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视点
2003：在危机中前行
黄晴
2003年，国际事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危机频生，而且仍处在一种流动和不确定的发展态势中。
伊拉克战争是今年内的第一件大事。居世界超强地位的美国和遭受十多年制裁的伊拉克动手过招，胜负之数在预料之中。但事态发展也如很多人的预料，美国在伊拉克军事取胜易，社会善后难。当美军成为占领军，背上社会管理的包袱时，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组织起来的反抗势力反而日趋活跃。文明的差异和道义的缺失使美国难于在伊拉克争取人心，找到真正的支持者。高技术在原始的作战方式前反倒无用武之地。今后伊拉克事态如何发展，让人很难测度。对美国而言，按美国模式改造伊拉克，内外制约条件太多，似乎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用肢解方式让伊拉克“无害化”，恐怕阿拉伯世界会有强烈反应，土耳其也要介入，实际结果有可能是“战国化”，还是免不了一个“乱”字。进退维谷，留走两难，这多少将是美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处境。
伊拉克战争引发了美英与法德的公开矛盾，这也是今年内的一大事态。有人说，今年的大西洋“变宽了”。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基本价值、政治经济模式上是大同小异的，但也存在理念之争、模式之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有共同点，也有分歧。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的主要歧异在于对当前的国际事务有着不同的理念，美国倾向单边主义，欧洲倾向多边主义，美国希望美国价值放之四海，欧洲主张尊重多元文明的现实。此外，冷战之后，欧洲自主意识的增强也是这次美欧矛盾公开化的一个原因。
朝鲜和伊朗核问题是今年国际事务的又一个热点。核问题关系全人类的命运，必须慎重对待，求得一个控制机制和最终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国际共识。与此同时，核问题又涉及相关国家的安全忧虑，必须合理地统筹解决。尽管这方面的矛盾很深、分歧难弭，但人们还是高兴地看到，有关各方都希望通过政治外交方式解决问题，谈判渠道重新开通。
在世界经济方面，今年世贸组织谈判搁浅，坎昆会议无果而终。另一方面，区域性和双边的经贸合作和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却势头加强。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继续发展，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在扩展，亚洲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开始起步，例如，中国和东盟已确定了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性贸易体制完全建成之前，或许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制度建设过程。
2003年，世界频生的危机考验着国际社会、相关国家和政治家的危机处置能力。正如有人指出，汉语中“危机”一词含有危险与机遇的双重含义，或许，政治智慧和能力的体现就是把前者化为后者。今年内的许多重大国际危机迄今尚未终结，积年的死结未解，新生的问题浮出，但纵观历史，人类不正是在不断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艰难前行吗？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
前不久，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基金会联合举办的2003年国际形势研讨会上，来自国内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就一年来的国际形势发展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期《国际周刊》除署名评论外，选编了本次研讨会的一些内容，其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文中作者名单如下：杨福昌中国中东学会会长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潘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华东师大亚欧研究中心主任王宪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程瑞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前高级顾问陶炳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李长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大国关系：稳定中有分歧
杨福昌：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一方面国际形势总体缓和、稳定，大国之间改变了原有的对抗局面，特别是“9·11”事件为大国之间的合作反恐提供了一个契机，美俄之间、中美之间关系都有所改善，美欧之间虽然在伊拉克等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是基本框架仍然没有大的改变，大国关系基本呈现出总体稳定的特点。
美俄：非敌非友
冯绍雷：美俄关系是判断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格局走向和国际社会态势的关键问题之一。
伊战后美俄关系的总特点：其一，实力非均衡态势；其二，俄在对美战略策略中推行一条边缘路线。
伊战后，美俄关系总的特点是：第一，实力非均衡态势，大体上各自对力量对比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第二，对各自的外交政策也因此而呈现出对应的特征，俄在对美战略策略中推行一条边缘路线。所谓边缘路线的要点是，首先是随主流，但始终是保持距离，对不利自己的来自主流方面的任何偏差进行牵制；同时随机应变，在大国关系中进行“寻租”，以此确立相对弱势前提下的特定地位。
上述特点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俄关系调整中。尽管俄与法、德国在伊拉克战争前后都对美进行了有力的抵制，但鉴于它们的不同表现，美国采取了“惩治法国、忽略德国、宽容俄罗斯”的政策进行分化。特别是对俄最为关注的车臣问题，进一步给予了支持。而普京则在伊拉克战争后支持美英首议的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同意不单独处理俄与伊拉克债务问题，冻结俄伊之间关于开采伊拉克石油的协议，表现了一定的合作态度。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美俄关系中的基础未变，存在着合作的潜力。但需要看到的是，两国的突出问题是合作机制远未全面形成，合作理念也缺乏足够的认同，而且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体现。
王宪举：今年俄美“非敌非友”的关系仍然以缓和为主，但是相互之间的矛盾在增长，裂缝在扩大。
