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历史考察
黄铸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世界观上是根本对立的
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支配着人们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颠倒的世界观。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本质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无神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广泛深入地宣传无神论和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做，有利于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求得解放和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对立，就必然要坚持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宗教是对外部世界的幻想的、颠倒的反映，科学的任务则是如实地认识客观世界，主张实事求是，追求客观真理。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前进的，通过对无数相对真理认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绝对真理，但永远不会穷尽对真理的认识。但决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还有没被认识的东西，就给宗教、给上帝留下存在的位置和空间。一些科学家信仰宗教，那是科学家的世界观问题，不能说明科学与宗教可以相容或调和。中世纪的欧洲把一切意识形态都纳入宗教之中，科学成为教会恭顺的婢女，教会中储存了某些科学资料是不足为奇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宗教对科学技术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共产党人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宗教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
只有在宗教存在的根源和条件消失以后，宗教才会消亡。马克思主义反对人为地用强力去消灭宗教，反对向宗教宣战。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取缔和禁止宗教，向宗教宣战，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是巩固宗教信仰、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只能帮助它殉教和延长生命期。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参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一贯执行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有所例外），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事业。早在1930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就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和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中共中央1954年批发的《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已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宗教五性论。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又提出：在现阶段，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次要的差异，而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使全体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一个发展。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引导爱国宗教团体和人士把爱教与爱国结合起来，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后表述为“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重大发展。
把宗教“鸦片说”等于“毒品说”，是对党的宗教观的曲解
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这里说的鸦片，不能理解为现在通常所说的“毒品”，而是一种镇静、止痛、麻醉的药物。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恩格斯说：一些人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和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列宁也说：“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把这里说的“鸦片”解释成“毒品”，把宗教徒说成“吸毒者”，把宗教职业人员说成“毒品贩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只能刺激和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引起信教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是十分有害的，更谈不上是严肃的理论研究。
中国共产党人从未以“鸦片说”作为认识宗教的圭臬，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标准理解和制定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文件从来没有提到过“鸦片说”。更不能说，宗教“鸦片说”是党的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政策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6月，当有同志提出列宁在1909年讲过宗教是鸦片时，周恩来同志就指出：“革命时期是要把原则讲清楚，现在有了政权，有些时候倒不必去强调‘宗教是鸦片’了。”此后，我们党坚持了这种态度。
共产党人认为，宗教紧密联系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
宗教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能简单地说宗教“姓封”、“姓资”或“姓社”。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宗教紧密联系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如基督教开始时是奴隶、穷人、受压迫者的宗教，后来适应了奴隶制度，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到中世纪又适应了封建制度，成为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和封建大地产的占有者；到了近代，经过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又适应了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的佛教、伊斯兰教、道教是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达赖喇嘛是最高的统治者，寺庙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在伊斯兰教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门宦制度中，也存在严重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教主犹如封建皇帝，对教民的指示叫“口唤”，犹如皇帝的圣旨。寺庙、拱北（教主坟墓）占有大量土地，并可任意向群众勒索、摊派。宗教还干涉司法、婚姻和教育。
在我国旧社会，天主教、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其在中国的传播是以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1962年，中国基督教的一位著名领导人吴耀宗先生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揭露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这一揭露至今还是很有教益的：“‘传教事业’是同帝国主义的政治分不开的，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分不开的。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于1950年2月16日在一次关于‘总体外交’的演讲中承认‘帝国主义进展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最后是殖民地总督。’……美国《基督教世纪》周刊在1955年的一篇社论中承认，派遣传教士的‘差会’和‘传教士’们确是向政府情报部门秘密提供情报的。国际宣教协会总干事纽别琴在1960年一篇演说中也不得不承认：‘传教事业’是‘防共的壁垒’，是‘资本主义的前哨’。”
中国共产党把宗教问题同革命和建设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宗教随着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逐步走向革新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推行自治、自养、自传，驱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传教士，断绝了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联系，接管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教会在中国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宗教界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从而使基督教和天主教由受帝国主义控制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办的宗教事业。同时，废除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中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包括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和伊斯兰教中的门宦制度。宗教不得干涉司法、婚姻和教育。废除喇嘛庙和清真寺的封建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高利贷、无偿劳动等剥削制度。废除寺庙的封建管理制度，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汉民族地区的佛教和道教中也进行了废除封建压迫剥削制度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宗教在历史上曾经适应过不同的社会制度，但都是从一种私有制社会到另一种私有制社会。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则是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根本变革。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和进步。江泽民同志指出：“包括信教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我国各宗教自身的改革和进步，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两个基础。”江泽民同志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论述，包括“支持他们努力对宗教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服务”，指明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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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将心比心 融会贯通
