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点评
作品和生活是文学批评的原点
郭国昌
在当前的文学发展和生活中，文学批评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回到文学作品中，将批评的基点培植于生活的土壤中。
作为文学生产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的发生应当是以文学作品为原点的。英国文学理论家阿·瑞恰兹说，文学批评是“以作品为中心透视现存的或可能的价值，而不是从作品以外的各种关系中去寻找什么”。也就是说文学批评所发现的东西是建立在对文学作品的真实感悟与具体分析的基础上的。然而，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大多数情况下却远离了文学作品本身，陷入了种种不可思议的误区之中。这类放逐了文学作品的文学批评在表现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是“关系式”文学批评。这种文学批评涉及到的作家和批评家双方是彼此认识的，而且有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常是“名家”，需要互相支持，因而，这类文学批评主要是以人际关系为中心评价文学作品的。二是“经济式”文学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文学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文学批评也很自然地染上了市场化的色彩。在大量的“机械复制式”的创作中，普通作者要想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在文学潮流的涌动中留下一点痕迹，也只有以经济开道，让一些著名的批评家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的文学作品添加点亮色。因而，这类文学批评主要是以经济关系为中心评价文学作品的。三是“理论式”文学批评。一些文学批评家从西方挪用了一些新理论，然后把在中国本土创作的文学作品纳入其中，文学术语泛滥成灾，文学旗号到处飞扬。不管合适与否，文学作品变成了文学批评家自己建构批评理论的载体。为了理论的需要，文学作品被肢解得七零八落，丧失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造的完整性。当文学批评离开了对文学作品的体悟，放弃了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成为一种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而随意操作的东西时，必然会导致文学创作的疲惫和思想的滑坡。
面对文学批评的失范现象，文学界应当重建文学批评的内在机制和理性原则。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让文学批评回到文学作品和生活本身，把文学作品和生活作为文学批评的原点。
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作品的本体解读，尽管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选择和精神追求，但是，文学批评的实现却是一个社会化和个人化的互动过程。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批评的重建之路应当是多样化和多层次的。首先，要坚守文学批评的生活化原则。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仅是文学创作走向成功的前提，而且也是文学批评获得认可的基础。伊格尔顿说：“生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的价值显现”。强调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强化作家对现实的体验，使作家的创作能够深入到社会的底层，从而表现出生活的最本质的内容。而关注文学批评与生活的关系则主要是为了突出生活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因为文学批评并不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随意评说，而是要以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为核心的。其次，要遵循文学批评的艺术化规范。由于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创造过程，其中包容了像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因而，文学批评应当在对文学作品加以艺术感悟的前提下，从艺术的内在规律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理性化的分析，它同样也是一种充满了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可以说，正是由于文学创作所显示出来的规律性内在地制约着文学批评的艺术化。第三，要达成文学批评的共识化效果。从文学与人的精神世界关系来看，文学创作是一种心灵与历史的对话过程，文学作品就是作家经过对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等诸多关系因理解而达到共识后产生的审美文本。因而，文学批评应当是对这种共识的积极回应。只要是以文学作品和生活为原点的文学批评，它必然要走出对文学作品的随意化的解读方式，探寻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对现实社会的思索与对人的自我提升和价值追问等共同性的命题。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清塘荷韵（摄影）
李德水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鉴赏
斯人已逝 风范长存
——电视连续剧《龙清秀》观后
郭彦全
她从三湘四水中走来，她从建设工地中走来，她又回到了为之魂牵梦萦、呕心沥血的人民群众之中，她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践行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八集电视连续剧《龙清秀》近日与观众见面了。
龙清秀，生前是湖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以工代赈办公室主任、省西部开发办副主任，为湖南省贫困地区的脱贫济困作出了突出贡献。后因积劳成疾，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于2001年2月15日逝世。电视连续剧正是以龙清秀同志的先进事迹为依据，忠实于生活，通过艺术创作，真实可信地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
