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服务台
为方便读者阅读，现将本期《国际周刊》文章中出现的外币与人民币的大致比价刊登如下，仅供参考：
1美元约合8.27元人民币；1澳元约合4.69元人民币；1欧元约合8.62元人民币；1瑞典克朗约合0.94元人民币；100日元约合6.90元人民币。
（本刊编辑）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瑞典以人为本最重要
本报驻瑞典记者 刘仲华
瑞典的就医环境充满人情味，医护人员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厌其烦地向你解释需要何种诊疗，让你有全面的了解和充分的心理准备，有时还会提出几种方案供你选择。有些医院住院处的医护人员不穿白大褂，而是不同楼层穿戴不同颜色，既减轻了患者的心理压力，也让患者在偌大的病房区很方便地找到自己的病区。
客居瑞典，与这里的医院打过不少交道，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瑞典医疗体制以人为本的特点。我的孩子在这里只因打预防针去过一次医院，后来每次路过那里，他总嚷嚷着要去玩，“医院里有大白熊、小火车、小汽车，阿姨还给玩具呢！”好像医院就是游乐场。
北欧国家瑞典是著名的高福利、高税收国家。每位瑞典公民和拥有瑞典长期居留权的人均可享受这些待遇，包括领取三种津贴：医疗费津贴、病假津贴和双亲津贴。这保证了全民福利制度的实施，即：不管是襁褓中的婴儿，还是年届古稀的老人，都平等地享受免费医疗的福利。每个人第一次就医时都会得到一张全国通用的就医卡，上面标明你历次就医的费用。一般挂号费为每次
120克朗，一年内累计900克朗
后即免费。如需用药，则持医生开具的处方到药店购药，一年内如药费累计超过3000克朗即可享受免费用药。而其他的费用，如治疗费、住院费，甚至包括特殊情况往返医院或诊所的路费等则享受全免。如果你因病不能正常工作，还可享受病假津贴，用于弥补患者因病而减少的收入损失，相当于正常收入的
80％。孕妇产前可领取50天的
妊娠津贴，产后领取12个月的双亲津贴。
在这里，病人不仅不需为费用担心，而且也不用担心医院里会有特殊的气氛让人紧张。我的孩子之所以对医院没有恐惧感，就是因为那位给他打针的护士在打针前陪他在玩具间玩了一分钟，还一再让我给孩子讲清楚，她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别让他把我当魔鬼”。打完针后，她还让小家伙自己挑了一个小贴画贴在脑门上。儿子就这样一直兴奋着，打针时片刻的疼痛还没来得及喊叫就消失了，倒是贴在脑门上的小贴画让他念叨了一路。
据说30年前的瑞典，病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被医护人员过手。1963年瑞典政府的一份关于医疗体系的报告中，对医疗体系的投入产出都进行了详细描述，唯独缺少对患者的关注，患者似乎只是社会医疗系统中的一个物件，全篇报告只有两处提到病人：病人的挂号费必须便宜；所有病人不分年龄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现在，瑞典医院则强调患者的个性，强调医护人员创造性的工作。这已经成为瑞典医院评级的重要标准之一。病人不再是虚弱、无知的患者，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与医生、护士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不过，这里看病也并不是患者想要怎样就怎样。在瑞典看病一定要有耐心。首先，每次看病都要预约，你经常会发现，如果病情并不严重的话，没等到预约的日子，病就已经好了。如果你没有预约直接上门，除非急诊，经常会看不成病不得不回去。除非是急诊或自掏腰包看私人医生，每次患病，你都要先到所在的社区小医院就诊，他们会视情况决定是否把你转到更好的医院去。所以，常有一些激进的人发表言论，抨击政府不能拿出更有效的措施让穷人看上最好的医生。
为缓解人们的不满，近年来，瑞典各地开始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政府管理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建立激励机制，将医护人员的工资与所治疗病人的数目挂钩，这使工作效率每年递增19％，还减少了医疗成本；鼓励私人诊所与国营医院竞争，私人诊所也可获得区政府的合同，纳入医疗保险体系，首都斯德哥尔摩现已有这类诊所150多家，他们引进了新的方法和观念；为国营医院松绑，使之逐步市场化，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经过改革，许多地方的候诊名单大大缩短，社会医疗保障越来越完善了。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日本老龄化让医保犯了难
本报驻日本记者 管克江
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据日本总务省调查，1950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有41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4.9％，2001年老龄人口比率达18％，为2287万人。预计2020年这一比率将上升至27.8％，届时几乎每3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日本从1961年起实行全民保险制度，所有国民都必须加入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保险制度可分成三类，第一类保险针对企业或团体的职工，包括政府管理的生命保险、互助组织成立的健康组合保险、船员保险和公务员共济保险等，加入该保险的日本国民约8000万。第二类针对个体经营者、农民和退职人员，统称国民健康保险。参加这类保险的都是低收入阶层和中老年人，也包括在日居住的外国人，约有3000多万。第三类是老龄保险，针对70岁以上老人或过65岁但卧病在床的老人。加入老龄保险的老人有
