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大玩家“玩”出大天地
——与收藏家、文物专家王世襄漫谈
李辉
王世襄，1914年生于北京，著名收藏家、文物专家，主要著作有《明式家具珍赏》、《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画论》、《锦灰堆》等。今年10月，世界著名的文化奖项之一——荷兰克劳斯亲王奖将最高荣誉奖颁发给他。今年该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所关注的是对传统工艺和手工制品的改进，把最高荣誉奖颁发给王世襄，是为了表彰他“对中国工艺的专业与创新性的研究”。随后，在北京嘉德秋季拍卖会上，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的藏品成了炙手可热的珍品。一把唐代“大圣遗音”古琴，拍到八百多万元，他们的藏品一共拍了六千多万元。
李：都说你是大玩家，金鱼、蟋蟀、鸽哨、葫芦、竹刻、鹰、犬、古董，太多了。人说玩物丧志，但你没有丧志，还成了大学问家。
王：1939年母亲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觉得家里这么重视我的学习，我愧对他们。于是，我开始研究画论。燕京大学没有美术系，我在文学院做的算是跨学科题目，学校同意了。三年获得硕士。我一直到进研究院才开始念书。
燕京有一个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齐思和、周一良、翁独健等都是这样去的。1941年我快毕业时，课分不错。讨论时，有人提议要我去，因为燕京没有艺术系，难得有一个学生研究艺术，可以派他去。历史系主任洪业（煨莲）先生是福建人，他也是哈佛燕京学社负责人，和我们家很熟。他说我精力过人，但不务正业，这两年稍微好一点儿。如果真正用功，以后会有成就。他认为我是个未知数。我们的奖学金有限，不能押在一个未知数上。后来有一天他碰到我，说：“你留学的事让我否了。你好自为之。”我回家后告诉父母，他们说洪先生很正确，要是我们也会如此。
198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李：你还真是“大器晚成”！三十年代开始做研究，到八十年代才开始出书。但每出一本都要引起反响，被认为是填补空白的专著。
王：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写与民俗有关的事项，包括过去玩的东西。我不喜欢一小段一小段地写，要写，我要深入其境才写，才有意思。我有生活。
李：你说过你做研究重视材料。怎么去找？
王：有些材料不是想找就可以找到的，是平时积累的。你看葫芦是中国的特产，外国没有。我和外国植物学家谈过，他不相信生物的果子会在模子里长大，还有花纹图案。其实清代宫廷里大量种植，是中国的独创。一直到六十年代，我就很发愁，没人种葫芦了。你想，那时候，连养鸡、种菜都不允许，谁还种葫芦？下一代就不知道了。我生怕这门工艺绝种。六十年代我写一篇文章给《文物》杂志，题目叫《说匏器》，编辑部不敢用，退稿。
李：为什么？
王：怕挨批。我把这篇文章一直留到1979年，故宫的院刊复刊，我才拿去发表在第一期。从此，匏器重生！现在到处都有种的，成为一种重要的工艺品。
李：今年荷兰克劳斯亲王奖的主题是“工艺的生存与创新”，并为你颁发了最高荣誉奖，可以说，在今年的世界工艺领域你是一位领衔人物。你对一些传统工艺的消亡怎么看？
王：传统工艺其实很难继续下去。有它本身的问题。首先是原料问题，还有工序问题。就说漆器。漆器的工序太多，复杂，价钱太贵，一般人根本用不起。战国秦汉时期很盛行，但没有瓷器方便，后来就被取代了。除非像日本那样，把活的国宝艺人养起来，用老法子做传统的东西，卖得很贵，这样工艺就可以保留下来。我们一般的工厂做不到这一点。
李：明代家具是什么时候开始收藏的？
王：1945年回到北京后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还有五十年代之后，满街都是硬木家具，拆散着卖，很可惜。拆散的家具用来做算盘珠，做琴杆，做秤杆。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呼吁抢救古代家具。
李：我读过你1958年前后的文章，好像你主要说山西的旧家具拆散了运到北京来卖，你认为家具是一个整体，拆散了流失很遗憾。
王：当时不仅仅是山西。北京，还有别的地方都有。我的《锦灰堆》里有文章写到。到处都拆，那时旧家具不值钱，拆了也就拆了。
李：你觉得你的研究和过去文人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王：我一直说，我把材料放在第一位，最重视实物。