江怡
俗话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天下文理皆通”，大概指的是理喻之道能够诉诸常人之心。然而，此理言易行难。据《说文解字》讲，通者，达也。上下不顺谓之淤，上下顺达谓之通。近读叶秀山撰著的《中西智慧的贯通》一书，颇有茅塞顿开之感，悟出了“通”的另一层含义：将心比心，融会贯通。
中西哲学原本一家，然中西智慧则形态各异。走过数千年的历史，人类蓦然发现同类就在身边，东方人朝西方寻求真理，西方人则往东方获取灵感。真理也好，灵感也罢，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抽象思维的结果。共同的智慧和抽象的思维正是人类致力于通达的基础。领悟到这一点，读《中西智慧的贯通》就有了回家的感觉。无论是对“诗言志”的阐发，还是对《老子》、《大学》、《中庸》等古籍的诠释，读后都有酣畅淋漓的快意。还是作者的一番话道出了真谛：“哲学上‘同’、‘异’的比较，建立在一个‘通’字上。异中之同，同中之异，‘通’自在其中。”
综观全书不难发现，通非比较之结果，更非比附之缘由。比较之法重在异中求同，同中存异，追逐细节，以小见大；比附之喻意在顾左右而言他，声东击西，奇中生变。故两者皆非通达之途。通即纯粹，达即无杂，通达之途即通往纯粹之道。比如，西方形而上学讲“‘是’是什么”，中国哲学则没有这样的追问，而是提出“无以名之，强名之曰‘道’，曰‘大’”。但这里的“无名”并非无物、无是，而是比“‘是’是什么”的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用现代语言所说的“非存在”。“非存在”并非“不存在”，不是“无物”，而是“物”之产生的根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里所涉及的有无之辨和万物之源，都是纯粹的哲学问题。
哲学不研究经验的杂多。我们在一切可以被称作哲学的思考中都能够看到这种纯粹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则或条件。哲学就是要能够给人们提供一切理论说明或解释的一般性原则或条件，它本身不能解决任何具体的实际问题，但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角度和方法。
从学科分类上讲，哲学是有层次之分的。传统的划分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道德理论（或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主干部分，而把其他冠之以某某哲学的部分置于主干之下。虽然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哲学分支在当代哲学中逐渐形成气候，大有取代传统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理论之地位的趋势，但这些分支领域研究的问题大多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哲学的语境，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更是传统哲学的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区分哪些问题是恒久的，哪些问题是时代的，以有助于更好地厘清哲学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时代的问题常有常新，而恒久的问题则纯而不朽。哲学应当主要讨论那些恒久的、纯而不朽的问题。
《周易·系辞》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由此足见自古变通相连，变通有据。但哲学中的“通”绝非权宜之计，而是融会贯通，用叶先生的话说，哲学原本是通学。这也就是说，哲学的道理到哪里都能走得通，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一个“通”字，可谓道出了哲学的真谛，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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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内容丰富 资料翔实
——读《清朝满蒙联姻研究》
蒙史
杜家骥撰著的《清朝满蒙联姻研究》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依据大量的史料，对有清以来清廷与蒙古之间多达595次的联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分析了满蒙联姻的性质与特点、作用与影响，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该书分3编25章，共60多万字。上编详细叙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额鲁特蒙古等20多个部旗与满族皇帝、王公等宗支通婚的具体事实。中编叙述了满蒙联姻的制度、变化及其相关史事。如以“指婚”为特征的制度性联姻，满蒙王公间的自行结亲，联姻中的婚礼之制、陪嫁之制、生活配给制等。作者还从家庭伦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满蒙联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特殊的人际关系，以及清帝对姻亲矛盾的处理等。下编主要论述了满蒙联姻的作用和影响。如联姻对满蒙关系的影响、对清王朝统治的巩固及对边境治理和蒙古文明的影响等。另外，作者还从人类遗传学的角度，深入考察了联姻对蒙古人口繁衍的影响。全书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满蒙联姻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该书所引用的史料，既有清代各朝实录、政书、传记、方志、笔记、文集、年谱、文史资料和蒙古族史料，又有北京、呼和浩特、通辽、赤峰、沈阳和日本东京、京都等处所藏的档案资料，以及法、德、俄、美、朝鲜、日本等国来华者的见闻、社会调查等。作者还以田野访查所得到的碑文、诰命和出土文物等资料，以及满蒙联姻者后裔所追忆的口述史料，作为满蒙联姻史事的补充。同时，作者对文献、档案中误记、错乱的史事进行了考辨，体现出注重史料又不轻信史料的严谨、扎实的治史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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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故宫角楼夜景。
李德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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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拓研究新领域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侯杰 林绪武
为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南开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今晚报》社等单位日前在天津联合召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梁启超与中国国民性、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及科学观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梁启超与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有学者提出，梁启超对国民的态度经历了从改造国民（包括批判国民）到动员国民的变化，这种转变与其参与的政治运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较大。一些学者通过分析梁启超参与的四大政治运动和倡导的两大政治运动的背景和性质，论证了梁启超对国民态度变化的必然性。有学者进一步从时代课题、新民思想、行动纲领三个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他长期关注和重视国民性改造，提出了“新民”的思想和理论，这一思想不仅贯穿于他的一生，还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关于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观。有学者提出，梁启超晚年的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发展，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新思考，也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新儒家崛起的前奏。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呈现出流质易变的特点，因为他在不断地进行批判和反省，并对传统学术的更新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梁启超试图引进西方的文化，但又猛烈批判西方文化；试图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尝试把东方的精神价值和西方的物质价值结合起来。梁启超撰写的《欧游心影录》是会议讨论的热点之一，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对此文进行重新解读来透析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否定把梁氏归入“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营垒的看法，认为他所提出的观点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胡适、陈独秀在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时见解是基本一致的。
关于梁启超的科学观。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既不是反对科学与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技术乌托邦的乐观主义者，他力图用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来弥补西方科学文化的缺失，从而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有学者强调，梁启超对科学的认识有一个从模糊到理性的过程，他一生信仰科学，维护科学的权威，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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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索发展新思路
