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开放市场 拍卖国企 改进税制……
全面推进的举措
主持人语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第二届国际问题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就拉美经济改革、发展及对发展中国家有何启示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们请与会学者苏振兴、江时学和吴国平撰文，简要地介绍本次论坛的主要观点，供读者参考。
拉丁美洲有33个国家，总人口5.2亿，国民收入约1.9万亿美元。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这片辽阔而丰饶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浪潮。这一改革进程不仅在拉美的经济发展史上是空前的，而且改革带来的效应也令世人所瞩目。尽管拉美各国推进改革的时间和步骤略有不同，但是，改革的措施和遇到的困难却都颇为相似，并相互影响，由此形成了拉美独特的改革之路。
拉美国家这些年来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一、开放市场，实施贸易自由化。拉美国家在将近半个世纪中，曾通过国家的扶持和参与、采取保护国内市场等手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拉美国家为了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步伐，开始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平均关税从改革前的40％以上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此外，拉美国家还降低了非关税壁垒，基本上取消了用行政手段控制进口的做法。
二、开放经济，放宽对外资的限制。拉美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发展经济，将原先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生产领域向国内外资本开放，使外资的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申报和东道国政府审批过程中的行政程序也更加简化。此外，拉美国家还通过提高跨国企业利润汇出的额度和允许外资参与收购国有企业等方式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三、拍卖国有企业，强化市场经济。为了扭转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和效益低下的局面，同时也为了使政府不再直接干预和参与生产性活动，拉美国家普遍对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拍卖，即采用竞争性的招标程序，把企业直接出卖给私人投资者；出售控股权，即将政府原先控制的企业股份拍卖给私人资本，通过控股权的转移实行企业的私有化管理；转让或租赁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即私人公司通过竞标，出资购买或租赁国有企业（一般是国有铁路、港口、公路）的经营权，经营权通常为15—30年。
四、改进税制，加强征管。改革前的拉美国家税制存在许多不合理性，一方面，高税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了居民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各种免税优惠、税法漏洞和税收管理的混乱和软弱也为逃税偷税者提供了机会，政府无法通过税收的杠杆作用促进投资或发展经济。拉美税制改革的方向是在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使税制简化和统一，同时又能加强税务监管，提高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
五、促进金融体制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改革前，拉美国家的金融体系受政府垄断的程度很高，金融体制高度分割，“金融压抑”司空见惯，银行效率低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国家加快了金融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重点是：降低政府在配置银行信贷方面的作用；最大限度地放开存款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这些改革措施使拉美的金融体制朝着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和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这两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六、调整劳工制度，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前，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有力干预，加之工会组织很强的“战斗性”，拉美国家的劳工制度具有强烈的“刚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开始进行劳工制度改革。改革的重点是促进劳工自主谈判工资、减少企业解雇员工的成本和简化招聘临时工的程序，使雇员和雇主的关系更加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七、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前拉美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小，效率低下，收支失衡严重。智利率先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了一个以“个人资本化账户”为基础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并发挥私人部门在养老金管理中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储蓄率和维系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创造了条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仿效智利的做法，对本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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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自由主义影响严重 “不协调综合征”加剧……
具体鲜明的特点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既不同于中欧国家和非洲地区，也不同于东南亚国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改革进程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智利于1973年率先进行改革，根据货币主义理论重塑经济。此后，西方国家的一些学者纷纷发表文章，主张拉美国家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1989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威廉姆斯执笔的《华盛顿共识》问世，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更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
新自由主义对拉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限制了拉美经济改革的自主性。拉美国家经济确实需要改革，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却是由西方国家在拉美债务危机深重、经济全面衰退的时刻，作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而且，西方国家要求众多的拉美国家都按《华盛顿共识》这个惟一的处方实行改革。这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是强加于人的。其次，在改革与发展关系上误导拉美。新自由主义者对于经济改革、对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都避而不谈。这样就形成一种舆论误导，似乎只要进行改革，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就会自动出现；改革的步伐越快，经济繁荣就来得越早。再次，在国家与市场关系上误导拉美。拉美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因国家宏观调控不到位而发生问题的例子多得很。最典型的就是，有些国家曾一度以“自由化”、“私有化”和“非调控化”进行得快速、彻底而出名，受到西方舆论的赞誉，而这些国家后来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因此，使许多人认为在所谓市场改革中受到欺骗。
第二，改革进程充满了“不协调综合征”。综观最近20多年来世界各类国家的经济改革，似乎普遍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现象。从理论上讲，经济改革就是要消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因此，经济改革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与实现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根本目标的一致性并不能排除改革与发展在阶段性目标上的不协调性，或者改革举措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性。例如，市场开放从长远讲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但如果开放的步子过快过急，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目的。又如，金融自由化有利于消除“金融压抑”，但也很可能造成利率上升，或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如此等等。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类不协调现象如果是个别性的，比较容易纠正；如果是大量发生，就会出现所谓“不协调综合征”。显然，拉美国家这种“不协调综合征”具有普遍性。
