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纪念无产阶级军事家刘志丹诞辰100周年
军事科学院
200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日。
刘志丹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建者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长期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刘志丹是我党早期培养的军事骨干。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翌年4、5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被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但是，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
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区的红军会师，是西北地区红军发展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1935年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西北根据地的杰出奠基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
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了银行，发行了布币，开办了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战功卓著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墕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党指挥枪的忠诚实践者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是执行党指挥枪根本原则的忠诚战士。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就是要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学习他不怕牺牲、顽强拼搏、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学习他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维护团结、艰苦奋斗的高尚品德，学习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把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从胜利推向更大的胜利。
第15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
马文瑞 张邦英
今年10月15日，是仲勋同志诞辰90周年，我们作为在青年时代就同仲勋同志一道从事革命斗争，以后又一起在陕甘宁边区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共同工作过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的革命业绩和高尚品质，备感意义深远。
出生入死，艰难探索，为开创西北革命根据地艰苦奋斗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习仲勋同志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同刘志丹、谢子长和其他同志一道，出生入死，艰难探索，发挥了重要的领导骨干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习仲勋同志1926年入团，1928年由团转党，这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猖獗之时。他15岁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英勇不屈，领导狱中斗争，转为正式党员。其后，又受命于危难，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当时年仅十六七岁，但已经具有坚忍稳健的斗争才能。于1932年3月举行了有名的“两当兵变”。队伍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打过一阵游击后，决定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与陕甘游击队会合，中途遭到当地土匪围攻，兵变失败。兵变失败的教训使仲勋思考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与农运相结合，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此时，他找到了陕甘游击队，第一次见到了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的话，给了习仲勋很大的启发，指明他今后的革命道路。此后，他回家乡富平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他担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委，又先后任富平西区团委、武字区团委书记和三原团中心县委书记，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他在三原三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并和驻军王泰吉部队中党员进行联系，后到照金做农民群众工作，为陕西，也是西北地区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渭北苏区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为此后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照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
1933年春，刘志丹、王世泰等领导的红二十军红二团，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时习仲勋担任刘志丹特务队的指导员，后又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及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刘志丹十分关心他的工作，殷切地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随即扩大起来。
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部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宣布起义，失败后，收集余部撤往照金。习仲勋得知消息后立即带队迎接起义部队进入根据地。此后，张邦英、张仲良等组织的耀县游击队，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在黄子文、杨森的领导下，也相继来到照金。照金根据地的游击队也发展为一、三、五、七、九、十一等几个支队，于是扩展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迅速开展起来。在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需要成立新的红军主力的形势下，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耀县陈家坡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随后，刘志丹任参谋长，提出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任务，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对各项正确决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刘志丹提出的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的方针，逐步把陇东、关中和陕北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同时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这期间，习仲勋同志在转战中得了严重的伤寒，在莲花寺豹子沟把病养好后，他被留在南梁附近的二将川坚持斗争，进行创建南梁根据地的工作。当时经过调查研究确定的工作步骤和方针是：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在首先扫清地主武装的同时，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1934年十月革命节，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成立了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
求真务实，呕心沥血，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而忘我工作
1936年至1942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在这七年中，他领导关中分区党政军民，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正确方针，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加强党政军建设，像一把有力的尖刀，插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眼皮底下，为支援抗战，巩固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做出了特殊贡献，受到上级的奖励。
1936年西安事变后，面对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仲勋同志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迅速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和巩固基层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关中特委就下辖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4个县及旬邑、淳化两个八路军办事处，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全区建立了19个区级，131个乡级政权，人口十余万，干部教育和军队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仲勋同志也成为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模范干部之一。毛主席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分两路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做出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战略决策。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同时决定组成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1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成员兵分两路，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跟随部队上前线，协助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作战。林伯渠、马明方等留在后方，领导地方工作。从此开始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争。3月25日，西北野战军旗开得胜，青化砭一战，歼敌31旅3000人，接着又取得了羊马河、蟠龙镇战役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善于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与西北实际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在土地的改革中，习仲勋给西北局和党中央写的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报告，提出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及一系列克服极“左”情绪的建议，均受到毛主席的重视。毛
主席看后批示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二是按照毛主席要求陕甘宁边区“作一个样子，给全国看，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板”的指示精神，由此来“推动全国民主化”，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坚决照此进行民主政权建设。三是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富有成效的西北地区剿匪反霸斗争。四是为迎接西北解放准备大批干部，这曾是西北局压倒一切的大事。由于西北形势发展的速度很快，急需大批好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中去。西北局采取派能力强、威望高的同志担任省级领导，大力提高在职干部思想业务水平，培养提拔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变军队为工作队，加强新区党的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宗旨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为西北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习仲勋同志和西北局其他干部为大西北的革命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屡遭磨难，信念不改，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立新功
习仲勋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身陷囹圄的磨难和错误路线的不公正待遇，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改，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不变，显示了一个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品质和崇高气节。
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小说反党。”从那时起，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无故株连，受批判、审查长达16年之久。那是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习仲勋得知此事后考虑到它会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多次建议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部小说，在李建彤的一再坚持下，习仲勋讲了写好这部小说的意见，强调写书是教育青年一代，通过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革命，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没有这些就是没有写好。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被人说成《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主持的，是为高岗翻案，美化自己。9月22日，中央决定成立“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负责。经过三年审查，1965年12月，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
习仲勋同志的信念没有落空，1980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习仲勋等同志正式平了反。而在此之前的1978年4月，习仲勋就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南下广东主持工作。
当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到来。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仲勋在这次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广东占据着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又有着众多的海外华侨，两千多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怎样再度崛起一直牵动着习仲勋的心。1978年，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多次向中央领导要求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要求广东大胆实验，创办特区，作为开放的窗口，“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中央第50号文件正式决定，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个市为经济特区，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实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仲勋同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胆略和气魄，在广东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总之，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开拓进取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党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怀念仲勋同志，就要向广大青少年宣传他的革命事迹，号召年轻一代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未竟事业进行到底。
习仲勋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