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学术动态)
专栏：新书架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
鲍宗豪主编的《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一书，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该书是“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理论探讨的最新成果，涉及数字化与社会、与生存实践、与政治、与语言文化、与教育、与人文素质等多个领域。该书强调，探索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探讨，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建构方案，包括人文素质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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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古今“喉舌”考
尹韵公在《“喉舌”追考——〈文心雕龙〉之传播思想探讨》一文中认为，“喉舌”最早出现在先秦时代，是指新闻信息的专职发布者。《诗经·烝民》中有所谓“出纳王命，王之喉舌”。作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喉舌”观念，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心雕龙》卷十九的《诏策篇》中，刘勰首先就“喉舌”提出了系统而独到的见解。就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曾在19世纪40年代把报刊的使命之一比喻成“喉舌”，近代的梁启超也用过类似的“喉舌”概念。1939年3月，我们党在上海出版的《党的生活》发刊词强调，该刊物要“成为全党同志的喉舌”。（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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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赵州桥（安济桥）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该桥距今有1400年历史，是世界上第一座单孔敞肩式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巨大石拱桥。图为赵州桥。王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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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学术信息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首都人才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主办的“首都人才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为贯彻中央关于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和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精神，今年以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力求全面调查北京市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现状，拓宽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思路。该课题组已完成《北京市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分析》等四项成果。（宏伟）
▲十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九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认为，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新领域的开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和应用，专门史、断代史、通史、国别史的研究和撰述以及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产生了众多的杰出史学家。把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联系起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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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关于发展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思考
□王芳 张志良
振兴民族地区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的必然要求。而发展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是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民族地区特色经济是指在一定的民族区域内，以特色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品为核心，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规模经济为表现，以组织政策为保障，结构合理且主导产业优势突出，经济效益显著，保持可持续发展，具有鲜明民族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总体构思
发展林业。森林不仅具有涵养水源等生态功能，而且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我国民族地区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8.4％，应将林业经济作为最具优势、最有特色的经济项目之一。除了发展林木采伐业及其加工业外，更为重要的是发展林果业，如各类水果、名贵药材及野生食用菌等，实现森林地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发展草业与畜牧业。民族地区的牧区、半农半牧区草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43.7％，全国五大天然牧场都在民族地区。畜牧业既是许多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也是其特色经济。因此，要大力发展草产品加工业，走退耕还草和草产品生产专业化之路，提高草肉转化率，减轻天然草地的压力，防止草地退化；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调整产业结构，让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民族地区形成了极具观赏、科考、探险、度假等多种功能的自然旅游资源；独特的民族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又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因此，大力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既可以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以较好保护，又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发展水电能源工业。民族地区的水力资源占全国总量的52.5％，应把水电能源工业作为一种特色经济大力发展、优先发展。这不仅可以为本地经济的发展奠定能源基础，而且有利于民族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民族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及气候条件，使天然植物过渡性特征明显，特别是药用动植物种类繁多、蕴藏量大，具有发展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的得天独厚的生物资源优势。因此，民族地区应当扶持、鼓励建立各具特色的现代生物与医药研究试验基地。
基本举措
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民族地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没有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族地区的真正繁荣与发展。因此，要把特色经济的发展同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结合起来，实现农工贸一体化，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加强对特色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持。以农业科技攻关、工业改造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点，通过研究开发与引进吸收两条腿走路，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不断提高特色产品的质量；增加科技投入，加强人才培养，为特色产业抢占市场提供强大的科学技术支持。
营造宽松环境。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参与民族地区特色经济的投资和建设；加大资金投入、金融信贷支持力度，既依靠市场的力量引导社会资金，又加强国家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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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经济全球化与不同文明间的对话
汝信
近20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为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冲突，使世界面临严峻的挑战。现存的几种不同的文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将何以自处，是否还有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如何消除彼此间的分歧，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目前，关于世界各种文明的研究以及开展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必要性已越来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人们普遍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文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专门术语，据考证，直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而到20世纪才在各学科领域被广泛使用。学者们对文明的理解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迄今无一致公认的定义。一般地说，文明大致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上相对于蒙昧和野蛮的较高的发展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用法）；二是指占一定空间的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共同信仰或共同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我们今天谈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取的是后一种含义。
经济全球化将对现存的文明造成什么影响
