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专论
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王梦奎
主要观点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总结了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充实了10年前来不及或因条件不成熟而不可能展开的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的纲领。《决定》针对国内、国际以及改革和发展的新形势，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为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努力做到“五个”统筹，兼顾各个方面，保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保持社会安定与和谐，这是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改革观的体现，也是我们必须长期遵循的原则。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大举措。《决定》对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及时而重大的决策
197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其实质和发展趋势考察，可以说一开始就是逐步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走的。先后提出和实施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改革实践上，都可视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这种新体制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作为所有制变革的直接产物，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格局的形成，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日趋普遍化，都超出了原先的预期。涉外经济体制因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而取得可观的进步，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总的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如果说10年前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还比较生疏，那么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变革过程，成为人们生活在其中的最重要的制度和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1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国际金融动荡和经济低迷的冲击，克服国内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战胜严重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国民经济保持旺盛活力和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是重要的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第一，大的框架搭起来了，基础奠定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第二，这种新体制还很不完善，在制度层面还有缺陷，运行机制还不健全，社会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经济法制还不完备，经济效率不高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旧体制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新体制在显示出巨大优越性的同时其固有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过程中，体制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的过渡形式，甚至存在矛盾和混乱的现象，这是人们从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和10年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时候不同，我国社会经济已经发生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即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新的发展阶段，宏观经济环境与经济建设的任务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改革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着力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以及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紧迫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做更大的努力，是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外部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这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很大压力，但也是积极推进改革的动力。随着过渡期终结时间的临近，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日见紧迫。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推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
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形势：一方面，国内发展和国际形势对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有许多体制性障碍，迫切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非常及时地作出的重大决策。
统筹兼顾体现了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
十四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是比较完整的、有预见性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需要另起炉灶，构建新的体制框架，而是在原有的大框架基础上做如何“完善”的文章。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总结了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以及与此相关的重大方针政策，为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深刻启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宗旨，实现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决定》关于各方面“统筹”的要求，丰富了新的发展观，也丰富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着眼于城市，而且要着眼于农村，着眼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是社会稳定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现在，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左右，而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以上。农业和农村的困难在于人多地少，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加上农业比较收益低，以及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投资过分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乡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目前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必须对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需要解决大量的体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
统筹区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原有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的不同，地区差距目前仍呈继续扩大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难点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特别是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实现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发挥优势，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这是今后较长时期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主要依托，也是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财力物力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经济落后地区加快发展，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开放、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统筹区域发展是新阶段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
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社会全面进步。既定的经济总量，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下，人民实际福利和社会总体状况可以有重大差异。我们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现在的情况是，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改革的深入，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切实地关注和解决诸如失业、贫困、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手段日益发达，规模空前扩大。这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但过分的、不适当的开发利用也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世界范围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无公害产业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确立，都是人类觉醒的表现。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环境承载力弱，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与日俱增，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至今尚未根本扭转，矛盾非常突出。
