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从“子恺漫画”说起
王华超
丰子恺先生（1898—1975）是浙江桐乡人。1924年他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之后，他的画在《文学周刊》上陆续刊登，并冠以“漫画”刊头。从此，自成一格的“子恺漫画”开始走进千家万户。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上海画院院长等职。丰子恺先生一生涉猎广泛，著作丰盈。他在文学、翻译等诸多领域都卓然成家，然而影响最大、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的漫画。他的漫画风格简约、朴实、淳厚。题材包含社会的所有层面，特别是那些极富童趣的漫画作品，至今仍时时撩拨人们心底的善良情怀。
子恺画论中有句名言：最喜小中能见大，常求弦外有余音。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主任王复羊说他的东西是反映社会的，所以他的作品有永恒的魅力。中国新闻漫画协会秘书长则认为：丰老的漫画是模仿不来的，看似简单的线条，有很深的技术功底。最主要的是，他的文化底蕴模仿不了。丰子恺先生在漫画史上的地位是无法代替的。著名漫画家方成说子恺先生的画还有一个特点，画很多人都不画脸部表情，让你去琢磨。
漫画的造型方法和其它的绘画不同，具有明显的浪漫色彩，想象因素占很大比重。一件成功的漫画作品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产物；在创作过程中，逻辑思维占主导地位，是决定作品成败的关键。因而漫画作者的全面修养和学习是不可忽视的。从“全面修养”的角度讲，丰子恺先生的技术功底和文化底蕴堪为典范。
漫画是评议的艺术，是谐趣的艺术，是以点线的妙趣连缀，以夸饰手法启迪人才思，扩展人间的精神视野，它的存在，使人笑中得憩。然而，谐趣中便有趣味高低之分。世上有趣的事物唾手可得，处处可寻，皆可以画成漫画，开始不算很难，只要是有趣，即使画得很粗糙，也会大有引人之力。但高尚的趣味想借助漫画形式表现出来，则非易为，尤其要表现出美感令人欣赏愉悦，就有一定难度。因为不仅要看漫画对一事物的评议幽默技法把握如何，还要看画面中艺术形象的动人之力强弱否。倘以相声、戏剧表演来做比，表演得逗人发笑不算很难，但若想使人同观看卓别林、侯宝林作品那样有泪有笑，不用说，这样的笑意，也体现在他们那些自嘲式的话语之中——跟那些令人捧腹的漫画一样，丰子恺的话语充满了诙谐幽默，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大家的豁达胸怀。有人问丁聪：“您都八十多岁了，还叫小丁？”丁聪说：“我觉得叫我小丁挺好。有时人家叫我丁老，我还不知道叫的是谁。”丁聪还说过：“小丁就是小人物的意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从来没有自作多情过。我个子矮，长得丑，不喜欢罗曼蒂克。所以，就小丁、小丁地叫了几十年。开始叫的时候，我19岁。”丁聪是一个充满情趣童趣、极富幽默感的老小孩。和他在一起聊天聊地，看他飞扬的神采，听他那连珠般的妙语，的确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在此情此景中，你会被融化在朗朗笑声之中，一般人实在想象不到面前的这位青春气息很足的大漫画家，竟是八十多岁的耄耋之人。谈及保持好心情的根本原因，丁聪这样讲道：“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再苦再累也吃得下，睡得香，因为我的良心安然。我不想做官，也不挡别人的道，不爱抛头露面，出风头。我的处世原则是：愿听逆耳之言，不做违心之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我很容易满足，从不生气，好像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气起来。人家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我总觉得，世界上应当永远充满欢乐、幽默和理解，不要太斤斤计较了”。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真正大写的人
黄港洲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1989年4月，在隆重庆祝人民海军成立四十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受海军报社的委派，采访了当年受命组建华东海军并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张爱萍将军，在采访中，我被张爱萍将军那些感人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所感动，一篇几千字的专访，远远无法表达我的心情，于是我决定写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把张爱萍将军当年战斗中的动人故事告诉人们。专访后的第二周，我给张将军写了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向他汇报，没想到张将军很快就让秘书给我回电，同意我写他。说实话，接到通知后，我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老将军竟同意一个年轻记者来采写他的传记，担心的是我第一次驾驭如此重大题材的长篇著作，没有经验。后来是将军和李又兰阿姨以及一些老海军不断给我鼓励，让我放下包袱。就这样，经过了两年多的艰苦采访写作，长篇纪实文学《张爱萍与海军》终于出版了，浙江广播电台和《宁波日报》都作了连播和连载，这本书也获得浙江省优秀作品奖。
