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首次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插头插座予以强制收回——
“产品召回”走出第一步
本报记者 原国锋
最近有则消息让消费者拍手叫好：国家质检总局要求，对国家近期监督抽查发现有严重质量问题的插头插座予以强制收回。消费者可以对所公布收回名单中所列规格型号的产品，向生产者、销售者提出退货；销售者可向生产者提出退货。同时，还要求有关生产企业限期收回本次公布名单中列出的已出厂、销售的产品，经销企业要将这些产品全部撤下柜台。
人们注意到，这是首次以国家名义强制收回某项产品。
尽管这次强制收回所涉及的产品相对比较简单，但它毕竟标志着我国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特别是劣质产品推出了新的管理措施，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与此同时，由国家质检总局组织的针对某些重要产品的“缺陷产品管理制度”已经由专家研究阶段转入到行政论证阶段。
召回制缘何起步难
尽管产品召回制“小荷已露尖尖角”，但严格地说，我国目前还没有正式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甚至何谓缺陷产品，也没一个权威的界定。
据专家介绍，目前，国内对有缺陷产品的处理，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缺陷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对于批量生产出现的缺陷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害，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管理、惩戒，并促进企业进行改进、弥补产品缺陷等的管理仍显乏力。
召回制缘何在我国难起步？国家质检总局法规司司长刘兆彬告诉记者：缺陷产品召回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它的实际运行和具体操作，需要众多法律法规和雄厚的技术基础作支撑，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企业、消费者取得共识，需要建立一整套信息传递系统，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缺位和失范都将“绊”住缺陷产品召回制的出台，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项制度的了解及相关观念的成熟。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组织研究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制度的工作人员汪立昕说，以缺陷汽车召回为例，它的规范运行必须具有：完备的汽车安全和技术标准体系，汽车的强制认证制度与召回管理制度的协调配合；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和技术检测机构的支持系统；功能齐备的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系统；汽车产品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间各项制度规定和具体管理行为的协调配合；以及厂商和消费者对缺陷汽车召回规定及相关问题的认识、熟悉和适应等。而在这些方面，我国还很不成熟。
产品召回制急需建立
产品召回目前已成为处理缺陷产品的国际通行做法。以汽车召回为例，世界上几乎所有著名品牌的汽车都有召回的记录。美国35年来共召回1万多次，召回的汽车达5亿辆次，且多属政府立法监督、企业主动召回。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政府强制召回。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不仅能更加有效地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也有利于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前一段时期，在东芝笔记本电脑事件、三菱帕杰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因产品缺陷引发的纠纷中，尽管我国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消费者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处理的法律依据和处理结果看，行政执法部门对此类问题的处理还缺乏有力度的措施。这些都说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对缺陷产品有效防范和处理的机制。
当我们还在为“缺陷产品召回制”千呼万唤的时刻，一些发达国家则加大了召回管理的力度。如日本，国土交通省准备把过去由企业自主召回产品改为政府实施行政命令，强制召回产品；加大对企业和个人违反产品召回制度的处罚力度，旧规定的罚款限额在几十万日元以内，新法规定的罚款上限提高到1亿日元，对直接责任人的罚金，上限也将提高到100万日元；政府主管部门还将设立独立的产品召回检查部门，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对缺陷产品的管理。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入境商品日渐增加，由于产品缺陷而引起的经济纠纷更需相应的召回管理办法来解决。加强对国外发达国家的缺陷产品管理制度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国际上通行规则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刻不容缓。
