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专论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江小涓
  内容提要
  新阶段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需要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使对外开放建立在全面和相对定型的制度之上;需要进一步增强吸纳全球生产要素和利用全球市场加快发展的能力;需要形成一批新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更多益处。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
  《决定》提出,要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我国以往的对外开放是以政策引导为主的渐进开放过程,在开放区域、开放产业、开放业务、开放程度等方面制定差别性政策,采用逐步推进的方式。这是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随着国内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程度的扩大,我们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基本上具备了从政策引导的渐进式开放转向制度保障的稳定开放的条件。
  制度保障型开放的核心要义,是要使对外开放建立在全面和相对定型的制度之上,使对外经贸体制更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体制架构看,涉外经济的主要方面都有相对稳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基本规则;从运行方式看,市场机制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组合;从行为主体看,各类企业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具有自主权和平等地位,企业、中介组织和政府各司其职,功能到位,运转协调。
  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要借鉴国际经验,也要与我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相适应。我国目前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但涉外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体制的成熟程度方面仍存在着不小差距,需要认真借鉴其他国家积累的符合开放型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使扩大开放与我国自己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确保开放进程能够促进发展和推进改革,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完善对外开放的制度保障,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建设,形成稳定、透明、统一和可预见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二是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使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我们的发展。三是落实企业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加快建立内外统一的市场体系和企业主体。四是健全和完善保障公平贸易的管理制度,建立应对贸易和投资争端的快速反应机制,为我国企业创造平等参与国际竞争的环境。五是完善监控体系和增强应对能力,提高对国际经贸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加快反应速度,建立健全外贸运行监控体系和国际收支的预警机制。
  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
  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表现在提供资金、扩大产出、引进先进技术和研发能力、提升产业结构、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以及推进体制改革等许多方面。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资金、技术等重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大规模地重组和优化配置,上万亿的巨额资金在寻求最有利的投资机会,全球生产分工体系正在重构,跨境要素流动在各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国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通过进一步吸纳全球生产要素和利用全球市场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
  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资的带动作用,应着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吸引外资要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相结合,更多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最近几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新特点,是其向海外转移新技术、新产品的速度加快,这是由于许多跨国公司母国的制造成本昂贵,新产品在母国制造缺乏竞争力,迫使他们寻求低成本的海外制造基地。我国吸引外资的各方面条件较好,完全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将较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转移到我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二,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形成技术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广大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也会随之不断提高,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形成技术开发能力和产业化能力,最终在国内形成比较完整的技术创新能力,使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结构层次和技术、增值水平不断提升,真正成为全球先进的制造基地。第三,鼓励和引导外资向采购、服务、营销和研发等环节延伸,将更多的运营环节转移进来,使我国不仅成为重要的制造基地,同时也成为全球性采购基地、服务基地和研发基地。第四,引导和促进国内企业更好地利用机遇。要创造有利的体制环境,使国内企业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遇,增强开拓市场、技术创新和培育自主品牌的能力。要进一步完善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平等竞争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使那些具备竞争能力的国内企业能够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要制定有利的政策,引导国内企业通过技术贸易、技术合作、委托开发、收购兼并等多种方式,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多种机遇,发展和壮大自己。
  继续发挥加工贸易的积极作用。《决定》指出,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按照这一要求,应吸引加工贸易更多地进入先进制造技术和新兴制造业领域,加快转移更高技术水平和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延伸在我国的加工产业链条。随着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融合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会成长起一批全球著名、有国际竞争力的加工贸易龙头企业,使加工贸易更好地发挥带动产品出口、扩大就业和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作用。
