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前进中的收获 平实中的突破
——近年长篇小说纵览
李星
在反映历史、社会、人生和人性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体现作家认知能力、审美表现能力和语言、结构能力方面，长篇小说都有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优势，它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学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重要标志。鲁迅先生称长篇小说为“时代的宫阙”，他在有生之年曾经有过创作长篇小说《杨贵妃》的计划，并为此去过洛阳、西安等地，但由于身体状况及对长篇创作的慎重，终于未能成稿。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复苏，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丰收与火爆，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的持续发展。本世纪的头几年长篇小说创作仍在平实中稳步前进。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千余部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小说家族中长篇小说仍然是社会和读者的关注重点，也是专门家评论和研究的重点。
对社会生活现实的热切关注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就其本性来说，文学“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在此意义上，任何题材的创作，都首先生长于现实的土壤，并以其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参与着当下生活和人的心灵构建。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都把自己的忧国之思、人民之爱，投注到对人民生活的现实关怀之中，并留下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创造。今天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一直在近几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在同步表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生活的作品中，周梅森的创作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继早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之后，又连续出版了《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等。作品共同的特点都是以一个中等城市为背景，以当地主要领导干部的更迭为焦点，展开上至省级领导，下至乡镇、村社广阔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生活，围绕执政为公还是为私，廉洁还是腐败，展开尖锐激烈的艺术冲突，有的则由党内问题、思想作风斗争演化为揭露还是掩盖腐败犯罪分子的激烈矛盾。小说关注社会热点和群众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反映人民群众的心理愿望，在艺术表现上，善于设计矛盾、渲染氛围、情节跌宕起伏，注重塑造代表群众利益的党的各级干部形象和其它领域的改革者形象，可读性强。但是周梅森的小说与陆天明的《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吕雷的《大江沉重》，陈国凯的《大风起兮》等直面改革现实的作品一样，常常存在着生活开拓有待深入，人物类型化，情节模式化，文学品位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
在贴近地表现农村改革生活和农民的情感历程的作品中，相比于《天高地厚》（关仁山）、《农民三步曲》（赵德发）这几部时间跨度长、展现生活面广、规模比较大的作品，笔者更看重孙惠芬的《歇马山庄》。它在一个村子的场景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展示了现实乡村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格榜样，青年一代新的土地观念。特别是作者善于化乡村社会的思想性格、家族矛盾冲突为人物情感和心灵的冲突，叙述从容优雅，文笔优美抒情，人物命运起伏，情节悬念丛生，具有一种乡土牧歌般的特殊韵味。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自然和环境条件差异很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发展不平衡是它的显著特点。所以我以为《疼痛》（熊正良）、《故园》（李明性）、《大漠祭》（雪漠）等表现农村历史和现状的作品，同样具有现实性与真实性俱在的文学品格。如果说文学的作用在指引未来照亮现实之间的话，那么这些作品则有烛照现实，唤起良知的作用。