有一种看法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文明正日益趋同或同质化，从而产生一种普遍的“全球文明”以取代现存的不同文明。这种看法能否成立，值得我们思考。根据汤因比的理论，文明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组成，其中经济和政治的因素是易变的，而文化则是一种文明的精髓，也是较稳定的因素。汤因比所指的文明的三个方面，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或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全球化对文明的影响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或物质文明的层面以及与经济运行直接相关的制度上，在这些方面确实有强烈的趋同倾向，例如生产工具和方法、科学技术乃至企业经营管理、国际贸易、金融法规等，是超越国家、民族和不同文明的界限之上普遍适用的，有的还是必须采用的。由于物质文明是整个文明的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当然也会波及政治和文化的领域，但情况就复杂得多。
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文化固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却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精神文明中的一些深层因素，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价值观等，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德国的赫尔德曾说的“国民精神”。正是这些深层的精神因素构成的文化传统，充当了使一种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也使一种文明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实质和特性。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固然使现有的各种文明增添了一些共同性的成分，带来了如全球性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那样的新事物，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反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强劲有力的文化多元化发展，文明的多样性并不会因为经济全球化而消失。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上现有的几种主要文明仍将存在，不会被所谓普遍的“全球文明”所代替。这是需要开展文明间对话的一个基本理由。如果文明的差异没有了，大家都整齐划一，何用对话？那样的话，我们的世界不就会变得过于平淡、单调、乏味了么？
所谓“全球文明”还有另一种解读，即实际上是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幌子把某一种特定的文明装扮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强加于全世界。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所主导的，美国式的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大众文化产品也随之向全世界扩张，所谓“麦当劳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如洪水般袭来，而且披着普遍性的外衣。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曾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中指出，要警惕有人用全球化来侵蚀别国的文化和语言，迫使人们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念，把西方价值标准强加于人。因此，这些人鼓吹建立普遍的“全球文明”，其实质是企图以强势的西方文明去支配和吞并其他文明，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和标准去重新塑造世界。这无非是陈旧的“西方中心论”的一个现代新版本，它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由一种文明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美国的福山所宣扬的所谓“历史终结论”，断言西方文明已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其本身就是一种反历史的错误。有趣的是，在反对普遍的全球文化和“西方中心论”的学者中间，就有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的亨廷顿教授。
亨廷顿不赞成把西方文明说成普遍的全球文明，认为非西方国家所要实现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这些看法并不错。问题在于，他在承认不同文明存在的同时，坚持认为文明间的差异必然导致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而且把这种文明冲突提到冷战后世界发展“模式”的高度来看待。既然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并主宰世界，那么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也就是多余的或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了。其实，这种“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斯宾格勒。在斯宾格勒看来，世界上每一种文化实际上都是独特的、自我幽闭的系统，各种文化的内在精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难以进行沟通和相互了解，所以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他所说的文化有特殊的含义，指的是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那时的文化横向扩展，经常带来战争和侵略。在“文明冲突论”中常能看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样片面地强调和夸大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冲突，把文明说成无法沟通的对立的封闭系统，是违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的。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和碰撞虽然经常发生，但它并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调和的冲突，冲突的发生也往往不单纯是由于文明的差异，而主要是由于背后物质利益的推动。相反，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存、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乃至交融互变，才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常态和主流。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指出，文明并非一成不变，它有稳定性，又有能动性。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相互传播和借用，既把自己的东西向外输出，又借用和吸收其他文明的东西。这种借用是有选择的，是用来丰富自己的。同时，文明又有“拒绝借用”的特性，以此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稳定性。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文明并不是独立自主、自我封闭的东西，它需要通过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从外界不断获得营养，取得新的活力，才能茁壮成长。一旦把自己封闭起来，失去前进的动力，就会僵化而趋于衰落。因此，对文明本身的发展来说，相互间的对话和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应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对话一直是有时自觉、有时不自觉地进行着，当然其间也不乏矛盾、碰撞和对话的中断。现在情况变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使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能自觉地、不间断地顺利进行，需要确立参加对话的各方都认同的一些基本原则，需要有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树立一种全球意识。对话的各方应充分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过去把各民族分隔开的壁垒已不复存在。不管是否愿意，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面对共同的全球性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何以可能和必要的根据。
承认人类文明统一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多样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但这些文明又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又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和不同于他者的差别性。一切文明都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都同样对人类文明作出了贡献，并无高下、优劣之分，都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地位参加文明间的对话。
要有各方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如果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或潜在敌人，而不是看作平等的伙伴和朋友，对话就难以取得成功。对别种文明要排除偏见和成见，认真地进行深入了解和研究，虚心学习和吸收其文明成果和优点。对自己的文明要有自豪感，但在热爱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冷静地看到和分析其缺点和不足，以免盲目自大，唯我独尊。
提倡宽容精神，承认和容许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在文明间对话时，特别要学会如何去尊重和正确对待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要求大家整齐划一，接受同一标准。应做到“求同存异”，努力去寻求彼此间的共同点，把分歧暂时搁置，耐心地通过对话去缩小和解决分歧，即使一时不能达成一致，也应有善于等待和相互容忍的精神，不使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
当然，在崇尚强权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要全面贯彻以上原则是十分困难的。但如果广大学术界人士能本着这些原则去研究有关文明的问题，并进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将会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扩大共识，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与稳定，而且对各个文明本身的发展和进步也将起到有益的作用。在世界已进入21世纪的情况下，更应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保持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谋求共同发展，彼此取长补短，使我们这个世界更加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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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现代文明呼唤“两科”联盟
□王渝生