1000多万。
日本的全民保险制度为世界首创，也为日本国民的医疗健康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加入保险者按月缴纳保险金（一般为工资的8％），本人或亲属看病时只需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一般为20％），其余部分由政府或企业承担。对无工作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缴纳保险金者，经核实可划入生活保护范围，免交保险费，享受免费医疗。收入低下的农民和个体营业者可享受免交一半保险费。被保险人都有一张保险卡，理论上可以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医院、找任何医生看病。
除了本人看病，参保人直系家属看病也能享受优惠。家属医疗住院费的80％和门诊费的70％由医疗保险负担。女性职工在分娩时可以一次性领取30万日元的分娩补贴，其配偶也可以领取同等水平的生育补贴。参保人死亡，本人能多领取一个月的标准工资，其家属可领取约10万日元的丧葬费。
近年来，日本医疗保险制度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资金困难，其主要原因是社会急速老龄化。老龄化问题导致医疗费剧增，而日本经济却持续不景气，两者的剪刀差更使医疗保险制度步履维艰。
日本的老龄医疗最初是免费的。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老龄医疗保险制度一再更改。按现行的老龄医疗保险制度，老年人如果去诊所就诊，每月最高缴纳医疗费为3200日元；如果去医院就诊，且该医院病床数少于
200个，则只需交3000日元；去大医院看病的
月医疗费最高为5000日元。住院的老年人需要个人负担医疗费的10％，但最高为37200日元。低收入老年人看病有优惠，每次门诊收530日元，住院一天交
1200日元。
老年人看病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的70％由保险公司负担，20％由中央提供补贴，10％由地方政府负担。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国民医疗费每年增长
2％—3％，而最近5年老年医疗
费却年增长8％。日本1999年的医疗费首次超过30万亿日元，其中老龄医疗费11.8万亿日元，占38.2％。
日本医疗保险的资金主要来自投保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及国家财政补贴。但是，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险已经连续8年赤字，仅1999年赤字就有1.2万亿日元。由大企业组成的健康保险组合联合会预计，2002年全国各健康保险组合组织将共亏损3032亿日元，其他保险种类都面临财政危机。
为改变这种状况，日本政府
2002年提出了“医疗制度改革大
纲”，主要内容是增加患者负担的医疗费。比如普通受雇佣职工个人负担从20％提高到30％，将享受老龄医疗的老年人年龄提高到75岁，老年人门诊看病每月医疗费限额增加到40200日元，住院最高限额73200日元，部分高收入者将负担全部医疗费的20％等。
除了医疗改革，日本提出了“健康日本21世纪战略”，将人生分成幼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和老年期，对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健康课题，并对国家、地方、个人、企业、团体等在健康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做出要求。“健康日本战略”还根据营养、运动、心理健康、吸烟、饮酒、牙齿、糖尿病、循环系统疾病、生活习惯等9个方面制定了70项具体指标。目标是到2010年大幅度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减少疾病发生，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美国“人情化”环境也治病
本报驻美国记者 王如君
墙壁一个色，床铺一个样，长长的走廊，幽暗的灯光，拥挤的人群，总是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压力。医院致力于不断提高医术自然是第一要务，但改善医院环境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小打小闹”。
传统意义上的医院只重看病，不重装修。但是，近几年，美国许多医院在提高医疗水平的同时，还格外重视改善硬件设施的视觉形象。不少医院对老建筑进行重新装修，对新建筑在设计阶段就加入了“人情化”的内容，一种越来越强的“美容风”正在各医院间流行。
专家分析说，令人舒心的氛围可以收到三种明显的效果。
第一，可以减轻病人压力，有益于治疗。美国底特律市的巴巴拉·安娜·卡玛诺斯癌症研究所两年前进行了装修，墙壁涂成了暖色调，灯光变得温和而不直射，病房走廊加宽，房门加大，还有伸拉式沙发供探望病人者使用。该研究所以住院病人为对象，对装修前后进行了数据统计对比。结果发现，贫血病患者服用止痛药的降低了
45％；前列腺癌患者的医疗费用下降了23.5％。印第
安纳波利斯城一家医院对心血管病病房进行了新装修，加了不少新设施，患者不需要从特护病房转到康复病房，在同一病房可以一直住到出院。这一措施使患者摔跤的次数下降了60％。西雅图市的瑞士医疗中心招数更妙，没花多少钱就将外科康复室打扮一新。置放氧气罩、血压器等各种医疗器械的柜子上挂上一幅幅静物画，患者进入其间，不由自主欣赏起了绘画，从而大大减小了对外科器具的恐惧感。
