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建了一个占地102亩的广场，号称皖西最大的城市广场，但被征地的农民却拿不到足额征地款，无地可种，无活可干——
无奈的城市广场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市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建了一个广场。这个名为“未名”的广场被当地称为皖西最大的城市广场，确实有些气派：占地102亩，相当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1／6。
但广场还没建好，农民的意见就来了。
农民 豪华广场的一边就是被征地农民低矮的茅草屋，农民没有拿到全额的征地款，连吃菜都成了问题
农民意见最集中的是地被征了，但钱却没有全额补足。村民张贻平说，按规定，每亩被征土地要给1.19万元。但从2000年以来，他家被征了1亩地，却只收到4000元，剩下的7000多元至今没有说法。
张贻平家就在广场东面，和气派的广场以及广场西边镇区一片新建的明亮的商品房比起来，他和村民们居住的低矮茅草屋可用寒碜来形容：矮矮的木门后面是灰暗的房间，屋内黑黑的泥地因为前几天下雨而显得有些湿滑。
“不仅生活水平没有改善，而且由于土地被征，连菜粮的供应都没法保证。”张贻平说，“现在我们组所有的地都在河东，全组230多人总共也就4亩地，连吃菜都成了问题。”更糟糕的是，由于没有土地，张贻平所在的门路组村民几乎没有农活，经济收入成了问题。
“把我们的土地征去了，又不给我们足额的钱，我们无地可种、无活可干，这可咋办？”张贻平说。为了维持收入，张贻平就靠在建筑工地打打短工，而他儿子上到初二就外出打工了。
领导 建设广场既是叶集群众的需要，也是叶集发展的需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反思
中共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工委书记周益先说起广场建设也显得很无奈。他说：“经济要发展，生活要提高，改善环境是一个条件。”按照他的说法，建设广场既是叶集群众的需要，也是叶集发展的需要。
周益先解释说，这个拥有5万镇区人口的城镇没有一个休闲锻炼的地方，需要有个广场满足市民的需要。而根据规划，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要建设成皖西的一个花园式的小城市。
“按照这个规划，我们这个未来的城市需要一个相对应的城市广场。”周益先拿出了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的规划图，在这张10年后的城市建设规划图上，这个100多亩的广场在整个城区的中央，看起来并不起眼。“我不承认这个广场是个形象工程，因为我们建的是市民广场而非政府办公大楼。即使说它是形象工程，也是符合叶集发展的‘形象工程’。”这个在叶集做了10年一把手的书记说，“硬环境的改善也引来了投资，像广场西边的那一排商品房就是福建客商前来投资兴建的。按照以前，这里的土地3万元1亩都没人要，而现在，土地价格涨到了28万元1亩。”据当地人介绍，10年前，六安有5个像叶集一样大小的镇，但现在只有叶集发展成当地的大镇，并在向小城市发展。
但周益先也承认在工作方法上存在问题。由于财政紧张，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因此在建广场时，叶集采用向干部和教师集资一部分、财政补贴一部分以及对工程款和征地补偿金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来解决。“农民是没有拿到足额的钱，我们把应付的钱当作本金，每年付给农民7％的利息。”他说，“至于本金，将来会一次付清，作为农民发展生产的资本。”他还说，叶集想通过发展城市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投资，进而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去年已有两家企业前来投资，解决了2000个劳动力，如果投资的企业全部开足，则可以提供8000个岗位。“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反思。”周益先如是说。（附图片）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赖德胜
●中等收入者的存在，减轻了低收入者的压力，还让低收入者看到了希望。并且中等收入者本身就是稳定因素。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等于让社会拥有了一台稳定器
●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不仅有利于促进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在党的重要文献里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等收入者好比社会稳定器
首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社会稳定。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富人和穷人处在对立面，很容易诱发人们的仇富心理，引致社会动荡。而在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较大的社会里，中等收入者是高低收入者之间矛盾的缓冲器，一定规模中等收入者的存在，减轻了低收入者的压力，更重要的是让低收入者看到了希望。并且中等收入者本身就是稳定的因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希望社会动荡不安，而且还会自觉地维护社会的既有秩序。所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就等于让社会拥有了一台稳定器。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扩大内需。近几年我国所面临的内需不足与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有一定关系。因为市场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收入分配状况。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分布错落有致，与产业供应链基本吻合。由于不同收入水平者的需求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不同，在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的分布会两极化。当一部分人已将消费兴趣聚焦于几万元的商品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还停留在几千元左右的消费品上，而介乎几千元到几万元之间的商品则少有人问津。这种市场需求链与产业供应链的不衔接，自然会导致内需的不足。因此，内需的扩大有赖于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
此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发展不平衡的小康。所谓发展不平衡，主要内容之一是指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所以，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对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个重要途径。
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要跟上
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是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力发展经济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根本之策。但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
第一，要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国外的所谓中产阶层，大部分是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所构成的。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不仅有利于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生产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比如，允许技术入股和参与分红的政策，一方面会刺激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加速科技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为中等收入者比例的扩大提供良好的土壤；另一方面，它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队伍中来，从而自动壮大中等收入者的队伍。
