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人文社科)
专栏：
宣南文化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更是北京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开放性、创新性是宣南文化的精髓，研究宣南文化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
走近宣南文化
本报记者 杨雪梅
这里是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老北京的源头之一。
这里是与皇城文化鼎足而立的士人文化、平民文化最集中的区域，琉璃厂、大栅栏、天桥，构成了北京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里藏龙卧虎，星散于大街小巷之中的名人故居、会馆，可以让我们集中地凭吊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群落。
这块宝地中的“宝地”就是“宣南”，泛指今宣武门外至广安门内外一带，这里独特的文化生态便被称为“宣南文化”。
走近宣南，了解宣南文化，可以触摸到北京文化发展的丝丝脉络。
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城市的起源，“宣南”正是有着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的源头之一
1995年10月，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外一侧的滨河绿地建起了“蓟城纪念柱”，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亲自撰写的《北京建城记》镌刻在柱前的石碑上。
侯老认为，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蓟之中心在今宣武区。在《礼记》中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皇帝之后于蓟”的记载。
近年来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附近发现了一座古城的城墙遗址和大量古墓，被认为是古燕国的故址。大约在西周末年，燕国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后来又称燕京，即源于此。
古代中国分九州或十三州，北方为幽州，而幽州的治所即在蓟城。春秋战国时燕国的都城也在蓟城，如今在宣武区的档案馆就陈列着在宣南发现的战国陶井。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初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无疑是唐朝众多歌咏幽州诗作中的代表作，它从侧面说明了此地在唐朝时的文气。
历史学家认为，于1153年建成的金中都城，是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的南北轴线就在今天的广安门以东，而广安门内大街正是当年繁华的商业区。
明中叶起，今天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以南，东至潘家河沿，西至教子胡同一带统称为“宣南坊”。清朝时宣武门以南地区习惯叫做“宣南”，历史上的宣南地区大体上是指北京市宣武区的管辖范围。“宣南”虽然是地理概念，而围绕这一区域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却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演变为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地域文化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宣南文化”重新被提及，发展为崭新的课题。
北京城有多古老，宣南就有多古老。从唐代的寺院到近代的商业街，宣南现存的历史遗迹，可以帮助后人清晰地寻找文化更替的脉络。今天的法源寺便是唐代的悯忠寺，天宁寺塔则是辽代的建筑，先农坛是明代的遗存，名人故居与会馆多为清代以来的建筑，这些触目皆是的建筑本身便是北京文化的真实记录，最直接地记载着北京的变迁。
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城市的起源。正如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所言，在北京历史文化这个长卷中，宣南史迹因历史久远、类型众多、内涵丰富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宣南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北京的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皇家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文化，而广义的“宣南文化”包容了这三个层次。
以先农坛为代表的皇家祭祀文化、以琉璃厂为代表的京城士人文化、以湖广会馆为代表的会馆文化、以大栅栏地区老字号店铺为代表的传统商业文化、以天桥为代表的老北京民俗文化等，集通俗、儒雅、华丽于一身，浓缩了北京各个层次的文化。
明清是北京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当以皇城为中心的内城成为宫廷文化集中区时，处于外城的宣南日益成为士大夫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展示地。曾居住于宣南的历史文化名人有700多人，清初的王渔洋、吴梅村、朱彝尊、孙承泽等大家均流连于此，人杰地灵，极一代之盛。
自明永乐皇帝在北京建都，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也成为先进文化荟萃之地。当时全国各地的士人进京赶考，大多聚集在宣南一带。这里常年有成千上万的士人活动，为他们提供住宿方便的会馆因而蓬勃发展，后来又有了出于经营需要而修建的地区性的工商公馆和行业会馆。
清代是宣南会馆的鼎盛时期，小小的区域竟林立了300多座会馆，一条窄窄的胡同往往坐落着十几座会馆。会馆为士人的集结、交往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也为学术的交流、文化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近代以来影响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莫不与宣南的会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英雄林则徐就曾住在蒲阳会馆，安徽会馆是由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发起建成的，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分别住在宣南的南海会馆、新会会馆和浏阳会馆，抒写了维新活动这一宣南最为悲壮的篇章。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北上与袁世凯会谈，曾五次莅临湖广会馆，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还有绍兴会馆，在这里鲁迅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这些已经荒芜的会馆曾经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际会，是透视北京近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多数的会馆已经湮没无闻，仅存的也都墙坍栋折，宣武区正在花大力气修复这些会馆。
