叙割不断亲情
——“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座谈评估研讨会述要
李文献
由王功安、毛磊主编的“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丛书”20本已全部出齐（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由7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10年编写而成。日前，由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两个关系”课题组发起，武汉统战理论研究会、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武汉出版社和丛书编委会联合主办的关于该丛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座谈评估研讨会在武汉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丛书编委和部分作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认为，该丛书具有内容丰富、涉及面广、自成体系、形散神聚和研究历史与服务现实相结合的特点，集科学性、政治性、知识性、可读性、现实性为一体，是两岸关系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该丛书就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发展纵横并叙、史论结合，比较完整地再现了80余年国共两党和50余年海峡两岸的风云历史，从各个方面揭示了祖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统一、国共两党和海峡两岸的前途在统一；突出了两大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可分割，两岸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该丛书对于促进两岸人民认识祖国统一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消除隔阂，增进共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对启迪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思想和思路具有现实意义。该丛书的出版，使两岸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达到了新的水平。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发来贺信指出，该丛书是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丛书的编委和作者抓住“祖国统一”
和“国共关系史与两岸关系史”的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来为实现统一战线的“振兴中华、统一祖国”总目标服务，这在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方面是一个创新。
与会者还表示，将努力推动“两个关系”研究走向深入，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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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企业知识管理创新论》
郭晓君、蔺丰奇等撰著的《企业知识管理创新论》一书，已由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企业知识管理创新范式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知识管理创新的基因、目标、模式、实施、范式的选择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并紧密结合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际，在广泛占有资料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知识管理创新提出了具体对策和建议。该书选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结论具有一定前瞻性，研究方法新颖，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陈耀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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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竞争制胜之道》
邱勇主编的《竞争制胜之道》一书，已由长征出版社出版。竞争力是企业战略管理中的核心概念。具备核心竞争力，可以使企业拥有超越竞争对手的优势，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从而创造长期、稳定的效益。企业核心竞争力包括企业家个人的素质与创新能力、企业核心技术与应用的创新能力、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实务的创新能力等。创新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该书从战略、用人、管理、营销、法制、创新等9个方面，联系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实践，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企业在竞争中发展、构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杨楚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