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欧中伙伴关系持续深化
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哈维尔·索拉纳
今年是欧中关系的好年头。2003年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断密切的积极迹象。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欧中领导人会晤就是一个写照，但那还只是欧中合作与协调领域不断拓宽这一趋势的一部分。
自今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就任以来，我已三次会晤外交部长李肇星先生。我们讨论了广泛的国际问题，加深了相互理解，评估了密切合作的机会。我期待着在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会面，共商如何进一步发展欧中伙伴关系。
中国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随着欧盟进一步扩大，这一伙伴地位还会上升。我们将努力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因为这符合大家的利益。这些年来，针对我们双边关系中所关切的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全球性议题，欧盟和中国已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政治对话机制。我们将通过不断改善政治对话来进一步与中国进行接触。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将与中国共同解决全球化进程中日渐影响我们大家的问题。
今年，欧盟与中国相互之间各自向公民公布了有关欧中互为伙伴关系的指导性原则。2003年6月，我向欧盟领导人提交了一份安全战略文件，题为《更好世界中的欧洲安全》。这份文件指明了我们在安全领域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表示应以有效的多边主义为基础加强国际秩序，欧洲在面对威胁时应有效而连贯地作出反应，欧盟应与国际伙伴更加密切地合作。关于最后一点，我提出了欧盟将与6个全球战略伙伴密切合作，中国便是其中之一。
我想强调的是，与中国密切合作并非政策上的改变，而是再次确认我们加强现有对话与协作这一决心。欧盟外长理事会10月13日确认了一份题为《日益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的政策性文件，便证明了欧盟的这一决心。我们正以该文件的分析与建议为基础，讨论如何采取一系列务实措施来加深合作。
中国对深化与欧盟的合作信心十足，也在10月13日发表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对欧盟政策文件。我相信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从最高级别认可了我们之间以共同目标为坚实基础的日渐重要的合作。
只要浏览一下今年6月我提交的欧盟安全战略文件与中国对欧盟政策性文件，便会发现两者之间所存在广泛的共同点，它足以证明我们之间存在共同利益。中方文件涉及的议题远远超出了我的文件中所强调的安全领域，而它关于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分析又在许多方面与我的文件相一致。正如中国政府的文件所说，“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加强合作”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一起努力对付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的强有力基础。
在我的文件里，我强调，欧洲面临的威胁正在发生转变，许多挑战都具有全球性特点。
对我们大家而言，现在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集团犯罪。这三者互有联系，而每一者都与“失败或失败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文件也显著地强调了这些挑战。
国际恐怖主义没有国界。它具有完善的组织，完备的网络，并得到多方支持。“基地”组织之类似乎在行动上没有任何约束，也就是说，在选择打击目标时没有任何的限制。这使它变得极度危险。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他们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必须竭力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对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结果难以预料的地区性军备竞赛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也有可能落入极端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之手。我相信，欧盟与中国将继续携手合作对付这严重的全球性威胁。尤其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面对朝鲜半岛日益令人担忧的局势，中国努力促成国际社会作出反应并发挥了主导作用。尽管那里的局势依然严峻，但继续会谈无疑是积极的。欧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将与会谈主要各方保持密切接触，以最终促成这一结果。
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另一威胁与“失败或失败中国家”有关。后者存在的问题日渐堆积，导致了集团犯罪的扩散。集团犯罪不是国内问题，它正在世界各地泛滥。他们拥有非法交易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贩毒、武器贩卖与人口走私活动。在很多时候，他们还向恐怖主义者提供资助。这些网络最容易在贫困国家滋生，因为这些国家没能力有效地将其铲除。
为了成功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反应就是通过有效的多边行动，尤其是通过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这是中方文件中提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坚持《联合国宪章》，一旦宪章受到蔑视就应采取适当的行动。有效的多边主义既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来实现，亦可通过与重要伙伴加强有效合作与互动来实现。中国与欧盟都密切关注这些问题，它们是欧中领导人会晤中的重要议题。
健康的伙伴关系不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都观点一致，这一点无须掩饰。但重要的是，我们在有分歧的领域一起合作。这些问题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如果我们不进行讨论，不能求得更好的相互理解，不在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我们之间广泛合作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
欧盟正在努力促成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我们也非常关注社会公正和宽容，反对排外。这些都是我们广泛发展与合作项目的固有方面。从这点来说，欧盟对中国支持现行的人权对话表示赞赏。在人权方面，中国已采取了建设性的措施。欧盟仍然关注人权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实，尤其在公民权与政治权、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权利等方面。
综上所述，像中国与欧盟这样的国际力量应在双边和多边领域更加紧密地合作，以有效地对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期待着这次领导人会晤将朝着欧盟与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深化再次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本报记者 章念生译）（附图片）