李：这一点你和沈从文很像，他也强调实物，特别是考古发现的新实物。
王：第二是制作。照老匠人那么去做，拜老师，自己做。第三才是文献，参照历史文献。古代人有时是研究了文献就不管了，其实，历史文献不一定靠得住。李：你选择写明式家具，是因为实物比较多，还是确实你认为在家具史上它最重要？
王：它最符合我的鉴赏标准。我最欣赏它，简练，不像清代那么繁复。再往上没有实物。明清之交也做明式的，简洁，有它的神韵。清代太繁复。清代家具我不喜欢也不收藏，明代的趣味比较高。
李：你认为传统工艺对现代生活影响大吗？
王：这些东西和人的生活有关系。但当代工艺对传统不重视，当然现在开始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
李：你研究家具和你过去玩的东西，像鸽哨之类有关系吗？
王：没有关联。鸽哨纯粹是玩的。不过，鸽哨也要上漆。做一个东西的精神还是一致的。都要有认真劲儿。
李：那么，小时候的玩能说是一种熏陶吗？没有想到后来能做这么多事情吧？
王：不知不觉的。没有这么想过。竹刻与家里有关系，两个舅舅都是做竹刻的。家具与家学没有关系，完全是兴趣。我特别感激朱桂老，就是朱启钤先生。我特别尊重他。他为梁思成办了营造学社，对中国文物非常重视。北京的市政建设、水利都是他设计的。他到日本去，带回来《髹饰录》自己刻板印刷，他交给我说：你拿去研究吧！我很尊敬他，把这当作一个很庄严的托付，就当件事来做。1953年我离开故宫后也没事干，白天在音乐所弄资料，晚上就研究漆器。《髹饰录》是我国传世的唯一讲漆工艺的专著，是明代黄成撰述的。原书很难读懂。我写了《〈髹饰录〉解说》，用一二十倍于原书的篇幅讲解传统漆工艺，把许多不为人知的问题讲清楚。这是我的第一部被认为对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的专著。我对朱桂老一向尊重，我出这些书也是对他的纪念。他交代的事情我就当事情干。
李：现在收藏很热，你被公认为当代大收藏家。有什么窍门吗？
王：我还是跟着兴趣走。我搜集的东西没有瓷器，没有字画，别人搜集，我没有。我注意不太为人注意的东西，也就是收藏我买得起的。我的这些东西当时都很便宜。有几类我喜欢也就买下收藏。瓷器不敢碰，画不敢碰，青铜器也不敢碰。青铜器还得结合文字学，没钻进去。一般搞青铜器，要懂甲骨文，要从大篆、小篆入手。我是从小的接触发展过来的。在文章里说过，我根本不配做一个收藏家。东捡点儿，西捡点儿。我也看到有好的，买不起，就放下了。
李：看到民俗、收藏领域都有一些新变化，你怎么看？
王：时代的变化一定会有些淘汰的。有的是变了。像斗蛐蛐，宋代就有了，到清代盛行得不得了。现在生活环境变了，蛐蛐也少了。但有的斗蛐蛐的无恶不作，为斗蛐蛐打架，稀奇古怪，用激素，高雅的玩意儿完全弄成了赌钱。
李：在你出的书中，是不是《明式家具珍赏》影响最大？
王：我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对社会的影响的确很大。做家具的，倒家具的，都发财了，遍地开花。把一个从前不被重视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专门项目，文化当中的一个部门，影响最大的是家具。另外，漆器研究是把传统弄清楚了。
李：你的修养是综合性的。
王：《锦灰堆》里很杂，真正提得起来的东西不多。正宗的学问不多，杂七杂八，所以起了那么个名字。一堆垃圾。不过也有人感兴趣。把它们写下来，总算保存一点儿过去的东西吧！（附图片）
王世襄（丁聪画）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赠吴英恺同志
刘白羽
我在医院病床上，听到吴老辞世，心中十分悲恸，但我既不能与他做最后的告别，也不能为文作字。谨将赠他的一首诗发表，以为衷心的纪念：
为人济世建奇功，
难得妙手度春风，
一羽凌霄多壮志，
科坛巍立一英雄。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多味斋
海丰擂茶
咏慷 蓝纯
到南海之滨的广东汕尾市深入生活，不能不叩访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海丰县。而一进海丰，就听人说，到了海丰不可不品擂茶。
为此，他们特意介绍了一位擅长这种“绝活”的“老海丰”黄伯，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独特别致的“茶道”。