  促进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新经济增长带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分区域逐步推进的,并因此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开放型经济高速增长带,如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带和90年代形成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带。《决定》提出,要力争再形成若干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这是把握全球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和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形成一批新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带,是把握外部重大机遇的要求,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多新技术、新产品的跨国转移,对接受转移一方的科技能力、配套要求和工程技术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北部沿海地区以及中部一些省市,科技实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各类人才聚集,市场腹地广阔,具有吸引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良好基础。例如,在环渤海湾地区,北京、天津一带科技力量和产业基础雄厚;东北地区有强大的产业基础和产业大军,工业基础良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发展也已经提上战略高度;以青岛、烟台为龙头的山东半岛地区,已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家电企业、轻纺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有一批经过改制和重组竞争力明显增强的国有大型骨干企业。这些地区的条件和下一步的发展前景,对装备制造业、重化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及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跨国投资,都有较强的吸引力。此外,中西部地区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如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等,产业和科技基础较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密集,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相对低廉,市场规模大,经济辐射面广,已经具备了更大规模吸收国外跨国公司投资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开放型经济带的能力。
  实现区域开放新突破,要有新的战略举措。首先,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和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机遇,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开放型发展战略,部署全局性工作。其次,继续加大改善投资环境的力度,为吸引更多国内外资金并使投资有较好回报提供良好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第三,加快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第四,在开放进程的安排上,注意使有条件的地区走在前边。第五,继续实施1999年以来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鼓励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包括对国家鼓励类的投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扩大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领域,拓宽西部地区外商投资的渠道,放宽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条件,鼓励外商投资于矿产资源开发等。第六,鼓励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扩大对周边国家的开放。这些地区与周边邻国的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扩大贸易与投资有利于双方。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趋势,我们要在这个进程中得到更多益处,就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实施“走出去”战略,主要是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战略考虑:首先是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当前,各国对自然资源的竞争十分激烈,不仅有大量着眼于当前利润的海外投资行为,还有许多不谋近利而求战略性拥有的海外投资行为。我们要从战略高度谋划海外投资。其次是更好地利用国外科技资源。“走出去”,到科技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或高技术企业,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第三是带动出口。第四是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第五是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源优化组合,形成一批著名跨国公司,创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世界级名牌产品。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有新的战略举措。对外投资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竞争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应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海外投资首先要考虑如何回避投资风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海外投资的重点市场中,有不少国家由于种种原因风险较高,特别需要形成境外投资风险回避和投资安全保障机制。要赋予企业更大的海外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自主权,对于非国有企业和改革到位、内部监控机制良好的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放松限制条件;与此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如何加强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管理与监督,防止海外投资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途径。企业自身要不断增强“走出去”的能力。不能设想在国内市场尚不能与其他企业相竞争的企业,能够“走出去”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要保证投资项目成功,企业必须提高自身素质,作决策时要积极而慎重,做好充分准备,制定周密的投资战略。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用权的“缺位”与“到位”
张黎洲
  常言道:权位相通,位高权重。意思是说,“权”与“位”总是联系在一起的。领导干部应当如何行使权力,是一个大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用“缺位”与“到位”来评价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状况。那么,应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干部用权究竟是“缺位”还是“到位”呢?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答案。
  领导干部要掌好权、用好权,必须以正确的思想理念和履职目标为基础。按照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群众观和利益观,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于领导工作的实践中。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情为民所系的群众观,利为民所谋的利益观,三者是辩证统一的,贯穿其中的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权力是如何来的,应为谁所用、如何来用,始终清醒认识权力,正确运用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制止权力腐败,自觉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因此,评价领导干部用权有无“缺位”、是否“到位”,不应仅凭其履行职权的一般情况作判断,而必须提到有没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有没有积极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看待。