——“海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综述
王君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海航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日前在海口举行。来自全国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新思路、新突破、新发展”为主题，就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提倡诚信，注重信誉，是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增强社会责任感，是现代企业实现持续发展和取得成功的核心战略。企业信誉是各国企业普遍重视和着力追求的。诚信是企业的“护照”，有了这个护照，企业可以通行天下，失去这个护照，就会寸步难行。只有恪守商业信誉和公认的道德规范，讲究维护本企业的良好形象，并把它看成是企业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企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追求业绩始终是企业发展的基本目标。作为社会的经济细胞，业绩既是企业即时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又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离开业绩，发展就成了空话。企业业绩要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把经济业绩同文化业绩、社会业绩紧密结合起来。
与会者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对我国企业来说，首先要注重观念创新。要树立创新思维，决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应当具有活跃的思维、广阔的视野，及时看到国内外的各种变化，以改革的精神思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洞察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开发新的市场，拓展新的事业。其次要注重体制创新。我国“十五”计划纲要提出，“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企业改革要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创造具有活力的企业机制。第三要注重技术创新。要加大投入力度，开发新技术，创造新服务，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以取得市场竞争中的主动地位。
与会者认为，海航集团10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企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善于把握发展机遇，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实施科学的内部管理，建设一支优秀的企业管理团队和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在当前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海航集团要想实现新的发展，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辟国内、国际两个资本市场，走低成本扩张之路，大力提倡“诚信、业绩、创新”，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把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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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首都文艺理论界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市文艺学会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不久在京共同举办“毛泽东文艺思想研讨会”。来自首都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毛泽东的文艺唯物史观、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毛泽东的民族文艺观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推进和发展文艺唯物史观上有许多重要论述，集中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强调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要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服务，而且把这种服务的阶段性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行了具体展开；二是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后，要努力使劳动群众成为文艺事业的主人。与会同志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艺术要在培育民族精神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努力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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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专家学者在京研讨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前不久，吉林大学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在京召开“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展开了讨论。
与会者认为，东北地区作为我国老工业基地，曾经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近年来，由于资源枯竭、国有企业包袱沉重、市场发育缓慢等多种原因，东北地区发展速度减缓，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遇到了种种困难。最近，中央作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将对协调不同地区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群众生活等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与会学者提出，东北问题涉及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只有进行经济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存在的问题。虽然东北地区现在面临许多困难，但应当看到东北地区还有许多有利条件。当然，东北地区实现经济起飞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必须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
（刘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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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5周年
近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京召开“纪念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成立15周年座谈会”。来自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回顾总结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历史，探讨了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有关问题。
与会者认为，学会成立以来，在行政管理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调查研究和理论建设成果丰硕，涵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和行政管理现代化、依法行政、政务公开、政风建设等诸多方面；参谋咨询作用突出，围绕政府工作的重点和中心，推动国家行政水平的提高；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开拓新局面。与会者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学会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行政管理和改革实践问题的研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学术力量，推动理论创新，促进行政管理科学的学科建设；内抓建设，外促合作，全面提升学会形象与整体功能。（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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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列国志》开始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编著的大型志书《列国志》首批图书于10月下旬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首批图书共10卷，包括《英国》卷、《法国》卷、《突尼斯》卷、《印度》卷、《荷兰》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卷、《古巴》卷、《波罗的海三国》卷、《乌克兰》卷和《澳大利亚》卷。
《列国志》是国家“十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全书共180卷，从2003年开始，计划5年内出齐，每一卷均全面介绍对象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列国志》的作者主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研究所的学者，以及其他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的人员。全书强调学术性和资料性相结合，注意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的研究所得，力求为人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世界提供帮助。
（郑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