从此以后，我与张爱萍将军成了忘年交。我们经常联系，特别是书出版之后，浙江电影厂的同志看中了这个题材，要我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由于我当时还在东海舰队政治部秘书处工作，没有时间来改编剧本，就与省作家协会的黄亚洲联系，共同完成了十五集电视连续剧《中国大舰队》。在改编电视剧期间，我不知与张爱萍将军联系了多少回，通过电话和书信不断探讨剧本内容，也得到了张爱萍将军和李又兰阿姨的多次教诲。从此，我成了张爱萍家中的常客，特别是李又兰阿姨，她是宁波人，常常把我当成家乡亲人。1990年我的散文集《海上漂着一片绿叶》出版之际，张爱萍将军还特意为我题写了书名。
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不再搞文学创作，但我与张爱萍将军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过，也经常向他们汇报宁波的变化。张将军听了十分高兴，他说，当年打一江山岛时，指挥部就设在宁波，打完仗以后，也是从宁波离开的，那时宁波不大，像个县城，如今发展成为计划单列副省级城市，真是太高兴了。是啊，张爱萍将军对宁波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不仅在宁波战斗过，他也是宁波的女婿。他特别关心宁波的发展。张爱萍将军的书法很好，宁波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墨宝……
7月12日上午，我赴京参加了张爱萍同志的追悼会。
“一生辉煌，功德无量。高尚人品，吾辈榜样。”这是迟浩田将军送别张爱萍将军后写的诗。它表达了人们对老将军的高度评价。当我走到将军面前时，忍不住这种悲壮的氛围，泪水夺眶而出。生前，张爱萍老将军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做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他是做到了！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就是要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什么名利地位，从来没想过！”难怪他戎马一生，百战疆场，曾经参加创建了我人民海军，第一次指挥三军联合作战，胜利解放一江山岛，亲自指挥并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验及“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创建了我党我军建章立制的“五十六个第一”等辉煌业绩，经历了“六次死里逃生”、“十次让职三次离职”、“两次敌牢”、“文革五年囚室”的风云变化及政治舞台上的三起三落……我觉得眼前静卧的是一个钢铁般的巨人，一个令我难忘而又终身得到教诲的真正大写的人！
将星陨落，老将军安详地走了，面对九泉他走得如此坦然，如此平静壮美，望着那熟悉而刚毅的脸庞，我默默地在心中道一声：将军，您一路走好！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美丽的谎言
胡汉勋
中秋节前一星期，机关老干处就为每位老干部买了两斤高级月饼，送到各家各户。中秋送月饼，已成为多年的老规矩了。
老干处的小黎是大学应届毕业生，刚进机关上班不久。那天，他被派到离休干部张大姐家送月饼，是在上班时间。敲开门以后，见张大姐不在家，小黎就把月饼交给了保姆。
眼看中秋节就到跟前了，张大姐还没收到月饼，也不见老干处有人上门来，“是不是今年发生了变化？”正纳闷间，她给老干处打了个电话，老干处回答说：早几天就把月饼送上门了。
这件事，在张大姐，原本不算什么，她觉得机关对老干部一是敬重，二是关爱，够意思了，至于月饼的有无，她不在乎；但在老干处，却像油锅里撒了一把盐，炸开了，从处领导到办事员纷纷查找原因。查来找去，小黎一拍大腿，说：“肯定是我错把四楼当五楼，张冠李戴了！”那几天，他又听处里同事说，张大姐所住的那个单元，五户人家都是厅局级离退休干部，四楼那户虽说不是本单位的，送错了，也是自己应该负责任，哪里还好意思去要回来呢？他没有犹豫，自己掏钱到商场买了同样规格的两斤月饼，送到张大姐家里，并且诚心诚意地道歉：“由于我的粗心和失职，造成了这个不该发生的差错。这几天，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负罪感。张奶奶，您就严厉地批评我骂我吧，这样我心里才会好受一点。”
张大姐见小黎态度这么诚恳，一时也没去明辨细想，就把月饼收下了。
这天晚上，张大姐和老伴散步回家，却不安起来，两位老人觉得小黎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发生差错固然有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也情有可原；后来这两斤月饼肯定是他自己掏钱另外买的。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元，两斤月饼一百多元，不是一个小数字啊；何况新到一个单位，就发生这类事，会给领导一个不好的印象。老两口越商量，越觉得心里不安，以致整个晚上都辗转无眠。
第二天早上，两位老人决定，将月饼原原本本退回去。吃过早点，刚到上班时间，张大姐就拎着两斤月饼直奔机关办公楼，找到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一是表示对节日慰问的感谢，二是言明小黎送错的月饼已经找了回来，三是指出小黎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表现了诚恳的态度和很强的责任感，四是请求机关将这两斤月饼退给小黎同志。
机关尊重张大姐的意见，将月饼退给了小黎，并把张大姐的意思也转告了他，他当即眼泪双流，这是他进机关后第一次哭鼻子。
送月饼的事以一个不经意的差错开头，以一个美丽的谎言结尾，张大姐老两口禁不住偷着乐了。幸福在于感动别人，被人感动是一种享受。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裸卧街头谁之耻？
