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经济专页)
专栏：
落差·差异·差距
——关于我国饭店业市场价格水平的思考
于长江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饭店业迅猛发展，在规模上和硬件建设上都可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媲美，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超越。目前北京市有星级饭店576家，其中五星级29家，四星级59家，三星级182家，二星级250家，一星级56家。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硬件设施水平高，设计完善，选材上乘，功能完备，配套齐全。然而近年来，我曾多次到欧洲、北美、南美、亚洲、大洋洲学习考察，总感到这些地方饭店的房价较之国内有很大落差，价位普遍比国内高得多。
据权威统计，2002年中国内地酒店的入住率为69％，全球排名第六位，次于中国香港（84％）、英国（74％）、新加坡（74％）、荷兰（73％）、澳大利亚（71％）。但是中国内地地区酒店业的平均房价为56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排名第16位。位于美国（128美元）、英国（104美元）、阿根廷（100美元）、墨西哥（96美元）、荷兰（94美元）、挪威（81美元）、爱尔兰（79美元）、比利时（78美元）、加拿大（77美元）、新加坡（71美元）、澳大利亚（69美元）、印度（63美元）、中国香港（62美元）、南非（61美元）、哥伦比亚（59美元）之后。在中国内地地区的酒店之中，由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所管理的酒店其客房价格又远远高于国内酒店管理公司和自行管理的酒店客房价格。以五星级酒店为例，由国际酒店管理公司所管理的中国酒店平均间夜为727元人民币，国内酒店管理公司管理的酒店价格为平均604元人民币，而自行管理的酒店价位为518元。
为什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饭店业价格水平这么低？
是饭店供给过剩而造成的吗？不是。每年来北京旅游的客人达到1亿多人次，其中外国游客约300万，近几年来北京饭店业平均出租率在65％以上，不算低，旅游旺季有些星级饭店还会供不应求。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廉而造成的吗？也不能这么讲，中国劳动力成本固然比国外要低许多，但东、西方服务方式不同，中国饭店门前、大堂、客房、多功能厅都设有迎宾人员，面对面提供服务；而欧美等国家一般不设，所以中国饭店用工多，相对的劳动力成本不少。是国内总体物价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吗？从实际情况看，并非如此。
我认为，导致国内饭店业价格水平低下的直接原因是盲目竞争、不正当竞争的结果。
中国饭店业的价格水平有两次大的滑落。第一次发生在1990年，受1989年风波的影响，外国旅游者大幅减少，而国内旅游还没有形成气候，因此为了争取客源，各饭店相继采取大幅降价的办法，结果价格拉下去了而客人未见增多。另一次发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海外游客大量下降，各饭店又一次竞相降价，造成饭店业的价位被拉得更低。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家在面临类似情况时并未采取这种盲目竞争的办法。例如：前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本国游客和外国游客均大幅减少，而美国饭店并未采取盲目降价的办法来揽客，坦率地讲，当时即使美国的饭店业降了价，旅客也不会因此增加，这是大环境使然。
那么，为何我们的饭店业容易陷入盲目竞争的怪圈，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饭店业并不采取这种做法？
首先市场竞争的理念不同。竞争是市场的基本规律，没有竞争也就没有发展，没有创造，但是竞争不是盲目的竞争，不是不正当的竞争，不是没有游戏规则的竞争。WTO成员共同遵循的“公平竞争”就是规则之一。而我们的竞争往往是不遵守游戏规律的竞争，往往是一种无序的竞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共同受损。国外的竞争是一种集团间的竞争，集团间容易达成契约，保护各自最基本的利益，而我们是千军万马的大竞争，很难形成统一的共识。国外的饭店业大体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品牌是品位，是声誉，是价值。任何一家品牌公司，都不会轻易地降低自己的价位，降价意味着掉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与发达国家饭店业价位的落差，实质上反映了二者在经营理念、经营机制、经营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与发达国家饭店业的差距。这些差距具体表现为：在经营机制上，北京乃至全国的饭店业集团化程度都不高，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在经营理念上，品牌化程度远远不够，或者说没有形成自己的、在全球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北京那么多五星、四星酒店，有几家在国际上闻名遐迩？在经营方式上，网络化的程度也远远不够，当然，网络化的概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品牌集团公司旗下的饭店有网络覆盖全球；另一方面这些公司都采用了先进的国际互联网技术。
毫无疑问，中国饭店业必须迅速实现集团化、品牌化、网络化，才能跻身于世界饭店业的前列。而实现“三化”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是体制。以北京为例，目前全市有星级饭店576家，其中外商独资饭店2家，中外合资饭店60家，民营饭店56家，而国有和国家投资的饭店458家，国有饭店要实现“三化”是很难的，必须首先解决体制问题，迅速更新经营理念、机制和方式。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中国饭店业应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跨越旧有藩篱，真正按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模式运作，特别是大力推行股份制，在体制改革上迈出新步伐，切实提高全行业的竞争力。
（作者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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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培育非农产业为基础推进城镇化
冯俊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表现形式是人口以更高的密度在某些地区相对集中，其本质是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形成非农产业经济量凝聚的区域。规模型的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需要规模型的非农产业承接。自发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难以形成规模型的非农产业的，而自发的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又是无序的，很容易引起城镇的就业、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为了促进城镇的有序发展，避免“城市病”的出现，积极地、主动地培育城镇非农产业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非农产业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依附于经济结构的逐步转化，也依附于农业劳动力向新产业转移的适宜性。
为了减轻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理想化的思路是鼓励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转移。但实际上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主要是大、中城市，究其原因，是小城镇的非农产业规模尚不足以吸纳所转移的劳动力。因此，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核心应该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非农产业，并形成规模效应，提高非农产业的积聚度，向富余的农业劳动力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从而增强吸引和容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能力。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对农业劳动力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很长的时期内主要是流向第二产业，直到上世纪末，这一态势才有所改善。事实上，由于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素质要求比较高，而农业富余劳动力又缺乏必要的教育和技术培训，在现代化的第二产业中寻求就业机会是相当困难的。随着第二产业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产业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空间会变得更加有限。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农业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需要。
小城镇因其与农业区域联系密切的地域特点，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和农业服务业，应当是其发展非农产业的首选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既适于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较快就业，又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半径相对缩小，既可减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又能更直接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
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资本积累是构筑非农产业规模的重要条件。由于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其资本收益率高于小城镇，导致资本更大规模地向大、中城市集中，这就加剧了小城镇非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困难。一方面是小城镇财政的劣势，另一方面是农业富余劳动力两手空空向城镇流动，在缺乏资本基础的情况下，小城镇非农产业的培育确实很难形成规模。而在城市产业资本尚处于未饱和状态的条件下，鼓励资本向小城镇流动也是一个缺乏动因的、不现实的想法。因此，必须在农业富余劳动力流动这一基本动因的基础上，发掘规模化的非农产业培育的资本积聚动能。
