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专访 关注开发区整顿（上）
开发园区过多过滥后患无穷
本报记者 傅昌波
开发园区应具备四个基本要素
记者：开发园区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当初国家设立开发园区的目的是什么？您认为开发园区应当具备哪些基本要素？
高国力（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博士）：我国当时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是为了把开发区发展成为产业聚集的载体、对外开放的窗口、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和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国家对开发区的基本要求是“三为主、一致力”，即以工业为主、以出口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发区的类型逐步增加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多种类型。我认为，开发园区应具备以下基本要素：其一，区位优越，靠近交通要道、海岸或机场等，有利于货物的进出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利于降低成本；其二，产业要具备规模，企业间相互关联配套，可共享信息、市场、技术、人才等要素，能形成产业的集约型增长机制；其三，具备科学的功能分区，规划合理，空间布局科学，各类产业间可以优势互补；其四，行政管理机制灵活高效，审批程序简单，具备体制和机制优势。
目前全国有开发区3837家，经国务院批准的仅232家，省级批准的1019家，“镇镇建区、乡乡办园”严重偏离初衷
记者：看来，设立开发区的初衷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事实上，当前开发园区却存在诸多问题。您认为哪些是共性问题？
高国力：这一初衷是在执行中变了味儿。当前各地开发园区存在的共性问题有：数量多、等级杂，土地等资源浪费严重，产业规模和技术层次偏低，过多依赖优惠政策，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等等。
记者：在我国已成为WTO成员的今天，开发园区还有没有优势？是不是“落伍”了？
高国力：问题不少，但不能说是“落伍”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国务院规定批准兴办的开发区在改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经济等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但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擅自批准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类开发区（包括园区、度假区等）导致开发区过多过滥，明显超出了实际需要，严重偏离了节省建设资金和土地资源的兴办初衷，已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清理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开发园区的作用。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各类开发区3837家，其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有1019家。许多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圈地搞开发园区，有的市、县甚至“镇镇建区、乡乡办园”。开发园区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有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或“商贸开发区”的，也有叫“工业园”、“创业园”、“软件园”或“环保产业园”的，还有称“大学城”、“影视城”的。
滥建开发园区，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国家土地收益流失
记者：据10个省市的统计，在458.1万亩园区实际用地中，未经依法批准的用地就达到314.6万亩，占68.7％。据您了解，一些地方盲目建设开发园区过程中存在哪些违规用地行为？
高国力：主要有非法占用、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绕过审批权限规定“零批整用”、随意更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越权出台土地优惠政策、违规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等。
比如，1998年我国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市、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只负责在获得国家或省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的土地上进行项目用地的分配，一些开发园区就划小土地面积分次上报，绕过国务院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最终达到其圈地建园区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先有项目，再批用地，一些开发区就采用虚报工业项目的形式获得用地额度，然后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上马容易吸引投资的非生产性项目。
记者：这种政府主导的违法圈地行为的主要危害是什么？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高先生提到的政府违法、违规行为的危害很大，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尊严，危及国家土地管理秩序。如果政府为建开发园区可以违法占地，依法行政将无从谈起，也无法要求广大群众依法用地。
不少开发区在土地出让、税费收取和环境评估等方面出台种种优惠政策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少措施甚至直接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这些违法违规的园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大的随意性，而这种随意性使得权力寻租成为可能，成为滋生腐败行为的温床。
高国力：我再补充几点具体的、直接的危害。乱建开发园区还导致土地出让金等巨额国家土地收益流失。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违规土地出让、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可达上百亿元人民币；目前全国城镇有偿出让的土地中，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仍非多数，更多土地是被以较低的价格协议出让。有的地方开发园区的土地出让金大大低于成本价，财政经费被用来补贴的土地开发成本，不仅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还给当地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
开发区过多过滥导致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巨额资金积压；一些开发园区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严重冲击房地产市场
