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专家评说
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
——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锡镇
10月8日，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此外，温家宝总理还与东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使中国成了第一个加入这一条约的东南亚区外大国，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等文件。这一连串为世界一惊的大动作无疑是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又一大手笔，是中国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思想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又一重要体现。这一举动标志着中国同东盟国家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它必将大大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其意义十分重大。
推动东亚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东亚地区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是东亚各国人心所向，也是维护本地区繁荣稳定之必须。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国家就提出了建立东亚地区组织的建议，此后又为此而不懈努力。同时，建立东亚地区合作组织也成为中国中长期战略目标之一。
近年来，中国在此问题上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然而，作为本地区大国的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的态度却不那么热心。中国和日本作为本地区两个大国本应携手合作，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和东亚一体化，但日本却因种种困扰反应冷淡。中国曾多次向日本传递信息，希望日本在东亚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愿意同日本一道携手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然而成效甚微。鉴于日本的消极态度和地区一体化的急迫性，中国不得不考虑采用迂回战术，以东盟促日本。于是，中国、东盟从自身做起，率先采取行动，先造成一种不可逆转之势，从而激发日本参与地区一体化的意识。这才有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本次会议的一连串重大成果。
这些举动对日本果然有所触动。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在10年内建成的计划提出之后，日本舆论界沸腾了。担心被边缘化，怕失掉对东亚的主导权，要求日政府采取主动，以及主张同中国共同主导等呼声开始在日本舆论界此起彼伏。日本的动机姑且不论，仅就日本社会对东亚一体化参与意识的涌动就足以说明中国这一迂回战术的灵验。
可以预料，中国正式签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新步骤很可能产生连带效应，必将在日本社会产生回响。在其舆论的影响下，日本政府有可能步中国后尘，成为加入该条约的另一个非东南亚大国。毫无疑问，这将使整个东亚向一体化目标又前进了一步。
永做好邻居、好伙伴的又一法律保障
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东盟国家曾对中国抱有程度不同的不信任感。加之中国是毗邻大国这一天然特性又使得它们对中国心怀疑虑。这种近乎本能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对中国来说，要使它们解除这种恐惧和担心并不难。其方法不是靠嘴上功夫，而是靠行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点：
其一，要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东盟国家看到中国确实是诚心诚意尊重、理解、帮助他们，要认认真真地发展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点中国正在做，或已经做到了。从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对一些国家所提供的单方面优惠待遇已经得到了证实。东盟国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
其二，就是要公开正式地承担法律义务和做出政治承诺，用以约束自身的行为。这就是同他们签署白纸黑字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对于小国来说，有了契约在手，才有踏实在心。这两年，中国确实作了不少努力。去年中国同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使争吵多年的南中国海的热点问题大大降温。《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加入，将使东盟更加信任中国。此外，中国早已表示支持东盟的东南亚无核区的主张，并且承诺，一旦有关国家同东盟消除分歧，中国将立即签署有关无核区的条约。这一系列的法律文件将成为东盟小国信任中国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作为大国，中国能主动积极地将自己置于条约的约束之下，显示了它决不做以强凌弱的超级大国之决心，也显示它同邻国永做好邻居、好伙伴之诚意。
中国同东盟这一整体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显示了中国对东盟这一组织的重视、尊重和支持。中国虽然主张推动东亚一体化和成立地区合作组织，但这不意味着忽视、排斥甚至消化东盟组织。相反，中国会继续支持东盟的一体化进程以及东盟整体力量的加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更加自信，不再担心在同一个集团打交道时，自己会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发表将使东盟国家逐渐相信，中国会接受和尊重东盟的整体身份，而不会对其采取分化、离间和各个击破的政策。
负责任大国形象再添光彩
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向世界，逐步意识到世界需要中国，中国应融入世界，同时也应为世界负责。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金融危机中的杰出表现和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大放异彩。在经济领域，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然而在政治安全领域，仍显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
近几年来，情况大有改观，至少在周边外交中，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对外合作，不仅局限于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而且已扩大到最敏感的安全和政治领域。中国已经意识到，地区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而且是政治的和安全的；同时也意识到，要取信于周边国家，要在地区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全方位地融入地区社会，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制定和遵守统一的游戏规则。
去年，中国同东盟一道就最敏感的南沙群岛问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今年，中国又正式加入涉及政治和安全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充分显示了当今中国外交的大国风范：明智、大度、自信和成熟。
中国要扮演好负责任大国角色，就必须参与，要参与就必须全方位。这是历史使命的召唤。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中的“结伴而不结盟”
中国历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是不结盟、不当头、不称霸。对于不结盟，邓小平同志解释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坐到任何人的车子上去，也不把一些中小国家拉到自己身边，自己当盟主。这样我们就可以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我们谁也不得罪。
那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是否意味着放弃不结盟的立场？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结盟，一般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签订带有防务性质的同盟条约，共同防守来自非同盟国对同盟国的军事入侵；在一个成员国遭到这种入侵时，其他成员国必须视为对自己的入侵，从而必须履行保卫该成员国的军事义务。当今，绝大多数地区合作组织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结盟。虽然有各种条约、协议以及组织章程，但不具有军事同盟性质。中国同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不是结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也不是结盟，它不具有军事同盟性质。因此，加入东盟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同样不是结盟。加入该条约只意味着，为了该地区的友好合作与安全稳定，要遵守某些原则、规则，履行某些义务，做出某些承诺。