要实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可靠转移，基本的条件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如果缺乏这样的基本条件，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将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作为最后保障的原有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样既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发展，也会使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处于不稳定的松散结构状态。
城镇化的物质表现形式是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而目前实现这一转化的惟一途径是国家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之转化为国有土地。在这一途径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尚不足以构成其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资本积累。如果设想另外一种途径，在城镇的建设用地扩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小城镇的建设中，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留其土地的所有权，按照城镇规划完成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的转化，并且在资本意义上实现其土地的所有权，以土地资本为基础从事非农产业，使农业富余劳动力从简单地依靠劳动力走向资本、劳动力兼有的就业转化。这就既可以满足富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初始资本积累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农民通过土地获得基本保障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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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
辛仁周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信息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
第一，推进信息化是解决当前农业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有效手段。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大台阶，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约束转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我国人均耕地少，农产品商品率低，在扩大对外开放条件下，国内农产品市场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农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增大。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要求的反映，也与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水平低，农民因市场信息不畅对国内外农产品需求变化了解不多，不能适时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密切相关。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信息化，这有利于广大农民方便快捷地了解国内外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结构，发展特色产业，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近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通过推进信息化和利用互联网等手段，为本地农产品找到了销路，有的还进入国际市场，大幅度增加了农民收入。
第二，推进信息化是建立现代农业的客观要求。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史，各国建设现代农业的进程都与时代紧密相关，成功的范例都是吸收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结果，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是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以微电子、软件、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是迄今为止发展最快、渗透性最强、应用最广泛的先进技术。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对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革命性的推动作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落后，生产经营比较粗放，建设现代农业，就必须紧紧抓住和用好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紧跟世界信息技术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大力推进信息化。
第三，推进信息化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科技含量不高、经济效益低下，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农村地区环境污染比较严重，农村就业问题突出，迫切需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通过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经济效益，减少农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占用，保护生态环境。推进信息化对促进调整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等方面的作用，有利于拓展农村经济增长空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决农村就业不充分问题。
第四，推进信息化是加快农村小康建设的关键措施。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措施加快农村小康建设。目前出现的城乡信息化水平扩大的趋势，既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反映，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发展不平衡，增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度，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信息化不仅有利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通过计算机辅助教学与多媒体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和虚拟现实教育等手段，可以使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验条件等优质教育资源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共享，极大地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和建设农村疾病防控信息系统，以及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等工程，能够极大地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丰富农民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为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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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化经济环境，减轻纳税人负担，最近，河南郑州市地税局对日常检查的涉税案件采取调账检查方式，并提前向纳税人送达税务检查告知卡等材料，大大方便了纳税人。图为稽查人员正在对调取的账簿进行检查。邱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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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接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
黑龙江实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本报哈尔滨11月22日电 记者汪波报道：今年以来，黑龙江组织实施了多种形式的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努力解决农业信息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实打实地让农民从信息中得到实惠。
黑龙江从年初开始采取微机联网、电视机顶盒、信息接收机、无线传呼机、手机等方式，把农业信息网延伸到村屯。牡丹江、伊春、绥化等市开展了以电视机顶盒为主要手段的信息“村村通”工程；哈尔滨为400个村配备微机，实现了联网；大庆采取农信机实现信息进村入户。
各地还加大了信息资源开发力度，丰富农业信息。全省增加了50个主要农产品产区专业信息采集点。黑龙江农业信息网访问人数已达到100多万人次，网上发布各类农业信息80万条。目前，全省农业信息入村率已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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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县努力挖掘民族旅游资源，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该县壮锦厂生产的壮锦系列产品畅销区内外，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图为技术人员在检查产品质量。赵京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