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环球大视野
欧洲特性与欧美关系
——欧洲思想界的一场大讨论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今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冷战结束以来日渐松弛的欧美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当美国总统布什5月初宣布对伊战争主要战事结束的时候，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不能不无可奈何地承认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是欧盟曾宣布要建立的共同外交政策失败了；其次是他们无法对美国这个惟一的超级大国施加有效的影响。这两个令人感到苦涩的事实促使欧洲公众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同美国有什么区别？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是否具有国际行动能力？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美国？
自今年5月31日以来，欧洲最具影响的一批知识界人士发起了一场空前的大讨论。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意大利作家温贝托·艾柯、瑞士作家阿道夫·穆士格、意大利哲学家吉阿尼·瓦蒂默和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同时在欧洲最有影响的大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对上述问题的见解。为了倾听来自美国的意见，联合行动还邀请了美国的理查德·罗蒂。此后，先后有中东欧的知识界人士，如匈牙利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凯尔泰兹，以及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等加入这场大讨论。他们都不担任政府公职，因此是地地道道“书生”的议论。但正因其是知识界的声音，更可以使人们看清欧洲人在想些什么，更具有超越现实政治的追根溯源的性质。
这场讨论的发起人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联合署名文章，是一篇主张欧盟强大起来、与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相抗衡的宣言。这篇由前者起草的文章题为《我们的复兴》，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这篇文章就是一个号召。也就是说，号召欧洲人塑造自己的有别于美国的特性，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以“核心欧洲”为“火车头”的方案。
首先触及的一个问题是，欧洲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特性？
哈贝马斯的分析认为，从二战结束以来，西欧经历了欧洲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从那以来，欧洲共同的政治特性就显现出来了。世界上的其他人经常宁愿用“欧洲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的概念来感受欧洲就是证明。而这种有利于欧洲人进一步发展和形成其特性的国际环境在1989—1990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什么“老欧洲”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正是因为感到这个与它结盟的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向它的政治特性提出了挑战。哈贝马斯认为，今年2月15日席卷欧洲的、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反战示威标志着一个“欧洲公众”的诞生，具有载入史册的意义。
他具体分析道，从历史经验来看，欧洲文化几百年来因为城乡的对立、教会和世俗权力的冲突、信仰与知识的竞争、政治统治和与之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成为一种比其他文化都撕裂得更加厉害的文化。正因如此，欧洲人从痛楚中学会了承认分歧，用各种手段缓和对立和紧张关系。这种共同遭遇和共同命运造成了欧洲人要共同去塑造政策的意识。这是欧洲特性的标志。
在这方面，瑞士的穆士格与哈贝马斯意见一致。穆士格说，若问欧洲是什么，就像向历史上一位智者询问“时间是什么”一样，不问倒好像还知道，而一问反而不知道了。穆士格认为，欧洲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历史记忆和经历的共同体，其特殊性就在于，正是这些曾使欧洲从根本上分裂的记忆，又把欧洲人联系在一起了。他以德法关系为例认为，欧洲人在付出了代价之后，学会了互相缔造和平，而且把这个作为永久的对欧洲承担的义务。他说，欧洲的经验告诉它，“反恐”战争只会制造出比它能战胜的更多的敌人，最后自己也将被列入它宣称要消灭的祸害之列。
哈贝马斯列举了两个事实，说明欧洲在世界上具有捍卫某种全球政治秩序的资格。
其一，欧洲联盟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其二，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已成为榜样。既然欧洲成功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它就能够迎接新的挑战，即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哈贝马斯总结了欧洲和美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五大区别。其一，欧洲人相对而言更加相信国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组织和调控能力，对市场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其二，对技术进步并非持无条件的乐观态度；其三，重视确保福利国家制度，赞同社会各界互相帮助；其四，难以容忍对人行使暴力；其五，希望建立一种
多边的、由法律调节的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有效地实行世界范围内的“内政政策”。
以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持激烈批评态度而闻名的美国女作家桑塔格，今年10月在接受德国书商和平奖的颁奖仪式上，论述了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历史渊源。她指出，尽管美国从文化上说是一个“新欧洲国家”，但是，正如法国学者、政治家阿列克西斯·托克维尔和英国作家戴维·劳伦斯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作为“欧洲的孩子”，但是美国倾向于埋葬欧洲的权力，成为欧洲的对立物。她认为，美欧在二战后的盟友关系和政治上的一致很“可能”是一种例外。美国自认为是欧洲的救星，指望欧洲永远感谢它。这样，就呈现出一种“欧洲和美国文化上从未像现在这样相像，而它们的分裂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深”的局面。（上）
（本报柏林电）
第7版(国际)
专栏：中非友好合作（1）
中非合作形成机制
本报记者 黄泽全