今年俄美关系表面上保持平静和稳定，各种来往比较活跃。但是，良好的气氛并不能掩盖俄美关系中不断增大的裂痕，它们的矛盾在增长。俄罗斯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把俄美关系框定在“不是敌人，但也不是盟友”的位置上。俄美关系中问题和麻烦增多，利益碰撞加剧。
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思维、单边主义的做法以及遏制俄罗斯发展的战略，与俄罗斯振兴经济、恢复大国地位和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背道而驰。就目前而言，俄美在反恐、防止核扩散、打击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经济、贸易、科技特别是航天等领域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大于双方的分歧和竞争，俄罗斯尽量避免在安全利益上与美国“迎头相撞”，但从长远看，俄美相互争夺的一面可能要大于相互借重的一面。
欧美：渐行渐远
阮宗泽：大西洋联盟的分裂是伊拉克战争的遗产之一。冷战结束后，欧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双方在世界新秩序的设想等问题上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盟追求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美国不满。欧美还相互指责对方应当为徘徊不前的中东和平进程承担责任。对所面临的全球问题也没有一致看法。
美国对欧盟的联合从乐观其成转为戒心重重。美欧矛盾的实质是欧洲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将扮演何种作用。
美国对欧盟的联合从乐观其成转为戒心重重。冷战时期，美国支持欧盟联合，为的是共同对付苏联，现在则担心，欧洲的联合将损害自身的利益。自冷战结束以来，欧盟尤其是其一体化的进程便成了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一个障碍。而欧洲方面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单极战略使欧洲感觉威胁到自身的利益。欧盟经过半个世纪的整合，其实力大大增强，更加自信，对美国的独立倾向在一步步发展。伊战可以说是新欧盟更加坚定走联合之路的催化剂。
美欧矛盾激化反映出冷战后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演变，其实质是欧洲在未来世界舞台上应当扮演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
新老欧洲的争论还将延续下去。伊战不仅造成了大西洋两岸的分裂，也造成了北约和欧盟的分裂。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依赖正从传统的西欧转向中东欧国家。当然，欧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价值观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的联系和共同利益，这对关系仍具有相当的韧性。
中美：并非敌人
王缉思：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好于任何时候。
美国同欧洲、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紧张，中国暂时不是美国的战略敌人。
“9·11”后，美国把中国从防范对象名单上拿下，中美关系得到改善。美国同欧洲、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紧张，认为中国暂时不是美国的战略敌人。
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有共识，中国是在帮忙。中国在崛起，中国的市场逐渐扩大，贸易增加，对美国很有影响。两国间各个层次的交流、接触增多，并走向了制度化。同时，中国外交逐渐走向成熟，国际形象改善了很多。
但是应该看到，两国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警惕和防范的态度，建立战略互信为时尚早。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两手，“反对台独”只是策略，在军事上却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在经贸问题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明年美国大选，就业上不去，中美贸易摩擦就难免。
中美双方还应加强多边、双边战略对话和沟通。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使美国说不支持他国承认台独，不支持和反对台独固定化；与美国探讨东北亚区域的和平机制如何建立；中美军方的关系刚刚恢复，还没有涉及实质问题；对美国国会和媒体如何进行更有效的工作，问题在于资源没有有效结合，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事。
中印：有所突破
程瑞声：中印关系在今年有较大的改善，颇引世人瞩目。今年6月22日至27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两国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双方并签署了其他一些合作文件。这次访问取得的重大成果在于，双方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从而为不断增进相互信任和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而且在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方面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从而增加了两国人民对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的信心。
印度决策层就印度对华政策进行了新的思考，适时作了重大调整。
多年来，“中国威胁论”一直是困扰中印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在印度，“中国威胁论”的幽灵时隐时现，少数人对中国怀有相当程度的疑虑。
随着中印两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交流的加强和两国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增进，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的市场愈来愈小。印度决策层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任何建立在以中国威胁为前提的政策构想不仅将大量消耗印度宝贵的资源，而且迟早也会对中国的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决策层就印度对华政策进行了新的思考，适时作了重大调整。在瓦杰帕伊访华后，情况在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据报道，印度国防部正在制定一项国防远景规划。在规划草案中，印度国防部高级官员认为，中国在未来15年内忙于经济建设，不可能在军事上对印度构成威胁。