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才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改革要有利于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现在是在对外开放环境中谋发展，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国内发展和改革，国内发展和改革要考虑国际环境。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订立、修订和完善进程，努力争取使之符合我国发展的利益。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是不同国家利益矛盾妥协的产物，并不是天经地义和一成不变的。我们不是简单地同国际规则“接轨”，而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国内经济体制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相互协调。这里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较量。
统筹就是兼顾。对于执政党来说，统筹兼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上述一系列“统筹”，都是从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要求来说的，是针对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努力做到这些统筹，兼顾各个方面，其结果就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这里贯穿的统筹兼顾以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新的发展观和新的改革观的体现。这些都是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实现这些理想也是长期努力的过程。可以说，能否切实做到这些方面的统筹，朝着这些理想目标努力，决定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败。
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决定》根据各方面统筹发展的要求和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规定了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社会负担和承担过大的改革成本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由于寻找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实现形式所遇到的特殊困难。按照《决定》的要求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更广泛地推行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特征的股份制，将有利于实现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决定》在强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强调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清理和废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为许多地方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按照《决定》的要求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依法维护公、私各类财产权，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保证。
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继续推进工业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直到实现现代化这个长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任务。这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型，要着重解决的实质上是“三农”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除了农业方面的努力，从根本上说，要从“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找出路。就是说，要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促进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社会化轨道。现阶段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是二元经济结构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从根本上说，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都是要逐步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一个长过程，即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展顺利，2020年城镇化达到55％左右，届时全国农村人口仍将有6亿以上，“三农”问题仍将是大问题。重要的是，经济体制要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某些现行的体制和政策，是不利于逐步改变甚至是还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的，需要坚决地进行改革。
建设市场体系和改善国家经济与社会管理。这是贯穿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前体制不完善的重要表现，是市场体系不健全，政府职能还没有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转变。这两个方面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当前主要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在完善商品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规范市场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在改善国家经济管理方面，《决定》强调继续改善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对财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给予高度重视，明确了分步实施税制改革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以及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与调控机制的目标和任务。政府在转变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经济法制建设。回顾20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利用党和政府系统集中统一的优势推进以主体分散化和利益多元化为特点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展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新的阶段，推进经济改革仍需要继续发挥这种优势。
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都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固有的社会问题。积极扩大就业，推进分配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变时期，就业压力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突出困难，改革、发展和结构调整都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把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作为重要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目标。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主要是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解决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以达到效率与公平兼顾之目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主要是建立健全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市场竞争不能自发实现这种社会目标。扩大就业、改善收入分配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依靠国家的政策导向、法律规范、公共管理和宏观调控。
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也把这个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也可以说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永续利用问题。现在，由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都受到市场竞争的深刻影响，市场机制会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但这些领域又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搬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简单地提“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目标和口号。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建立健全相应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体制选择和发展战略，都要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各个方面统筹兼顾的要求，努力实现《决定》所提出的目标，将会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新的里程碑，也是新的起点