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非洲国家相继独立，中非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加强合作，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和巩固中非友好合作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保证中非友好关系一直稳定顺利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国际、中非各自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非加强磋商、扩大合作的要求更加迫切，双方对话与合作仅局限于国与国之间双边渠道的做法已经难于满足需要，建立中非间集体对话与磋商机制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根据非洲国家的建议和要求，中国政府提出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倡议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2000年10月10日至12日，中非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40多个非洲国家的近80名部长、部分国际机构和非洲地区组织的代表以及非洲企业界人士应邀与会。会议期间，中国和非洲国家本着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友谊、促进合作的宗旨，就新形势下如何共同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双方实质性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两个历史性文件。中非双方决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中非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每三年举行一次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高官会，部长级会议及其高官会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特别是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将经贸等实质性领域的合作作为重点，《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确定了双方合作原则，全面规划了中非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诞生，为中非在新世纪开展全面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为论坛后续行动机制也做出了原则规定，中非双方高度重视论坛后续机制建设，先后采取了一系列落实措施。中方成立了由22个相关部级单位组成的“中非合作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由外交部长和商务部长任名誉主席，外交部和商务部主管部领导任共同主席。后续行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中方各部门落实论坛后续行动的计划和活动。部分非洲国家也建立了论坛后续行动部际委员会。2001年7月，中非双方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召开了部长级磋商会，决定第二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于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并原则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后续机制程序》。2002年4月，《中非合作论坛后续机制程序》正式生效。2002年11月25日，中非双方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高官会，回顾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文件的执行情况，就第二届部长级会议筹备事宜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各领域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国迄今为止已经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并分别与部分非洲国家召开了经贸混委会以及就双边经贸合作制定了具体计划。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继续增加。多党民主浪潮的冲击导致非洲大陆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内战与地区冲突不断；经济全球化使许多非洲国家处于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境地。在当今国际新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都面临着保持长期稳定、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任务；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此背景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创立，对中非在新形势下加强合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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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特写
“大红灯笼”迷英伦
本报驻英国记者 施晓慧
11月10日至15日，具有300年历史的伦敦著名歌舞剧院赛德勒温泉剧场门前挂起了大片红灯笼，中国中央芭蕾舞团以170多人的庞大阵容在这里演出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感动了英国。
英国主流媒体以少有的热情对中国芭蕾《大红灯笼高高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泰晤士报》、《独立报》、《金融时报》都刊登了长篇的文艺评论。其中音乐创作中把京剧因素引入西洋芭蕾音乐、舞台布景的大胆创新和一些情节中写意手法的运用受到特别的好评。《金融时报》评论说，从《红色娘子军》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国已经完全步入现代艺术的时代。《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被列入《泰晤士报》最好的5部歌舞剧的排行榜。
12日晚，记者在演出现场直接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离演出开始还有40多分钟，剧场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两位老妇人只好坐在台阶上喝饮料。74岁的吉对记者说，上世纪60年代她到过中国的昆明、重庆、上海和北京，留下很深的印象。40多年了，再去中国一直是她的愿望，因为听说中国变化非常大。说话间，她的亲戚迈克和丽莎——一对青年人先后到了剧场。当天午夜，记者收到了丽莎的电子邮件，称《大红灯笼高高挂》的舞台布景、服装和舞蹈美丽得令人目不暇接。她特别欣赏把京剧的特点融入西方芭蕾舞艺术中，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的、同时又是西方的音乐。