哈维尔·索拉纳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热点聚焦
中欧领导人会晤——
具有时代意义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周弘
主持人语
第六次中国与欧盟领导人会晤今天开始在北京举行，这是中欧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近年来，中欧关系健康发展，双方的交流不断扩大，互信日益增加，合作渐趋深化。9月10日，欧盟公布了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10月13日，中国也公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读者通过阅读本期《国际周刊》，能够对中欧领导人会晤的历史意义以及中欧关系等有更多的了解。欧盟负责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来华参加领导人会晤之前，专为本报《国际周刊》撰写文章，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自1998年中国和欧盟建立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以来，中国和欧盟领导人之间年度对话的议题一再扩大和深化，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权对话、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一直发展到囊括了在科技、能源、通信、教育、司法、行政等领域里的交流，在农业发展、环境保护、国际反恐、地区安全、核不扩散等领域里的合作。本届中欧领导人会晤之前，欧盟公布了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承认欧中关系是成熟的伙伴关系；而中国则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首次系统地公开阐明了中国对欧盟关系中的利益与目标。可以说，这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是在中欧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对话。
中欧都希望和平，也都致力于发展，彼此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却有广阔的合作领域。
当代的贤达智者、各国的志士仁人都在从不同角度、不同利益出发，探讨人类现存的环境，分析我们所处的这个既存在和平主流、又潜伏动荡危机，既充满发展机遇、又出现衰退迹象的复杂世界。人们发现，国际社会正在从一种已经解体的国际秩序向另一种尚未可知的国际秩序过渡。在这过渡期，各种势力此消彼长、相互学习、相互合作，也相互摩擦、相互冲突。四海之内的有识之士察天下风云，思民族振兴，明大义、行大道、强国力、重建树，中国如是，欧洲亦然。
欧盟的一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终于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种统一的货币和一整套勾连和融合传统民族国家的治理机制。为了保持欧洲长时间的安全和进一步的繁荣，欧洲人正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着新的建设。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一个相对发展的世界市场是欧洲安全与繁荣的根本条件。
为了实现数代人的强国富民之梦，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改革与创新。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一种相对公平的国际交易规则，对于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同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与欧盟都希望和平，也都在致力于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却有着扩大合作、共建繁荣的广阔领域。
差异性可以成为相互学习的契机。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是新时代多边机制中双边对话的典范。
中国和欧盟虽然对时代有着类似的判断，对未来有着相同的追求，但是它们之间的交往却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构之间进行的：中国是单一政治体，而欧盟是多国联合体。不同的历史给中国和欧盟留下了不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制度，这种结构上的不对称性是否会妨碍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中国和欧盟伙伴关系的发展说明，这种不对称性虽给中欧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对话与沟通反而促进了中欧之间理解的加深和合作的拓展，差异性是可以成为相互学习的契机的。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就是沟通中欧不对称性政体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政治体制的不对称性来源于中国和欧盟的不同历史遗产和发展阶段，特别是由于欧洲联盟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新政体，它的独特性和潜在力尚未被世人透彻了解。欧盟是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在不同领域里的一体化程度也有所不同。例如在经贸领域里的欧盟是超国家体制，而在外交与安全领域里的欧盟则是政府间体制。所以，在与欧盟交往的某些领域里，中国是在与“一个欧盟”打交道，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中国又可能与“多个欧盟组成部分”打交道。此外，欧盟正处于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中，过去是政府间结构的领域，今天就可能变成了跨国或半跨国的结构；上年是非欧盟的国家，来年就可能变成了欧盟国家。一方面，中欧关系中的欧洲一方无论在权能，还是在利益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另一方面，欧盟虽然在许多部门中都享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权能，但并不能在对外交往中替代欧盟的各个组成部分。事实上，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在许多的领域里，中国都是在和欧盟的各个成员国直接交往。利益的错综复杂、信息的不够完整，这些都可能构成对中欧关系的不利影响。
而中欧领导人的直接对话可沟通并解决中欧关系领域中战略性、原则性和关键性的问题，使中欧关系的发展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而不至于迷失在局部和枝节的矛盾上。此其一。
其二，欧盟在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上提出和探讨的必然是欧盟各国共同关切的问题，是欧盟各成员国已经达成一致的立场。这使中国可以避免分别地针对可能相互矛盾的各成员国态度，从而提高中欧之间沟通和理解的效率。
其三，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是建筑在多边基础上的双边对话，其中既有双边的成分：表现为中国对欧盟整体的双边外交；又自然地包含了多边的成分：由于欧盟内部的多边机制，参加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不仅有代表欧盟超国家机制的委员会主席，还有代表政府间机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首脑，会议也轮流在北京和欧盟各成员国首都举行。这种包含着多边成分的双边外交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各种国际性多边外交：中国与欧盟在亚欧会议、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交往与合作就是例证。
