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为各族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
江平 黄铸
静仁同志离我们而去已经1周年了。今天，静仁同志的高尚品格和突出事迹，仍不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强烈地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久久不能自已。
杨静仁同志是我国回族著名的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深切地关怀回族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他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和党的民族工作负责干部，更关切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发展，并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发展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深切关怀回族的进步和发展
1958年春，静仁同李维汉、汪锋等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对回族宗教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一到西安就碰上一个大难题：有一位回族女青年，同她的汉族同学相爱，受到宗教势力干预，扬言要把他们处死。他们只好躲到外地避难去了。从陕西、甘肃到宁夏听得最多的是回族人民群众宗教负担沉重，支出一般要达到年收入的20％左右，甚至达30％以上，严重影响回族群众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回族农民反映：“土改以后，汉族农民都翻了身，我们回族农民只翻了半个身。”他们强烈要求对宗教制度进行改革。到了宁夏以后，调查组在银川召开了多次以回族干部为主的座谈会和调查会，研究能否发动群众，进行宗教制度的改革。对这一重大问题，多数同志是赞成的、欢欣鼓舞的；但也有一些同志顾虑重重，担心出乱子。静仁同志在会后，随带几位同志到吴忠市的东塔寺合作社（村）作调查。根据这个村的调查，每个回民每年的宗教负担，高的达年收入的30％，低的也在15％以上，群众迫切希望及早改变这种状况。
回到北京以后，静仁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言，为在伊斯兰教中进行宗教制度的改革而大声疾呼。1958年5月中央统战部在青岛召开了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会上印发了静仁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要大家对回族伊斯兰教问题，主要是宗教制度改革问题，展开讨论。会议形成了《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并报经中央批准。
西藏不宜过早实行合作化
1960年，静仁同志提出西藏平叛改革后，应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
1960年，
由于西藏平叛改革中发生一些“左”的偏差，静仁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工作组赴西藏，协同西藏工委纠正了这些偏差，静仁同志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西藏实行合作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因为：（一）平叛、改革，建立民主政权，工作量很大，有些问题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去做。（二）刚从三大领主所有制转变为农奴个人所有制，有必要让个体经济稳定一个时期，适当利用其积极性发展生产。（三）最重要的是群众觉悟问题，培养干部、教育农民都需要一个时期。因此，西藏不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今后几年的中心任务应该是集中力量，彻底完成民主改革，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培养干部，发展党员，教育群众，并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以便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可靠的和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报告，说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其后，党中央正式决定在西藏实行稳定发展的方针，5年不办合作社。
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
1961年后，静仁同志主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工作，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渡过困难，恢复、发展国民经济。1961年，静仁同志奉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静仁同志受命宁夏工作之始，正是国家遭遇严重经济困难之时。1960年，宁夏受灾面积占全区播种面积的30％，加上征购粮食严重过头，群众留粮比1959年减少近4000万斤。同时，基本建设冒进，基建队伍猛增，加上接受外地移民20万人，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政治上，1959年反右倾运动和其他政治运动扩大化，造成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静仁同志团结、带领区党委一班人，坚定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深入调查研究，针对宁夏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克服困难，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宁夏较快地渡过了困难。首先是停止调出粮食。宁夏一向是粮食调出地区，每年调出5000万斤左右。鉴于群众生活极其困难，静仁同志果敢地提出并争取区党委一班人同意，停止调出粮食，还向中央提出借点粮食。1962年，经毛主席同意，从中央借来3000万斤粮食。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宁夏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全区连续3年丰收。
及时转移工作重点
在新历史时期，静仁同志主持民委工作，坚定贯彻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恢复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静仁同志被任命为民委主任，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这时，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在热烈进行。这场大讨论和随后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的命运有决定的意义，对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命运也有决定的意义。静仁同志坚定地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定地拥护三中全会精神，并坚决在民族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一方面是坚决把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积极促进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各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静仁同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另一方面是大力恢复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首先是主持起草边防工作会议文件，全面恢复和重申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接着又召开民族理论政策宣传工作会议，大力加强民族理论政策的宣传和教育。
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1982年后，静仁同志全面主持统战工作，开创了统战工作新局面。1982年，静仁同志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国家民委主任，全面主持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他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提出全面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的口号。这里只记述两件事。一件是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全国人民建设四化热潮的高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开创了积极开展经济咨询服务和智力支边等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新形势。
另一件是正确解决新时期统战工作对象特别是非党知识分子问题。静仁同志指出，如何看待新时期统战工作的对象，是一个关系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能否发展壮大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非党知识分子更是其中一个关键性问题。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非党知识分子又在知识分子中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大多与非党知识分子有关。如各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数是非党知识分子；科技界、教育界、医药卫生界、文艺界、法律界的统战人士基本上是非党知识分子；经济界中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大多是非党知识分子等。所以，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但是，有些同志把统战对象和依靠对象对立起来，他们认为把非党知识分子列为统战对象是不适当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就不能同时又是统战对象，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同另一部分搞统一战线。他们不但否认共产主义运动中早已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事实，也不理解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的论断。静仁同志指出，如果按照这些同志的片面观点，爱国统一战线岂不是要大大缩小，怎能像十二大要求的那样发展壮大呢？为了纠正这种片面观点引起的混乱，静仁同志签发了中央统战部给中央的报告，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同时非党知识分子同共产党之间又存在党与非党的联盟，所以他们又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批示，统战部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从而澄清了这种混乱。其后，习仲勋同志又两次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向中央的报告中“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的提法，进一步澄清了工人阶级内部能不能有统一战线的问题。