中印两国在历史遗留问题上也有了新的突破。过去，在两国的联合公报中，印方只承认西藏是中国的自治区，而不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在西藏归属问题上采取了暧昧的立场。在瓦杰帕伊访华期间，印方首次在《宣言》中明确表示“印方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印方在《宣言》中表达的立场比过去前进了一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关于边界问题，中印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这表明双方已决心加快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的过程。
亚太：大国角力
陆忠伟：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进行了新的调整。
美国的亚太外交突出“反恐防扩”，通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驻军调整，有力补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与战略地位。
概括而言，美国的亚太外交突出“反恐防扩”，通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以及驻军调整，空前有力地补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与战略地位。反恐战争以后，美国的东亚战略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有意让韩国基地日本化，让日本负担起更多责任，扮演更大的战略角色或更完全的朋友。并推动日本加快研发与部署地区导弹防御系统，欲在日本设置东北亚司令部，以实现战略资产的升值。
在东南亚，美欲把泰、菲提升为美的“非北约盟国”，使之可与日、韩、澳等传统盟国一起，在美对外援助、防务合作、军事采购和情报分享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为在东亚顺利推行“反恐防扩”战略，美把稳定南亚作为其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军事、外交、经援等各种方式，扩大对该地区的影响。
俄罗斯在太平洋沿线构筑了立体外交工事：全方位对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能源和经贸合作为主的对日经济外交；突出军事技术和安全合作的对印外交；在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平衡外交；旨在缓和与国内穆斯林关系的对印尼、马来西亚的外交等等。
印度外交新思想以重新安排印美、印俄、印中、印巴、印日、印亚（东盟）关系为发力点，构建大国战略新平台。其中突出的是构建与地区内主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特别是以海上通道安全、海上搜救为名展开了一系列双边军事演习，逐渐使印度海上力量从太平洋的观众变为战略角色。（附图片）
1、图下左边牌子英文意为“阿富汗”，右边牌子英文意为“伊拉克”。
（原载《国际先驱论坛报》）
2、继阿富汗边境的7个难民接待中心因安全原因关闭之后，上周联合国难民署又宣布暂停援助从巴基斯坦回国的阿富汗难民。图为喀布尔一难民营中一个小男孩围着毛线围巾御寒。（新华社记者 王雷摄）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周边力量重新洗牌
陆忠伟：“9·11”是冷战后国际关系中一次划时代事件。此后围绕反恐战争的外交、政治较量或周旋，远远大于军事行动本身，以致伊拉克问题成为国际外交折冲的大舞台。中国周边的力量组合与区域安全态势的变动，显然是这一战略格局的投影。
从国际关系态势的变动看，伊战影响主要有三：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变窄了；欧亚大陆更高了。
从国际关系态势的变动看，伊战影响主要有三：大西洋变宽了；太平洋变窄了；欧亚大陆更高了。尽管这“两洋一带”分区而言是个局部，但它也折射出两岸关系及欧亚大陆地缘战略连动性的加强。
大西洋两岸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战略文化”不同造成的：在前苏联崩溃，共同威胁不复存在之后，美国考虑的是安全，欧洲考虑的是和平。现在到了缔造新的大西洋联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力量的再组合。
太平洋两岸关系，明显地表现在双边、三边、多边关系几个层面：中美、日美、中日、中韩关系等多对双边关系的内涵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呼之欲出的多个三角关系：中美日、中日俄、中印俄、中美印、美日澳、美俄中、俄日印关系等等。
作为多边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9·11”两年多来，在国际反恐、防扩散的背景下，亚太经合组织的安全合作功能相对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主战场的东移（南亚、东南亚），另一方面，亦是太平洋两岸安全合作靠近的投影。
中国周边地区力量的重新洗牌与组合，实际上是安全与经济领域“老基地”与“新平台”的关系，该地区主要国家的安全思想、经济合作观念及外交着力点都在发生变化。
首先，东亚经济合作出现新发展势头，各股力量齐头并进，以东南亚、东北亚两大经济板块为主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在地缘经济合力增加的同时，区域经济态势更趋复杂。美国迅速采取双边形式，以安全加市场的两块诱饵，加快对东亚经济的介入。中国以合作与共富的观念，消弭经济威胁论，与东盟加快谈判步伐，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提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构想。日本在经济上，以新加坡为突破口，然后再与泰、菲等东盟的老五国经贸联姻。此外，还决定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印度积极地东看太平洋，深化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往来。在今年巴厘岛峰会上，印度与东盟领导人实现了会晤，第四个“10＋1”机制悄然启动。上述经济领域的“入亚”大势，是各国拓宽经济腹地、增大竞争力的跳台。
其次，中国周边恐怖活动蔓延，我国西部疆域之外，存在克什米尔、阿富汗及费尔干纳盆地等三大恐怖活动基地，中亚、南亚、东南亚成为恐怖主义沃土，我国周边地区有可能成为一条高危恐怖动荡地带。从地缘战略角度看，恐怖活动重灾区又是经典陆权理论做描述的欧亚板块的结合部，因而，反恐战争也是一种重大的地缘战略行为，势将加速地缘政治新棋局的形成。
地区安全形势动荡，一方面为大国联手反恐打造了新的合作平台。各大力量安全战略因恐调整、外交政策以恐划线；走合作之路、谋共同利益，国际关系为之调整。另一方面，美为加快实施改造伊斯兰战略，可能更多地将反恐重心移向此地，要求更多国家与之搞军事合作。
