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诗人犹醉药酒情
——梁宗岱印象追记
柳鸣九
今年是梁宗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他是我的老前辈，比我长三十多岁。建国后，他在广州当教授，而我上完北大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按说，我是无缘与他相见相识的，但由于一次特别的机遇，我却有幸与他有过一点交往。
1978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那不仅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议，而且，建国后就从无先例。会议的议题重大而激动人心：总结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外国文学工作，讨论今后的发展大计，并成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
作为盛会，它聚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中从事外国文化工作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木、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与人文学科学研究有关的大学校长，名流云集，竟有二百多人。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人也参加了。
在这一片繁星闪烁之中，梁宗岱先生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尽管他从建国后在学术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大动作”、“大声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沉寂。但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精湛的译诗技艺、他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他雅美而灵致的诗章早已享誉中国文化界。
那时，我四十多岁，在学术权威如云、延安鲁艺老革命战士成班成排的本单位，我们这种年纪都被称为“年轻人”。
但我发现梁宗岱很好接近。他不摆出文化名家的派头，他不端着学者闻人的架子，更不像那种以学界霸主自命的人满脸威严逼人，不像那种自认学才盖世的人，全身傲气，叫人感到骨子里发冷。他长得人高马大，嗓门粗，像个豪爽的东北佬，大大咧咧的，平易近人。按说，他跟我这样一个学界晚辈素不相识，差距甚大，广州会议期间两人又不同在一个小组，且更无人向他引见我，是我主动“凑上去”的，他却非常亲切，平和，非常热情，主动营造出一种“一见如故”甚至是“自来熟”的氛围，使你感到自在。他谈兴很高，说起话来似乎毫无遮拦，饮食、起居、健康之道、生活常识……无所不谈，特别是关于他的制药技艺与他的“药酒”更是谈个没完没了，有时会议间隙在过道碰见时，他还主动跟你说道说道。
他如此善谈，可是，他偏偏不谈文化与学术，不谈会上讨论的那些外国文学问题：经验与现状，前景与道路等等，总之，言不及义，言不及这个学界、这个行当的“义”。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后学，之所以怀着景仰之情接近他，是想从他那里闻一点本专业致学之道，在评研与译介的真谛上获若干启迪，拾些许牙慧，还想得知一些学界、文坛过去的珍贵逸事。然而他却绝口不谈这些。当你问及请教时，他也予以回避，似乎已经横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好汉不提当年勇。因此，在广州会议期间，我虽然走近了梁宗岱，直面了梁宗岱，真可谓近在咫尺，但实际上他却隔我很远很远，他大讲的药剂与药酒，我不大懂，实在也不感兴趣，而我想谈的、想知道的，他又绝对没有兴趣去谈。于是，在学子后进的面前，那个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实实在在的梁宗岱不见了，面前只有一个乐呵呵、和蔼可亲的制药老汉，一个陌生的梁老头，从他身上，你看不见当年他游学欧洲的潇洒身影，看不见他与罗曼·罗兰、瓦莱里等法兰西文化大师“称兄道弟”、平等交往的痕迹，察觉不到他译象征主义名篇《水仙辞》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功力，以及他把文学评论文章写得那样潇洒而富于文采的本领……
那次盛会，全体大会上的学术发言，只安排了三个，将近一周的会议都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我和梁先生不是同一个小组，一直未听到他的发言，但听其他组的人说，梁先生在小组会上也几乎不发言，绝不对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发表意见。后来我理解了，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次遭到毒打，他辛辛苦苦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竟被毁于一旦。一个身心遭此沉重打击的七旬老人，伤痛哪能迅速痊愈？