记者：现在不少开发区都打着“高新技术”的招牌，实际情况怎样呢？盲目建开发区会对经济产生哪些不良影响？
陆建华：的确，“高新技术”是常用的招牌。根据原国家科委制订的分类标准，高新技术产业共有11个领域，但目前全国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却只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五六个领域。有关部门曾对全国高新区3990种产品进行统计，微电子和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就占32.3％，产业结构雷同很明显。由于不少地方不顾实际情况盲目上马开发园区，已经造成巨额资金积压，导致产业结构失衡。
高国力：必须警惕将“高科技”作为帽子随意戴的现象。近年来我国的高科技产业虽有长足发展，但大部分地区距离高科技还比较遥远，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主要依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4％。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盲目建高科技产业园，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有人认为开发区过多过滥已严重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这种冲击是如何形成的？
高国力：国家土地管理部门明确规定，自2002年7月1日起，所有经营性土地只能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不能以协议方式出让。但是，现在许多开发园区以办教育、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名，以划拨方式圈占土地，然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搞房地产开发，导致划拨土地变相非法入市，甚至出现了同一地段的地价相距甚远的情形。
陆建华：开发园区盲目圈地会加剧土地炒作行为，一方面造成市场“虚热”，引发房地产泡沫，导致房价虚高；另一方面可能加剧金融风险，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因为土地和房地产交易领域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不少地方圈建开发园区时严重侵犯当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合法权益，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记者：盲目建开发园区危及我国土地合理利用和经济健康发展，但更大的危害似乎表现在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上。你们认为呢？
陆建华：确实如此。圈地建开发园区，必然涉及占地拆房。从有关部门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地方建开发园区时未能依法办事，征用农民的集体土地未能给予合理的补偿，拆迁城镇居民的房屋未能给予妥善的安置。有的地方为了尽快实现体现某位领导关于开发园区的“宏伟构想”，不顾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甚至动用警力强制占地拆房，严重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城镇居民的居住权和财产权。近段时间以来，因强制征地和拆迁引发的矛盾已成为影响一些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高国力：开发园区侵害农民合法权益问题尤其令人担忧。农业部有关负责同志已经指出，农村土地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主要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瞬间
云南——“飞虎队”美国老兵重访滇池
近日，由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发起的“飞虎·驼峰历史追忆团”抵达云南滇池，3名当年“飞虎队”的美国老兵随团前来，重游曾经战斗过的地方。60多年前，“飞虎队”在昆明与日本空军进行了空战，为保卫昆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一老兵在P—40战斗机模型上签名留念。邓一摄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
上海——
平价药店挤进医保
医院药价根基动摇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8日电（记者徐寿松）家住上海杨浦区的孙老伯像往常一样，到街道医院开了些降压药，但他不再去医院药房抓药，而是拿着处方、带上医保卡到附近的一家大型平价药房购药，省了近30％的药费。日前，上海新开的4家平价药房首次被纳入医保定点药店之列。这很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医院高药价。
自2003年6月至今，上海已有开心人、国大东盛、华源惠源、康之舟、日夜利民等五大经济型平价药房开业，在上海滩掀起药品降价潮。但上海80多家医保定点药店垄断了上海800万医保人口定点用药这一政府特许资源。因为平价药店不在政府指定的医保定点药店之列，病人不能使用医保卡上的资金在平价药店购药。医院体系内的药价，特别是公立医院的药价整体上仍旧居高不下，比平价药店内的零售药价要高出十几个到几十个百分点。而现在，平价药店被纳入了医保定点范围，巨大的价差会驱动大量的处方药从医院药房流向平价药店。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新疆沙尘源艾比湖湖面扩大
本报乌鲁木齐11月18日电 记者王慧敏报道：最新统计表明，中国四大沙尘源地之一的新疆艾比湖湖面已超过12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湖面面积。湖面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植被条件有所改善；艾比湖所在的地区降雨量增多；周边地区农田大面积推广节水技术。加上艾比湖平均深度仅为1.4米，湖底浅，只要有水注入，湖面面积就会随之扩大。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郑州中小学告别寒冷教室
本报郑州11月18日电 记者王明浩报道：11月17日，郑州中小学“温暖工程”启动第一天，全市的中小学生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空调开了，教室里暖烘烘的，上课时不再打哆嗦了。”记者今天从市教育局了解到，除中原路小学因工程原因无法完成电路改造外，郑州市区其它80所中小学的空调和供电工程已经基本完成，开始供暖。此举将使郑州11万多中小学生受惠。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各地新闻点击
重庆手机单向收费5天夭折
据新华社重庆11月18日电（记者李永文、苏海萍）18日，重庆联通推出仅5天的手机单向收费业务被紧急叫停，联通各大营业厅已经停止办理此项名为“如意听”的业务，这意味着刚刚出现5天的真正意义上的手机单向收费，又陷入了前途未卜之中。
重庆联通人士说，这之前已经办理“如意听”的用户，将不会受到影响，仍然能够享受单向收费的服务。
第5版(视点新闻)
专栏：热点解读
几个年龄不足30岁的“小人物”，短短9个月内疯狂作案，虚开税票3.93亿元，共有涉税总值可达200亿元的发票流散全国，这就是税制改革以来，北京涉案金额最大、危害最严重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792本卷宗揭开惊天税案
本报记者 阎晓明