琉璃厂是北京古老的一条文化街。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总编纂纪昀等就以琉璃厂书肆为中心交换书籍，此间一时全国书商云集。当时来京的文人，都以到琉璃厂买书为乐事。这样的盛况持续到民国年间。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戴月轩的湖笔、胡开文的徽墨都驰名四方。如今这里依旧文气十足，当年的文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清初的“满汉分居”、“旗民分治”使北京城市的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城成为商业与服务业的中心，同时也成为流动人口的集散地。宣南的大栅栏和天桥遂成为老北京最繁华的娱乐、商业场所，以戏曲文化、民俗文化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也应运而生。“头顶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登内联升”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这些百年老店如今依然在大栅栏中迎送着川流不息的客人。走近大栅栏就如同走进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市井文化博物馆，可以自如地接触到老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
著名清史专家戴逸认为，宣南虽没有皇城内的宫殿楼阁，西郊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但荟萃了明清以来大批的文化精英，留下了大量可资观览、可资纪念的历史遗迹，真正称得上是“京师文化之精华”。
宣南是一片文化沃土，可以开发成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产业带。宣南文化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城市总是在更新中发展。在宣南，唐朝的胜迹只余下一座简易的石碑，金中都也只剩下一个鱼藻池（即今天宣武区的青年湖），明清的建筑正在大规模的房屋改造中日益减少，这块曾经人才蔚起、俊采星驰的宝地还能重现往日的繁华吗？这一份深厚的历史遗产从我们的手里如何传递给后人？
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黄宗汉，在古稀之年将“宣南文化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说求真、务实、创新是宣南文化的精髓，士人从各地带来不同的文化，又将京城特有的文化带回到各地，近代中国文化就这样交流碰撞，发展创新。今天我们研究宣南文化，就是要吸收其开放性、创新性的特性。
在黄宗汉的眼中宣南是一片文化沃土，可以开发成一处吸引世界目光的文化产业带。如今湖广会馆已经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修复开放，馆内的古戏楼也开辟为北京戏曲博物馆；安徽会馆正在修复中，并将筹建为中国传统音乐馆。但这一切远远不够，戊戌变法的遗址还湮没在街巷中，大栅栏的历史风貌必须妥善保护，一个集中展示宣南文化的博物馆也还只是梦想……
多年来宣武区委、区政府十分珍视宣南的文化资源，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先后投资数亿元修缮保护这里的文化遗存。从“蓟城纪念柱”的树立到阅微草堂的修缮，宣南文化已不再仅仅是《北京大百科全书》中的一个词条。
“昔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在秋日的余晖中，我信步穿梭在宣南的大街小巷，寻觅着一处处充满传奇与掌故的人文景观，感受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也憧憬着宣南文化在新世纪里续写出更精彩的章节。（附图片）
压题图片：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时在宣南修建的“蓟城纪念柱”。
上图：代表北京商业文化的大栅栏的繁华街景。
左图：湖广会馆旧景。（本版图片均由北京宣武区档案馆提供）
第7版(人文社科)
专栏：
“社会学研究面临历史性机遇”
——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
本报记者 刘毅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的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一年中大半的时间是在外地调查研究。当我见到他时，他刚从东北调研下岗失业问题归来。
话题就从社会学研究者的“忙”开始。李培林说，“现在我们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每个人手里都有大大小小好几个课题。做社会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所以研究人员要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实地调查上。我们所在职人员70多人，平均每个研究室不到10个人。研究室开个会都总是凑不齐，更别说所里开全体大会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处在一个快速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在变化，社会关系在重构。夸张一点说，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这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观察机遇，现实的发展既对原有社会学原理提出了挑战，也给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以极大的刺激和启发。
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学一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废弃，改革开放后，社会学的重要地位重新得到承认。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80年1月18日，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以后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4年的李培林见证了社会学研究所近年来的发展壮大。