然而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决不只是对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原生态展示，而是他们在感同身受的人文关怀中，所具有的深刻的思想穿透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特别是至今在河西走廊任教的青年作家雪漠的《大漠祭》，通过祖国西部一户农民不到一年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中国农民生之艰辛、病之痛苦、死之无奈和爱之甜蜜，写出了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和执着坦然的生活哲学。正如冯牧文学奖在给雪漠的授奖辞中所说的：“在文学将相当多的篇幅交给缠绵、温情、伤感、庸常与颓废等情趣时，雪漠那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对于我们的阅读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它得力于作者对西部生活、西部情感的独特感悟，也得力于作者“对于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挖掘”。
面向历史的发现和寻找
我国漫长而曲折的历史，孕育了无数的志士仁人、古圣先贤。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里面包涵着许多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丰富思想资源、资政资源、文化资源和智慧精神资源。所以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一直是中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新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长盛不衰，呈持续繁荣之势，并在姚雪垠之后，出现了凌力、二月河、唐浩明这样的历史小说家。
如果说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历史小说存在着由个人历史修养、当代世俗文化影响的“戏说”成分的话，那么唐浩明《曾国藩》、《杨度》、《张之洞》则是赓续了中国文学中“史传”传统的严肃厚重工作。他关注历史巨大转折期，既忠于旧王朝，又敏锐地感受到这个王朝的腐朽，虽穷心竭力，而又无力回天的中兴股肱之臣、封建士大夫的业绩与命运、奋斗与挣扎，突现了传统士阶层的内心痛苦和强大的传统文化人格。三部作品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史的价值高于文学价值的情况。
继唐浩明之后，熊召政四卷本的《张居正》引人注目。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围绕张居正柄政十年，整顿吏治。梳理财政，推行“万历新政”，展开了明代中叶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描绘出一幅从皇帝重臣、士农工商到三教九流一幅五光十色的历史画卷。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使这部小说在长篇结构、叙述语言、人物刻画方面多有长处。而张居正最终的悲剧结局，揭示的却是至今为学界所广泛关注的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明代可能完成却最终没有完成的历史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成一的《白银谷》是一部描写清代晋商金融家族生活及其遍布全国的金融“票号”的繁荣与衰落的历史，这里有封建性的民族金融家的商业智慧、人格魅力，也有从业者和他们妻女的坎坷命运及悲惨生活。作品将扎实的史料依据和老到的文学创造融于一体，显示了作者浓厚的语言功力与驾驭长篇艺术的能力。
与以上作家作品相比较，莫言的《檀香刑》与李锐的《银城的故事》显然具有历史寓言的性质。它们的历史背景是确定而真实的，然而小说中在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中活动的人却是虚拟的，是作者历史观念、人性理解与人在巨大历史事件中艰难处境的载体。在莫言，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血腥恐怖的专制统治的血淋淋的控诉，而刽子手赵甲及其儿子、县令钱丁则是这专制所造成的畸形人格的极致，孙丙虽是民间反抗的英雄，然而却也在漫长的压迫和无望中，形成了一种甘愿受虐的病态人格。在李锐则是在历史的真相的复原中，突现了作为历史事变中正、反双方重要角色的个人的尴尬处境，历史结局的必然性是无可怀疑的，但个人的命运，哪怕如刘振武、欧阳朗云、七少爷这样坚定的反清志士也难以战胜自己生活的偶然，反倒是底层劳动者在无意识中支撑着历史的梁柱。
文体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生长
经历了十多年的对世界各国小说创作的学习和借鉴，甚至相当程度上的摹仿之后，中国的长篇创作已经进入到文体自觉的阶段。大家优先考虑的已经不只是以题材占据优势的写什么的问题，而是怎么写的问题。无个性的摹仿别人，特别是摹仿西方现代主义的写作越来越少。
