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论投资和消费双拉动
刘方棫 李振明
主要观点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消费引导投资为前提，以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基础，通过投资和消费的互动来实现内需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式。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是克服通货紧缩趋势、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需要。
●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如何有效地实现投资拉动，如何有效地实现消费拉动，以及如何使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良性循环。
主要观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议强调，扩大投资需求要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这一决策符合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内涵
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历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变量。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投资和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尤为重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的一个基本原因。
然而，人们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对外封闭和资源普遍短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即增加投资必然减少消费，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某种权衡或替代。过去人们对先生产还是先生活、先建设还是先吃饭的争论，就反映了对如何权衡投资和消费的不同认识。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商品供应普遍短缺，投资与生产无市场约束的后顾之忧，只要有商品供应就不愁没有销路，因此投资和消费之间基本上呈现出的是前者对后者的单一决定关系，而后者对前者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则是潜在的、次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以来，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方面，大量资金因找不到有市场前景的项目而无法转化为现实投资；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因找不到合乎需要的消费对象而储蓄起来。换言之，投资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而居民消费的选择性也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投资（生产）决定消费的生产者主权经济，已逐步让位于消费引导乃至决定投资的消费者主权经济。
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消费引导投资为前提，以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基础，通过投资和消费的互动来实现内需扩大的经济增长模式。
理解投资和消费双拉动应把握以下要点：首先，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离开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短缺普遍存在，也许仅靠投资拉动就足够了；其次，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以肯定消费的主导作用为前提的，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根本动力在于消费的拉动，投资的拉动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派生性，这主要缘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需求约束型经济的特征；第三，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以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的，离开了二者的良性循环，即消费的增长不能有效地吸引投资的增加、不能为有效的供给所弥合，或者投资的增加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消费的增长，那么它们各自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都要大打折扣；第四，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与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型增长相适应的，因为只要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建立在二者良性循环基础上的，那么由此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种资源浪费少、质量效益高的集约型增长。显然，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和消费之间不再是彼此竞争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的互动关系，二者的联合作用构成了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主旋律。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无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投资和消费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高达95％以上。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也是依靠投资和消费的双拉动实现的。因为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它不但隐含了市场经济这个大前提，而且还隐含了投资和消费必须同时作为相对独立的国家宏观调控变量的条件。显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只有投资才是国家计划调控的核心变量，而消费则是被动的、从属的，是受投资和生产决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当时我国只存在投资拉动，还谈不上消费拉动。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买方市场的形成，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需求约束型的常态阶段，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才提上议事日程，成为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我国从1998年以来，一方面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公务员和离退休职工收入、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等手段，扩大居民消费，就是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具体举措。从过去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看，仍然必须坚持投资和消费双拉动，以巩固扩大内需的成果，并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克服通货紧缩趋势、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需要。目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究其原因，关键就在于投资和消费之间良性循环的机制尚未形成，或者说投资和消费的双拉动尚未完全实现。一方面，由于历史上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所导致的一般商品的供给过剩和激烈竞争，使商品价格不断走低，企业预期收益恶化，影响了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制约或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不良，或者由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能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导致居民收入未能转化为即期消费而被储蓄起来，消费的拉动作用明显弱化。正是由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存在上述结构性失衡，才导致许多产品和服务不能获得价值实现，投资相应萎缩，就业困难，职工收入难以增加，并进而阻碍居民消费的增长。长此下去，国民经济就会陷入物价和经济增长率交错下降的恶性循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趋势，使国民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理顺投资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双拉动。
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需要。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增加所形成的供给可以为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所消化，即投资提供的产出可以顺利地实现其价值，不存在产品积压和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为企业新增投资所提供的供给所满足，即不存在被动储蓄。如此一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就能顺畅进行，国民经济就会实现良性循环。在这种模式下，投资的粗放型扩张因消费需求的约束而受到抑制；而消费需求所引导的市场竞争的作用，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率和更为集约的使用。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降低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去，并获取收益。因此，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的需要。
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主要途径
一般而言，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如何有效地实现投资拉动，如何有效地实现消费拉动，以及如何使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良性循环。