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震惊全国的惊天税案做出一审判决：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陈学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罪并罚，判处原北京市海淀国税分局干部吴芝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全部财产；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陈学军的女友吴晓红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没收全部财产。
金钱开道，内外勾结
国家税务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与只有小学文化的主犯里应外合
这起惊天大案的侦破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2000年底。北京有关部门接连接到举报：海淀区一带的大酒店里，有一批专门倒卖增值税发票的人。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市国税稽查局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查证，这起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案终于露出冰山一角。2001年2月19日深夜，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陈学军、吴芝刚被警方抓获，其他1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也很快相继落网。此案一经揭开，案情令人震惊，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30岁左右的“小人物”。
陈学军，30岁，浙江临海渔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吴芝刚，29岁，毕业于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原北京市海淀国税分局税务一所工作人员。
陈学军1997年来到北京，化名陈方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不久，梦想发横财的陈学军加入了一个倒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团伙。1999年底，陈学军自立门户，逐步建立了一个以自己为首、以老乡为主的犯罪团伙。他以伪造的身份证、假照片注册或收购了北京盛博商贸有限公司、北京持久商贸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专门用于从事倒卖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
据陈学军交待，为了把“生意”做大，他用糖衣炮弹攻下了北京海淀国税分局税务一所的吴芝刚的心理防线。他送给吴芝刚的钱由最初每次的两三万元逐渐加码到三四万元，后来索性一次就是十几万元！吴芝刚结婚时，陈学军在酒店给他操办，整个婚礼花去1.6万元，陈学军送给吴芝刚的卡迪亚情侣手表，价值4.7万多元。吴芝刚的本田轿车也来自陈学军的“馈赠”。
得到好处的吴芝刚很卖力地支持陈的“事业”。他利用工作之便，以非法获得的密码进入防伪税控“认证”体系，先后为陈提供了10000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吴芝刚的加入，使这个犯罪团伙如虎添翼，其犯罪活动形成了高效率运转的流水作业：陈学军以非法注册、收购的公司的名义，通过吴芝刚从税务部门大量领购增值税发票；陈学军的女友吴晓红为陈学军领票，领传真件、打票，并担任陈学军非法注册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销售的“马仔”以最快的速度把发票倒卖出去。
陈学军、吴芝刚等人用得来的不义之财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陈学军开着价值百万的宝马轿车，又先后在北京和杭州购买了价值130万元的高档公寓及304万元的别墅各一套，被抓获时，其信用卡中存有现金390万元。据估算，除去被挥霍的钱财不算，陈学军拥有资产2000多万元。据吴芝刚妻子交待，自2000年开始，吴芝刚经常用袋子往家里拎钱，每次都是十几万、几十万。尽管法院最后认定他从犯罪中获得的款物价值为24.72万元，但案发后他被冻结的450万元个人财产中，有380万元没有合法来源。
疯狂作案，大肆敛财
犯罪数额如此之巨，仅查实部分的国家损失即达3.5亿元
陈吴团伙为了大肆敛财，疯狂作案，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办案人员形容他们作案：“不分白天黑夜、不分上班下班、也不管是否有人在场”。屡屡得手的陈学军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俨然以家乡能人的姿态，招兵买马，最多时候仅仅为他打印增值税发票的就有八九个女孩。最猖狂的时候陈学军住在大酒店玩牌取乐，遥控指挥，备十几桌工作餐供“马仔”随到随用。
这起惊天大案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经济秩序，案件波及面广，影响恶劣，破坏性强。为了追查发票的下落，各地公安机关的协查卷就有4000多份，反馈材料多到用卡车拉，堆了整整半间屋子。案件移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卷宗多达792卷，主审法官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用了7个月时间，仅开庭审理的记录就有130页。
792本案卷记录了什么？从判决书中摘录的几个数据可见一斑：经法院审理查明，从2000年3月至12月间，陈学军伙同吴芝刚、吴晓红，先后从北京市海淀区国税分局税务一所领购增值税专用发票10900份，为数百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800余份，虚开税款共计人民币3.93亿余元。而警方最初的调查表明，陈学军等人从1999年10月到2001年2月，先后从海淀区国税分局税务一所领购10万元电脑版增值税专用发票12300份、万元手写版增值税发票23100份，这些发票流传出去估计涉税价达200亿元。
此案由于情况太复杂，公安机关最终只查实了3380份，其余无法追回。仅查实的这部分的国家损失即达3.5亿元。
同伙举报，罪行败露
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沉重话题引人深思
这起特大税案，除了吴芝刚外，海淀国税分局税务一所还有三名税务干部被拉下马（这个税务所现已被撤销）。而这么大的案子，税务部门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丝毫没有觉察。如果不是犯罪团伙因分赃不均而造成内讧，同伙举报，不知陈学军、吴芝刚等人还要猖獗到何时。
按照税务机关现有的制度，完全可以避免如此重大案件的发生。税务部门对岗位职责分工有严格的要求，但吴芝刚的同事王慧丽多次发现吴用她的带有密码的电脑读税卡，却不制止，有时候还违反规定自己外出时让吴帮她工作；防伪税控办公室是机房重地，但朱宇彤却让吴自由出入；按照规定，新注册的公司每月增值税发票不得超过25份，而陈学军非法注册的多家小公司却在成立不久就虚开了增值税发票2800多份，涉税金额近4亿元。看来，是管理上的疏漏使吴陈二人在犯罪活动中如鱼得水。
另外，犯罪活动赖以猖獗的土壤也不能不令我们深思。购买陈学军增值税发票的企业多达1000家，其中不乏著名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达44起，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各地，多达100余人。众多企业的同流合污无疑为陈学军的猖狂犯罪提供了市场，为其私欲的衍生提供了温床。
北京这起大案已经成功告破，但案件背后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深思。（附图片）
图为三个被告在法庭上。 伊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