刘兆彬指出：产品召回制度作为处理缺陷产品的国际通行规则，国家质检总局正协同有关部门加紧研究制定。大家都关心的汽车召回，是一项制度含量、科技含量很高，对部门协调的要求很严的工作，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紧张工作，相关规章已初步成熟，现在正打算启动有关立法工作程序。一部跟国际接轨、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可望在近期推出。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建立农村信用社科学监管机制
王瑞璞 秦池江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内控制度，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机构，提高经营管理人员和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布、结构与发展水平，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需几代人的努力。建立以村民信用组织为基础、以小额贷款为主要手段、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骨干、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的农村合作融资体系，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临汾创建“千村信用工程”，符合农村经济的现实基础，所以得到县乡村干部和农民的热情参与支持，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临汾农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人民银行的精心组织和有效监管。
由于农村信用社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其自身与农村户族、地方政府特别是乡村行政组织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资金交易中易受宗族血缘和区域意识、地方民风的影响，资金投入中人为因素较多，行政干预的可能性较高，信用社完全按照经济规律运营较为困难。因此，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就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内控制度，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健全法人治理机构，提高经营管理人员和整个职工队伍的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人民银行要准备长期承担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职责，从国家金融体制和宏观金融政策方面，解决农村信用社过去形成的、现在仍然起作用的制度性风险因素。如：
一、解决历史包袱。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信用社累计亏损中相当一部分是治理通货膨胀时期保值储蓄利率的倒挂形成的，还有行社脱钩遗留债务、乡镇企业转制破产中悬空贷款等。对此应采取地方政府、企业法人或上级主管、信用社、国家财政共同承担、共同解决的方式尽快处理，以使农村信用社轻装前进。
二、减轻税费负担。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服务对象是农民，支持的产业是农业，贷款期限长、风险大、回报率低，按照国际上国家扶持农业的惯例，国家应适当减征农村信用社的营业税，减免所得税以及其他财政性收费。对国家重要支农项目，由财政贴息，从政策上加强信用社支农的后劲。
三、实行特别准备金制度。农村信用社设在农村，吸取存款的成本高，其存款准备金率和利息率要比商业银行有所优惠，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以降低筹资成本。现行政策给邮政储蓄转存款以高息，对农村信用社转存款以低息，显然失之公平。
四、营造公平市场环境。凡在农村吸储的银行，要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反哺农村。废止行政和行业主管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性规定（如限定开户、资金存放等），整顿金融市场秩序，建立公平竞争环境。
（王瑞璞：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秦池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超市卖掉了什么
阎晓明
前几天到单位附近的超市买洗发剂，选定一种正要交款，一位售货员迎了上来，“你还不如选这种，”她指着货架上的另一种产品说：“纯天然的，洗了皮肤很细。”我说：“我选的这种产品不是说很清爽吗？”她说：“嗨！清爽了对皮肤的刺激就大了。不好。”见我没理会，另一位中年女售货员过来说：“你选的那种不好，你买这种多好。”她指的是货架上的另一种。
这种场面我遇过多次了。不久前，我去买洗发剂，也是这位中年女售货员热情地向我推荐一种产品，说是洗了头发不开叉，还说附近的大学生专门来买这种产品。这次，这种产品依旧在货架上，产品没变可是她的态度却变了。不言自明，态度的转变取决于利益的转变，对“皮肤刺激大的”，肯定对销售人员刺激不大。超市的销售人员在进行类似的推销时，是否想过一个问题：在推销商品的同时卖掉了什么？卖掉的是超市的信誉！道理很简单：商品如果真的刺激皮肤，超市为什么要销售？如果没有问题，售货员为什么要说假话？顾客如果相信售货员的话，会对超市销售的商品产生疑问；顾客如果相信商品，会对超市的售货员产生疑问。无论哪种疑问最终都是对超市的疑问，一个让人产生疑问的企业是危险的。