在药酒问题上，虽然我在天真的梁老头面前应声附和与表示钦佩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但他却以一片赤诚待我，他见我有些“少白头”，就主动询问我的睡眠情况，着重介绍了他的药酒对神经衰弱有奇效，还曾邀我去他家中去看他的“制药作坊”，但我没有想办法抽出时间去看，会议结束告别时，他又送了我一大瓶“药酒”，叮嘱我服完后还可以写信去要。那其实是一瓶咖啡色的汤药，但放了酒，据他说是为了保鲜防腐。我尝的时候，觉得其味甘甜，口感很好。
据说，梁宗岱的药剂药酒研究始于四十年代中期，这似乎是他偶尔为之的“采菊东篱下”，他专心致力于斯，显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晚年。他在广州会议后五年就去世了，因此，我见到的可说是“药酒时期”的梁宗岱。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梁宗岱文集》，收入的作品都是常绿常青的，具有持久文化价值与艺术生命。虽然梁宗岱在晚年绝口不谈论自己的文学作为，但世人还是要谈论他的，长久地、长久地谈论他的业绩，后人无法取代的业绩。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雪域采风随想
张留成
如果说：抽象的信仰应当有一片现实的土地作为故乡的话，雪域高原的确是人类庄严情愫升华的理想所在。
这几年，我几乎跑遍了西藏。高原采风，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似的观景，我选择的目标是边远地区寻找最原始的生活，把最真挚的东西糅进我的创作中。这会带给我难以想象的困难，交通的不便，天气的无常，高原的反应……几乎把我击倒。
但当你在草原的帐篷里品着酥油茶，听着牧民高亢的歌声，随着那粗犷的旋律，跳起奔放的舞蹈，远远望着雪山上飘动的经幡和虔诚的朝圣者……你会油然生发出一种强烈的情感震撼与冲动。主观的精神借客观的物象得以展现，客观的物象借主观的精神得以升华。用心灵感悟雪域高原粗犷的美感，神秘辽阔的原野所闪烁的艺术之光，激情奔放，借着墨色尽情记录自己眼中的高原，解读着心中的圣洁之地。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我心有主”
高深
元代有一位叫许衡的大学者，是位颇有修养、做事特讲原则和境界的人。有一次他有事外出，赶上个太阳特毒的大热天，沿途无水，渴得他嗓子眼儿像撒了一把盐。可巧途经一处路口有棵大梨树，水灵灵的梨子压弯了树枝。行人见此梨树如久旱逢甘霖，一窝蜂地拥上前去摘梨子，惟独许衡一人不为所动。有人纳闷儿地问他：“你傻冒呀，咋不摘几个梨子解解渴？”许衡淡淡地回答：“那是别人的梨，岂有乱摘之理？”路人都笑许衡太死板太迂腐：“眼下世道这么乱，谁晓得它是哪家的树？没主儿的梨子，不吃白不吃。”许衡闻此言大为吃惊，郑重地驳斥那人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
好一个可钦可敬的“我心有主”！真可谓“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一个有严格操守的人，一个有为人之道的人，一个讲良心和知廉耻的人，就像内心世界有个铁面无私的法官，有个严厉把守道德门户的哨兵，时时事事监督自己的言行，使其不在物欲誉欲面前所动，也就是不受名利诱惑。不但在众人都不受诱惑时自心有主，即是许多人于诱惑面前蠢动，自身仍能坚守操行，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的精神家园不受污染。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说得简单直白一些，“我心有主”也是一种自己看重自己、自尊自爱的做人标准。这种做人标准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讲，是一个人有信仰有理想有原则的表现；从人格品行的层面上讲，则是抑制物欲，看重理性，克己从贤的君子行为。早在解放战争期间，一队解放军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饥又渴，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苹果园，一树树鲜红的苹果，散发出诱人的香甜。战士们不停地咽口水，多想摘一个苹果解解渴，压压饥。可是他们平静地绕过果园而行，连一个“落地果”也没有人捡。他们也是“我心有主”。他们的“主”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主”不仅仅是一种纪律约束，更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信仰。在许多非常情况下，纪律是很难管住生命和生理需要的，只有崇高的信仰才可抑制非分的欲望和非礼的行为。信仰是培育一个人的道德品格的阳光和泥土，也是人生最高尚的精神亮点。这些东西构成人群的骨气和社会的良知，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道德基础。统治世界和人类的主要不是权力和武器，而是人的品德。