龙清秀作为湖南省以工代赈办公室主任，在如何带领广大群众尽快脱贫、改变落后面貌方面，责任更为重大。该剧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作为主线，来展开故事情节。该剧一开始，就通过龙田村和黑龙村村民惊心动魄的争水械斗，以及新娘何晓燕因无法忍受严重缺水的艰苦生活环境，离新郎田求水而去的情节，把当地严重缺水而阻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状况集中反映出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施国家以工代赈政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为英雄人物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严重缺水问题，龙清秀不顾体弱多病，个人安危，跋山涉水，翻越断魂崖，寻找水源；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多次深入一线，与同事和村民们一起，制定发展规划，勾画未来蓝图；积极协调资金和技术人才，特别是为留住田求水这个水利技术人才，而不惜“三顾茅庐”，四处奔波，疏通关系；为保证工程质量，坚持原则，铁面无私，不怕得罪领导和同事……多渠道、多途径，广开门路，因地制宜，使有限的以工代赈资金发挥最大的投资效益，尽快使群众脱贫，是龙清秀平时殚精竭虑的主要问题。剧作通过龙清秀到清阳县实施细致考察，请省里专家论证，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积极争取资金，动员当地各家各户开发果树、茶树、药材种植等具体事例，把贫困地区人民引上了一条脱贫致富的金光大道……
龙清秀作为掌管全省以工代赈资金的“实权”人物，首先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权力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正是因为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甚至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追求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生活，最终身败名裂，遗恨终身。龙清秀却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交了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她利用手中权力，通过以工代赈资金，兴修水利，开辟多种脱贫途径，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她十分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对违反政策和规定的事情，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当龙清秀在检查工程质量的过程中，发现这家公司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她顶住来自上级、同事、亲情的压力，毅然决然地责令该公司停工整顿，并退出工地，杜绝了豆腐渣、关系户工程；老同学、清阳县长潘子良动用以工代赈专用款项发放工资，龙清秀知道后责令潘子良立即还上所欠款项；表兄龙海生在乡亲们面前夸下海口，通过龙清秀的关系为乡里修路，也因不符合政策规定而泡汤……领导、同事、亲情等这些关系，均不能动摇龙清秀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决心。剧中通过一系列生动、具体的情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位知民情、识民意、解民忧、帮民富、得民心的英雄模范人物龙清秀。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龙清秀那种“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那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勤政廉政的高尚品质；那种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将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阔步前进。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万里西行著华章
——评《穿越大西北》
祝福训
打开常亮的《穿越大西北》（远方出版社出版），眼前呈现一幅幅西北地区美丽而神奇的画卷，犹如被无形的磁力所吸引。
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是信息的传播者。当中央在世纪之交作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时候，他以敏锐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意识到宣传报道开发西部的重大意义。于2000年6月毅然踏上驾车西行的征程。他克服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历时93天，行程2.6万公里，完成了对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陕西六省区的采访，写了大量新闻报道，成为当今新闻界只身西行万里采访的先行者。