上述事例，都体现了静仁同志共产主义的高贵品格和忠诚为各族人民服务的突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和学习。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忠心耿耿 百折不挠
——纪念关向应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军事科学院
关向应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和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一生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年9月10日，是关向应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他光辉的一生，学习他的光辉业绩和革命风范，寄托我们不尽的怀念。
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
关向应同志，原名关治祥，1902年9月10日出生于辽宁省金县（现大连市金州区）大关家屯一个家境贫寒的满族农民家庭。他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追求进步。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先后任团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被派往湘鄂西苏区，先后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晋绥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等。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时期，关向应先后在白色恐怖的青岛、济南和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开展共青团工作。1930年8月，他参加“中央行动委员会”，在“左”倾路线领导下，搞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惨重的损失和革命者的鲜血，使他认识到“左”倾路线的错误。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深刻检查，取得了谅解，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上海组织工人罢工斗争时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机智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1932年1月，关向应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三军政治委员时，一方面大敌当前，亟需中央分局在军事问题上作出果断正确的决策；一方面中央分局为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极力排斥贺龙。关向应一到根据地就参加了湘鄂西苏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对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他当时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一时犯下自己一生中“最感痛心的事”的过错。针对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取消党的领导、排挤贺龙的情况，党代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已经解散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他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战连捷，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3万多人。纯洁的党性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使关向应从洪湖、湘鄂西根据地斗争的失败中更加认识到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对洪湖、湘鄂西失败的责任既不回避，也不推卸，他说：“我是中央分局的成员，经过中央分局决定下来的一系列错误的决定，都有我的责任。”关向应对党忠诚，在实践中勇于改正错误的坦荡胸怀，赢得了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信任与尊敬。
关向应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对党的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敢说真话实话。1942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消除“左”倾机会主义的遗毒。在整风学习中，关向应和正在延安治病的张浩经常交谈，他们回忆党内斗争历史，认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是一大冤案，遂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建议为何、林、李等烈士平反昭雪。中共中央接受了关向应、张浩的建议。1945年4月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推翻了王明“左”倾路线强加给他们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2年初，关向应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他一生中壮丽的军旅生涯。他同贺龙一起率部在襄河以北地区，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势作战，连续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壮大了红三军，巩固和扩大了苏区。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红三军被迫退出洪湖地区，转移到湘鄂边坚持武装斗争。在此期间，他和贺龙一起同“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主持恢复被解散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为巩固和发展红三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4年5月开始，参与创建黔东苏区。10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他与贺龙、任弼时共同指挥红二、红六军团发起湘西攻势作战，歼灭和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同时，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先后参与指挥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取得了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的胜利。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湖南桑植开始长征，于1936年7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西部）与红四方面军第32军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保证红军内部的巩固与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担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委员，同贺龙师长一起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坚决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群众组织和抗日政权，迅速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3月，他参与指挥了晋西北地区的反“扫荡”作战，收复了宁武、苛岚等7座县城，巩固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开赴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晋绥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的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同年12月，关向应与贺龙率八路军第120师主力开赴冀中，任八路军冀中区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与总指挥贺龙统一指挥冀中八路军部队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939年4月、9月，他参与指挥了齐会、陈庄等重要战斗，取得首次在平原作战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胜利，并先后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围攻”，发展壮大了冀中抗日武装，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12月，他同贺龙率领第120师主力返回晋西北，领导军民进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和反“扫荡”、反“蚕食”作战，巩固与扩大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坚决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1932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红三军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退出洪湖、湘鄂西苏区。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关向应不畏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1934年6月19日，关向应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村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建立黔东根据地等正确决议，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出来。