第二，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类似金字塔形，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标是形成橄榄形。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一项重要内容是使处于较底层的人群逐渐上移至中部。低收入者的一大特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就业能力和收入能力比较差，因此，必须加强对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要增进社会的流动性。有资料显示，我国现阶段收入差异的扩大与资源的流动性差或市场的竞争程度不高密切相关，比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有关，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与某些行业的垄断特性相关。
第四，要加强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把蛋糕做大；再分配注重公平，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实现共同富裕。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根治形象工程
林治波
说起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大家都反感，都批评，众口一词，鲜有例外。可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是屡禁不绝。
顾名思义，“形象工程”重在形象，看上去富丽堂皇，八面风光，够气派，够面子。但在形象工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形象的东西。在叶集投巨资建设的豪华城市广场的旁边，就是透风漏雨的农民茅舍，失去了土地的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对比之下，不难看出形象工程的弊端。
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却屡禁不止，这里既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比如片面理解国家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误以为小城镇建设就是修广场、建楼房；也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哗众取宠，用公款为自己脸上“贴金”。预防和根除形象工程的良方，不仅要从道德层面去谴责它，更要从体制的角度去遏制它。
其一，改进用人机制，确立良性的用人导向。形象工程令人憎恶，为什么有些干部仍乐此不疲呢？究其原因，是他们可以由此升官发财，名利双收。有鉴于此，领导机关在考核任用干部的问题上，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那些真抓实干、讲求实效、干出实绩，又为人民群众所拥戴的干部任用或提拔起来，而让那些热衷形象工程的人失去立身之地、升迁之途。
其二，改革现行的决策体制，强化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性。权力过度集中且缺乏有效监督的状况一天不改变，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就一天不会停止。而改变一言堂的局面，根本的是扩大专家学者和人民群众在决策程序中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前者可以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后者体现着决策的民主化。这两个方面的建设性因素一旦有效地发挥作用，我们的决策质量必会显著提高。
其三，建立健全绩效审计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对重大决策进行审验评价，并依法追究决策人渎职失职责任。要使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明白，人民的钱不是可以乱花的，更不是用来塑造干部形象的，决策者必须为自己的决策后果承担责任。
只要切实把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并运行起来，以用人为导向，预防在先，追究在后，多管齐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顽症并非不可治愈。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吃年糕，生活年年高
近日，在浙江省温岭市，人们忙着浸糯米，做年糕，迎新春。
江勇兵 黄旭堂摄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读者看了民工欠薪报道后建议
设立统一的欠薪举报电话编辑同志：
你好！近日我从1月6日的人民日报《经济周刊》上看到了两篇文章《民工欠薪难题咋解》和《欠薪为何屡屡发生》，读后非常高兴。
去年，我的弟弟在北京市丰台区小红门乡肖村一个制衣厂打工，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他在那儿干了4个多月，当他提出离开时，老板以未干到年底为由，不发给工资，最后我多次打电话，好说歹说才给了500元。这件事令我非常气愤，当时我给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打过电话，可一直没人接。
春节将至，打工者将背起行李，怀揣一年的血汗钱回家。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我想，首先，国家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公开的举报电话，就像114、119、110、12315一样好记、好推广，要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使人人都知道。其次，还可以在劳动力输出比较多的地方，以乡、村为单位，进行民工自我权益保护的培训，让民工的正当权益不受侵犯。
陕西省安塞县第一小学 郑耀忠
第13版(经济周刊)
专栏：
本报平价药店报道反响强烈
惠好把经济周刊贴在店里
本报记者 赵鹏 廖文根
本报2002年12月16日《经济周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平价药店之后，在福建、江西等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惠好：降价为啥这么难》一稿见报后第二天，惠好公司就将本报经济周刊第九版复印下来，张贴在店门口，不少来此购药的群众纷纷聚在店门口观看。许多群众打电话到本报福建记者站反映，现在药价太高，工薪阶层特别是下岗职工、困难群众家庭常常感到不堪重负，他们非常支持惠好降价的做法，并请记者转告该公司，希望他们能深入福州各社区开办连锁店。
福建省工商局局长赵觉荣在读了这篇报道后告诉记者：“人民日报经济周刊对什么是不正当竞争、什么是正当竞争表述得很准确，对人们准确理解市场经济非常有益。”
安徽省卫生厅厅长戴光强特地给记者打电话说：“人民日报经济周刊抓住了群众关心的热点，抓住了当前医药体制改革的难点，不仅对推动药品市场管理大有好处，而且为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
《华安：渴望早日出重围》一稿见报后，华安药店负责人立即对本报经济周刊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高举“平价”大旗，为百姓服务。许多市民看了报道后自发前往华安药店进行声援、慰问。江西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文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值得好好反思，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是一个地方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江西要实现在中部地区的崛起，首先要有好的环境、好的形象，平价药店关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主管部门，应该全力支持。目前，华安的销售情况比较平稳，一些撤货的供货商已开始恢复供货。（附图片）
图为惠好公司把本报经济周刊贴在了店门口。本报记者 赵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