中欧互信与合作，可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更多地为发达国家所理解，有利于建立国际新秩序。
第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举行，在欧盟首脑与中国的新一届领导人之间进行，是这次会晤之所以重要的又一个原因。中国和欧盟通过中欧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从战略的高度，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开展对话与合作，是国际秩序中的积极因素。
共同致力于发展、繁荣的中国与欧盟还将就如何加深和拓宽经济贸易往来、造福双方的人民进行探讨，从而加强中欧之间互利互惠的基础。随着欧盟继续扩大，更多的国家将加入到这样的协商、对话与合作中来，使得合理的合作方式能够继续扩大。
在进行越来越频繁的人员交往过程中，矛盾和分歧也在所难免。观念的差别、行为方式的差异、不同利益的需求都会显现出来，这需要中国和欧盟的领导人从战略伙伴的高度出发，进行原则性的磋商。这种各抒己见、求同存异的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以协商的手段化解矛盾的国际行为方式，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对发展的方向和方式都会产生健康的影响。
中国保持与欧盟的良好合作关系，不仅可以使中国成为沟通发达与发展中世界的桥梁，而且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更多地为国际社会所理解。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造就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新世界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附图片）
欧洲企业家非常希望在中国发展事业。10月22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德中经济论坛”吸引了众多的德国经济界人士。图为他们正在聆听代表发言。
（新华社记者 李明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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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认识 善解分歧
中欧经贸更上层楼
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裘元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欧经贸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经贸规模不断扩大，质量日益提高，并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与法律文件保障。
欧盟与中国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欧双边贸易额为867.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3.2％；2003年上半年达55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2％。截至2002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项目14084个，实际投资339亿美元。中国从欧盟引进的技术累计金额已达746亿美元，欧盟位居中国引进外来技术金额之首。
中欧经贸关系得到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中欧于1994年建立政治对话机制，1996年开始人权对话。1998年政治对话升级为领导人会晤。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积极成果，给中欧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中欧经贸关系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文件作保障。1995年，欧盟委员会提出第一个对华关系长期发展战略，初步形成了对华战略性政策框架。1996年、1998年、2001年，欧盟又制订了3个对华关系文件。2002年，欧盟发表了《国家战略报告：中国》文件，明确了对华合作的3个重点领域，即支持中国改革，协助中国可持续发展，鼓励中国法治等。今年9月，欧委会又推出新的对华关系战略文件：《日益成熟的伙伴关系———欧中关系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成熟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彼此把对方视作真正的长期合作伙伴，其基础是稳定可靠的，其行为是坦诚相待的，其程度是日益深广的，其前景是广阔良好的。中国也在为发展良好的中欧关系作出自己的政策努力。10月13日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就是一块新的里程碑。
拓展经贸合作，需要提高多方面的认识，并做好相应工作。
进一步提高对对方重要性的认识。欧盟成员国即将扩大为25国，其经济政治力量与影响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的迅速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日益提高。目前的政治经济背景形势是比较有利的，这里包括：如今的中欧关系日益具备独立的内在重要性；存在巨大而又互补的实际经济利益；具有众多可以沟通的共同立场观点等。
巩固和开辟有效的经贸合作渠道。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既要认真履行义务，也应充分享有权利。为此，我们应进一步研究欧盟“规则”，这是中欧经贸关系的实质内容。我们一方面要着力整体提高国家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和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应努力帮助中国企业加强对欧盟的全面认知，积极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抓紧培养一批真正的中国“欧洲通”，尽可能多地帮助中国企业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个案待遇”，有效建立和强化企业行会和中介机构，并使之具备自律、自卫能力等。对在华外资企业，要为那些“龙头”企业在华建立零部件配套企业和相关服务企业提供方便等。这是中欧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根基所在。
及时、准确地了解、把握对方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观点的认识与政策主张，并恰当予以应对。例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欧双方的行为表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反倾销与技术壁垒问题、普惠制“毕业”制度、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以及不时可能出现的某个政治问题等。
善解分歧摩擦是推动未来中欧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目前，欧盟比较关心的是中国遵守世贸规则，特别是在知识产权、透明度、地方当局执行贸易法规等方面。欧盟实际上也赞同美国的主张，让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只不过比美国更谨慎。欧盟希望中国不提供扭曲贸易流量的直接或间接补贴等。应该看到，中国与欧盟在贸易问题上存在不少的分歧。