现代文明呼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科”联盟，呼唤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四科”结合。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立起反映客观世界本来面貌的完整科学体系。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智慧结晶，它们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姊妹。
从我国古代战国时期哲人庄子的“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魏晋时期畴人（科学家）刘徽的“析理以辞，解体用图”，唐代诗人高适的“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到十九世纪英国诗人济慈的“美就是真，真就是美”，一九五七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的“科学和艺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不生动而深刻地阐明了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是相互联系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既带着幻想的翅膀翱翔于宇宙空间，又脚踏实地奔驰在现实世界。
从十六世纪哥白尼“日心说”引起的天文学革命，到十七世纪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创立，标志着近代科学的诞生，而后又引发了十八世纪的蒸汽机革命和十九世纪的电力革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狄拉克的量子力学是二十世纪初物理学革命的标志，而后又引发了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以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等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威胁人类生存的境况和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邪教组织滋生的现象，又特别地警示人们，在发展日趋社会化的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技术的同时，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底蕴、价值指导和人文精神的支撑。
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指导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进步，
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不仅深刻地改变着物质世界的面貌，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方式，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使得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管理学和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需要从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中汲取营养，从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中寻求新的思想方法和技术手段。因此，只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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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依法治水 确立水权地位
——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施行一周年之际
□刘书俊
今年10月1日，是我国重新颁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一周年。新水法的施行，对于依法治水、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特别是我国水权地位的逐步确立，反映了现代水法的发展趋势。
水权的涵义
水权，一般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水资源的所有权，从形式上看是人们与水资源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确认和保护的人与人之间对水资源的占有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水的使用权主要包括水的分配、水的使用和收益等。
法学界对我国水权的解释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其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和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修建管理的水库中的水，归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其三，国家依法保护单位和个人的水使用权，只要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其合法权益就受到法律保护。
水权的主要法律特点
具有物权的基本法律属性。从我国水权的法律特性而言，一方面水权强调所有权，国家对水资源享有所有权，国家机关行使该物权以及对其实施保护；另一方面，由于物权是以实现对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而设立的他物权，所以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也相对分离，国家作为所有人不丧失对水资源的所有权，而通过非所有人对物的直接利用，实现所有权的收益权。我国法律确认和保护这种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均有益的财产关系。
体现民法上的相邻权关系。现代各国民法典对相邻关系作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邻地损害的防免、取排水及地下水、邻地使用等内容。我国有关单行法也规定了此类权利，如新水法规定的取水许可制度等。水权与相邻权的关系主要包括相邻防险权、排水和疏水权以及邻地用水权等。
具有与环境权相同的复合性。一般认为，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是一项包括环境资源使用权、环境状况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以及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内容的复合性权利。水权具有与环境权复合性相同的一些法律特征，能够从环境权保护的角度得以界定。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已对保护水资源和防治水污染等规定了专门的法律责任。
提高水权法律意识，建立水资源物权体系
提高水权法律意识。要遵循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充分认识水资源自然属性的同时，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商品意识、效应意识以及法律意识。我国的水市场和水权交易机制已经呼之欲出。2002年，浙江省义乌市和东阳市就进行了我国首起城市间的水权交易。面对我国水法中尚未明确规定水权的情况，为了充分体现水法的立法本意，应进一步提高水权意识，确立水权地位，依法实施对水权的保护，真正建立起以水权为价值取向的水资源良性循环机制。
建立水资源物权体系。应从传统的以占有为核心的水资源权属观转变为以利用为核心的水资源权属观，从水资源利用的单一经济价值观转变为多元价值观，承认水资源除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尤其是生态价值、美学价值等）。在水资源立法中，要着力调整国家所有权与实际利用国家所有财产的组织与个人间的产权关系，充分保护水资源利用人的权利，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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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发展”学术座谈会提出——
研究社会现实 认识社会形态发展
□程广云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联合主办的“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当代发展”学术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对当代社会形态发展的影响，当代科技革命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变革，当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的特点，西方各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局限，时代特征与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当面向当代社会现实，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借鉴其他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促进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
如何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有学者指出，应从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形态，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主体就是“五形态”论。有学者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关系诸方面，是综合性的因而也是更具科学性的标准，应以人的全面发展的成果为尺度来认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有学者强调，不能“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自发的”，更不能简单地以某种社会形态理论为依据进行简单的社会设计。
如何看待“当代社会形态”。有学者提出，要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关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阐释它的当代价值。有学者提出了“世界社会形态”的概念，认为当代社会形态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的交往的普遍性，即由民族或国家内部的普遍交往发展为民族或国家间的普遍交往。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作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全面发展”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学者强调，应重视研究网络、信息的发展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于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论问题。许多学者强调，研究社会形态必须注重方法论问题，在继承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有学者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方法：社会形态认识的一般方法（最高层次的方法）、特殊社会形态认识的实证方法（比较抽象的方法）和各社会子系统认识的具体方法。有学者提出，要在比较中发展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这种比较包括马克思的不同社会形态划分方法的比较和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其他社会形态理论的比较，在比较中借鉴，在借鉴中发展。有些学者还分别介绍了几种其他的社会形态理论，如美国的曼纽尔·卡斯特提出的“信息资本主义”论、马克·波斯特提出的“信息方式”论和法国的让·鲍德里亚提出的“消费社会”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