郭松民
湖南娄底市一个女精神病人，全身赤裸流落街头，连续一个多星期无人问津——当地“110”不愿意管，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民政局的事；而当地民政局也不愿意管，因为他们认为根据新的流浪人员的管理办法，必须她本人“自行”前往救助站。于是在九月的瑟瑟秋风中，这位不知名的女精神病人裸卧在人行道上！
尽管“110”和民政局可能有一千条理由证明自己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是符合“规定”的，但他们也有理由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这里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
转轨时期的中国，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强调人文精神。没有以人道主义作为基本内核的人文精神，人恐怕就难免会沦为冷血的动物，而丧失作为一个人所本应具有的其他特征。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绝对正确的GDP增长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需要发扬；在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律和规定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终极，那个终极要求我们更多地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具备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这既是我们评判发展的阿基米德支点，也是评价我们现代化成就的全部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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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要有主心骨
郭振亚
新中国成立以来，风风雨雨，潮起潮落，但河南省新乡市刘庄的发展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过。有人不解，请史来贺解释这个“谜”。史来贺说：“刘庄也不是世外桃源，我们的办法是：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只有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收到好效果。”何谓“主心骨”？《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诠释的：1、可依靠的人或事物。2、主见；主意。那么，史来贺的“要有主心骨”，就可以这样理解了：在风风雨雨中，要做一个有“主见”有“主意”的人，这样，才能成为刘庄群众“可依靠的人”。
史来贺正是这样的人。比如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有一个口号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高产小麦十万多斤”的“卫星”，不断“腾空升起”。而这时的史来贺没有随大溜，很有“主心骨”，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浮夸风，是吹牛大比赛。公社虽然派人来刘庄坐镇，要他“挖地三尺，每亩上粪一百车、下种一百五十公斤，实现亩产小麦七点五万公斤”的“跃进”目标，但史来贺不理这一套，在强大的压力下，史来贺巧于应付，只搞三亩“试验田”，其他土地仍按原计划种植。结果，三亩“卫星田”亩产仅一百三十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
在“文革”期间，史来贺的“主心骨”更是宁折不弯。有人到刘庄煽风点火搞串联，而史来贺却在群众大会上明确宣布：外出串联者不记工分不发盘缠；贴大字报者，一分钱不报销。那时有一个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史来贺却说：“咱农民没苗咋吃饭？谁要草就让他吃草好了，咱要除草留苗。”
看，在这非常时期，史来贺表现得何等镇静！要知道那时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啊，“阶级斗争天天讲”。别人都在放“卫星”，而你却不跟形势，“右倾”、“保守”、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随时都可能扣在你的头上，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而史来贺有胆有识，巧于周旋，把刘庄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得到了全村人的赞扬和拥护。“文革”时期更是腥风血雨，而史来贺挺起“主心骨”，不听风，不跟雨，不做“溜派”、“风派”，更不做“震派”。他深知“串联”、“造反”，只能给刘庄人民带来灾难。我们农民得靠“苗”吃饭，“草”于人民的生活无补。史来贺虽然被“革”出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但由于他善做思想工作，刘庄人民始终在为“苗”而辛勤劳作，那仅有的一个“造反”者也被老史所感化，成了一员生产猛将。
倘若史来贺没有“主心骨”，别人“大跃进”，他也“大跃进”；别人“放卫星”，他也“放卫星”。那么，刘庄人民心中树起的榜样，还能巍然屹立于今天吗？倘若史来贺没有“主心骨”，别人去揪“走资派”，他也跟着去“造反”；别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也号召村民放下锄头“闹革命”。那么，这位共产党员的楷模，还能保持五十年而不变色吗？
