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过去,因生产成本高、种植枸杞不赚钱,宁夏农民曾经伤心砍掉枸杞树,消费者也曾怀疑枸杞子农药残留超标。今年,实施“无公害计划”,枸杞刚上市,每公斤就卖到十五六元,比去年同期涨了五六元——
宁夏“红宝”又“红”了
  本报记者 杜峻晓
  去岁惨遭“滑铁卢”
  宁夏有“五宝”,其中的“红宝”指的是国内外驰名的枸杞。去年这会儿,虽然天气热,宁夏茨农(种植枸杞的农民)的心却像掉在冰窖里:原本指望靠枸杞增加收入,却没想到枸杞的价格一降再降,最后连本儿都没保住。惠农县枸杞工作站站长惠学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茨农每生产1公斤枸杞的成本约为9.9元,而去年出售1公斤枸杞只能拿回9.4元。
  去年底,惠农县对全县的枸杞生产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报告表明,该县茨农2001年的生产成本亩均1892.5元,其中用工投入1120.9元,肥料投入449.6元,平均每亩亏损75.13元。记者了解到,在宁夏枸杞主产地银川、中宁,茨农面对的也是“辛辛苦苦整一年,卖完枸杞还赔钱”的现实。
  “无公害计划”带来希望
  宁夏的“无公害枸杞行动计划”今年正式实施。
枸杞是无限花序、连续开花结果、采收期长达5个多月,同时也是病虫害危害严重的经济树种。治虫要用农药,农药会有残留。“无公害枸杞”生产,就是要限制农药使用。危害枸杞生产的害虫多达38种,常见的有7种之多。这些害虫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繁殖速度快,危害重,防治需要多次重叠交叉喷药。枸杞的吃法有多种,最常见的为嚼食和泡茶,当一些食用者听说在枸杞生产过程中要多次喷药时,便对食用枸杞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有关部门在对宁夏枸杞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后发现,人们的怀疑不无道理。
  宁夏全面推广“无公害枸杞”生产后,全区各地利用办培训班、科普赶集、电视、报纸宣传“无公害枸杞”生产的好处,严格禁止在枸杞生产过程中使用六六六、林丹、呋喃丹等20多种剧毒高残留农药,为茨农推荐使用苦参碱、大功臣、枸蚜1号、百草1号、来福灵等20多种无公害农药。并要求茨农在采果期坚持“采前不喷采后喷,不到间隔期不采摘”的原则,避免药物污染果实。
  “无公害枸杞”产生了积极影响,尚未到采果期,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的大客商纷纷到宁夏定货,并指明要“无公害枸杞”。一些大旅行社也与银川、中宁、惠农等地联系购买事宜。宁夏“红宝”一时间“红”透半边天。
  实行产品市场准入机制
  是不是“无公害枸杞”,人的肉眼难以分辨。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宁夏去年在自治区农科院建立了国家级枸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今年又在银川、中宁、惠农、固原建立了4个流动质量检验检测站,不定期进行枸杞质量安全卫生抽检,形成贴近田头,贴近市场,能就近就地进行快速检验检测的两级质量监督网。宁夏工商、质检部门按照无公害枸杞生产标准要求,对进入市场的枸杞产品进行认证标识检查和产品质量抽检,对具有无公害认证、质量抽检合格者,允许进入市场流通。对无认证标识者不准进入市场流通,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进行挂牌警告,限期整顿,整顿后仍不合格者,撤销认证,禁止进入市场流通,确保进入市场的枸杞产品符合质量标准。
  记者在惠农县千亩枸杞示范园采访时,发现这里的枸杞果实比以前见到的大许多。惠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明霞说,这是连片种植的“宁杞1号”,是宁夏培育的优良品种,果大肉厚籽小,特别是晒干枸杞,最出货。同样的品种,靠着宁夏的土壤、日照、气候,产出来的枸杞就不一样,拿到别的地方种植就不行了。
  在惠农县红果子贸易公司,记者看到多名妇女正忙着分拣枸杞进行分级。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价格,每500克220粒至230粒的枸杞是一级品,180粒的就是特级了,价格大不一样。以前,当地茨农不善于给枸杞分级,装在一个盒子里的枸杞有大有小,影响了价格。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人生舞台

  郭西藏:深山护林不言悔
余继军 叶文彬
他是个普通的特区建设者,连续23年坚持工作在林场第一线,连续10年被评为林场先进工作者,厦门市农办系统劳动模范。23年来,他带领林业工人造林、护林,将祥溪林场建成了厦门森林培育最好的林场,他本人却连续18年没有到过厦门市区一次。他就是厦门市同安区祥溪国有林场的护林队队长——郭西藏。