第三，改革的“社会成本”很大。改革开放是经济领域中的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必然会对整个社会中各个阶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拉美国家的民众是支持改革开放的，然而，由于一些改革措施的力度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力，因此游行和示威此伏彼起，有时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委内瑞拉或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民主行动党候选人佩雷斯再度当选总统后，过高地估计了公众对经济改革的支持程度。因此他在上台后不久就取消了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控制。这一措施使毫无心理准备的公众蒙受巨大的损失。首都加拉加斯的贫民区首先出现了示威和骚乱。这一动荡局势不断蔓延，在短时间内就扩散至全国。政府不得不用强硬手段平息暴动，数百人死亡。在1990年和1991年，加拉加斯等城市又爆发多次骚乱，其导火线都是政府取消补贴后多种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可见，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必须牢记“以人为本”，考虑到社会承受力的大小，并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来改善收入分配，否则就会使“看不见的手”变成“看不见的拳头”，加剧改革措施的副作用，进而影响改革的全局战略。
第四，改革进程伴随着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已先后爆发了三次举世瞩目的金融危机，即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拉美经常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与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就内因而言，拉美国家在实施金融自由化、开放资本项目、管理汇率制度，以及利用外资等方面，有许多失误和偏差。但这些失误和偏差是在金融全球化趋势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拉美国家在转换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没有将金融全球化拒之于门外，而是积极参与这一进程。因此，金融全球化对拉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缺陷以及国际资本的无序流动这些重要的“外因”与拉美国家的失误结合在一起，使该地区经常面临各种危机的打击。
第五，改革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拉美的改革固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改革使拉美经济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摆脱了“失去的10年”的阴影，走上了复苏之路。又如，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宏观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再如，外资开始回流，为经济复苏提供了保障。但是，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4％。无怪乎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对增长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小”，“经济增长速度和期望值相比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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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阿根廷犹如一艘航船在海上飘摇。
原载西班牙国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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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视点
走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吴志华
改革既需要理论上的指导，同时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丰富和完善理论。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一批拉美学者努力探索拉美的自身发展道路，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处于世界经济结构“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实现本国工业化，才能摆脱对“中心国家”（即发达国家）的依赖，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目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拉美国家勇敢地走上了“替代进口工业化”道路，即通过国家投资、扶持和保护的政策，大力发展民族工业，生产并替代那些长期依赖国外进口的工业品。在近半个世纪中，拉美经济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并由此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
现在，国际经济环境和拉美国内经济条件都已发生了变化，“进口替代”模式逐渐失去其活力，显现其弊端。然而，在新一轮改革中，拉美国家急于摆脱经济衰退和迫于国际债权机构的压力，全面接受和推行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忽略了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理论，这样就难免造成改革上的偏差。
首先，拉美国家本来就存在着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缺陷，盲目地实行单方面的开放和放松对国际资本流通的管制，势必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外贸结算的逆转，同时在短时间里将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削弱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拉美经济的脆弱性在改革后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相反进一步加深。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的政策主张“不完全适用”于拉美国家。
其次，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资本以及工业和科技方面的竞争优势，很容易借助“自由贸易”之风，打开拉美市场。然而，它们却迟迟不愿向拉美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取消农业补贴和各种贸易壁垒，使拉美国家在农业、轻纺、加工业等部门的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跨国企业将拉美市场看成其谋利的“金矿银山”，纷纷并购拉美国有企业和民族企业，抢占拉美市场，却不愿为解决拉美社会问题和产品出口做贡献。另外，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无国界，但是，财富却是有国界的。国际金融资本利用金融自由化和拉美急需资金、仓促开放的机会，到拉美投机淘金，使拉美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因此，面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与改革更要谨慎、稳妥，注意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拉美经济改革有其鲜明的地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渴望、困惑和艰难。现在，拉美国家正推行“对改革的再改革”，更加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探索新的改革理论，这将使拉美的经济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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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出债务危机困境，又要面对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挑战……
发人深省的启示
经过10多年的经济改革，拉美国家走出了20世纪80年代由债务危机造成的经济困境。但是，在刚刚跨入新世纪之后，拉美国家却又不得不面对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带来的严峻挑战，并为经济改革的巨大社会成本付出沉重的代价。2001年阿根廷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紧随其后乌拉圭也危机缠身，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形势的动荡。因此，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历程、特点与得失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要注意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又要避免急于求成。拉美经济改革是在债务危机造成的困难背景下进行的，在政策取舍上难免受制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债权国，同时，拉美国家又急于借助外部支持，通过经济改革来摆脱困境，因此，选择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任何急于求成的激进的做法都有可能酿成严重后果，最终影响经济改革的进程。墨西哥政府急于与美国和加拿大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一系列的开放市场、实行私有化的措施，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1994年初先是爆发了萨帕塔游击队的起义，年末又发生了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期间，阿根廷政府采取了激进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措施，并且不顾墨西哥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没有对改革政策进行任何调整，继续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仍然依靠国家干预强行维持固定的联系汇率制度，结果使得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化，1998年起陷入衰退和危机的泥潭，并导致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同时爆发。