看来，要有“主心骨”还真不容易，但史来贺做到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为他有很高的认识能力，在风风雨雨中，能分辨出大是大非，抛弃谬论，跟着真理走；是因为他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样才能不听风不跟雨，始终走自己的路；是因为他心中永远装着老百姓的利益，这样才能把发展经济永远放在第一位。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刘庄，在史来贺的带领下，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才成了中原首富村，提前实现了“小康”目标。所以，史来贺被誉为全国村支书的榜样，是当之无愧的。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朝阳（中国画） 田希丰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太阳的家乡
冯文超
有一句诗曾经这样写道：高原上空气稀薄，但是阳光并不稀薄。这话很对，高原上的太阳酷热是有了名的，而且紫外线也格外地强烈。有人曾体验过，在内地保养了近二十年的娇嫩的脸蛋，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一天就被晒得粗糙了。这叫人吃惊。可是生活在察尔汗大盐湖上的人们却用轻视的口吻说：这并不算什么。如果你来到察尔汗，体验一下这里的太阳，代价是脱层皮，广告上总是吹什么神奇换肤霜，其实真正的换肤霜倒应该是察尔汗的太阳，那才叫“酷”。
有的作家曾描绘内地的阳光：春天如贤妻般柔情融融；夏天像壮汉那样炽热刚烈；秋天似少女清纯艳丽；冬天又挥洒出慈母般温暖。可是察尔汗的太阳似乎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炽热、滚烫。究其原因，这里大盐湖经太阳暴晒也反射热量，上下一起热，岂不像个大蒸笼。常在这里工作的人们告诉我，说有时盐湖被晒得升腾起缕缕白色的蜃汽，袅袅缠绕，如蒙蒙白雾。但亲身体验一下，决不是黄山云雾那样富有诗情画意，而是缭绕到人身上滚烫滚烫的，像火炙着一样感觉。
这里的人们幽默地说：这样下去，我们快被晒成木乃伊了，找个盐坑埋上，保证千年不烂。的确，在这里干燥的环境下工作，辛苦是不必说的。打量着这些盐工和铁路工人，脸都是黝黑黝黑，是长期日光浴的结果。
逢到雨天，察尔汗的空气凉丝丝，如掺了薄荷蜜，叫人舒服得想跳、想叫。但麻烦事又来了，因为雨是淡水，落到盐湖里对路基、对盐的生产都不利。这里，还必须是“阳光效益”。
生活在察尔汗的人们，却是以苦为乐的。尽管淡水需要从远处运来，青菜也要定期到外边采买，但他们还是创造着各种生活乐趣。盐湖上也盖起了高楼，夜晚也有霓虹灯闪烁。我觉得挺有趣的一件事就是利用太阳能安在房顶上的热水器。我是亲身领略了这水沐浴的灼热与惬意。当工人们在氤氲的水汽中，他们健康的胴体呈现金黄色，像太阳下成熟的果实，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噢，这些太阳的骄子，使察尔汗的太阳增添了绚丽的光芒。
第15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历史的亮点
吴江
历史，是一门记载和研究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科学。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我国是极重史的国家，各朝各代修史连续不断。记得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先生当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受辱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可亡，史不可灭”！我在“文革”艰难时期开始读史，是深受这句话的影响的。最近金盾出版社赠我一部《中国小通史》，在该书主编王春瑜写的总序中又读到被引用的扬州一位教育家的话：“一个人如果不读点历史，还能叫人吗？”此话当属极而言之。但就凭这句话，我在非典刚过的盛夏读完了这部八册共八九十万字的书，虽难免失之于粗，但却见到了中国史上的一个亮点。
亮点是什么？那就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在全世界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问题在中国旧史中难得见，那里满眼是“华夷之防”，“大汉族主义”等；就是号称新史学的几部大通史因其叙事烦杂，这个问题也不突出或难见其要领。唯有这部“小通史”，因其小而简明，而且较多记载了最近几十年来的新发现，所以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过程倒显得突出了。
