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热点
临沂市委书记李群曾公派赴美研修公共管理，并在康州纽海文市当了几个月市长特别助理——
我在国外当市长助理
本报记者 宋光茂 何勇
近日，李群向记者谈了他在国外当市长特别助理的经历和感受：
抓环境就是抓经济
我曾先后在寿光和临沂当过市长。在纽海文时，一次和纽海文市市长探讨过地方政府如何抓经济。他问我：“你在中国干市长，与我在工作上有何区别？”我坦率地回答：“最大的区别就是，你好像不大管经济。”
我在寿光当市长时，主要精力就是抓经济。财政增长、企业赢利、农民增收、民营经济、结构调整……什么都抓。而纽海文的市长更多是在忙教育、环境等公益性较强的事业。
“是不是美国市长都不太关注经济？”
“不是。”他解释道，纽海文只有12万人，但却是美国珠宝店最多的城市；美国500强也有很多在纽海文；纽海文的食品工业也很发达。“我们有一支全美一流的治安队伍，这里的入室抢劫率在全美最低，而珠宝商最关注的就是治安状况。纽海文的环保、交通、居住等许多外部环境在美国都是比较好的。”
纽海文市是通过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来间接促进经济繁荣，而非事无巨细地直接插手企业。
回国后不久，我任临沂市市长。临沂是个商业贸易城，外来商户有30万人。我发现群众对当地治安状况意见较大，影响了商户投资信心。于是，提出加强治安环境整治。两年间，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不断提高公安队伍装备水平，增加预算1000多万元，使公安部门陈旧的办案手段得到根本改观。由于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去年，全市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增速排在全省第二；民间投资活跃，临沂的批发市场年成交额超过300亿元，跻身全国三强。
未见市长下企业
纽海文大大小小的企业众多，12万人口的城市财政收入高达3亿多美元，但在我当市长特别助理的几个月里，从未见过市长到企业视察，只参加过一次中小企业产品博览会，是由当地中小企业协会自发组织的，不用政府财政掏一分钱。对此，纽海文市长解释，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和企业属于不同的链条组成部分，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处于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而这些资产大多在各个企业，因此政府很容易干预企业的具体事务。是出资人就要管企业，但关键是怎么管，管理方式要创新。在当临沂市长期间，我发现政府领导干部“包企业”被当作经验。一个领导就抓那么几个企业，三天两头往企业跑，对企业经营发展指手画脚。政府官员就一定比企业家高明？
领导干部成了企业的“太上皇”，干预企业内部事务，必然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法则，也容易滋生种种腐败。为此，市里不再搞干部包企业。要求主管经济的领导由过去抓具体经济项目，改为对经济战略、支柱产业、行业规划、政策服务的研究和具体实施。
要从微观经济管理中及时抽身
近年来，临沂市政府在经济管理中，逐渐从微观经济的管理中抽身。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我们开始尝试按行业成立工业、城建、交通运输、行政事务四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国有及国有参股企业按资产比例实施有限监管，政府领导不再越位插手企业事务。
改革会对利益进行再分配，因为旧体制下形成的陈旧观念在起作用，改革阻力比较大，困难不少。一下子撒手不管，有些单位一时还适应不了。临沂市自来水供应缺口较大，但投资一个新厂需要3亿元，财政显然不行。有外商找上门来，一看，自来水公司是事业单位，外商无法与一个事业单位签订投资合同。市里提出企业改制，但自来水公司却不愿丢掉事业单位的帽子。招商项目一度进展非常缓慢。
政府怎样干预农业
农业是一国基础，但是个弱势产业，各国都必然给予一定支持。美国建立了弱势产业保障体系，在农业市场不稳时，通过限产、价格支持、农业保险、金融扶助等解决农产品过剩和农场主收入问题。由于国家相关政策完备，纽海文市对农业、农场主等投放的精力不太多，只需执行有关规定就可以了。
政府对农业的这种政策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反过来，如果政府过多的把精力放在用行政命令推进农业结构调整，而非制定促进农业发展政策等服务上，就会挫伤农民积极性。
我在寿光当市长时，就有过这样的事。当时，上级号召种棉花。市里积极响应，领导除了动员群众种植外，还一块块地察看。有的乡镇甚至出台土政策，谁家不种，就不让孩子上学。可老百姓就是不愿意种，应付我们的检查。为什么？老百姓说，棉铃虫治不了，种了没用。后来，棉花市场放开了，农民积极性反倒高了。
近年来，各地都在积极推进调整农业结构，种了大量经济作物。可应对市场风险的体系并未建立，结果今年很多地方出现了葡萄、蜜桃、小枣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同样说明，解决农民增收，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到制定相关抵御风险的保障政策上。有了这些，农民调整结构的积极性就高了。
政府转变经济管理职能大事记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按照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进行改革的方针。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深化改革要“逐步健全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等。明确了“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经济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确立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三把火”要瞻前顾后
萧然