我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实现这种转变，为社会转型提供体制保障。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包括三个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利于“三个文明”建设的开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宗旨。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无疑会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具备推进改革的诸多有利条件：经济快速增长为深化改革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为解决改革进程中的矛盾提供了比过去雄厚得多的物质基础；社会稳定和对于深化改革问题愈益广泛的共识；改革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指导思想的正确；可供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普遍认同；等等。人们对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乐观预期，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也将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得到解决。
《决定》总结了1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充实了10年前来不及或者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不可能展开的内容，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的纲领。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过程看，《决定》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第9版(理论)
专栏：学者论学问
有的地方政府为何会保护污染
北京大学教授 平新乔
中央电视台今年8月份的“焦点访谈”栏目集中播出了一批环境污染案例。环境污染是人所共知的公害，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理应大力加以整治。但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政府对这种公害漠不关心甚至还进行保护。这里仅就8月8日播出的《“毒水”何日不再流》和8月9日播出的《千亩粮田为何绝收》两个案例作一些分析。
前一个案例中的所谓“毒水”，是指一家位于嘉陵江畔且距重庆市仅30公里的农化公司排出的废水。该公司每生产一吨红矾钠，便产生三四吨废渣，废渣水直接排入嘉陵江，而下游有重庆市的三个自来水厂、一家饮料厂、一家制药厂需取用江水。后一个案例讲的是宁夏永宁县四家工厂排出的污水，造成下游某村63户农户的3300亩水稻几乎绝收。排污的四家企业属该县的支柱企业，当农户要求赔偿污染损失时，县政府只答应给每个农户发放两袋面粉、四袋大米，每亩“救济”96元，并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农民必须承认水稻绝收是“干旱”造成的；二是不准上访。
像污染这类公害，在经济学理论中有两种解法，一是政府解法，二是准市场解法。所谓政府解法，即政府可以在排污企业排污的边际收益等于消费者受污染后的边际伤害程度相等处，以排污的边际收益数额来确定排污税或罚金，使排污量达到排污方与受损方都可接受的水平。所谓准市场解法，即由排污方与受损方通过讨价还价，确定双方可以接受的补赔额与排污量，不管是消费者拥有洁净环境的权利，还是排污方拥有排污的权利，只要产权是明晰的，则双方平等的谈判会对排污量达成唯一的共识。这后一种解法，便是著名的“科斯定理”。
然而，经济学家作上述设计时，都是以政府是公众代表为假设前提的，如果政府不履行其公众利益代表者的职能时，上述两个解法还有效吗？如果政府是广大消费者与企业的共同代表，则应对那个向嘉陵江排废水的企业按下游消费者的边际伤害程度来征收罚金。但据电视报道，省、市政府目前对超标排污的企业只有不超过10万元的处罚权。这实质上形成了企业违法排污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结果。另一方面，虽然当地人大会上已有人大代表多次呼吁停止那家向嘉陵江排污企业的生产，可当地政府却迟迟不下达停产通知。其中的缘由，明眼人一看便知：企业是地方政府的税收源泉。
后一个案例对地方政府加入排污方与受损方之间谈判的后果揭示得更为明白。在这场污染索赔案中，地方政府等于明确地把产权（排污的权力）给了四家企业，原因是这四家企业缴纳的税收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收入。政府给每个农户的补偿（两袋面粉、四袋大米，外加每亩96元），远未能补偿村民的损失，且又不是以补偿受污损害的名义，而是以“救灾”的名义发放的。在这里，村民一方被政府剥夺了洁净环境的产权，而拥有排污权的企业也未从政府或公众那里获得遏制排污量的补偿。这样，受损方未能以索赔来遏制排污方，排污方也未从受害方获得转移支付来降低排污量，“科斯定理”的解决形式落了空。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挡住了受损的农民与排污企业之间的直接谈判，它站在排污方一边，使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污染问题更为严重。
由此可见，在治理环境污染这类公害的过程中，有效的政府解法与有效的准市场解法都离不开地方政府以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前提。而地方政府站在污染企业一边的行为，又与我国当前的税制有关：地方政府是分享工业企业的增值税与所得税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企业增值税与所得税的重要性远甚于土地、资源上的税入，这样，在资源、环境保护与排污生产两端之间的权衡上，它便自然地倾向于排污生产。从这个角度看，税制与地方政府对公害的保护有着内在联系。这就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地方政府是否应分享企业增值税与所得税？
第9版(理论)
专栏：干部说干事
以创新的理论指导创新的事业
何关新 刘庆龙
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是党的事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这个新高潮，既是学习的新高潮，更是贯彻的新高潮、实践的新高潮、发展的新高潮。我们要通过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发展的眼光认清形势，用发展的思路谋划工作，靠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推进新一轮创新创业，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一加快发展的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的突破，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结合杭州市余杭区的实际，尤其要增强三种意识：一是增强机遇意识。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资源，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加快发展就能赢得更多机遇。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只争朝夕，抢抓机遇，加快发展。二是增强统筹意识。城乡分割是制约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应通过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互动，加快现代化步伐，以城市带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三是增强发展意识。加快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检验我们各项工作的最终标准。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紧紧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加快发展的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指针。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文明的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首先，加快经济总量扩张，建设经济强区。接轨“长三角”，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优化要素配置，今后5年力争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3％以上，财政总收入翻一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2％和8％以上。其次，加快城区建设步伐，建设生态城区。高起点规划，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全面融入杭州大都市，构筑快速通道衔接、生态走廊相间、产业布局合理的城市框架，建成特色明显、功能完善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区。第三，加快先进文化发展，建设文化名区。挖掘良渚遗址的文化积淀，培育文化产业，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之路，推进科教兴区，提高文明程度，促进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文化力与生产力和谐互动、事业繁荣与产业兴旺相得益彰。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加快发展的实践。按照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余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落实到发展的实践之中。今后一个时期应着重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强化工业的主体地位，加快以临平工业区为龙头的工业园区建设，继续推进招商引资，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各类要素市场，把它建成环杭州湾产业带中的一个重要基地。二是进一步确立生态优先原则，高起点制订并严格实施生态建设规划，把产业结构优化、服务功能创新、生态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放在突出位置，实施“蓝天、碧水、绿色、清静”工程，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三是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联接杭州主城的快速主干道、联接上海的高等级公路建设，加快区内“三纵三横”路网建设，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和完善。四是坚持以民为本理念，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社区服务业，千方百计开辟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做好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工作，建立救助因病致贫家庭的保障线。
（作者分别为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书记、余杭区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