中国不论是同其他国家组成地区合作组织，还是加入其他合作组织的条约，都不是结盟，而是结伴，是交友，是合作。因此，结伴而不结盟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附图片）
题图：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10月7日至8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巴厘国际会议中心前悬挂着各国国旗。（新华社记者 壮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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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热线
合作跨入新阶段
本报驻泰国记者 孙伟
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10月8日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共同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该条约。
记者8日就此采访了泰国《新中原报》总编辑普萨迪女士。她说，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样的合作新成果，这说明东盟与中国进一步增强了相互的信任和全面友好合作，特别是双方的政治关系向前跨了一大步。回想东盟成立30多年来，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相互敌对、猜疑、交往、建立睦邻互信关系，直至今天确立战略伙伴关系。这个过程说明，随着中国多年来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尤其是近年来致力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政策，东盟国家切实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与周边国家友好合作的诚意，东盟一些国家曾经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心已不复存在。
在今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通过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时，东南亚各国媒体都作了突出报道。随着中国签约的临近，东南亚媒体最近一周来纷纷发表评论，积极评价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中国率先以非东盟国家的身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不仅标志着双方之间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更高层次，而且还将为双方在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进一步合作铺平道路，符合东盟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毫无疑问，中国签署这个条约，是为了在两者之间建立政治互信而采取的更加重要的措施。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是中国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并在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向世界作出的又一个政治承诺。
菲律宾《世界日报》社论指出，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进一步巩固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式化的基础。可以肯定，东盟和中国的合作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评论说，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东盟10国领袖签署“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消息，令很多分析人士眼睛一亮。这一联合宣言将把双方的合作提到一个更高和更全面的层次。（本报曼谷10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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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资料
中国—东盟关系回顾
1991年7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第一次参加了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始与东盟对话。
1992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
1993年，双方决定建立东盟—中国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东盟—中国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以进一步发展双方在经济、贸易与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合作与交流。
1994年7月，中国作为磋商伙伴国，钱其琛外长参加了在泰国举行的第二十七届东盟外长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东盟—中国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和东盟—中国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
1995年，中国和东盟开始在高官层次（副部级）进行政治磋商。
1996年7月，中国和东盟的磋商伙伴关系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至1997年2月，双方建成了五个平等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中国—东盟经贸联委会、中国—东盟高官磋商、中国—东盟科技联委会、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以及东盟北京委员会。
1997年12月16日，中国—东盟首脑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江泽民主席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重要讲话。会晤结束后，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此后，双方领导人在每年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定期以10＋1形式举行会议。
1999至2000年，中国与所有东盟成员国分别签署或发表了面向21世纪的双边关系框架文件。
2001年，中国与东盟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合作机制，即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
2001年11月，第五次10＋1领导人会议在文莱举行，双方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就新世纪初重点合作领域达成共识。
2002年9月13日，首次中国—东盟经济贸易部长会议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举行。会议双方就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的问题，包括中国—东盟的贸易投资关系、《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货物贸易自由化方面的“早期收获”等内容进行了磋商，并就主要问题达成共识。部长们原则通过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草案。
2002年11月1日，东盟与中日韩（10＋3）和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此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取得了重大成果。首先，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其次，中国首次发表的《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启动了中国与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的全面合作。其三，中国、东盟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其四，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这一宣言是中国与东盟签署的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
2003年10月8日，第七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以及签署信息通信谅解备忘录。中国和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此次会议的成果表明，中国同东盟关系进入了经济、政治、安全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锡镇）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放眼全球
世界热点问题聚焦亚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曹兴