不久前回老家，发现到处在修路。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猜测可能这座城市又新换了领导。后经了解，果真如此。新官上任，要改变市容市貌，道路面貌最为直观，于是往往整座城市会掀起一轮修路热潮。我大约每一两年回一次老家，根据城市动静大小推断领导班子的更迭，每次都能猜个八九。
新领导上任少不了要烧两三把火，因此总要给城市带来些许变化。架桥修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本也无可厚非，在此也无意对此举说东道西。问题是每一任新官上任少不了要烧的三把火怎么个烧法，值得思考。如果我们的每一任新官都热衷烧自己的那三把火，只顾烧出个性、烧出差异从而烧出自己的政绩，而全然不管前任和后任工作的继承和延续，有的甚至为了突出自己的成绩，不惜把前任未灭的火浇灭，另起炉灶再点火。如此这般，我们的城市规划也好、经济发展也好，就谈不上延续性。
推翻前任另起炉灶建设的事例不少。还是我的老家，前些年的一任地方官刚上任，要活跃市场，在我家对面建了不少商场。而这回，为了服从新任领导要改变城市面貌，修建迎宾大道的规划，毫不留情地把绵延数里长的商场全部推倒，拓宽道路。于是，前任三把火的业绩在后任的三把火中灰飞烟灭。
全部推倒重来无疑增大了我们的建设成本，其损失不言自明。那为什么我们不少领导都喜欢上任后重打锣鼓另开张？究其原因有二：推翻前任重来才更容易彰显自己的政绩。如果只是在前任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缺乏大手笔不说，政绩算谁的？在如此功利思想支配下，谁愿意在别人的火堆上架柴？其二，除了新官要点自己三把火的冲动外，旧官当时烧火的随意性也会使得新官即使想继承也难。比如，某地官员上任后突发奇想，让本来不适宜种猕猴桃的地方非要砍掉其他树种猕猴桃，结果长出来的果实又酸又涩，根本没有销路。后来者只好否定前任，砍掉猕猴桃树再种别的。这种否定之否定，原因出在前任。
历史的发展应该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甚至对前人的错误，哲学上都主张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何况一座城市的建设？衷心希望我们新上任的干部在烧三把火时能多些“瞻前顾后”，即对前任多一点继承，给后任少留点麻烦。这样的三把火，才有利于长远发展。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废弃家电何处去
目前，城里很多废旧家电的去向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这虽然可以满足部分低收入农民的需求，但给安全使用和环境造成隐患。近日，国家发改委披露信息，我国将制定有关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利用的规定，实行废旧家电产品回收利用“生产者责任制”，由生产企业负责回收处理，市场化操作，国家在政策上给予鼓励和支持。（张和平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学决定 话改革 关键在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李兴山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核心职能是服务。
宏观调控就是要以总量平衡、结构调整为主，以监督和引导为主，以间接手段即经济手段为主，以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主。
服务主要是为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服务，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服务，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就说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心环节。这是因为：
一、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中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而过去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配置资源，因此，转变政府职能首先是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要求。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建立完善规范的宏观调控体系。而过去我国政府不但行使宏观调控职能，还有许多直接插手经营管理企业的职能。因此，建立和规范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必须要转变政府职能。
三、我国政府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因此国企改革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到“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必然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四、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许多国际通行的规则和要求都是针对政府而言的。相对过去我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许多特殊性，履行这些规则和要求，在很多方面都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
此外，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政府职能，如通过行政审批直接配置资源的职能、政企不分直接插手经营管理企业的职能等，不但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些职能如果与市场机制结合，还容易成为腐败产生的根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机构改革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要求。