一个理智过人、聪明过人的贤者，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在人民大众的利益面前，总是严格地按照原则和道义规范自己的举止，即使是那些不一定被人们特别关注的小欲小利，他们也能自觉地分清公私，分清善恶，从公而为，从善而行。大树是从幼嫩的树苗起步，高楼大厦是自一砖一瓦垒起。凡大德大智大勇，无不是从一点一滴培养道德人格做起的。反之，凡恶行恶德也都是“小魔鬼”长成“大魔鬼”的演变历史。看看那些带上手铐脚镣住进班房的人，几乎无一例外。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渴望回家的纽扣
大同
在阿雪的书柜里，有一个小方盒，盒子里嵌着一枚金色的军装纽扣。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纽扣，它曾经伴着一名年轻的战士参加过1998年抗洪抢险。在那场特殊的战斗中，年轻的战士牺牲了，这枚纽扣却神奇地落在了与他素昧平生的阿雪手里。
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冬天，北京出奇的冷。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阿雪为购买学习资料，不得不利用工休时间，硬着头皮乘公车来到海淀图书城。按照同事的指点，阿雪顺利地买好了资料。
然而，在回去的路上，她遇到了麻烦。一路上光顾着欣赏街景，不知不觉就坐过了站，慌乱中，她急忙下车。陌生的站台上没有一个人，天色也越来越晚，看着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提着重重的书箱，年轻的阿雪心里又难过又紧张。终于车站上来了两个人，阿雪鼓起勇气准备上前去问路，却发觉那两个人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随后，他们又嘀咕半天，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凭直觉阿雪判断他们一定不是好人。她想，完了，遇到坏人了，情急之下她左顾右盼，希望能找人帮助，可是在这寒冷的远郊，除了呼啸而过的汽车，路上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那两个人越逼越近，阿雪甚至能看清他们脸上不怀好意的笑，正在这时，一辆公共汽车进站了，她想都没想就上了车，回头看看，那两人并没有上车，她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阿雪问好路，坐车来到复兴门地铁站，她拿着零钱给卖唱的艺人时，无意间发现那两个人就跟在她身后，她立刻又紧张起来，加快步子来到地铁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地铁站里，没有几个人，远处和她同一方向的只有一个老妇人和几个学生，相反方向有两个女孩和一名挎着背包，手里托着一个小方盒的军人。两个“坏人”又出现了，而且这次是一直冲着她走过来，眼看就要走近了，阿雪感觉到自己的腿开始哆嗦，当只有四五米远的距离时，阿雪心想，豁出去了，去找那名军人！她突然回头，径直走到对面的军人面前，“我需要帮助，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我。”
“怎么回事？别着急。”军人安慰阿雪。阿雪稍稍镇定，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军人耐心地听完后，毫不犹豫地说，别怕，我送你回家！
这一句话，让阿雪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样一个寒冷而漆黑的夜晚，举目无亲的她想都没想能遇到这样的好人！
接下来，那名军人采取迂回战术，帮助阿雪甩掉了尾巴。看到阿雪由于晕车而脸色苍白，就跑着去给她买来饮料。赶路时，他一把接过阿雪手中沉甸甸的书箱，左手仍然拿着那个小方盒。阿雪不禁有些奇怪，一个小小的盒子为什么不放在书包里呢？军人看她一脸迷惑的样子，就沉重地告诉她，这里有一枚纽扣，是我战友留给他妈妈的唯一遗物，在抗洪抢险中，他不幸牺牲了。阿雪听后，半天没言语，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帮你拿着。军人默默地把那个小盒子递给她，说，你可以打开看看。阿雪打开盒子，一枚金灿灿的军装纽扣嵌在红色的丝绒里，十分耀眼，她合上盒子，他们继续赶路。
寒冷的街头，无名的军人讲着他战友的故事，陪着阿雪等车，一直把她送到回家的车上，还再三嘱咐司机照顾她。临走的时候，他对阿雪说，对不起，我归队的时间到了，不能再送你，路上多加小心，如果晕车就打开车窗透点风，但注意不要着凉。
汽车慢慢地驶离车站，绿色的身影越来越远，阿雪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如果不是这名年轻军人的帮助，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还能不能回家。
惊魂未定的阿雪回到单位，和同事们说起自己的遇险经历时，才发现自己连那名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也没有道声感谢，更让人着急的是，阿雪忘了把那枚金色的军装纽扣还给他！
第二天，阿雪请了一天假，一大早就赶到和那名军人相遇的地铁站，希望能等到他，把珍贵的纽扣还给他。可是她等了足足十个小时，也没有等到那位军人。带着歉疚回到单位，阿雪把纽扣放在书柜里最好的位置，她觉着这样心里好受些。