在充满个性化的叙述中，越来越多的作家找到了创作的满足和语言的自信，长篇文本的艺术价值、美学含量普遍提高。在那些成熟作家和文学新人的作品中，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无个性的十分相似的文本。同样是个人化的女性主义写作，铁凝的《大浴女》中从容的心理分析，温婉的反讽与自嘲，同张洁的《无字》中的银瓶乍裂般的愤激、一唱三叹的诘问构成强烈对比，同样是抒写心目中的伟大与崇高，红柯的长篇处女作《西去的骑手》以浪漫的笔触追寻着西部英雄的足迹，抒写着西部的雄浑与苍凉，尽情演绎着主人公生命的壮丽与辉煌，鞭挞着军阀政客的卑鄙与无耻。而麦家的《解密》则在一种迷宫般的神秘氛围中，既展示了天才人物的“迷人智性”，也展示了生命中“可怖的脆弱”。即使是那些扼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在作品叙述和人物塑造中，在细节和语言中，也融入了新的文学和哲学的质素，给人以新的感受。
与文体自觉相联系的是创作中本土意识的自觉，从语言到结构、从形象创造到审美风格，东方性、中国化、民族性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如贾平凹的《怀念狼》中国化了的整体性意象，狼与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彼亡此衰的神秘生命联系，狼变人、人变狼的魔幻色彩，形象地揭示了生态失衡给人类所带来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既有万物皆有灵性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伦理观，又有从《庄子》到《聊斋志异》的美学血缘。莫言的《檀香刑》“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模式，民间地方戏曲“猫腔”调牌、唱词的结构性穿插与意蕴性贯穿，头尾两编中各色人物各具个性色彩的口语化讲述，使这部暴露专制社会黑暗与腐朽的小说，具有一种温暖柔和的内涵。
从这一时期比较优秀的长篇小说中，也看到物质诱惑对于纯文学作家的冲击和影响。一些作家心态比较浮躁，写作姿态不够稳定从容，多有虎头蛇尾，半部杰作的作品出现；一些作家生活积累不够，却硬要将一部小篇幅作品的素材拉成大篇幅，甚至动辄“三部曲”，贪大求全，造成创作质量的下降；还有的作家受电视剧众多受众和可观的商业效益的诱惑，在构思阶段就想到一作多用，导致长篇小说文学含量的下降；还有一些作家过多考虑到小说的市场价值，在严肃题材中胡乱设计一些男女私情，没有必要地穿插一些性描写，等等。多元化的书籍市场，不守规范的出版商，缺乏专业眼光的媒体炒作，使一些格调低下的伪劣之作得以流布。
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艺术水准的重要标志，在我国近年来的长篇创作轨迹中看到了稳健中的创新和平实中的突破，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抱有更大的希冀。
第12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文论天地
现实主义和我国九十年代文学
崔志远
早在18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便提出现实主义思想，恩格斯在1859年《致斐·拉萨尔》中首次将“现实主义”作文学和美学理论术语使用，恩格斯的两封信《致敏·考茨基》和《致玛·哈克奈斯》，标志着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成了成熟的科学体系。我们不妨以此经典理论来烛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
一般认为，9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多种倾向并存的局面，较大的文学思潮就可数出新写实派、女性文学、新现实主义及主旋律文学、新新人类写作、新生代……但仔细分析就可看出隐藏其内的现实主义走向。
新写实派有两个响亮的口号：作家的“情感的零度”和“还原生活的原生态”。这显示着80—90年代之交文学的重大转移：由先锋派脱离现实的“文本试验”回到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无疑是现实主义走向。但用马恩现实主义理论观照，又有不少误区：从特征性手法看，新写实派作家们强调“细节的真实”，却无视现实生活“总画面”；在思维方式层面，他们注重人物性格的具体性、特殊性，反对人物性格的普遍意义与价值，塑造的并不是典型形象；在基本原则层面，他们虽强调艺术表现的客观真实，但描绘的是零碎的“一地鸡毛”，削平深度，否认本质。这与马恩强调表现现实关系的本质和规律、表现最“现代的思想”大相径庭。其实，他们并非不要本质，他们认为生活的“原生状态”就是本质。实际上落入“现象即本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窠臼，也颇似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自然主义。马恩要求创作主体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新写实派虽然不乏对庸众生活的人文关怀，但作家们对生活的庸常和颓废给予过多的认同，缺乏了理想精神和批判精神。