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1998年，欧盟把中国和俄罗斯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剔出。两年后，俄获得了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而中国还须等待。从微观领域来看，中国那些能将自己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行业和企业，一般都是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勇于并致力于与国际接轨的“排头兵”。自然，作为还在深入“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力争尽早取得“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分歧摩擦的要害问题之一。
反倾销与技术壁垒问题。从1979年到2002年4月底的23年间，欧盟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立案90余起，目前正在实施中的还有40余起。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产品中，约有10％受到了欧盟反倾销影响。我们应设法善解此类问题。此外，欧盟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和企业的损害并不比反倾销小。这些壁垒虽然并不是刻意针对中国的，但也确实隐含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少因子。对此，我们首先要致力保护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不赞成欧盟有时采取的把发展水平相去甚远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律平等对待”的做法；同时，更要着力提高自己的技术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努力创建自己的技术标准，并使之在世界范围内使用。
关于欧盟对华贸易逆差问题。据欧洲方面计算，2002年对华贸易逆差约为500亿欧元。欧方认为，这同中国充分利用了欧洲人提供的普惠制有关。于是，这种优惠在被减少。欧方分析逆差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市场不够开放，对此，他们同美国人一样，竭力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加以“纠正”。欧洲人觉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未必足以自动达到贸易平衡，因为他们认为贸易逆差的第三个原因“大多是来自持续的结构因素，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在加工工业中所具有的重大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基于这种判断，贸易纠纷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还会不时损害中欧关系的气氛，特别是在触及失业率很高的欧洲地区或行业时。对此，中欧双方都应做出努力。就中国而言，对欧贸易应注重提高质量、效益和结构，不宜过多强调对欧出口的增长速度。
不过，经由中欧共同努力，如果没有重大的外部冲击，中欧经贸关系将会继续顺利发展，并且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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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第一次会晤：1998年1月，欧盟倡议在举行第二届亚欧会议期间举行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并进而建立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4月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中欧领导人首次会晤。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权对话、加强国际金融货币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中欧双方在会晤后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希望中国和欧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每年举行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第二次会晤：1999年12月2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北京和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总理利波宁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表示中欧应继续致力于发展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大深化在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
第三次会晤：2000年10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北京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希拉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举行了第三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双方就双边关系、中欧各自的发展以及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谈的重点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涉及了贩卖人口和非法移民的新议题。
第四次会晤：2001年9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首相费尔霍夫施塔特、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欧盟负责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第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人权对话、扩大经贸关系和科技交流、促进环境保护和能源合作以及共同打击贩卖人口和非法移民等问题进行了磋商。会后首次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强调应加强中欧间的政治对话，扩大对话领域，并通过更经常性的高官与专家会议在各层次深入交换意见。
第五次会晤：2002年9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了第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欧双方除讨论人权对话、扩大经贸往来、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议题外，还对反恐问题、环境问题以及食品和消费者安全问题和非法移民、贩卖人口问题表示了关切和进一步合作的愿望。会后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
（宋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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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30倍。
中国是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位列美国与瑞士之后。
2002年，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外国在华投资者，投资总计45亿美元，排在美国与日本的后面。
2002年，共有130万人次欧盟公民来华旅游，共有64.5万人次中国公民前往欧盟国家。（以上资料由欧盟驻华代表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