作为我国最早、最大的社会学研究机构，社会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第一任所长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小城镇·再探索》，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决策。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开始添加有关社会发展的内容，虽然那时关于社会发展的计划还略显空洞，但毕竟社会学所关注的课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了关联。到新世纪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分界第一次打破，科学、文化、教育、人口、资源、环境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已经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3年春天，《199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经济蓝皮书问世，在1993年的冬季，《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社会蓝皮书也正式出版，社会学研究所主持了其中的大部分课题，从1993年开始出版至今的年度“社会蓝皮书”，已经出了9本，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如今它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引用的权威资料之一。
社会学所还是国内最早对单位组织与民间社会组织、转型时期社会心态、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结构与分层等敏感问题展开研究的机构，目前社会学所承担着多项国家重点课题以及社科院重点课题的研究工作。
在李培林看来，社会学研究所的发展轨迹，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缩影。社会学观察视角的独特性、重要性在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在各社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中国社会所独具的特点正在引起国际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正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社会学研究所正在筹办明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这可以说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认可。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广大的社会学工作者通过自己对于现实的准确描摹，为决策者提供了相当广泛的对策选择空间，从而为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当前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为主旨的社会学，正面临历史性的机遇。
第7版(人文社科)
专栏：
莫让花朵黯凋零
——电影《为了明天》引发的思考
辛文
孩子意味着明天，孩子意味着希望。8月23日，我国首部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制教育影片《为了明天》在人民大会堂首映，激起了各界人士内心的震撼和深思。
“小魔女”、为哥儿们义气而进行团伙抢劫的“少年帮”……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面，令人难以置信。花样的年华，就这样黯然凋谢了，听着他们稚嫩的悔恨的话语，人们不禁泪流满面。
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呈低龄化的趋势，有的八岁就开始偷摸，十六七岁已经达到犯罪高峰，这不仅造成了一个个家庭悲剧，对于青少年本身造成的危害更无法估量。
青少年有着纯真美好的幻想，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接受能力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他们心理发育还不太成熟，这表现为他们的识别力、控制力不强，情绪不太稳定。不少失足青少年往往是交友不慎，或逞强好胜，或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缺乏法制观念，铤而走险，自毁青春。
家庭亲情给孩子心理带来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面对失足的孩子，也许家长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正履行了作为孩子法定监护人的责任？是否因为孩子是独生子女而过分溺爱，从而忽略了孩子品德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那些离异夫妇，是否充分意识到不能因为离异而推卸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学校，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律教育，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预防青少年学生的违法犯罪，是一个关系到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根据青少年的心理特点，根据他们的接受程度，循序渐进地向青少年传授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在提高他们的法制素质方面下功夫，使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树立自尊自爱、自律、自警、自醒的精神，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有用之材，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的深刻命题。