陶炳蔚：“9·11”后，国际社会新安全观的确立，东北亚形势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有关各国，尤其是中美俄日四大国之间，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多角关系，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历史、领土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但总体而言，却是战后以来的较好时期。
半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和安全的晴雨表。当前朝核问题的解决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它还可能引发本地区军备竞赛，尤其是给日本走向军事大国以口实。所以，今后一个时期，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进程。到目前阶段，由于朝美双方相互做出了让步，可以说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区域合作渐入佳境
李长久：在全球经济合作和世界贸易谈判遇到重重困难的形势下，区域合作和贸易谈判进程大大加快。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2年底，全球已累计签署255个区域贸易协定，其中90％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已有170多个区域贸易协定生效。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是墨西哥、智利等拉美国家和欧洲国家，最少的是日本、中国等东亚国家。
全球经济合作与世界贸易安排是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已达146个，大大推动了世界贸易和经济发展。但是，国际规则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他们在执行已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凡对发达国家有利的就积极推动实施，而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则极力推延甚至阻挠。今年9月世贸组织在墨西哥的坎昆谈判破裂，是4年来该组织多边谈判的第二次破裂。
地区化和全球化都是客观趋势，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库特纳所说：地区主义可能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有力的推动。地区内实行自由贸易和地区间实行管理贸易，可能是通向世界自由贸易漫长道路的一个阶段。从国别经济一下子跨一大步到世界经济，步子太大，可能难以跨越，有必要先采取一些较小的中间步骤，准贸易集团与有关的贸易自由结合，可能正是必要的中间步骤。
杨福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也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国内政治及国际事务中采取不同立场。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利益各异，往往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一些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地区性组织兴起，联合自强趋势增强。地区性组织由于熟悉地区情况，采取了不少维护权利、推动社会发展的举措。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及其作用似已超过了曾发挥过巨大作用的全球性组织，如在冷战期间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潘光：2003年中国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挑战；二、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第一，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范围，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努力在周边营造一个中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多边合作带”。现在北方和西北方周边已有稳步迈进的上海合作组织，南方和东南方周边则有十分活跃的中国与东盟合作机制，如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基础上促成东北亚多边合作机制，在改善中印关系的有利形势下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多边合作，则将为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周边环境。
第二，不仅要从双边角度，而且要以全球战略合作来促进中国与其它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历史经验证明，就中美关系谈中美关系，双方往往在台湾、人权、贸易等问题上陷入僵局，而以全球战略合作来促进中美关系，则效果要好的多。
第三，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必要时应给予力所能及的经济、文化援助。这里可分五个层次：一是特别要注意在反恐大局中加强与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主流力量的合作；二是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安全、经济合作，应特别重视发展中蒙关系；三是在保持中印关系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不忘巩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传统友谊和合作关系；四是继续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全面合作关系；五是促进中国与其它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杨福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对中国十分重要。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三个主要方面是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已由冷战期间的政治和战略中间地带转为当前政治上的重要区域，仍是各大国关注和争取的对象，重要目标就是资源和市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有着良好的基础。一直支持它们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在许多问题上，与我们存在着共同和相似的立场和观点，是我与大国周旋的战略纵深和支撑，也是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同路人。因此，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应是我外交上要花力量做好的一项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