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沿着新写实派的“转移”跃上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他们也写生活的原生态，但已由“个我人生”转入“群我人生”，直面现实中的重大矛盾，表现劳动群众的疾苦和心声，于90年代中期形成“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此同时，又出现以反贪反腐为题旨的大量小说和影视作品。就基本原则层面看，新现实主义更深刻地表现了“现实关系”。新写实派写普通人生活虽十分逼真，它的边缘化、世俗化以及精神萎缩价值迷失却带有浓重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我国并非没有后现代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影响着作家艺术家们的思维方式。但是，后现代主义毕竟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产物，那是一种经济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又是人性被挤压被异化的社会。我国是向工业社会迈进的发展中国家，人们以自己的理想和意志进行着社会变革的实践，不仅追求新的物质生活，而且渴望走出精神低谷。因而，后现代主义并非现实中国的根本特征。
女性文学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文学作家主要指陈染、林白、海男、徐坤、徐小斌等，他们的作品书写极端化的女性个人体验，写她们对爱的渴望、追求及情感受阻后的孤独、苦闷和恐惧。强烈的自传性和“私人化”追求，强化着艺术描写的真实感。这种视角毕竟过于狭窄，加之作家偏执地拘囿于私人独语和个体经验，往往缺乏升华：将个性化和社会性相对立、将现实关系和终极价值关怀相对立，便陷入现象学与欲望至上的泥淖之中。
90年代末，“晚生代”作家中的荆歌、东西、韩东等，把目光对准底层民众的艰难境遇，这无疑是一种现实主义走向。他们的苦难描写同新现实主义相比，缺乏主流意识；同新写实派相比，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他们涉及的主题现实基础是，市场经济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转型，在转型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着生活变故的冲击。晚生代们确想表现此基础，也确实表现了现实的生存状态；但是在具体描写中，大量的欲望化场景浮现于小说叙事的各个环节，深刻的思想批判变成了怨恨和牢骚，不过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反抗、无结果的颠覆，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深度。
从上述各文学现象看，新现实主义更带传统现实主义特征，描绘着时代前进步伐的恢弘气势，其不足是与现实缺乏审美距离，艺术形式也尚欠活泼与新颖；新写实派、女性文学、新新人类以及企图自我超越的晚生代们，艺术形式不乏新颖性，也以不同的方式寻找着与现实生活的联系，终因浓重的后现代主义情绪影响了现实主义深度。有作家说：“一半是希望那些先锋作家们，如何从逃避‘现实’的世界里回到‘现在’，以免失去广大读者，却又不失去文学应该具备的先锋；另一半是希望那些与现实分享艰难的作家们，别丢了文学。”
现实主义主潮和西方文学营养之间，不应是“拆解”关系，而应是互动关系。一是现实主义基本要求的主导性。“本质”、“典型”是马恩现实主义的关键词，近年间却常遭奚落，须知90年代文学的许多失误恰与不要典型有关。二是现实主义的广泛吸纳性，现实主义的历史开放性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俱进，广泛吸纳一切有益营养，不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基本要求主导和广泛吸纳的有机融合，便是现实主义主潮和西方文学营养“互动”关系的确立。互动关系一旦达到最佳状态，时代文学的发展高潮也就到来了。我们企盼着这样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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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小桥流水人家（宁波前童古镇）
王兴满
第12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文艺点评
长篇小说的魅力
仲言
长篇小说以其巨大的体量和篇制而成为艺术世界里的纪念碑，它以高耸入云的雄伟之势构成一个时代重要的艺术风景，以艰苦卓绝的辛勤劳动成为一个作家全部才华的试金石。从曹雪芹到托尔斯泰，从塞万提斯到巴尔扎克，从老舍、巴金到茅盾……无数伟大的作家正是凭借自己的长篇之作而青史留名。
长篇小说的篇制特征决定了它天然具备的魅力和品质。它不是艺术感悟的惊鸿一瞥，也不是情感闪现的吉光片羽。作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艺术手段，无论抱有着什么样的艺术观念，都必须面对一个足够长度的叙述过程。在这样一个时空绵延的过程当中，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战争与和平、美丽与丑恶、矛盾与和解……巨大的社会历史内涵和重要的时代关键词被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聚焦、打捞、发掘、拓展、扩充和照亮。历史感———这是优秀的长篇小说必备的突出品质。从《堂吉诃德》到《战争与和平》，从《红楼梦》到《家》、《春》、《秋》，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长篇之作无不内在地切入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河床之下，我们从这一系列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之中，读解到了历史的细微表情，感受到了历史的沉重呼吸。一段历史的“百科全书”是我们对这些经典之作的通常称谓。只有长篇小说，这一以巨大的气势和体量面对历史的艺术形式，才具备一段历史的“百科全书”这样的称谓，这也是恩格斯称赞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看到的经济细节方面比从专业经济学家那里还要多的深刻原因。