  1979年,初中毕业的郭西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了深山中的一名林业工人。当时的林场满目荒山秃岭,他暗暗发誓要把林场建成绿色宝库。从1979年至1983年担任营林队副队长的4年期间,他带领大家造林2万多亩,林场的荒山秃岭全部披上了绿装。现在,他最早种下的湿地松已有10多米高,直径20多厘米。
  建场之初,林木时常遭受乱砍滥伐。郭西藏痛在心头,主动提出申请,到当时条件最艰苦的护林岗位上去。同事们好言相劝:“护林岗位条件最艰苦,长年要呆在山上,不能和家人团聚,又要预防坏人打击报复,要担惊受怕。”
  郭西藏选择护林,便选择了艰苦、寂寞和危险。他来到了冷水坑、崎溪等护林点,那里不通车,不通水,不通电。白天,他背着柴刀和干粮,手里拿着防止毒蛇和野兽袭击的竹竿,风雨无阻地巡护5400多亩的山林,没有路,用柴刀劈一劈,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喝口山泉水,困了,就在树林里打个盹。夜晚,难耐的孤独寂寞更是熬人。有时带上山的菜不够吃,只能就着盐巴下饭。
  无论条件多艰苦,郭西藏从未有一丝放松。场长助理小张说,他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场里当技术员时,起初思想转不过弯来,但当他上山看到老郭冒雨攀着悬崖峭壁,艰难地在山里巡护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扎根林场,并很快地成了场里的技术骨干。
  1998年郭西藏担任了护林队队长。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所学知识与林场的自身特点结合起来,总结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火办法,制定了林场扑火预案和路线图,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他还在护林队内部大胆改革,制定防火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状,将责任完成情况与工资挂钩,使护林队面貌发生全新的转变。在他的带动下,林场连续18年没有发生森林火灾,巩固了生态环境的建设成果。
  老郭对家人心存内疚。由于护林,他欠妻子儿女太多太多。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盼望着爸爸能带着他们到厦门岛去走一走,看一看。然而,十几年过去了,小儿子今年已经18岁了,这个愿望却一直没有实现。老郭自己1984年补习初中文化时到过厦门岛,18年过去,直至今年4月他被评为厦门市劳模,才又一次到了厦门岛。(附图片)
  上图:每当巡山时,郭西藏总习惯用手抚摸着自己当年亲手种下的树木。 蒋家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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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漳州一一○收养孤女记
本报记者 赵鹏
“我是漳州110的女儿,没有他们的关心爱护就不会有我的今天!现在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面对着记者,苏小华噙着泪、低着头喃喃地讲述起6年来她和漳州110的悲欢往事。
  日前,记者到闽南漳州采访。刚一到,当地的同行就建议我:“去看看咱们的老朋友110吧,他们6年前收养了一名孤女,现在就快毕业了!”漳州110巡警大队怎么会收养了一名孤女呢?记者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前去看个究竟。
  “说起小华,那是1996年8月份的事了。”漳州110大队教导员尤进明告诉我,那时的小华只有13岁,她自出生被人遗弃后,便与好心的养母苏素金相依为命。养母不会讲话,1989年又下了岗,家里的日子很清苦。1993年一场大病后,养母瘫痪在床,家庭的重担便从此落在当时才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华身上。为了照顾母亲,小华每天课间休息的时候都要跑回家里为母亲翻身擦背、烧水煮饭。
  得知这一情况后,漳州110大队党委毅然决定“集体收养”小华。大队又将照顾她的重任具体交给了大队团委。从此,漳州110大队的100多名队员们便多出了一个小妹妹,而小华身边也一下子有了数不清的大哥哥、大姐姐。邻居们讲,就是从那一年,他们才第一次听见从小华家里传来清脆的笑声。
  然而命运的磨难并未结束。1997年一个异常寒冷的春节刚刚结束,小华的养母悄然告别了人世。养母虽然离开了,但小华并未孤单,一拨拨的新老110队员走入她的生活。