演出的盛况是空前的，1600人的剧场里座无虚席。具体承办这次演出的亚洲之家项目总监姚女士告诉记者，6场演出的票已基本售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不是传统意义的芭蕾，它大量融汇了中国戏剧、舞台艺术的成分，演出过程中产生了使西方观众从奇怪、吃惊到兴奋、感动的奇特效果。演出中，每一幕结束时都得到热烈的掌声，一次比一次更热烈、持续时间更长。到全剧结束时，几乎所有人都兴奋地站起来长时间地鼓掌，当男女主、配角和音乐指挥分别谢幕时，几位头发花白的绅士竟忍不住大叫“太好了！”“好极了！”记者的朋友约翰逊说，他多年前看过中国的芭蕾舞《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但《大红灯笼高高挂》已经完全可以和西方的芭蕾媲美。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中英建交以来举办的最大一次文化活动，此次中央芭蕾舞团也是中国派往英国人数最多的文艺团体。由专门向英国主流社会推介亚洲文化的亚洲之家承办的这次演出，得到了英国标准人寿保险集团、伦敦出口有限公司、德勤公司等的支持，显示了中国文化在英国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本报伦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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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1月15日，身着传统服装的英国伦敦哈罗德百货商店的工作人员，赶着马车给白金汉宫送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哈罗德百货商店一直沿袭着这种优雅独特的送货方式。 新华社记者 王定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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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综述
中印积极推进全民教育
新华社驻印度记者 刘军 本报驻印度记者 张静宇 钱峰
2003年11月10日至12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全民教育第三次高层小组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促使国际社会恪守2000年达喀尔《全民教育论坛》会议上通过的《世界全民教育行动纲领》中做出的承诺，到2005年要消除中小学的性别差异，到2015年实现所有儿童都能够完成高质量的初等教育，并将女童及妇女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鉴于中国在扩大义务基础教育机会以及迅速提高成人识字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被特别邀请出席了本届会议。
开幕式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以《全民教育：一个不可剥夺的权利》为题做了主旨发言，宣布印度将实施自独立以来最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到2010年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6至14岁儿童的8年制义务教育。而中国代表团有关中国到2000年已经基本实现“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报告，以及中国政府将加大教育投入，到2010年也就是达喀尔会议规定的中期目标实现期限的前五年，全面实现“两全”目标——在全国范围内完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承诺，使与会者尤其受到鼓舞。各国代表认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承诺，将为达喀尔会议预期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重要保证。两国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由于历史原因，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普及率普遍偏低，造成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各国目前普遍认识到教育是使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的唯一途径，从而将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作为优先发展领域。199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九个人口最多、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列为该组织特别优先对象，提出九国争取实现全民教育的经验，对所有国家规划和执行全民教育战略具有重要价值，九国取得的进展，将使整个国际社会更加接近实现全民教育的目标。
中国政府对参与国际多边领域的教育合作一向予以积极支持。1993年12月，借“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高峰会议”在印度召开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代表中国政府做出庄严承诺，并与其他与会国一同签署了《德里宣言》。在此后的10年里，九个人口大国普遍增加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推进全民教育的力度明显加大。据教科文组织统计，1990年至1995年期间，九国接受初等教育的儿童增加了3000万人，与此同时，成人文盲率明显下降。中国与印度两国为此做出了较大贡献。
周济部长表示，截至2000年底，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人口覆盖率已达85％以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1％，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为88.6％，各项指标在九个人口大国中均居前列，从而为在2015年全面率先实现达喀尔会议所规定的中期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全民教育的普及为全面提高中国公民和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提高中国在国际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成就被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丰碑”。
考虑到中国目前尚未达标的均为老少边穷地区，进一步普及全民教育的难度增大，中国政府制定了“西部攻坚、中部巩固、东部发展”的全民教育发展战略，一手抓教育普及，采用最先进的远程数字教学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教育死角，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一手抓质量教育，通过扩大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全面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水平，争取尽快建立起一批国际一流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从总体上提高中国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在普及全民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开始受到印度方面的好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今年访问中国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在教育领域加强合作的有关协议。印度教育部门的官员在会上多次表示希望向中国学习，加强两国教育部门的交流合作。而印度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比中国起步早，他们的一些有效做法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同行的重视。可以相信，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教育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不仅对双方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将产生积极影响。（本报新德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