统摄全篇的整体思想倾向，是长篇小说这一艺术形式又一不可缺少的内在组成要素。无论是曹雪芹的梦幻虚空思想，还是托尔斯泰的基督教向善主张，缺乏统摄全篇的哲理之思的长篇小说不可想象，在此意义上，哲学的思辨归结又是长篇小说通常具备的魅力和品质。文—史—哲，三者在长篇小说这一特定的艺术门类中得到了统一的融合和显现。这是长篇小说的对作者素质有极高要求的原因，也是读者对长篇小说有厚重期盼的原因。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切近事物的镜头“特写”，中篇小说是一帧人物历历的“中景”画面，那么长篇小说更像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全景图”。读者希冀着从中看到历史大河的雄浑走势，更希望从作者的深邃见解中看到历史前进的未来方向。“作家是时代的发言人，是历史的书记官”，这样的表述在长篇小说这一艺术体裁中尤为确切、形象。
长篇小说以其长河般的语言结构，担负着语言宝库的涵养、积累和艺术形式、艺术观念的探索等重要任务。每一有责任感的长篇小说作者，无不担当着积累、保存、涵养本民族语言宝库的艰巨责任，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辛劳，不仅在作品中提供着本民族语言的应用典范，而且为迢递绵延的语言传统创造着新的语法和表达。在《水浒传》中，在《红楼梦》中，在《四世同堂》中，这是基本的文学史实。与此同时，长篇小说的浩瀚品质，又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和创新天地。从普鲁斯特到马尔克斯，从乔伊斯到罗伯特·格里耶，我们从他们大胆实验的文本中看到了文学艺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长篇小说作者们以不羁的才华和创造性探索，使我们看到了艺术的自由和解放。
长篇小说又是一项需要巨大奉献的事业。曹雪芹穷困黄叶村、洒尽辛酸泪之后才有《红楼梦》的千古流芳，路遥呕心沥血、命殒盛年之后才有《平凡的世界》的撼人心魄，塞万提斯的自传体长篇《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脱稿于1616年4月19日，4天之后，塞万提斯与世长辞。长篇小说，是一项需要性命相托的事业。在年产量至少700部长篇小说的今天，我们该冷静反思一下，究竟我们为每部作品付出的劳动和创造有多少？
在网络文学出现的今天，有人曾宣布过长篇小说的死亡，说出“比尔·盖茨将消灭托尔斯泰”这样的话来，但只要长篇小说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还没有消亡，它将永远会在现代乃至未来占有自己牢固的位置。《不列颠百科全书》对长篇小说的功用归结为六点：一、作为对人生的一种解释的表现；二、娱乐；三、宣传；四、报道；五、改变一种文化的语言和思想；六、创造生活方式和评判趣味。
长篇小说以其丰厚的内涵和内在的质的丰富性将更为长久地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图景中，我们的后人将从我们留下的长篇巨制中读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眼泪、欢笑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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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谈古论今话中州
林为进
郑彦英的散文《在河之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通过介绍河南的人文历史、自然地貌、民风民情，部分的展示了河南曾经有过的灿烂与辉煌，不仅能让河南人感到骄傲与自豪，而且能让非河南籍的读者真正的了解河南和河南人。
河南这片海的水很深，一座不怎么起眼的小县城，甚至一个小村庄，都很有可能蕴藏着或惊心动魄、或韵味悠远的历史故事。从大禹治水，周文王演易经，周公测影确定二十四节令，到郑庄公“黄泉认母”，周王室迁都洛阳走向式微，再到刘秀洛阳中兴汉室，曹操许都称霸，直到武则天洛阳赏牡丹，赵匡胤开封建宋朝……中州大地上演过多少或威武雄壮、或凄惨绝伦的历史话剧，又编织了多少阴谋与争斗的恩怨情仇。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浸泡着黄河水，也渗透了无数的泪与血。因而，只靠一两部著作的确很难真正写深写透河南和河南人。
郑彦英并没有试图全面的描述和复现河南的历史与文化，在简略介绍河南的地形地貌之后，他将更多的笔墨投注于河南的人文历史。而正是由大禹、文王、周公、老子、苏秦、杜甫、赵匡胤……还有李伯安、王永明这些古今人物的追求和奋斗，《在河之南》既突现了河南的历史和人文环境，又在相当的程度突现了河南人的性格特征。即使还不够全面，但也很难说郑彦英关于“河南人以韧性见长、柔中见刚、重理明义”的概括不准确。也许是见惯了历史上朝代的频繁更迭，多次经历繁华的热闹，也多次品味天灾人祸的凄凉和悲惨，河南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的确是十分的强韧。河南多出乞丐，除了黄河泛滥成灾的历史原因之外，固然可以说部分河南人不特别重视“体面”，不过，是否也可以说河南人对人的“轻重”、“大小”、“高低”具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呢？当“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快乐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忽视“活着”