  黄慧娟,1998年从警校毕业分配至漳州110大队,今年才24岁。她清楚记得进队的第一天,尤进明就指令她从此全权负责小华的日常生活,“记住,到你已经是第四任了,从今天开始小华就是你的亲妹妹了!”为了接好老队员们传下来的爱心接力棒,小黄几乎是每隔一两天就要到小华家里坐上一坐,浴室下水堵了便找人来修;被单脏了就拆下来拿回家去洗;小华放学晚了,她便急急地赶到学校去接;小华学习跟不上了,她又亲自联系老师免费帮小华补习了整整一年。2001年10月4日是小华18岁生日,那一天小黄约上小华的班主任张老师、教导员尤进明和5名同事带着蛋糕来到小华家,小华说:“我想把蛋糕分给你们——好心的叔叔、阿姨、老师还有周围的邻居,我想告诉所有关心我的人,今天我长大了!”
  小华和漳州110的故事如今已在漳州家喻户晓,主动关心小华成长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小华所在的漳州第一职业中学不仅主动免除了小华三年的全部住宿费和学费,而且还对全校数十名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也给予收费减免,学校每年为此就要少收入10万元;去年,小华家的房子列入全市拆迁规划,经过漳州110大队努力,当地向荣房地产开发公司表示愿意为小华免费提供一套单居。
  小华很快就可毕业独立走向社会了,漳州110大队仍在继续将他们的爱心播撒向社会。他们如今又和漳州实验小学建立了警校共建,成立了“红领巾110大队”,义务为全校学生提供普法教育。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札记

  领导干部更应开阔视野
  王方杰
  经常在外采访,与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接触,最近有了一个比较强烈的印象:领导干部更应该加强学习,开阔视野。
  一次,记者看到一份材料,说某地的牲畜出栏率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存栏率。适逢该地区主管农业的领导到省城开会,记者欲问其详。不想,这位领导却说,他主管农业,不知道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他让记者找其秘书。秘书除了拿出几张表格外,对记者的提问,也一片茫然,说不出个子丑寅卯。
  还有,每到一地采访,总免不了要问那里的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财政收入、支柱产业等情况,但令记者吃惊的是,对于这些最基本的数据,不少领导干部竟然不甚了了。如果再问他本地的历史沿革,本地、本单位、本系统在全省、全行业、全系统、全国处于什么地位,有何特色,就更答不上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管工业的领导,不问农业;管农业的,不问工业;管政法的,不问经济;管经济的,不问党建……大家各守一隅,互不搭界。
  当然,每个领导都有分工的不同,所学专业、兴趣各异,时间、精力也都有限,但任何工作都是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岗位的领导的主要职责都是决策,如果不知所辖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不知所处地位的优劣,不知国内国际大势所趋,很难想象,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这样“坐井观天”、“偏于一隅”的领导能做到决策科学、指导有方。他们的所为,也只能被群众讥之为“情况不明胆子大,思路不清办法多”。
  事实上,有不少领导干部,因为视野不宽,知识老化,在制定一地的发展战略时,心中无数,人云亦云。看见人家办文化节,就办旅游节;看见人家搞葡萄节,就搞苹果节。不知道比较,也无从比较,找不到本地的特色和优势,不知也不愿与其它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这样的决策偏差,要么阻滞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要么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人为地激化矛盾,造成工作的被动。干起工作是如此,讲起话来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些视野狭窄的领导,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场合,不管对什么听众,都是一套八股腔,所下的指示也都千篇一律:领导重视、机构健全、措施得力、齐抓共管、建章立制云云。洋洋洒洒几小时,听起来都很正确,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还有的领导,只能靠别人写的讲话稿讲,一旦脱稿,就洋相百出。