从此，为了让那枚金色的纽扣早日回家，阿雪多方打听，但一无所获。
岁月荏苒，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阿雪越来越意识到这枚纽扣对那位母亲意味着什么，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枚珍贵的纽扣送回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不知道那位可爱可敬的军人或那位伟大的母亲能否读到这篇文章，为这枚纽扣找到回家的路？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难忘的岁月
李渭霞
我的家乡在山明水秀的江南无锡。大学四年，是在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度过的。1964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无锡第四中学工作。
1968年，为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我调入石油企业，从事教育工作，跟随爱人转战南北。先后在新疆克拉玛依二中、江汉油田广华寺中学任教。1972年12月来到河口会战指挥部。
随着油田会战的大规模展开，大批家属和孩子从四面八方来到河口，解决石油职工子女上学的问题迫在眉睫。当时，仅在输采大队有一所很不正规的小学——两名教师、一间简易房和铺在土墩上的木板。一至五年级的孩子们挤在这间窄窄的“教室”里读书，我就分配在这里工作。1973年5月，指挥部开始筹建职工子弟学校（十三中的前身），在空旷的原野上建起了八幢平房，我成为第一批入校的教师。时值“文革”动乱后期，学制和授课时间缩短，教学科目被压缩，学校走的是“开门办学”的道路，学工、学农、学军占去了相当多的教学时间，每学期的实际授课时间仅有十二至十五周。当时的教学条件非常落后，没有教学大纲，没有教学资料，没有图书室和实验室，有的科目甚至没有课本。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多数学生学习缺少积极性，纪律也比较涣散。作为一名受过
多年正规教育的人民教师，面对当时的形势，忧心如焚，欲教不能，欲罢不忍。但看到千千万万石油工人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拼搏精神，我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默默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祖国的油田教育事业，让石油职工的子女成为栋梁之材。”
第一年，我担任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为了备好课，我到处求援，索取政治教学资料，与同学科的教师一边商议，一边编写教案。那时，我备课、批改作业都非常认真，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也耐心细致，深受学生的欢迎。我还要带领学生到钻前大队学开拖拉机，到农副业大队插秧、收割，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我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在当时虽说是无奈之举，但也确实收获不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校逐步走向正规。在油田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办学条件逐年改善。1982年，一号教学楼投入使用，这是河口地区第一座楼房。后来，两栋教学楼、实验楼、体育馆、综合办公楼也相继建成，教职工的积极性也得到极大调动。1997年，河口社区成立后，学校建设更是日新月异。微机室、多媒体教室、实验室……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校园宽敞整洁，教室窗明几净。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油田十三中先后被命名为省级规范化学校和油田重点高中。看到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作为一名老教育工作者，真是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公冶长书院
王庆德
去山东安丘城西南四十里许，三面环山，一谷东去，谷之上，山之阳，有公冶长书院。
公冶长乃孔夫子的弟子、佳婿。《论语》公冶长篇云：“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泄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世传公冶长因懂鸟语，曾被误下牢狱，真相大白后，鲁国国君欲爵为大夫，公冶长大概认为做官乃圣人的余事，终生治学修身而不仕禄。晚年更远尘嚣，归故里，在城顶山筑庐读书授徒，律己化民，终老于此。
《史记》关于公冶长的记载也只是《论语》上那两句话，二十二个字，反复读了几遍，也窥测不出多少深刻来，我便实地来看公冶长书院了。