第二，可以降低费用、节约成本。一提医院建筑设施走向“人情化”，人们也许马上会想到那要花很多钱。但实际上这方面的花费不仅花得值，长远看还大大有利于医院降低成本。以密歇根州的布罗森卫公理医院为例，该医院两年前盖了一座容纳348个床位的新建筑，所有的病房一律是单人病房，各房间墙壁上挂的是当地艺术家的绘画或摄影作品，大部分走廊是自然采光，还有一个幽静的中心花园供病人静养。该院院长弗兰克·萨德恩说，以前的老建筑有许多弊病，患者往往会与室友发生纠纷或是造成交叉感染，医院在更换病房和治疗方面平均一年花费50万美元，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大大减少了。“单人病房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机制”。该院的医生马克·麻贝也说，单人病房还有利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在没有另一个病人或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我可以和病人谈许多事。我们可以详细地讨论病史，甚至有关生死的话题，这对治疗十分有利”。
第三，可以提高效率，让医生、护士工作起来更有干劲。美国越来越多的医院进行改装，增建有自然采光的中央大厅、香气扑鼻的花园以及令人感觉愉快的走廊和墙壁。这种环境能让医生、护士们产生一种工作轻松感，自然而然就会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具体操作上，许多医院也各有办法。比如将过去集中的护士中心改为一个个小团体，与各个病房的距离更近，护士作出反应的速度会更快；病房外面放有电脑设备，医生、护士随时可以查看有关患者病情的各种图表，并可用电脑填写病历以及完成其他文字工作。芝加哥的西北纪念医院三年前盖起了一座500个床位的新楼，将靠窗的探视坐椅改为伸拉式沙发床，患者家属晚上再不用打地铺，而是睡到沙发床上。该医院的一位负责人深有感触地说，这样的设计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护士进入病房再也用不着担心踩着人了，这种病房设计实际上帮助护士更好地护理病人。
目前，随着美国二战后“婴儿潮”一代走向老年，医疗服务需求市场不断扩大，美国各家医院都在想方设法加强竞争能力。既然改善治疗环境能达到让患者放松、让医护人员有干劲、让医院省钱的三赢格局，这股医院“美容风”看来还会持续下去。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德国义齿案催化医保改革
本报驻德国记者 江建国
2001年11月下旬，德国揭出一桩医药界罕见的诈骗医疗
保险费的案件，约有2000多个牙科医生卷进了这件丑闻，诈骗金额达到1亿欧元。事情是这样的：一家制作义齿（即假牙）的公司诱使牙医将制作各类义齿的合同交给该公司，该公司又将合同转交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待义齿做好后，该公司却谎称是德国产品，按德国的价格向医疗保险公司报销。由于中国产品价格低廉，与德国产品差价甚巨，诈骗的金额十分可观，这笔钱被该公司和参与其事的牙医瓜分。
这当然是一件丑闻，已经受到法律的追究。但是，这件丑闻却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来一个事实，即德国的医疗费用太贵，而且统一制定的价格使得医药界实际上缺乏竞争，这些骗子们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德国医疗费用高昂是个经年历久的问题，参加医疗保险的公众缴纳的保险费越来越高。1970年医疗保险占毛工资的
8.2％，现已上升到14％，医疗支出也从1991年的936亿欧元上升
到1388亿欧元；医疗费用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0年的8.7％上升到2000年的10.6％，在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和瑞士，居第三位。而国家承担的部分也高达整个医疗支出的2／3。无论是个人、保险公司和国家都被昂贵的医疗费压得喘不过气来。到了2002年，整个医疗保险系统终于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法定医疗保险机构亏空25亿欧元。如果再提高保险费，公众难以承受。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手段，冻结医生和医院的医疗诊费，强制药厂、医药批发商和药房拿出所谓“回扣”14亿欧元，冻结医疗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等等，希望为拟议中的医疗改革争取一个喘息机会。但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措施属于“紧急手术”，很难持久。
德国的医疗改革出路何在？正如《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就义齿案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的那样，应该在医疗保险机构中引入竞争和个人责任机制。例如，如果病人对来自中国的相对廉价的义齿质量感到满意并且接受，从而降低了这方面的支出，他或她就应该有权与保险公司缔结保险缴费相对优惠的保险合同；如果谁想仅仅使用德国产品，可以同保险公司缔结缴费较高的合同。这篇评论说，认为便宜则质低的论调是“沙文主义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为什么不能考虑把来自中国的廉价材料与德国的制作质量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义齿的费用降下来呢？
不久前，一家法定医疗保险公司首次提出医保新方案：每年参保者个人承担300欧元的医疗费，而如果他或她在一年内没有看病，则从保险公司得到240欧元的奖励，而医保缴费水平则大大降低。此议既出，又有其他保险公司在考虑，如果参保人戒烟或减肥，提高了健康水平，减少了生病机率，就应该获得保险优惠。上述那篇评论指出，义齿案丑闻应该成为改革的契机，价格拉开，服务内容透明。既然在其他市场上要竞争，卫生医疗事业为什么不行？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澳大利亚保医疗安全 提服务质量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 李景卫