当今世界热点问题大都集中在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上，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成为全球中“热点的热点”，并多数聚集在亚洲。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奇异现象？其间共通性的原因何在？
亚洲的世界热点问题概述
世界热点问题在亚欧表现出相反的态势：欧洲呈现以欧盟为主基调的整合与趋同的发展态势，欧洲民族对国家的分解力量和民族问题趋向消解（未完全消解）。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亚洲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在明显增加。美伊战争问题、阿富汗问题、阿以冲突问题、印巴冲突问题、僧泰冲突问题、车臣问题、库尔德人问题、菲律宾反政府武装问题、印尼亚齐问题，等等，足以说明亚洲热点问题远多于欧洲，也强于美洲与大洋洲和非洲，堪称世界之最。亚洲至少有下述热点问题发人深省：
阿以争端是世界最大的热点问题之一，具有三大特点：一、争端的时间性长，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还未有根本转机的迹象；二、地缘政治性强，争端的参与者众多，不仅包含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还包含以色列与其周边国家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三、国际政治性强，从犹太人复国到阿以争端，既包含因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杀戮引起国际性人道主义的正义同情，也包含以色列过激争夺土地以及美英等西方大国从中推波助澜等非正义行为。
库尔德人问题是世界上最难消解的民族问题之一。库尔德人问题因其长期困扰着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等4个国家，成为影响西亚地缘政治的跨界民族问题；还因1991年出现“库尔德难民问题”而震撼全世界，致使世人再度关注库尔德人问题。
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及两国的核竞赛使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危险问题之一。南亚地区因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导致其民族矛盾的升级，致使原来的印度一分为三（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僧泰冲突因始于公元前3世纪而成为持续时间最长的问题，是当代南亚地缘政治不稳定的一大隐患。僧泰冲突不仅由于斯里兰卡国内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间的冲突，导致斯里兰卡长期内战，危害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由于斯里兰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泰米尔人的跨界性，使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命运牵动着印度和斯里兰卡两国人民的关系。
中亚冲突因牵动几乎整个穆斯林世界使其成为直接涉及国家最多的问题。中亚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是穆斯林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冲突。由于地缘、种族和宗教的原因，中亚各国及车臣地区与邻近的穆斯林国家的关系发展较快，形成与俄罗斯文明相抗衡的穆斯林联盟。
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问题视为世界重大热点问题。那么，造成这些热点问题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为何偏偏都聚焦在亚洲？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亚洲成为世界热点问题聚集地的原因
亚洲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热点问题的重心，表层原因是因为亚洲是世界民族问题和宗教最复杂的聚集地区。理由至少有两个：
首先，亚洲民族情况和民族问题最复杂。虽然目前世界上约有两三千个民族，交错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世界约60％的人口和一半以上的民族分布在亚洲；百万以上的民族，亚洲约占1／3；千万以上的民族，有半数在亚洲；上亿的民族，多数聚集在亚洲；亚洲具有最多的跨界民族和最复杂的民族关系。
其次，亚洲的热点问题大都表现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亚洲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堪称世界之最；亚洲的各种宗教与民族，不仅与西方基督教形成冲突，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利害冲突。在亚洲的许多国家（中国例外），居民的宗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民族属性有关。宗教成为人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和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由于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纠缠在一起，让人分不清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界限，所以当地人认为，对待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什么态度、执行什么政策，往往被视为对待这个民族本身的态度和政策，直接牵动着这个民族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准则。
世界热点问题聚集亚洲的深层原因在于亚洲民族文明的复杂性，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导致了相关的跨境（包含跨界，下同）民族问题及跨境文明问题。
跨境文明问题是跨境民族现象造成的。跨境民族主要是移民现象造成的。移民现象是现代世界历史不可更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对移民现象起到了加速、加重的作用。
亚洲民族热点问题大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跨境民族问题，都是由民族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引起的，问题的主要事发地大都在文明的跨界和跨境之处，都包含了某种宗教冲突。“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是极端的穆斯林跨境美国制造的恐怖事件，进而导致美国跨境到阿富汗境内进行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美伊战争是“9·11”事件的延伸。阿以冲突发生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跨界处，展示着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在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展示着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僧泰冲突发生在斯里兰卡和印度之间，展示着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印度教与佛教的冲突。库尔德人问题发生在四国跨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之处。跨界民族问题能够诱发许多国际性政治问题：跨界民族问题诱发了危及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跨界民族问题产生并发展了对国家的离心力；邻国跨界民族的相互声援造成了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综上所述，世界上没有哪个洲能像亚洲民族分布及宗教分布那样多和那样复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文明的多样性上，亚洲均堪称世界之最；在这里，至少有中华文明系统、印度文明系统、日本文明系统、佛教文明系统、犹太文明系统、穆斯林文明系统等几大文明圈。由于这些文明的质量和发展水平都很难被其他文明所同化，先是欧洲文明后是美国文明，经历500多年的历程都未能把亚洲这几大文明同化。在亚洲多元文明中，不仅存在一个东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亚洲内部各文明间的关系问题。亚洲各大民族文明系统间，尤其在信仰文明系统的交汇处难免发生矛盾。
追溯其历史原因在于，亚欧文明早在古代就已成为地球文明的主流，可是亚洲人和欧洲人早在古典时代就泾渭分明地选择了很不相同的发展方向，亚洲人开创了多种文明并展开多向度发展的文明过程；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亚洲就占了三个，欧洲却一个也没有。欧洲只有一个文明的源头即古罗马基督教文明。这一历史脉络决定了后来亚欧民族发展的不同方向，即欧洲发展于一个文明源头，决定后来欧洲文明发展流向一个总体，所以才有了后来欧盟的产生和发展。亚洲古典文明的多元化决定了近现代亚洲文明发展的多元化。亚洲多元文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处理多民族关系、多宗教关系问题的复杂性。
总之，世界上没有无因之果，世界热点问题聚焦在亚洲的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内部各单元文明的差异性，及其与西方文明的更大差异性，当然包括相互兼容与相互冲突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