《穿越大西北》全书44万余字，以纪实行进式的报道形式，弘扬“西部大开发”的主旋律。从中可以看到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既从微观上观察又从宏观上把握，既作纵向对比又作横向比较，既肯定成绩又指出问题，既立足现实又展望未来，用大量生动的事实说话，客观真实的反映了西北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新成就、新变化，热情讴歌了西北各民族的新面貌、新风采，积极传播了沿途各地出台的新政策、新举措。这样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信息和纪实报道，不是浮光掠影的就事论事和现象罗列，而是把报道对象放在历史、现实、未来的多层次网络中进行扫描，因此读起来给人以立体感和厚重感。特别是对许多向往大西北，有志于乘“西部大开发”东风大显身手的人们，无疑可以从这本书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把散文笔法融入风貌通讯的写作，文字激扬，结构灵活，这是本书的特色。穆青说：“我们的新闻的报道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显然，常亮运用散文笔法的写作是成功的，文章流畅清新，有描写，有叙述，描述得五彩缤纷，有声有色，情景交融，展示出一幅幅壮美的画卷。读了这本书，使人对大西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颇有真切、纯朴、自然之感。同时，记者在这本书中用第一人称的表述，如实记录了万里采访的艰险困苦，比如：断炊库尔勒，夜困戈壁滩等，其真实的故事情节、细节、悬念，无需雕饰，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记者旅途中的喜怒哀乐和复杂经历，也是本书的又一亮点，增加了趣味性和可读性。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
让美丽在回眸中复苏
——读散文集《逝去的裕河》
常金生
正雨是一个有着极强生命力的人。多年来，他虽然有着更能释放他生命激情和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但对知识，对写作的渴求却始终没有减退。最近几年，也许是有了相对的平静，也许是某种境遇启迪、激发了他，使得他积蓄多年的艺术天赋终于找到了一个喷发的出口———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逝去的裕河》。
散文集主要是对往事的追述与回忆的作品，行文既富有画面感，更富有音乐感。节奏舒缓，叙述优雅，但爱憎分明，那是他多年非文学生涯的历练和读书生涯的修养，作者追求和捍卫的正是所谓“清洁的精神”。行文之中，流露着浓浓的真情与爱心，从头至尾，充满着童稚、自由、美丽、纯洁这类字眼。
作者心目中的童年，既有“彩色的飞翔”，又有黑色的死亡，但时间如一缕轻烟，把所有往事推向一个清纯、美好的位置。童年是艰辛的，“但我们欢乐，我们愉快、舒心、满足。”亲情、友情和田园般的童稚童趣，如歌的往事，沁人心扉的诉说，无不充满了诗一般的穿透力。作者正雨，似乎就是一个自然之子，他对山与水，对大自然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有着与生俱来的挚爱与感悟。过早失去母爱反而激发了他超越亲情的大爱；爱亲友、爱自然、爱生活，爱一切美好的事物，爱所有值得去爱的东西。
正雨写道：“童心是人类未被污染的原始宝藏，是人类心灵深处能让沮丧、忧郁、痛苦、失望重新燃起幸福之火的源泉。”在作者笔下，童年时期曾经历过的许多人情世故，许多自然景观，在今天看来，都有点如梦如幻，如世外桃源的感觉。童年，曾经天真无邪，五彩缤纷；裕河，曾经铮铮作响，低吟浅唱，清纯无比，透出大山乳汁般的脉脉情韵。然而，在人生的中年，在物质生活与往昔发生难以想象的变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对那种清纯与美丽却只有追忆、祭奠的缘分。从表面上看，他以有形的对裕河、对过去生活的回眸，表达和寄托了对逝去的青春、爱情的感慨和对人生年华不复归的孤独情怀，但实际上他是在大胆地诉说中国文人内心那种悲天怜人的情愫。在作者眼中，历史和那美好的昨天，就是他心中的恋人。也许，在作家和诗人心目中，恋人，也同样是昨天历史的象征！
岁月让人们念旧，回忆让我们忘却眼前的不愉快。一切精神生活的体验，让人的一生更完美、更富足。童年曾经是理想的天堂，回忆是信仰的避难所，爱心是医治所有创伤的灵丹妙药，写作和叙述是让一个丰富的灵魂自由表达的最佳选择。人的奋进，人与命运的抗争以及某个方面的成功，让人变得睿智、宽容和大度，让过去的苦难也蒙上了美丽的光环。在正雨笔下，尽管用大量篇幅记述了那个枯涩的岁月，但他反复吟咏的却是人性与爱心，是“晶莹剔透，纯情感人”的淳朴人生。在这个广袤的世界里，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也许是一个永恒的尺度，一个关于人生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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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人民文学》史已成学术热点
《人民文学》史正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热点。作为教育部“二一一”工程项目的重要一项内容，华东师大中文系已启动为期三年的《人民文学》专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以《人民文学》史为主题的专题研究也已启动。
学者们共同关注《人民文学》史，缘于这份一九四九年十月创刊的杂志在当代文学中的特殊地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起始后的十七年间，《人民文学》是重要而权威性的文学刊物；新时期以来，虽然文学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份文学刊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它也保持着在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影响。从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期刊的角度来看，《人民文学》堪称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份“标本”，存在着一种由《人民文学》构成的当代文学史谱系，通过对《人民文学》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有关领域的历史，也可以获得对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把握。
《人民文学》史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显示了当代文学史研究思路的重要变化，将文学史从单纯的思想史或单纯的审美经验史中超越出来，建构艺术问题与历史、时代、社会问题通过期刊媒介共同发生作用的文学史的新思路，由此将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拓展并更新当代文学史的视野，为当代文学史提供新的理论突破依据。（杨博）
第14版(大地·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文学评说朱向前》出版