社会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尤为重要，不健康的书刊和不良的环境都极易使青少年幼小的心灵受到毒化。近几年来，政府加强了对校园和校园周边的环境整治工作，扫除黄赌毒，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青少年学生数以亿计，因受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师资力量等客观条件制约，学校法制课教学水平和效果存在差异。《为了明天》尝试利用电影这一青少年非常喜爱的载体，对青少年进行相对集中的法制宣传，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延伸法制课教学，而且有利于积极推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挽救失足青少年。
第7版(人文社科)
专栏：
名人故居修复之后
吴尘
最近关于文化名人故居修复的消息频繁见诸报端，颇有成为潮流的趋势。
在北京的寻常巷陌，散落着无数的近现代名人故居，由于历史的变迁，很多已经湮没无闻，或成为民居的大杂院，或失去原有的风貌，修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修复而修复，而应该让名人故居成为一个展示历史文化的载体，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其实在北京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躲在一隅，等着偶有雅兴的访客的光顾，其社会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在英国的苏格兰，许多小城都有伟大的民族诗人彭斯的故居，从他出生的小屋到海边写作的楼阁，甚至连他短暂停留过一夜的小旅馆也打上了特殊的标志，这些分散的旧建筑单个来看几乎没有多少价值，但一个名为“诗人之旅”的项目却将它们镶嵌在了一起，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小城停留，游客都有机会以此为起点参观彭斯其他生活居住过的地方。
文化名人的行踪通常是飘忽不定的，即使在一座城市之中，他也不可能只在一个区域活动。在巴黎行走，不经意间便会发现与雨果相关的建筑实体，保存完好，这个城市似乎到处都有他的痕迹，到处弥漫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已经熟悉的气息。
而我们却习惯从挂在墙上的文字和模糊的图片中了解名人生动的生活。虽然由此而形成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
人们已经意识到单纯将文物当做赚钱机器的不足取，但对于如何有选择地再利用文物却知之甚少。事实上文物不仅具有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同时还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使无形的资产有所依附。建筑学家将西方的教堂称作是免费的建筑博物馆，那些历史悠久气势恢宏的教堂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文化遗产而停止正常的宗教活动，正是这些从不中断的宗教活动赋予了教堂永久的生命力。
废弃的火车站经过改造成为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像大杂院一样的湖广会馆修复后充实为一座博大的戏曲博物馆，名人故居修复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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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里耶秦简的发现
楚文
里耶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一个大镇，坐落在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区酉水中上游的一个较大的山间河谷盆地。里耶考古发掘是一次配合工程建设的抢救性发掘。碗米坡水电站是湘西一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早在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便对碗米坡水库库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发现古文化遗址和墓地79处，包含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各个时期的大量古文化遗存，其中里耶盆地是文物蕴藏最丰富的地区。
今年4月7日，里耶战国古城及其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开始。发掘工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古城与墓地的发掘。第二阶段主要进行一号井的发掘。当一号井发掘至大约3.8米深度时，考古人员发现了第一枚简。
毫无疑问，这次发现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全国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一号井所出秦代简牍超出上一世纪所出先秦简牍的总和。在此周围还有古井多座，其中另一座井已经探出了简牍。目前简牍数量初步估计3万余枚，文字达数十万字。绝大多数为木质，也有少数竹质的。木牍形式多样，长宽规格各异；简文字体多属古隶。另有少量不规则简或在随意材料上书写的，较特殊的是极薄如刨木花上的墨书字迹，当由于书写不当而从简上削下。
从已清洗出的数百枚简牍来看，多为当时的官署文书，内容很广泛，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有关于通邮、军备、算术、记事、行政设置、职官、民族等方面的记载，内容十分可观。据专家分析，大部分简牍当在秦王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前后的秦王朝时代，其纪年由二十五年到二世元年，一年不少，记事详细到月、日。
随着清理工作的开展，里耶秦简逐步显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从整个历史背景来看，秦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由于秦朝只有15年短暂的历史，文献记载并不多，里耶古城的发现因而就显得弥足珍贵。在战国至秦汉的一段时期，这里曾一度成为楚、秦军事交锋的前沿，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区域，但历代古史对这一地区的记载几乎是空白，里耶古城和古井简牍的发现，将从根本上改变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
从地方历史的角度来看，据这次出土的简牍推知，里耶可能是属于秦的洞庭郡，而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记载，这里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里耶古城的发现，为研究湘西地区的历史、交通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和证据，对于建立地区性古代文化序列和战国至秦汉时期城市体系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