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宏观调控，核心职能是服务。所谓宏观调控，就是要以总量平衡、结构调整为主，而不是以直接配置资源、直接经营管理企业为主；要以监督和引导为主，而不是以审批和指挥为主；要以间接手段即经济手段为主，而不是以直接手段即行政手段为主；要以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主，而不是以局部利益、局部效益为主。所谓服务，主要是为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服务，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服务，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等。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按照《决定》提出的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税收体制、涉外经济体制以及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等的改革，并且在改革中使政府职能真正发生根本的转变。
此外，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以往实践还证明，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经济管理方式和观念的转变。否则，即使在形式上政府职能转变了，人员也精简了，但是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观念不转变，还可能会有意无意地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来搞市场经济。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交通拥堵严重，北京市政府已明确暂不征收汽车牌照费——
北京如何缓解行路难
本报记者 赖仁琼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的北京，是否将以征收小汽车牌照费、道路拥挤费等办法来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这成了北京有车族和许多市民近来最关心的问题。人们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赞成的人说，征收牌照费，那些想买车而又没买的人就不买了。北京私人小汽车增长速度放慢，交通拥堵不就缓解了？反对的则认为，城市交通管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收取牌照费不过是简单的经济措施，未必能从根本上治理交通拥堵。
在10月15日召开的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常务副市长翟鸿祥在《关于交通管理问题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北京交通问题的五大思路和近期较为突出的交通矛盾的六条措施，但其中并没有明确将征收牌照费和道路拥挤费。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负责人也在近日明确表示，目前不会征收小汽车牌照费。今后如需出台相关政策，也会听取专家和市民的意见并召开听证会后才能决定。这无疑让相当部分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北京将怎样治理交通拥堵、进一步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呢？
翟鸿祥在报告中提出了五大思路：加强交通发展规划，抓紧编制《北京交通发展纲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增加公共客运交通投资比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交通体系；加强交通管理，提高交通组织水平；加强交通法制建设，规范建设运营管理。
然而，北京交通目前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不容乐观。北京市在为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方面虽然一直不懈努力，但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过去10年交通建设虽保持了高投入，但只能基本应付同期的交通需求，并未根本解决不断加剧的供需矛盾。
近年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加，导致道路交通流量急剧上升，交通矛盾日益突出，城市中心区出现了早晚高峰延长、白天“平峰不平”、夜间流量增大、路网始终处于高负荷的状态。此外，北京城市道路本来就先天不足，中心区缺乏南北通道，高峰期70％的交通流量都集中在二、三环路。
目前，北京的私人汽车达129万辆，私人小轿车就有80万辆。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从38％提高到61％，小客车出行所占比例由1986年的6％上升到23.2％，而公共交通发展迟缓，份额由过去的35％下降到26％，加之停车设施建设不足等，使治理拥堵和交通管理更为困难。
为缓解严峻的道路交通形势，北京将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实施疏堵工程，完善行人过街设施，调整公交线路及场站等；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快地铁5号线、4号线、10号线、9号线、机场专线以及昌平、亦庄等郊区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建设北京大容量快速公交网络，并在南中轴路和中关村地区进行大容量公交系统的示范工程建设；改善重点地区交通环境，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望京、中关村、北苑、亦庄、CBD地区的交通问题组织调研并提出全方位解决方案；结合交通管理科技工程和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加快推进交通管理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