  有关人士指出,改变这样的现状,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领导干部应该加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目前,各地的领导干部普遍面临着会议多、讲话多、应酬接待多的繁重任务,如果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或者沾沾自喜于现有的知识水平,就会淹没在事务堆中难以自拔,逐渐落伍于鲜活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
  应该建立一种机制,拓展和加大干部交流和轮岗的范围和力度,让领导干部在更多的岗位上得到锻炼和培养,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在不少地方,发达地区不知落后地区之苦,上级不知下级之难,管钱的不知缺钱之难,通过轮岗和交流,这种情况肯定会大有改观。
  应该建立一种考核机制,督促领导干部学习。现在,到了一定岗位,有些领导就特别省心了。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调查研究,讲话稿有人代写,体会文章有人代抄,甚至拿的硕士、博士文凭还靠人代考。这样的状况,如果没有一种考核机制的制约,的确难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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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加集体收入 减轻农民负担
团风县实施“村级保障工程”
  本报武汉8月6日电 记者罗盘报道:湖北省团风县实施“村级保障工程”,减轻了农民负担,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截至今年7月,该县今年县级财政收入增加了1500万元,村级收入增加了974万元,村级负债下降了14.2%,农民收入明显上升。
  团风县地处大别山南麓,经济基础薄弱。1999年,全县287个村有269个村负债。县领导班子通过组织调查研究,决定在全县实施村级保障工程。重点是想方设法增加村集体的经济收入,稳定农村干部队伍,带领农民走致富之路。
  县里成立以县长王定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帮助村里选准项目,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县政府成立“证照手续办理中心”,对项目立项实行一站式服务,简化村办企业和项目的审批手续。同时,县委、县政府要求涉农部门积极配合,开展种苗、技术和信息服务,帮助开拓市场,销售产品。同时,他们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对县里的扶持资金实行指标到村,由乡镇建立资金使用专账,确保专款专用,对每个工程都要求做到有项目标记牌、有卡片、有档案、有工程图册,实行跟踪管理。
  该县实施村级保障工程至今,共投入建设资金3343万元,建林果基地110个,新建和改造林果面积3.95万亩。城关镇白鹤林村原有1600亩水面,多年无人改造,人放天养,每亩二三十元都没人承包。实施村级保障工程后,村干部利用县里下拨的3万元作启动资金,组织群众投劳,将这1600亩水田面开挖改造成精养鱼池,配套了排灌渠,每亩发包的承包费高达260元,一年可增加村集体纯收入35万元。目前,村级所建的项目中,已有14个村年上交村积累10万元,57个村年上交村积累5万元以上,75个村年上交达到3万元以上,项目成功率达98%,村级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15%。
  村里有了财源,村干部工作热情更高了。马曹庙镇花园咀村两年多没有村支书,镇里将花园咀村列入村级保障工程试点村以后,辞职并已外出打工的原村支书熊志刚重新担任村支书一职。村里利用保障工程的资金将村里的抛荒田反包过来,集中开发了上百亩鱼池,还想办法筹资投劳,修路架电线,解决了群众多年急盼解决的问题。到今年6月底,全县每个村都配齐了村支书,村级主要干部的素质明显提高,一批善经营、懂技术的乡村能人和“土秀才”充实到班子中,村支部的战斗力增强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大大提高。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红火的草原生态移民村
  本报记者 郅振璞
  连年干旱的内蒙古草原眼下处处透绿。位于锡林郭勒盟浑善达克沙地边缘的正镶白旗查干淖尔镇移民新村——朝克温都村一派喜气洋洋:斯琴巴图家的奶犊子刚半岁,浩斯毕力格和乌兰小两口去年买回的3头奶牛,又生下活蹦乱跳的雏犊儿。老支书鲁布生丹巴说:“去年秋天,从4个乡集中移民到我们朝克温都村的22户牧民,都在家养奶牛。靠着挤牛奶,做奶皮、奶豆腐,每家每天的收入都有百十元!”