二、作为发展中国家，拉美各国普遍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因而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对保持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阿根廷政府在强调建立“小政府、大市场”的改革过程中，过快、过急地将教育和社会方面的职能转向了市场和地方政府，结果地方政府机构人员急剧膨胀，开支增加，与联邦政府的矛盾也愈加突出。联邦政府也因职能转换而削弱了对宏观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控能力，在解决因经济危机诱发的社会动乱时显得束手无策、力不从心，最终自身也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金融安全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政府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尽管拉美国家是一个资金严重短缺的地区，对外资的需求十分强烈，然而，金融部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外资的监管职能，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对于规避风险、减少国际游资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必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先后出现3次金融危机，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都与外资大量流失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见，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监管不力，对于拉美经济改革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并直接影响到经济改革的自主权和制定政策的主动权。
四、改革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对农业的改革重视不够，农业生产日渐被“边缘化”。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政府保护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无法与拥有资金、技术等雄厚实力支持的外国农产品抗衡，同时又遇到了开放市场带来的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双重压力，其结果是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五、经济改革应与社会发展协调共进。拉美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拉美国家在加强市场化、私有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被削弱。结果城市失业率不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贫困人口增加造成社会矛盾不断恶化，严重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一些拉美国家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或放慢私有化步伐，或采取临时性措施来缓解矛盾，但是，由于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这些临时措施也难起到稳定社会的实际效果。
六、改革过程中，既要注意经济增长的速度，又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阿根廷改革初期，经济上曾取得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城市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职工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得到改善，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改革与未来的发展埋下不稳定的因素。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不能等同于经济发展，需要有社会指标来检验经济增长的质量。
七、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中，要注意保护国有资产和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从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中，极易产生各种腐败行为，从而导致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同时，拉美一些国家在推行私有化时，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妥善解决企业减员的“后遗症”，使企业转制过程中失业者和退休者与企业和政府矛盾加剧，甚至带来新的社会危机。
八、重大改革措施要经过反复论证，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利于改革的推进。巴西在经济改革中采取了较为谨慎、稳妥的做法，凡是重大的改革措施的实施，都是在国会内经过反复讨论并对相应的法律进行修改之后才推出实施，从而减少了政府人员更迭对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响，也确保了改革的平稳进行。尽管1999年巴西爆发金融危机，但社会形势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使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摆脱了危机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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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回声
国际回声
拉美的问题可能不是改革太多，而是太少了。（改革）了不起的成就是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通货膨胀、稳定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但是，拉美改革者过分相信市场经济政策可以轻易地取代原先的国家引导经济发展的政策。另外，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各个拉美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问题必须有各自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种单一的、神奇的、万能的模式根本不会起作用。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卡洛斯·洛萨达
拉美的所谓改革是失败的。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出现了复苏，但后来陷入了衰退和萧条。许多国家的萧条是前所未有的，其严重性甚至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勒茨
（拉美地区）经济政策的变化并没有像改革的赞赏者所预料的那样推动了经济的运转。虽然大多数国家在降低通货膨胀方面是成功的，但改革却使其他领域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尤其是就业问题。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奥坎波
近20年拉美国家进行了经济结构改革，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开放。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制度是拉美国家发展的基础。然而，发达国家对拉美国家的反应常常是矛盾的……对拉美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应负有一部分责任。
——智利外交部长阿尔韦亚尔
历史上拉美地区进行过多次改革，但每次改革的特点各不相同。目前的改革的基调是新自由主义，是要削减公共部门的空间。改革既有成效又有失误，阿根廷的例子充分说明拉美改革的缺陷。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顾问、经济学家弗兰奇·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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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资料库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有关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金融和企业界人士、专家学者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代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约翰·威廉姆斯认为，与会者在拉美国家经济采用和将要采用的政策上取得了共识，并根据会议精神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即：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政府开支应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改革税制，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和保护私人财产权等。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华盛顿共识》。鉴于《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地区产生的广泛影响及其招致的批评，威廉姆斯于1996年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修改和补充，从而形成新的10条。（江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