在夕阳将坠未坠还耽在西山上的时候，我从城顶山北岭而下，遥望书院，不见一檐半角，眼前是群树波涌，满眼的绿色，满世界的绿浪。风来，深的绿，浅的绿，都在颤微微地抖动。侧耳听去，没有萧萧飒飒，可能是因了公冶长懂鸟语，与百鸟结下了缘分，除了鸟儿的啁啾，就没有了什么声息。
路边两三碑碣，悄然立在那里，简短的文字记载了书院的兴废。书院就在这碑碣的右上方，抬首望去，巍峨的牌坊、壮丽的楼阁，在林木覆盖，鸣鸟翩跹中，露出了书院门楼的一角，青砖，黑瓦，小巧，玲珑，整洁，清丽。我怕惊动了什么，轻轻地提了脚步，蹬上青石台阶，缓缓地推开黑漆的木门。迎面的影壁素朴得可爱，青砖镶边，黑瓦为脊，什么雕龙画虎、屋脊六兽，一概省略了去，只有一抹粉墙。院内碧绿的树，青青的路，两碑亭分列左右，空空然，寂无一人。我俯上去读碑，东侧为明万历年间立，字大而拙；西侧为清康熙年间立，字小而弱。字不可法，却真实地记录着修葺书院的事迹。碧树掩映的正殿，典雅洁净，殿内的塑像表现出公冶长的清风高洁，墙上的壁画，图写了公冶长的一生，给人以知识，启人去慧思。
走出院门，左侧两位老乡放下农具，在小木桌前对坐，一壶烧酒，两盘野蔬。见了我，呼夫人从茅屋里搬出了小凳，邀我入席。我指了指日头，意思是天还早呢。二位笑了：“现在开喝，日头落了就可睡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隐隐然如闻古风。
与书院比邻的是青云寺。这“青云”不是平步青云之意，而是说此处多树，如青云一片。人道“天下名山僧占尽”。大约在汉末，一位僧人看这里山势环绕，万木葱郁，公冶长又在此读过书，教过学，是一块胜地，便靠在这书院附近建起了寺院。从此这深山幽谷中，就增添了晨钟暮鼓的韵致。
青云寺与书院之间，并立着两株银杏树，相传是孔子看望佳婿时携来的苗子，公冶长亲手植的，有两千多年了。遥看两株团为一个树冠，疏朗端庄，高标挺拔，是百鸟中的鹤，万树中的王。走近了，那两树比肩而立，形影不离，枝相交，根连理，像兄弟，如姊妹，更是夫妻。树径茁壮，四人合抱尚不能围；冠盖巍峨，鹏翼垂天亦不足喻。我坐在这千年夫妻树下，凝视这历尽兵燹、阅尽沧桑的古木，不禁佩服其生命力的顽强。
夕阳透过清盈的叶片洒下万道金线，那叶儿如扇、如贝、又如蝉翼，轻轻地在微风中摇曳。仔细地看，如千千万万书童的小手娇摇，似无数的蝴蝶乍飞。听见了鸟儿在树里的鸣唱，却不见它的影子，它和那银杏叶儿融在了一起，夕照里，这声音就如从空谷中传来的书声。
暮霭慢慢地垂了下来，如一层薄薄的雾，笼罩了山，笼罩了树，笼罩了原野。这书院、小寺、古树就融进薄雾里了。有老者轻轻地掩上书院门，把微风、淡月，还有世间的一切嘈杂都关在门外了。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西部畅想（中国画）
柴津京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钟历国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
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联合主办的“钟历国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四川作家钟历国先后出版了诗集《闲斋野草》和散文集《月下》，与会者认为他的诗文笔涉山间田野、五湖四海，语言格调清新，感情真挚，富有人生的感悟和哲理思辨。（蜀）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郭伟成新著《你好，墨西哥》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作者曾在墨西哥城担任记者六年。
冯日乾杂文集《沉默也是泥》已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选录了作者近十年的作品。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
山村小店（版画）
李建春
第7版(大地·文艺副刊)
专栏：多味斋
父亲的姜爆鸭
张朝素
南方各省食鸭风气很盛。鸭肉更是我儿时的美食。山城重庆，石板铺成的阶梯路，把我又带回童年的土桥，清幽的小街。幼时我家，家境清寒。大哥大姐很小就出外，挣钱养家。父母赋闲，靠养猪、养鸡鸭来补贴家用。
我们行小的几兄妹，光着脚丫经常去野外农场捡菜叶，选好的吃，其余剁碎喂鸡喂猪。年根时要是杀口猪，腌腊肉、灌香肠，就可欢欢喜喜地过一个春节了。
家养的鸭子要是不卖掉，父亲就会做一道姜爆鸭。鸭子出锅时那充溢满屋的香气，我至今无法忘怀。父母轻易不做这道菜，因为鸡鸭都要捉到市场去卖，卖的钱还要用来给我们买书本。
每当父母准备给我们做姜爆鸭，我们兄妹就会高兴好几天。父亲会亲自下厨，选只三斤左右的湖鸭。去毛破膛洗净，将整鸭斩成寸二长、五分宽的小块。配料用嫩子姜切片，净泡椒切片。备齐料后，父亲掌勺。待油烧至九成热，鸭块、姜片齐下煸透，再加蒜片，烹黄酒，放少许盐。待水汽将干时，加豆瓣酱，再烹黄酒。出锅前放少量白糖、味精、葱、泡椒。淋上辣油、麻油就可以盛盘上桌了。
现在回想，那酱红的色泽，鲜辣厚重的川味，实是美食中我之最爱。姜与辣椒的辛香和鸭的醇香互相补充，香味之醇之正，百味中独此难忘。
清明回乡，为父母扫墓。家嫂为我再做此菜，颇多感慨：菜味仍如旧，人事复春秋。故人几回见，颊齿香永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