  在锡林郭勒盟,从盟行署到所属12个旗、县、市和2个开发区,今年都有一个新设立的机构——围封转移办公室。盟“围转办”主任田学臣介绍说,为了扭转全盟生态恶化态势,全盟除二连浩特市外,11个旗县市去年都设立了类似朝克温都村的草原生态移民新村示范点。今年,盟委、行署提出“围封禁牧、收缩转移、集约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蒙古自治区区直机关、100多个企事业单位,分别对口帮扶锡盟贫困村分批实现围封转移。
  位于沙丘边缘的正蓝旗奥力克村,去年7月同时建设两个移民新村,去冬至今从浑善达克腹地共移民115户、436口人。农牧民如今都知道放羊糟蹋草原,养一头奶牛效益相当于放牧10头牛。牧民们往年的近万只羊、2200多头大畜,今年换养成157头奶牛,用新科技,买草料喂养,已产奶牛犊35头。这不仅加快了牧民的致富步伐,原有的13.5万亩草场也顺利实施了封育禁牧。
  示范工作带动了全盟加快实施围封转移战略,国家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为推动此项建设,投入资金4.3亿元。今年,全盟计划治理草场8283万亩,约占全盟面积的1/4。4至5月,已对2883万亩草场实行了春季大休牧。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帮助群众理财 维护群众利益
咸阳秦都区推行村组财务“双代管”
  本报西安8月6日电 记者郑少忠报道: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严格资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行以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为形式的农村集体财务“双代管”制度,实行组有村管乡镇服务,规范了干部的手,安定了农民的心。
  秦都区在认真总结该区所辖渭滨镇、古渡街道办事处“组有村管镇服务、实行村组财务双代管”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以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为形式的农村集体财务“双代管”,其具体办法是:各镇(办)建立农村财务服务中心,在不改变村组集体资金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审批权以及核算单位的前提下,取消村组财务管理人员,由村组将财务管理业务委托乡镇(办事处)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代理,村上只设立一名报账员。
  乡镇(办事处)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为各村组分别设立银行账户、建立账簿,核算财务收支,银行账户实行农财服务中心与村组双方印鉴共同管理,年初由村组编制年度财务收支计划,报农村财务服务中心。仅渭滨镇财务服务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就拒付村干部的不合理开支7718.6元,及时督促24.6万元游资分到了群众手中,对61万元资金进行了跟踪监督,避免了违法违纪现象发生,真正起到了帮群众理财、维护群众利益的作用。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河北省涿州市义和庄乡依托香河正大肉鸭公司,引进肉鸭养殖项目,目前全乡共有养鸭专业户120多户,年出栏肉鸭230多万只,仅此一项全乡年人均增收100多元。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该乡养殖业得到蓬勃发展,形成了养猪、养鸭、养牛专业村。今年乡政府又出资10多万元,引进黄金、绿宝、黄冠等优质梨品种,无偿供应农民种植,建成了千亩梨园基地,并嫁接改良老梨树数百亩,让农民得到了实惠。
  为解决农产品销售的后顾之忧,乡里投资200多万元建起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上半年农副产品日交易量达110多万公斤。
  上图:农民如今不出乡,果、菜就能卖个好价钱。右图:阎庄村村民阎瑞饲养的近百头奶牛,日产牛奶2000多公斤。
本报记者 张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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