“医疗是极其复杂的事情，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即使以世界最佳水准提供服务，也难免出现某种意外，而且任何意外都将给患者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我们就是要保护患者的权益，监督医院和医生履行职责，把这种事关患者生命财产的意外降到最低点。”这是澳大利亚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会长巴洛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随着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和就医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刚刚成立两年多的特殊机构，澳大利亚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正在对全国范围内的医疗安全与服务质量进行全面监督。
身为外科专家的巴洛特会长向记者介绍说，医疗安全问题有两种：一种是家庭用药安全问题；一种是临床治疗安全问题。
巴洛特以数据说明对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实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他说，患者到医院看病后，通常购药在家服用。家庭用药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药物已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部分。
根据最新发表的《全国病人就医安全报告》显示，澳大利亚每年有2％—3％的人因在家用药造成一大堆程度不同的问题，比哮喘病和心衰病人的总和还要多。为此，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建立了用药安全监督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促进医疗服务质量提高，保证用药安全。同时，委员会广泛开展对患者进行有关药物和疾病知识的教育，让他们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所用药物等必要知识。
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还专门为患者准备了一份用药指南，内容包括：患者积极参与治疗，如果对医生开据的药物不熟悉，有权要求医生讲解清楚；患者选择自己信赖的医生，把缺乏对药物的了解和思想上的顾虑全说出来，要求医生一一作答；患者有权要求医生对自己的病情做出全面分析，要求医生根据病情提出一种以上的治疗方案供自己选择，最后要求医生采用适合自己病情的最佳方案；患者保留处方备份，以便了解自己所用的药物，同时可以向其他医生或医疗机构咨询开据的处方是否合理；患者有权向医生和药剂师了解自己所用药物的性能、副作用、禁忌以及服药时应避免哪些食物等；医生和药剂师有义务和责任主动向患者说明药物的性能和服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用药指南既让患者了解更多的用药知识，做到用药安全，又促使医患之间建立密切关系，加强医生的责任感。
用药安全不仅是医患之间的事情，也是政府部门的事情。自2001年起，委员会每年发表一期《全国用药安全报告》，把用药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摆到了政府面前。大量事实唤醒了政府对用药安全的重视。不久前，在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的敦促下，政府批准追加拨款1500万澳元，用于委员会在全国实施《安全用药行动计划》。
医疗安全与质量委员会把临床治疗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目前，委员会正在某些医院实施“实情曝光”计划，也就是说，当医疗方案不当或失误，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导致医疗事故时，医生必须将实情公开，做到医生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广泛交流，以便医院和有关部门全面掌握情况，明确责任，解决问题。这是委员会的一个旗舰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可以保护患者的知情权和切身利益，赢得他们的信任，也能促使医疗机构在出现医疗安全问题时做出快速、准确、更加负责任的反应。
与此同时，委员会正在全国卫生系统内建立医疗安全与质量报告制度，对患者投诉的医生和医院进行检查，并及时公布检查结果，推动高水准的医疗队伍建设，促进医院在医疗设施和服务质量方面迅速改进，以适应越来越高的安全和服务质量要求。最近，委员会公布了珀斯爱德华纪念医院管理不善和业务混乱情况，以及由此给病人及其家庭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迫使该医院在患者、政府和委员会等多方监督之下，迅速改进，使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达到行业标准。
巴洛特根据两年多的工作经验做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政府主管部门、医疗机构和医生把病人的安危置于行业的核心地位，医疗安全和服务质量就能够得到保证。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医院“美容” 打针不痛
第13版(国际周刊)
专栏：
有了玩具 没了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