黄伯的家就在浩瀚的南海边。他的祖辈千余年前便因战乱从闽南迁徙到粤东，如今居住的房舍，已经“鸟枪换炮”，装修得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改革开放后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
海丰的风俗，其实与神州大地的许多地方相仿，凡有客人光临，都要备茶待客。只是此地的擂茶既有别于客家的饭茶、白族的三味茶、哈尼族的土锅茶、拉祜族的烤茶、佤族的烧茶，又与广东潮汕、福建漳州的功夫茶有异，更不要说与内地的一般茶有很大不同了。从黄伯处观察，其一般的做法大约是：客人来了，主人遂洗净茶具，先将茶叶投进刻有锯纹的“牙钵”内，用木制的茶槌仔细擂之，直到将茶叶擂成粉状，加上适量的盐，等水浇上后，即开即冲，然后舀在碗里，再撒上炒熟的花生米、芝麻、炒米等，就成了一碗香喷喷的擂茶。
我们举碗饮之，感到口中既有茶叶的芬芳，又有炒米的脆、花生的酥、芝麻的香，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适才黄伯那“品茶、净具、投茶、擂茶、冲茶、匀茶、投料、斟茶”等八道程序，又能使人感到海丰人的热情、好客与聪颖。
细说起来，这炒米自然是擂茶里最讲究的佐料。往往每年秋后忙完收割，各家的妇女们便挑选上等的油尖或红米稻谷，经过焗、晒、炒等程序，精心地将其变为白花花的炒米。据说前些年，倘若你秋后来到海丰农村，还会处处闻到悦耳的舂谷声。那些兴高采烈的妇女们你帮我，我帮你，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则欢天喜地地在周围嬉戏，剥那刚刚晒干又焗熟了的稻谷吃，满眼涌现的是一派农家康乐之景。
这擂茶，既是“迎客茶”，又是“情谊茶”、“团结茶”。平时，邻里之间，闲暇无事，便可边饮擂茶，边叙旧、聊天，身旁老人带着孩子玩耍，自然别有一番情趣。有时乡里之间偶生摩擦与隔阂，悔悟的一方便主动备好擂茶请对方光临舍下叙旧、道歉，于是很容易便能消除隔阂，和好如初。
至于人们在祝寿、婚嫁、添丁、病愈等喜庆的日子，更是每每要请朋友、亲戚、邻里等来饮擂茶，同时赠以茶叶、花生、芝麻等礼物。
饮罢擂茶，好客的黄伯又热情地说：“请再稍坐。我这里还有一道茶的品种呢！”于是，他搬出电动粉碎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操作。
原来，海丰人有时还习惯在擂茶里再添加一些剁碎的菠菜、白菜、芹菜、生菜、青蒜、荷兰豆、香菇、粉丝、虾米、瘦猪肉、香肠、鱿鱼等富有营养的东西，用骨头汤或鸡汤煨之，上面再撒以炒米、花生、胡椒等，做成一种极好的“点心”——菜茶。这“茶”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滑，还带有些许辣味儿，让人常常会难免夸张地喊：“哇噻！我真是连舌头都要吞下去了。”
据说菜茶在海丰城乡很是普遍，每逢农历正月十三那天，这里都会处处张灯结彩，被五颜六色的灯光装点成灯的海洋。届时，你就能听到家家户户擂茶声四起，人们扶老携幼，成群结队，挨家逐户地竞品菜茶。每每饮完后，还要直言无忌地评是道非，看哪家推出了新花样，谁人的佐料更可口……而这时候，以贤惠著称的当地家庭主妇常常会悄悄地坐在一旁，耐心静听人们品头论足，好“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海丰人饮用擂茶与菜茶的风俗，始于何时虽然似乎并无“正史”记载，但它代代相传，显然已经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如今，它不仅兴盛在广东汕尾地区，而且随着当地居民的迁徙，还日益向广东、福建等其他沿海地区，乃至海外蔓延。据说，海丰籍的音乐巨匠马思聪，在病危临逝，对身边亲人喟然长叹的乃是：“可惜我再也不能回到海丰食擂茶了……”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去万卷楼看陈寿
曹雷
隔着层层时间，我和他做了同城邻居。玉屏山呵，那些往上堆砌的石梯，没有让我走出多远，就跨进了蜀汉的门槛。
读书人，独自坐在空旷里。
是这样的下午，他手持书简，没能读出声来，怕打扰了解说员在椅子上酝酿的睡意；阳光透过千年云层射过来，有了些苍凉冷清，淡淡的诗意，在周围游移，是枯草摇晃着的一片孤寂。
读书人，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栖息？
放在高处的楼，给了下面的城市几分期许，一如头上的枝形吊灯，照亮着我们客厅。放在楼中的铜像，是客厅里的亲戚，他带过来一部书，用来做了厚厚的地基，把这个城市抬举到醒目的位置。
读书人，依旧守着他的清静。
楼在高处，那里是盆地中一片矮矮的丘陵，犹如在茶几上搁置了一只小小花瓶，香气消散，就会移在视线以外，人们都在忙着眼前的生活，读书万卷，成了偶尔被提及的一种精神。当一阵阵颂词凋零后，晚秋的松风细数着身边的落叶……