  时下,在有些领导干部眼中,“权重就是权大”,“有权便有一切”,“怎样用权由我而定”。如此看权,实属大谬。权力不论大小,权力不在轻重,都只意味着责任。权力大,责任重;权力越大,责任越重。遵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领导干部在接受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之时,就必须信守“为公不为私,为民不为己”的承诺,担负起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责任,否则就是失职,就违背了权力的本质。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尺,看看什么叫用权的“缺位”与“到位”。
  所谓“缺位”,并非指有权不用,常见的是搞权力“移位”,把权力用来为个人、小团体、亲朋好友谋利,或者去干那些搞形式、装门面、图热闹等不是为民谋利的事。这样的干部,自以为权力就是资本,用权可以获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此种心态去掌权用权,怎么可能具有为民服务、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呢?也有少数干部,权为欲所累,权为私所用,把权力这柄双刃剑的负面作用发挥到极致,甚至走上擅权作歹、祸害人民的邪路。该作为时不作为,对富民、利民、便民的大事漠然置之、无所用心、不肯用力,而不该作为时乱作为,必然导致由权力的“移位”到用权的“缺位”。而导致“移位”、“缺位”的根由则在于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的“错位”。
  同这种“缺位”相反的,就是用权的“到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转化为实际效果,需要制定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和措施,得靠广大干部坚持不懈地做大量过细的具体工作。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就是要正确用权、善于用权。在我们的社会中,许许多多的干部牢记宗旨,不忘使命,始终把群众利益、群众疾苦、群众冷暖、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始终坚持为广大群众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推动了工作和事业,赢得了拥护和支持,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说明,用权的“到位”,不仅是工作到位、行动到位,而且是思想到位、感情到位。
  由此可见,领导干部的职位固然同权力联系在一起,但更是与“为民”二字分不开的。是“缺位”还是“到位”,主要看有没有为民用权的自觉,有没有为民服务的真情,有没有为民谋利的实绩,说到底便是有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真正做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富裕、幸福和安康鞠躬尽瘁、大有作为。


第9版(理论)
专栏:干部说干事

创新思路 扬优成势
——关于发展教育产业的一点思考
刘积福
  十六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从江西九江市的实践看,保证教育优先发展,既要从规划、投入、政策上重视,又要与时俱进,创新思路,把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运作。
  发展教育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教育与经济的联系日趋密切。教育不仅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应当把它作为一大产业来发展。
  发展教育产业是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现实选择。在国外,教育被称为“永不衰退的产业”,创造了相当可观的产值和就业机会。据调查,我国城镇居民将储蓄用于子女教育的需求居各项需求的首位,教育消费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成为城镇居民增长最快的消费支出项目。
  发展教育产业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人才。破解人才总量不足、素质偏低、经济建设一线人才和高新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等难题,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产业。
  发展教育产业是化解教育投入瓶颈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主要依靠财政。从九江市的情况看,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近50%,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目前,九江市财政每年拨给公办初中和小学的经费,每个学生是600元—700元。如果按每个学生300元补给民办学校,就既能调动办学者的积极性,又能用省下的钱扩大教育规模。这样,政府投入就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此可见,解决教育投入问题,推动教育事业发展,重要途径之一是引入产业运作方式,鼓励各类资本进入教育领域。
  发展教育产业须发挥办学优势
九江办学条件得天独厚,具有发展教育产业的优势。办学历史悠久。全国最早的书院德安义门书院就建在九江,已有千余年历史。唐朝全国28所书院,江西4所,九江就占2所。现在的九江医专、九江一中等都有100多年的办学历史。从九江走出的学子遍布国内外。
  兴学条件优越。九江区位交通优越,拥有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的九江港,铁路、公路交通便利。九江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背靠庐山,南依鄱阳湖,北邻万里长江,是一座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市”。
  产业初具规模。一是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通过引资办学、民资办学、捐资办学、联合办学等形式,激活了教育投入。目前,全市共有各类民办学校708所,在校生5万人,民办普高在校生达到全市普高在校生总数的10.8%。二是高校教育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九江各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今年在校生增长43%。三是学校品牌逐步创立。如九江学院,教研力量雄厚,副高职称以上者达600多人,一些教研设施达到全省以至全国一流水平。
  遵循客观规律 采取有效措施
发展教育产业,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入市场运作机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民办启动。发展民办教育是壮大教育产业的突破口。在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非义务教育,重点发展幼儿教育、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建好教育项目库,搞好项目的效益分析论证,使投资者对办学投资额、回报率一目了然。积极探索引资办学、国有民办、民办公助、股份制办学、合作办学等多种办学形式。
  名校带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教育产业,必须走品牌带动之路,以品牌吸引生源,以品牌扩大规模。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打造一批知名学校,重点是把九江学院建成教育质量、管理水平、教学设施一流的知名大学。
  园区拉动。建设教育园区,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整合与优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促进产学研结合。九江正逐步建设高校园区、高校科技园区和高中园区三个教育园区。对培养层次相同、培养方向相近、规模较小的大中专院校,通过合并、合作、股份制等形式进行资源整合。
  政策推动。发展教育产业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应加大发展教育产业的宣传力度,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和有利于教育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认真贯彻执行《民办教育促进法》,尽快完善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的相关政策,给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同等待遇。在民办学校审批上,尽量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作者为中共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