实现投资拉动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投资资金的积累和筹集问题；二是投资方向的选择问题。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高达8.7万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在2002年已成为吸引外资的第一大国，因此，投资资金应当说是比较充裕的。但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企业对投资的预期收益不佳而投资意愿较低，从而制约了投资的自主性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实现投资拉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必须发挥作用，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充当社会先行资本，以带动社会投资的跟进，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2002年，在国债投资规模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预期高达8％，这说明社会投资的自主性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但这种机制还很不稳固，为了进一步实现投资拉动，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当前，为了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拉动的效果，应对其进行适当调整，如：在投资分布上，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推进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投资方向上，更加重视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上，更加强调增加公共投资和结构性减税并重，特别是要加大对企业增加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的税收支持力度，以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产品结构升级。
就消费拉动而言，根据消费函数理论，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一是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由于收入是决定消费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实现消费拉动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近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总体上出现了放缓趋势，其中尤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降幅明显，这大大制约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外，在城镇主要是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城镇居民失业率上升；在农村则主要是税费负担过重、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乡镇企业发展出现徘徊、农民非农就业和收入减少等。要提高居民收入以拉动消费，首要的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以支撑居民收入的增加；其次是实行就业优先和社会保障建设优先的政策，以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减少预期支出；第三是通过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减轻农民负担、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收入增长只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一个方面。在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居民消费增长的关键取决于居民消费倾向的高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持续增长而消费市场却疲软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消费倾向偏低，消费意愿不强，从而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转化成储蓄的增加。要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首先要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特别是要抑制非法和不合理收入所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重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之成为消费拉动的中坚力量；其次要加大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力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第三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支持和转移支付；第四要积极发展消费信贷，减少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第五要针对当前的消费热点（如汽车、住房、教育等），加快政策调整，以改善消费环境，刺激居民消费。同时，还应努力改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另外，要实现消费拉动，诸如市场信用和秩序问题、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问题等也不可忽视。
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关键是实现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良性循环。为此，以下几点必须予以重视。
一是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的力度，使二者在时间上相互继起、在效果上互相加强。例如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居民收入难以增长，消费意愿减弱，消费拉动难以发挥作用，这时就有必要加大投资拉动的力度，以遏制经济下滑，防止失业扩大，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但在经济复苏阶段，如果继续实行投资拉动，在加剧挤出效应的同时还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因此需要转向消费拉动，让市场力量自发地起作用，通过消费和市场扩张来带动投资的增长。
二是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互动关系，更多地让消费拉动发挥作用。虽然消费和投资都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等量齐观。一般地说，居民消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因为作为最终需求的消费一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要占约60％的份额，而且因为作为一种中间需求的投资，本质上不过是消费的一种引致需求，是受消费决定的。因此，必须有意识地更新思想观念、改善宏观调控，更多地让消费拉动发挥作用，使投资需求的扩大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使消费逐步成为社会投资的“引路人”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特别是发展和规范证券市场，促进居民储蓄顺畅地转化为投资，使消费拉动和投资拉动共同发挥作用。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是当前影响投资拉动效果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大量储蓄积压在银行，使金融风险集聚，而银行普遍抱怨找不到合格的贷款者；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又十分突出，并影响了投资的增加；再一方面，很多企业争先恐后上市融资，但它们从股市上所筹集的部分资金又通过委托理财等渠道回流到股市，而未能转化为产业投资。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了消费拉动对投资拉动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金融体系效率较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要实现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没有一个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市场是不可想象的。为了实现投资和消费双拉动，改革现有金融体系、完善金融市场运行是当务之急。
只要投资和消费双拉动的良性循环机制建立起来，我国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简评
杨信礼
刘相、魏焕信主编的《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全面发展思想研究》一书，最近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较全面地梳理了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的思想，对比分析了东西方不同的发展观，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重点论述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全面发展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逻辑结构、理论特征、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并阐述了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基本内涵及其重要性，探讨了实现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主要方略和基本途径。
该书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在分析古今中外不同的社会发展思想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江泽民同志关于社会协调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思想的渊源及其形成过程，揭示了江泽民同志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是继承、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思想的结果。该书视野开阔，资料详实，史论结合，体系严谨。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新知识·新经验·新本领
郭丛斌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开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宏伟的目标激励着我们，美好的未来召唤着我们。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我们应当为身处这样一个伟大变革的年代而庆幸，更需要认真思索怎样才能为人民建功立业。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实践中掌握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
适应新形势必须掌握新知识。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适应能力的强弱，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高低，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快慢。知识随时间的推移而新旧更替，随历史的进步而推陈出新。实践证明，谁能紧紧跟上知识更新的步伐，谁就能始终处于时代发展的前沿，就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大的发展潜力。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当今人类正在进入信息社会，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科技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同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知识的力量在增大，知识已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高低的标志，而且越来越多地被注册为“产权”；科技的作用在增强，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不断转化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如果不能更多地掌握新知识，努力跟上知识更新、科技进步的步伐，就会严重影响认知水平，制约思维创新，弱化适应能力，延误事业发展。