1934年10月24日，红三军与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进行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松桃县胜利会师。两军的会师，使红三军与中央重新取得了联系。10月26日，两军于黔川交界的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党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贺电中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命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关向应为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并成立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3人指挥。会师以后，关向应事事以大局为重，特别注意教育红二军团的干部战士，虚心向红六军团学习，加强团结。当军团之间发生矛盾时，他总是首先检查自己。他把部队的团结，看成是加强党的领导和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两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的领导下，团结友爱，同心同德，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接连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在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关向应坚决拥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定，他满怀信心地说：“过去我们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往往是碰了壁，吃了亏才把手缩回来，另找一个方向再摸。我们多么希望中央有一位正确的引路人啊！这回好了，从此我们可以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了。”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西康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后，对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关向应在这场斗争中始终坚定地和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站在一起，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对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维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时，为了表达坚决北上抗日的决心，关向应和任弼时、贺龙致电党中央表示：“为了不放松全国极有利的局面，使我党能够担负起当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感觉党内的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最高领导力量是万分迫切需要的……在蒋敌进攻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积极密切关系，在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能造成西北新局面，而不致被各个击破。”电报表达了他们对全党全军紧密团结的殷切希望。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后，关向应和贺龙致电党中央：“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的条件。”表达了关向应等坚决执行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1945年4月24日，关向应的病情恶化，他在写给全党同志的告别信上说：“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和深厚感情。
高度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密切联系群众
在红三军面临困境时，关向应不分昼夜地深入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和发展党、团员，恢复党、团支部和各级政治部机关，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他还根据中央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结合红三军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红三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编写出通俗易懂的政治工作小册子《反对好好先生》，对加强干部战士的思想纪律观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关向应在红二军团非常重视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发挥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长征开始前，他根据新的任务，有针对性地对干部战士反复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抓紧政治工作的落实，建立各种政治保障组织，调整和补充各种政治工作干部。长征中，他以高昂的战斗激情和必胜的信心，向干部战士讲述全国的政治形势、党和红军的光荣使命，用部队中的英雄模范和革命先烈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士气，增强战胜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信心。为及时让党、团员和干部了解中央和方面军的意图和任务情况，充分发挥党、团员和干部模范带头作用，部队每到一地，关向应都要亲自召开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政治鼓动。关向应特别重视调动各级军事指挥员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求政治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军事技术，研究战略战术，又会办给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关向应总是以身作则，和战士甘苦与共，真正做到了“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为重”。
抗日战争爆发后，关向应与贺龙率八路军第120师东渡黄河，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0月，他亲率工作团分赴兴县、岚县、静乐、五寨、保德等县，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面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一面创建各级党组织，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坚强堡垒。
1938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关向应和贺龙率领第120师主力开赴冀中，协助冀中部队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在冀中，关向应经常教育第120师的干部，要求他们自觉地服从晋冀边区党委领导，好好地向晋察冀军民学习。关向应一面协助贺龙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学习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先进经验，他结合冀中对敌斗争的实际，写出了《论坚持冀中平原的游击战争》一文，对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军民斗争的信心，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此期间，关向应率领工作组深入到八路军第三纵队，帮助培训政工干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党的领导。
1939年底，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关向应与贺龙奉命率第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此时，关向应已患肺结核病，但他依然拼力工作，亲自带领干部参加山西新军的整训工作，清洗了新军内部政治上不可靠分子，建立和健全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军内的各级组织，使新军得到基本巩固，也为党领导新军打下了良好基础。
关向应不但通晓党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思想，而且熟知党的文艺方针，十分重视和关心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他认为“文化建设是建设根据地的重要一环”。他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及时提出了晋绥根据地文化戏剧工作的方针、任务和方法等，从而使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成员的政治思想和艺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当时人们常说，贺老总有三宝：亚五亚六（指第385旅第715、第716团）、战斗篮球队和战斗剧社。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队伍成为进行抗日宣传、鼓舞军民斗志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由于长期戎马征战，关向应积劳成疾。但他始终忍受着病痛，以惊人的毅力带病在艰险的战争环境中拼力工作，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息。1940年秋，严重的肺结核病开始折磨他，身体越来越虚弱。在回延安修养没几天身体稍有好转后，他便重返前线工作。1941年秋，他在晋绥抗日前线由于过度劳累，肺病再次复发，在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多次催促之下，又返回延安治疗。养病期间，他对党中央给予的较好生活待遇深为不安，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济要注意节约，革命是长期的。”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不管病情怎样恶化，他始终充满信心，盼望着自己能重返战场。他说：我要“熬过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年二十年，即使身体坏了，不能东奔西跑做军事工作，还能做些别的工作。”后来，病情发展，左手浮肿，但他依然乐观地说：“把左手锯掉了，还有右手，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日本战败投降后，关向应满怀信心地告诉战友：“我还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将来在白水黑山间再会。”他在同病魔拼斗的4年多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精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44岁。党和人民高度地评价了他短暂的一生。任弼时代表党中央在延安悼念关向应的会上说：“他对于建党建军有很大的功绩，当湘鄂西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下，被迫退出时，由于他和贺龙同志的正确领导，得以保存了红军的实力。抗战中120师的发展和晋绥解放区的创立，也是他们的功劳。他服从党的纪律，重视党内团结，病中也常谆诫大家，只要我们时刻团结在毛主席所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党的事业一定会得到胜利。”毛泽东在挽联中高度评价了关向应同志的一生，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正是关向应毕生经历的光辉写照。
关向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党、为革命事业和军队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附图片）
图为关向应（左）与聂荣臻在一起。照片选自画册《纪念关向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