第9版(理论)
专栏:

  权力与服务 地位与责任 公仆与主人 “为官”与做人
领导干部需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王咸金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必须长期经受的考验,也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几个关系。
  权力与服务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岗位,手中拥有一定的权力,履行着管理社会的职能。这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力与服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为个人或小团体捞好处,绝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只有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才能从思想上行动上正确认识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权力使用的过程,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就是尽义务的过程,权力与服务同始同终。权力一旦与服务分离,必然导致腐败。
  地位与责任的关系。领导干部所处的地位不单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更是党和人民信任、赋予的结果。当组织给予越来越高的地位时,也赋予了更重的责任。如果地位与责任相脱节,权力就会变质。因此,领导干部只有权大不忘责任重、位尊不移公仆心,才能真正坚持党的宗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责任越大,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越多,作贡献的潜能越大。如果把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肆意亵渎人民赋予的权力,必然走入违法乱纪的歧途。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和党员,一定要把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弄清楚。如果只是为自己、为家庭活着,那个意义是很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着,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意义,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为人民谋幸福是党夺取政权、执掌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也是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原则。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者则是行使公共权力的公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摆正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才能正确处理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
  “为官”与做人的关系。怎样做人,为谁“当官”,是领导干部改造人生观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要想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必须首先堂堂正正做人。做人需要以德为本,以德立身。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增长学识,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就能自觉地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勤奋工作,就不会去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更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一己之私利。


第9版(理论)
专栏:群众抒群言

  群众抒群言
要立言更要立行
  立言,不仅是个人思想情感、立场观点的表白,也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和舆论宣传工作。正确的立言,可以帮助他人提高觉悟、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增强对事物的判断力。但立言并非事情的全部。作为领导干部,立言之后更要立行,付诸实践,在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这就叫言行一致。没有立行,再立言铮铮,也只能是空话、套话甚至谎话。(韩丽莎/河北)
谗言不可信
  谗言通常是心术不正者诽谤或离间他人的工具,它会让无辜者身心疲惫、如负千钧,影响团结,影响工作。因此,领导干部要将不信谗言作为一种修养,作为做人、处事、为政上求真务实和公正无私的自律要求,作为加强和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想不信谗言,辨别谗言就很重要。面对众多的进言和建议,应保持一份清醒、留一份谨慎,仔细分辨哪些是良言,哪些是谗言,防止偏听偏信。(王银海/黑龙江)
学会变通
  所谓变通,就是依据不同的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领导干部每天要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和变化,是用刻舟求剑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还是采取变通的方式灵活应对,是判断其工作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证明,只有学会变通,依据事物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改变思维定势,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的策略、方式和方法,才能成功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做好工作,促进发展。(李启明/北京)
淡泊与牢记
  在工作和生活中淡泊什么,牢记什么,可以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思想境界的高低,公仆心和宗旨意识的强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领导干部淡泊的应该是官职、名利、待遇和享受等,这样才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不为名利所羁绊;牢记的应该是党性、宗旨、职责、民意和人民群众的疾苦等,这样才能真心实意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刘庆阳/江西)
“为官”需有“官德”
  “官德”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内涵丰富,最基本的应有三条:一是政治之德。它要求领导干部有理想、有信念、有抱负,自觉地用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统帅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二是立业之德。它要求领导干部立大志、干大事、成大业,有“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决心和勇气,有锐意开拓、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三是爱民之德。它要求领导干部以民为本,爱民为民,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当好人民的公仆。(李文魁/山西)
找准坐标画好大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共同艰苦奋斗的伟大事业,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在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中找好坐标、画好大圆。找好坐标,就是给自己准确定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及其对大局的意义,找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结合点,克服随波逐流、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画好大圆,就是以自己的坐标为中心,以为民办事的幅度、程度、进度等为半径,画出一个为民谋利的大圆,防止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现象。—
(张先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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