《小通史》“先秦”部分是反映中华各原始部族融合的初始阶段。相传夏朝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均在其内。原无汉族，汉族也是由各不同部落逐渐融合而成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游见西王母，这个西王母极可能就是“西戎”一个母系氏族的首领。秦汉以后，也就是汉族居中原并成为主体民族以后，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大规模地促成民族交融，主要有两次，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另一次是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统一体得以形成的决定性的时期。这时宋的积弱恰为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提供了条件，而蒙古族（元）和满族（清）入主中原虽经过了民族之间残酷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但最终却相互间走向融合而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总起来说，汉以后诸少数民族在中原或局部地区建立起对汉族的统治达一千年之久，约相当于汉以来两千年间的一半左右时间，但这不但没有使国家趋于分裂（像罗马帝国崩溃时的欧洲那样），相反，因各民族不同生产力、文化、文明程度等方面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倒是促成了各民族在全国范围内融合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个多元统一体，即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个问题对于不少外国汉学家来说固然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的史学家们也应加以研究。
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得来不易。中国漫长的历史证明，这样的统一体对于各民族都是有利的。十九世纪以来中国被外国势力侵略的历史则从反面证明，中国的生存和重新崛起依赖于国家的统一和富强，而国家的富强又赖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统一存，则国家兴；统一失，则国家总要趋于衰亡甚至灭亡。外国强权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深明此理，所以他们力倡“中国分块论”。在我见闻范围内，如日本防卫大学有一位教授先生曾提出建议，主张将中国分为“七块”；另一位叫中鸠岭雄的日本外国语大学校长则主张将中国分为“十二块”，他们认为这样才“便于管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所谓“便于管理”者，即便于分而治之也。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多元统一体的形成及其巩固，在国人看来是大幸，而在某些外国野心家眼中则是大病——我以为，读中国历史的人应当记住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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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多味斋
和子饭的变迁
我爱我的家乡壶关。我生于斯，长于斯，供职于斯十六个春秋，系下了许多情结。家乡的风味饮食就是这种情结之一。而饮食情结之中系得最紧的当数丰俭随年，穷富皆宜的和子饭了。
曾记得，小时候家乡人做和子饭时，先往锅里撒下少许小米，配一把黄豆，待小米熬得开了花，豆子煮熟了，再煮上许多南瓜瓣、豆角段、山药蛋块等，还有大团大团的苦苦菜——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填锅之物；日子好一点的还会把豆面、杂面切成片块煮进锅里，叫作“假豆腐”；日子差的只能以玉米面、榆皮面替代；再差的干脆喝少米缺面的“低标准、瓜菜代”，堪称“无米之炊”了。偶尔，还把当日下田捎带拔来的小蒜、山韭剁成碎末，烹成浆卤，趁滚烫之势氽入加盖的一大锅和子饭之中。热落沸止，揭开锅盖，那种醇厚的米面瓜菜混煮之味和扑鼻的油烹葱蒜之香即会诱人胃口大开，劳作一天，饥肠一空的男女老少喝下三碗四碗才方作罢。于是乎，人体所需的最起码的热量，少有的蛋白质、维他命得以补偿，一天劳作的体力消耗得以恢复——次日又能日出而作了。
当年故乡的人家大多是几世几堂的六七口之家，坐一口大锅，早饭熬小米加细糠的粥，午饭农闲时做和子饭，农忙时隔天吃顿干饭，晚饭多是和子饭，有时还专门多做一些剩到次日早上热喝。和子饭三餐常食，一日不缺，做和子饭也就成了农妇们成人家、过日子的一项基本功。她们小时候在娘家就学过日子、学做饭。出嫁之后逐渐就成了操持三餐的家庭主妇。她们下地劳动要捎带拔野菜，赶回家要烧火做饭，做好饭要先捞稠的孝敬长辈和给做重活的父兄，还要照顾到生骨头长肉，嗷嗷待哺的儿孙们，轮到她们给自己舀时，锅里只剩下瓜块和菜叶了——她们承受着双倍的艰辛，是尤为可亲可敬的人。
如今时逢改革盛世，乡亲们的膳食结构从量到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早饭改糠为米，午饭改稀为干，晚饭仍然坚持常喝和子饭，只是档次大为提高：小米、豆子、面条可以尽量下足，瓜菜按需搭配，烹调葱卤也已不成问题，青壮年则要外加一碗炒干饭或一两个馍馍作补助，老人们还要加一碟芫荽、辣椒之类的小菜佐餐——人们三五八家，聚集在房前屋后或树荫下饭场上，兴味浓烈，边吃边说是“托党的福”了。
不知是城里人这几年吃腻了嘴，还是人们担心“三高”（高糖、高脂、高胆固醇）引发富贵病，家乡的和子饭竟成了一道入谱饭菜，上了省城宾馆、饭店的餐桌，一些本地大款、外埠上宾吃了四盘八碗，也要大口大口地喝一小碗和子饭，并说和子饭好，符合食物多样化的时尚，营养丰富，有食疗之效。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听到这种夸赞，我的心中即会顿然生起一种骄傲之情——和子饭是家乡劳动人民的创造，其知识产权是属于千百万父老乡亲，特别是应该属于那些天天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的；进而联想到自己是喝和子饭长大的，现在进了城仍然时常喝和子饭，至今已年过半百，仍能坚持挑灯夜读写文章，乘车下乡连轴转，真该感激和子饭的养育之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