《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半部杰作的咏叹》、《寻找合点———新时期》、《艰难行进行中的“农家军歌”》等十几年来朱向前在作家论、作品论、理论研究等方面有影响的代表性论文，集中反映了朱向前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尤其是军旅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了解作者并通过作者了解当代军旅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创作现象、理论探索及发展轨迹的精粹选本。
同时，由张聚宁主编的《文学评说朱向前》一书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文学师友用文学笔法评说朱向前的书。全书收集近二十年来朱向前的师长、朋友和学生的文章约三十万字，有评点、有批评、有侧记、有印象，并配有一百余幅图片，图文并茂，风趣好读。（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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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论天地
构筑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砥石
——关于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思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文化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如何才能更充分更有力地发挥文化的重要作用呢？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便是必须在大众文化的扰攘喧闹中，坚持不懈地给予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以合理的社会定位，确保其主体地位不动摇，驱动其不断实现新发展，促进其内蕴精神大发扬。
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社会定位问题，在文化建设的现实实践之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所谓的消费文化、身体写作、隐私、作秀、扮酷等，正在对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戕害和围剿，使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失去了相当的地盘和受众。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因为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陷落往往是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销铄成正比的。
诚然，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是应赋有一定的娱乐功能的，但它同时也忌讳徒然娱乐、消极娱乐和庸俗娱乐。文化赋有的娱乐功能不但应当尽可能地提升到欣悦和审美的层次，还应具有思想意义和激励作用。
经典文化是经过时间淘漉和历史沉淀的文化精品；主流文化是深入社会大潮和感应时代主潮所创造出来的最能函寓生活本质、反映时代风貌、表现人情事理的经世之作，它们都具有铸冶和支撑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巨大而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大众文化所基本上不具备的。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大众文化与市场密切相关。它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而且也基本上是遵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律而生存和发展的。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毋庸置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大众文化都只能是对主流文化和经典文化的调节与补充，它既不可能占据时代文化的主导地位，更不可能销铄和取代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因为文化对社会的责任承担，主要表现在对民族精神的传扬，对时代精神的构建和对人的灵魂的塑造与道德的提升，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大众文化常常显得无能为力，只有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才能从容应对，勇敢担当，并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灿烂的思想光芒烛照永恒，印证时代，激扬斗志。
如果说大众文化是文化的快餐，那么，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就是文化的大筵。快餐只起暂时充饥的作用，而大筵则能给人以全方位的滋养与深层次的营建，两者的效用是大不相同的。其实，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是客观的，各种文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完全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任何健康的向上的社会，都不能没有同样健康的向上的精神作支撑。这就是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天然地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原因和理由，这也就是荷马、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屈原、李白、曹雪芹、鲁迅等永远不老和《伊利亚特》、《哈姆雷特》、《浮士德》、《复活》、《离骚》、《梦游天姥吟留别》、《红楼梦》、《阿Q正传》等永远有价值的原因和理由。人与文化是相依相融的。而人类社会则只有在文化的陶冶与支撑中，才能走向文明和实现发展。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由知识、经验、典章、教化、诗情、哲理、道德、操守、智慧、技能、创造性与开发力等构成的人的精神素质与人类社会的文明环境的。