的形式与内容。如果说“人在人上”是一种“活要活得像个模样”的追求，那么“好死不如歹活”就是“能活就活”的生存意志与毅力。河南人不过是把这两者比较好的加以结合而已。
《在河之南》充分发挥散文灵动机巧、挥洒自如的优势。它诉说历史，又感叹人生，谈古论今中自自然然的将“中州”介绍给了读者。它能让读者增进对河南的历史和文化、自然跟民情、过去与未来的认识、了解。进而明晓：产生过岳飞“满江红”这样极具男人血性、豪情、壮怀激烈诗篇的这块土地，不仅地气旺盛、地脉浑厚，而且并不缺少血性与豪情，它必定能让灿烂的历史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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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人民文学》、《南方文坛》联合举办“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
由《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和广西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近日在广西北海召开。来自全国的数十位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就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而率真、尖锐而学理的讨论。
本次论坛的主题包括中国文学的精神本根、如何确立中国文学的自性、文学写作中的传统与创新、女性写作的现状与前景等。这些主题都涉及到当前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些重要疑难，归结起来，就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如何在近百年现代文学的经验基础上探索和规划自身的前景。
“文学性”问题在本次论坛上引起了激烈争辩，什么是文学？文学应该怎样？与会的批评家们就此从学理上进行了细致的辨析，而透过理论话语的重重帷幕，作家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共同的焦虑，那就是，面对中国巨大的历史变革，面对人心和社会的纷繁万象，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文学该如何应对？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文学应应该通过对当下复杂生存状况的洞察努力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出发点”。也有一部分作家和批评家认为，文学面临的真正考验来自于生活，作家的想象力在生活面前显得苍白、狭窄，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寻求根本的“出发点”，而是如何打开自我，与世界、与现实建立起充满主动精神的认知关系。
一些与会者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缺失提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指出，有的作家放弃作品的精神向度，沉溺于表象，甚至沉溺于消费性的欲望展示；而作家一味追求市场份额，也会导致文学的艺术品质的低落。有与会者指出，现在不少作品在小说的基本艺术元素上都没有过关，作者在写的时候毫无难度，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赢得读者，实际上是对读者的不尊重。
会议的讨论和交锋有效地拓展了大家的思维空间，很多与会者指出，在“文学性”的问题上也许不可能有简单的对策，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作家很难再依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必须既向内也向外，既直面自己的内心，同时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和历史内核的复杂经验，而这就迫切需要作家进行艰苦的自我塑造，真正获得面对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认识能力、表现能力。
如何在全球文化背景下确立我们的文化根性，如何建构和发展民族的文学传统和美学传统，这也是本次论坛热烈讨论的话题，一些与会者指出，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经验和审美经验，如何在当今丰富多端的参照系统中对它进行阐释、改造和发展，使其成为我们重要的文化资源，这是中国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原创力的重要途径。（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