完成新任务必须积累新经验。经验，作为由实践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对以往成功与失败的一种总结，是客观规律的一种反映。经验对于领导者的正确决策很有帮助，特别是在形势复杂、任务艰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其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经验来自实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并随着实践的丰富获得深化。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个目标既包括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又包括社会事业的不断拓展；既包括民主法制的逐步完善，又包括精神文明的日益进步。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和全新的实践，各级领导干部不但需要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而且需要积累和丰富新的经验。就拿经济工作来说，如何调控冷热、平衡需求，如何刺激消费、拉动内需，速度与效益如何同步，眼前与长远如何兼顾，样样都是难题。解决这些难题，既不能沿袭计划经济的老办法，又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洋办法，而只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不断探索新规律，总结新经验，努力争取少走或不走弯路。
开拓新局面必须增长新本领。本领就是能力，它是知识的凝结、经验的综合。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同他的本领成正比，本领越大，就越能开拓新局面，越能作出大贡献。而本领有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任务变化而不断提高的过程。时代越发展，任务越繁重，越会对本领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越会逼着人们增长新本领以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如果缺乏自觉，放弃努力，本领就无法提高，能力就难以增强。本世纪头20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与挑战同在。我们既要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又要加快国内发展的进程；既要巩固当前的发展势头，又要开拓未来的全新局面；既要为建设全面小康奋斗，又要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基，没有新本领怎么行呢？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努力掌握新知识，不断积累新经验，切实增长新本领，把新能力转化成新发展，把新发展转化为新局面。
第9版(理论)
专栏：
□把握联系的观点□把握系统全面的观点□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
掌握领导工作的辩证法
陈春华
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带领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重任，正确认识和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善于学习和掌握工作的辩证法，对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把握联系的观点。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要正确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把握事物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既要看到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又要看到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从而明确目标，树立信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一方面，抓住了发展，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工作就有了主动权；另一方面，抓住了发展，就能够凝聚人心，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工作就有了生机和活力。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就能在实践中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的执政地位不断巩固，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把握系统全面的观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由众多因素、众多层次、众多结构构成的社会系统。各个因素、各个层次、各个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整体、脱离全局而孤立存在和发展的因素、层次和结构是没有的。因此，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把握全局性、系统性，坚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处理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这种情况下，看不到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不具备系统全面的观点，就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培养大局意识，各个部门、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大局，紧密配合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行动。
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在分析和解决事物的问题和矛盾时，注意抓住居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把握决定性环节，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理，也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十六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具体工作中抓主要矛盾，就是要注重把握事物的决定性环节，着力抓住关键问题。当前，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以贯之地抓下去，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这样，就抓住了“牛鼻子”，就把握住了决定性的环节。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从搬砖看企业治理
杨瑞龙
企业内部的成员为什么会出工不出力？设计什么样的制度才能让他们像给自己办事那样追求效率？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企业的特性说起。
假定有若干工人在建筑工地上搬砖。解决出工不出力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是确定把每块砖搬到目的地的单价以及打碎砖的赔偿费。这时，搬砖人由于要独立承担搬砖的成本与收益，他就有极大的动力去多搬砖、搬好砖，而不会选择偷懒。然而，单干并非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如果有人出钱去买一辆平板车，然后把单干的工人组织起来，有人装车，有人推车，有人卸车，人均搬砖的效率就会成倍提高。这种组织起来的团队生产方式就是企业。
企业实际上是一种由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合约联合起来的等级组织，其运作的特征是强制，规则、指令、习俗和监督是等级组织内权力体系推动系统运转的基本方式。单个生产要素所有者一旦参与到该组织中，就放弃了直接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的权利，而由组织内的权力中心根据市场信号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那么，为什么要用企业的方式替代单干的方式呢？一方面是因为要素所有者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可以节省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团队生产总量不等于单个要素产出的简单总和，即合作会产生剩余。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大部分资源不是在市场中按照价格机制配置，而是在企业内遵循权威原则来配置的原因。
然而，有得必有失。团队生产固然能产生剩余，但由于信息费用等方面的障碍，要测算出每一个团队成员对剩余所作出的贡献即单个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是非常困难的。在上述例子中，尽管用车搬砖的团队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单单观察多搬的砖头无法确定谁的贡献更大一些。当到手的报酬差别不能反映各成员边际生产率的差别时，干多的人就会觉得吃亏，出工不出力则变得有利可图。于是，搬砖时可能不再像单干时那样小心，造成很多碎砖，推车时不尽力，因为出工不出力造成的效率损失是由团队成员平均分摊的。如果这种出工不出力行为得不到制止，它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染给团队的其他成员，最终导致团队的散伙。
要从制度上解决企业内的出工不出力行为，就必须通过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形成一种能抑制这种行为的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是否对称分布，也就是常说的责权利是否统一。在搬砖的例子中，为了解决出工不出力问题，就需要有人专司监督职能，由他来计量投入的生产要素及观察团队成员在生产中的表现，并使各成员所得的报酬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相一致。然而，如果监督者出工不出力，那企业必然危在旦夕。因此，企业治理结构的安排要设法使监督者偷懒变得对他自己没有好处，一种常见的安排就是让监督者分享剩余索取权，即一般团队成员获取事前规定的合同收入，监督者则分享扣除这些合同收入后的剩余收入。这样一来，团队成员的生产效率越高，监督者获得的剩余收入就越多，从而监督者就越有动力去监督团队成员的行为和努力程度。
天底下的企业成千上万，有的生气勃勃，有的死气沉沉；有的财源滚滚，有的濒临倒闭。尽管成因千差万别，但差企业大凡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对付特定条件下的出工不出力行为特别是监督者出工不出力行为方面缺乏好办法。许多传统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关键是它治理不了出工不出力的问题。这实际上表明国有资产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所以，必须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改变无人对国有资产负责的状况。首先是通过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解决国有产权代表者监督动力不足的问题；然后通过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在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相互约束的机制，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最后通过分配制度改革，使员工的劳动贡献与其报酬挂钩，解决员工的出工不出力问题。
企业内出现出工不出力现象并不可怕，因为企业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现象的不可避免性，可怕的是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或束手无策。企业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产权关系的调整克服企业内的出工不出力问题，使每一个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进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和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