就让躯壳化为青铜留下吧！他的灵魂又一次负笈远行，很快，那些浮云样波动起伏的丘陵被扔在了身后。
离开高处，他走进了深处，隐居在历史册页中，安顿在真诚怀念里。
城市苍白着脸色发出薄弱的挽留……
玉屏山，谁又来这里做秉烛搦管的读书人？谁又愿意排成队，作这些沉默寡言的石梯？
陈寿，你又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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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再读《皇帝的新装》
木人
小时候看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以下简称《新装》），以为这位丹麦的老先生是在哄幼儿园的小朋友玩呢！那么多的大人、大臣，甚至皇帝都不能、都不敢说句真话，而那小孩不就说了句大白话吗？那时，大人尤其是当大官的，在我少不经事的心灵中的地位，是挺高大、挺有尊严，甚至挺值得敬畏的。
后来，作为“老三届”的一员，经历了那场历史“浩劫”，经历了伤痕文学的反思，还知晓了曾有过以全国最具权威的报刊为代表的大放“亩产十万斤粮”的“卫星”的年代，又读起这篇童话，不由得对“安”老先生肃然起敬：嬉笑之间鞭笞官场丑陋入木三分，诙谐之语揭露人性弱点令人汗颜。虽然《新装》里的大人、官员们和当代中国大人、官员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尽一样，前者是怕人说“愚蠢”、说“不称职”才不敢说真话，后者是怕被人扣“右倾”、组织观念不强的帽子而说假话，但这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则是一样的（当然，那种特殊年代、特殊感情下的以非为是，则另当别论）。
再后来，经历了改革开放一系列社会变迁，整个社会确实越来越现代化，社会文化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但稍作观察，社会上仍不乏大大小小的《新装》现象。现在再看《新装》，心里对“安”老先生这篇童话的生命力之强确实深感赞叹。几年前，山西省某个地区耗费资金两亿多、党政领导前呼后拥参观、新闻媒体大加宣传、历经三年多才东窗事发的“假渗灌工程”也是一典型的《新装》现象，《山西青年报》一位记者，就是那一个敢说“皇帝什么也没穿”的“天真小孩”，而当地那么多的官员，也都成了“安”老先生笔下人物的再现。令人费解、令人遗憾、令人发指的是，这个说了小孩“天真的声音”的记者，换来的是牢狱之灾。这个现代“天真小孩”的后果，是世界童话大家安徒生的智力、想象力所不及的，否则，其童话的思想性也许能更深刻、更锐利一些。
细细琢磨起来，社会现实中的《新装》现象比童话里的《新装》故事则更为复杂、更为险恶。因为童话毕竟是童话，现实毕竟是现实。《新装》里只是构造了两个驾驭皇帝和众大人、大官们的骗子，皇帝及大人、官员们也只是怕别人说“愚蠢”、“不称职”。而社会现实悬在某些大人、官员们头上的则往往是掌握官场升降、举家祸福、命运前途以至生死悠关的大大小小的“权杖”。“文革”就有一些人因说真话而遭遇厄运，有的还相当典型。
大人、官员们自然是因为私心、面子、官位而不敢、而未能说孩子都能说的“天真的声音”，但如果敢说真话的人没遭受不应有的厄运，再如果他们因为说了“天真的声音”而得到褒奖的话，那么，中国大地上就会少了许多类似童话里光着身子招摇过市的大大小小的“皇帝”，而得益的则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的芸芸众生。
提倡讲真话，坚持讲真话，仍然是我们今天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老乡们，咱回家
厉彦林
都说人往高处走，
咱走进城里算是走到了头。
举杯邀明月，
尖尖的扁月勾乡愁。
聚会闹市小酒楼，
点几碟小咸菜，
痛痛快快喝上几盅酒，
掏心窝的话儿，
顺着方言往外流。
我不服城里的水土，
俺烦拥挤的汽车和高楼；
我住够工棚和简易旅馆，
俺讨厌不讲理的瘦老板；
我不习惯说话嘴上加门栓，
俺反感城里人怀疑咱的眼。
你敬我劝，
半醒半醉扎不住口。
我惦记满头灰发的爹娘，
俺朝思暮想快过门的二妞；
我盼着亲亲狗蛋和他娘，
俺想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
我留恋山清水秀的老家，
俺舍不下庄稼人的实诚憨厚。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咱喝过几年墨汁儿，