只有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才含蕴这些内容，也才能担当此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人把莎士比亚看得比女皇还重要，世世代代从莎士比亚的文化成果与文化精神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哲理与诗情，并渐渐形成一种只属于英国的民族精神、民族语境和民族的审美意识与思维方式。法国人景仰与崇拜雨果，并由此而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雨果的作品就是法国人心目中的圣经，他们不仅阅读它、传诵它，而且对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思想和精神和诗韵，都耳熟能详。雨果融汇于作品中的民族责任心和社会承担精神、人道主义和永远不屈的抗争精神、对是非的鲜明态度和彻底的奉献精神，都已深深地内化在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每一个法国人的血液和细胞之中了。在法国，雨果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也是先贤祠中的圣人。他的作品不仅占了教科书和展览馆的主要位置，而且他的人格也占了每一个法国人心中那最圣洁的空间。普希金是俄罗斯人心中的太阳，他们尊其为“俄罗斯的文化英雄”、“俄罗斯的诗坛太阳”、“俄罗斯的智慧、自由、信念和力量的永恒的代表”。他们说，普希金的一点一滴都属于俄罗斯，属于俄罗斯人民和他们世世代代的子孙。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能够通过普希金提升自己的智慧、净化心灵的空间、矫正生命的航程。他们还说：“我们每个人从小就感到普希金在我们身边。他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然而随着新人一代一代地成长，他也不断变得更加年轻，因此他总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与经典文化相依、相协、互促、互激的主流文化，是时代精神得以表现和发扬的主要借体与载体，我们同样要予其以充分的重视，给其以恰当的定位。以文学创作而论，那些切入现实生活主潮、着意描绘和表现时代变革、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场景与奋斗历程的作品，永远都应当是文学舞台上的主角，永远都应当处于扛鼎的地位。因为其价值和作用乃是任何争奇求怪的所谓“调侃文学”、“欲望写作”、“身体写作”之类都不可比及和代替的。
给予经典文化与主流文化以主体文化的定位，目的在于确立各种文化的主从关系，以确保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能够得到积极的营构与大力的弘扬，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提升人的思想、净化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知识、激励人的力量、坚定人的信念、活跃人的创造力，而决不是对非经典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藐视与排斥，也没有必要对非经典文化和非主流文化进行藐视和排斥。因为各种文化在主从关系之外还应当具有谐调关系和互补关系。丰富性多样性是文化的天性，创造性和不可逆性是文化的个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确立文化的主从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文化的谐调关系和互补关系，并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大地释放文化的天性与个性。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处理大众文化与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我们显然就会得心应手和游刃有余得多了。对于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来说，大众文化既是其“从”，又是其“补”，它还在构成文化整体结构的有序化层次与机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谐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以及其他健康的文化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尚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大众文化的性质、形态和功能，决定了它所应处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
与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不同，大众文化在总体上是一种追求感官刺激和放纵享乐的消费文化，它放逐意理、拒绝思想、回避责任、游戏人生，往往通过猎奇、求怪、扮酷、作秀、搞拙、闹笑等不规则的生活碎片与人生噱头而寻觅卖点和赚取利润。这种形质和功能的文化，自当处于“从”与“补”的地位。因为大众文化虽然无力担当塑造民族灵魂和弘扬时代精神的任务，但却可以起到以闲适消解奋斗之“累”、以消遣缓舒跋涉之“苦”、以放纵纾免殚精之“闷”、以调侃转换处事之“烦”。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轻松的闲娱和无拘的释放，即使对于拓进的社会和奋斗的人生来说也是必要的。大众文化正是在这里找到了其生存的空间和价值的支点，并从适应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和满足生活的多样化实际需求而赢得了人们的认同与撷取。
基于此，我们同样也需要给予大众文化以合理的恰当的社会定位，既不能任其盲目泛滥，掩盖一切，主宰文化场与精神链，又不能视之为敝帚而率然弃之，惧其为猛兽而断然拒之。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地给予其以有效的思想指导和美学诱掖，不断地赋予和提升其社会蕴涵、思想意义与美学品格，以使其真正成为处于主导地位的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调适与补充。
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事业都需要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其张起远航的风帆；也不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都需要经典文化和主流文化为其筑构坚强的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