长着一双勤快手，
使出这浑身的劲，
不信穷日子没个头。
老乡，咱干了这杯烈性酒，
拎起行李卷儿，
借着月光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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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镜天飞雪寒（中国画）
马学鹏是辽宁省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为沈阳画院名誉院长。马学鹏先生从事中国画创作近五十春秋，其画风严谨古朴，粗犷沉雄。多年来马学鹏致力于在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强化色彩的表现力，以豪放的浓墨重彩挥写白山黑水，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开拓关东画风。
关东画家马学鹏画展开幕及画集首发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和杨汝岱、王文元等一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广场燕语
冷冰鑫
天公作美，近年来，处在西北的兰州地区雨水特别充沛，街道两旁绿树的叶片饱满得似乎能渗出水来，连树的松针都圆鼓鼓、水灵灵，绿得发亮。
一日清晨，我到火车站送客，只见车站广场两侧的花园在天水地泉的滋润下，风景独好，绿的绿，红的红，白的白，赏目极了。两块绿地占地各数亩，像两块硕大的肺叶，把空气过滤得清新爽人。行走之间，忽有两只贴地疾飞的燕子从我眼前掠过，把我的目光牵向碧霄。这无意间的一瞥，使我又惊又喜，原来天空中有几百只燕子在盘旋飞舞，时而奔东，时而朝西，时而往南，时而向北，把雨后初晴的蓝天点缀得生动异常。
久违了，燕子！我每天乘车上下班，穿行在楼厦的森林和牌匾峡谷间，只是习惯性地侧目浏览一下街头那千篇一律的车流和人流，除去风雨和阳光，很少能直接感受到大自然的清新气息。今天在闹市区的车站广场居然和燕子重逢，看到这么多飞翔着的小天使，翩舞着的小精灵，怎不叫人惊喜有加呢？
记得那是1958年，“除四害”运动搞得如火如荼，可怜的小麻雀也被划入“四害”之列。
有一天，全市总动员，院子里、街道中、房顶上、广场间，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人，大家敲脸盆、挥扫帚、摇竹竿，同仇敌忾地大声呼喊着，驱赶得麻雀无处落脚，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飞，直到精疲力竭……
有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可爱的小燕子和一切飞鸟都不幸地成为麻雀的殉葬品，城市屋檐下的燕窝自然也燕去巢空。从此以后，天空消失了流动的音符，陷入无边的沉寂。人们只能见到笼中的鸟儿，视野里再也见不到任何飞禽的踪影。于是，人们开始怀念虽被平反但却去向不明的麻雀，怀念无辜株连的燕子，怀念吉庆祥瑞的喜鹊，甚至连噪晚的乌鸦、夜飞的蝙蝠都怀念起来……
由于长期见不到燕子的活体，小孩子们根本不知燕为何物。当我为心爱的孙儿教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的时候，孙儿竟然天真地问我：“小燕子是什么？小燕子是鸽子吗？”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计前嫌的麻雀们高唱着生命之歌，扑闪翅膀率先飞回。听到那叽叽喳喳的叫声，兰州人像欣赏天音仙乐一样快慰。“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戏歌，一时间成为最流行的歌曲。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今天邂逅燕群，真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失去的东西，人们愈发视其宝贵；而一旦失而复得，则倍加珍爱。我的目光追随着在广场四周上下翩飞的燕群，呢喃燕语唤起我许多美好的回忆：燕子报春、燕子衔泥、燕子垒窝、燕子捉蚊、燕子穿柳、燕子点水……燕子是人类的朋友，是一种有灵性的益鸟，不期然间与其幸会，比偶遇故交、乍逢老友还令人高兴！
燕语声声，听得我如醉如痴，我不由自主地从心底发出了祝福———为燕子，为鸟类，也为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