作为经销商或者代理商，产品上了货架，就应该负同样的责任。从为顾客服务的角度说，应该根据顾客的需求客观地介绍产品的性能，为顾客购物提供参考，怎么能厚此薄彼，甚至贬损一方抬高一方呢？退一步，即便站在超市立场上，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我觉得这些售货员做得也过了：人家的产品上你的货架是要支付相关费用的，你不但不推销人家的商品，还阻止顾客购买，甚至说人家产品的坏话。厂商花钱买“糟蹋”岂不成了冤大头？这种做法，即便在地摊儿上也少见。
超市的兴衰取决于它的市场定位、营销方式，取决于服务质量以及信誉度。服务质量和信誉，既包括为顾客的服务，在顾客中的信誉，也包括为厂商的服务和在厂商中的信誉，这是互相关联的整体效应。当一个顾客听到商场的售货员把一种商品说得一无是处，把另一种商品捧得锦上添花时，会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警惕！
洗浴品“清爽了刺激皮肤”，超市不清爽了会刺激顾客。超市的管理者应该培养自己的员工这样一种意识：他们推销的产品只有一种，而且只能有一种，就是自己的超市！当然，在推销的过程中，同样切忌贬损别的超市，否则照样会刺激顾客。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来信
管一管“拼装自行车”编辑同志：
我去年新买了一辆标明是天津产的自行车，价格180元，外表光亮、耐看。可一骑毛病就出来了，不是链条脱落断裂，就是轮胎裂口、内胎爆裂，表面漆由于喷刷质量粗糙，没多久就脱落了，最严重的是刹车失灵。不到半年，这辆“新”自行车的零配件几乎换遍了，无异于买一辆新车。多花钱不说，还时时担心它坏在路上。据修自行车的人讲，这样的自行车都是用废旧自行车拼装的，质量非常差，骑行时很容易出事。
据了解，市场上的“拼装自行车”并不少见。“拼装自行车”因为价格便宜，从外表看很难识别，消费者购买时常常上当。“拼装自行车”不仅给群众的行车安全带来隐患，也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有关部门应该严加整治。
打击“拼装自行车”应先查源头和造假地，然后再堵销售渠道，最终使质量低劣的“拼装自行车”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甘肃读者 汪志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大肆排污 竟待“验收”
西安市未央区东北梁村蔡伦造纸厂，一边严重排污，一边火热生产，泛着泡沫的酱黄色废水顺着排污暗渠滚滚而下。附近的群众说，这家企业偷偷排污已经许多年了，而当地的环保人员则说，这家企业经多次检查排污均达标，正等待验收。上图：废水通过这里注入灌溉渠。下图：蔡伦污水处理厂醒目的环保标语。
新华社记者 刘喜梅摄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改进金融对农业的服务。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一步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扩大以工代赈规模。
——摘自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两年前这里的信用社一年也不放一笔贷款，如今只要评上了信用户，不用找担保，不用拉关系，不用请客送礼，凭信用证就能贷到钱——
临汾农民为啥不愁贷款
本报记者 费伟伟
山西临汾农村信用合作社1998年至2000年一直是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辖区的支付风险重灾区，全市17个信用联社中有11个靠人民银行救助维持支付，汾西县农村信用社被人民银行总行责成停业整顿。然而，2001年，临汾市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经营目标综合考核竟跃居山西省第一：各项存款增加12.9亿元，占全省增量的1／4；增扩股金8802万元，占全省净增额的1／3；清收不良贷款3.5亿元，占全省的80％；利息回收率达106.3％；扭亏增盈1亿多元。
一个金融风险重灾区如何变成行业领跑者的呢？全国政协、人民银行总行等单位4月下旬专门组成调查组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并于日前在京开会研讨这一现象。
“富可贷，穷可贷，没有信用不可贷”
存款是信用社的生存之本。而在前几年，临汾市近1／3的信用社，一两个月也吸收不到一笔存款，有的两年中未放过一笔新贷款。亏损高达4.5亿元。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们真正沉到基层调查研究摸原因、找办法。
他们找到了原因：占农户总数0.6％的贷款大户，却占了贷款总额的58％，最多的可贷到300万元以上，而多数农民千把元贷款也很难得到。“盯大户、垒大户”的经营策略导致贷款集中于非农业，几个贷款大户不守信用就足以压垮信用社。而广大农民则因长期得不到信用社的支持、服务而对信用社失去了信心，不关心、不支持。有些得到贷款的怕还了再贷难，也不还贷。结论是：农村信用社离开“三农”就没有地位、没有优势、没有发展空间、没有生命力。金融与经济的结合，离开“信用”就寸步难行。
思路清了，办法也就有了。临汾农村信用合作社于2001年初提出了“创建千村信用工程”的规划及四个配套方案，并得到了临汾市委、市政府的支持。
什么是千村信用工程？就是每年创建1000个信用村，用三年时间使全市3333个行政村中的80％成为信用村。什么是信用村？就是村里绝大多数农民讲信用，积极向信用社入社入股，用信用社贷款发展生产。
由于服务对象真正变成了千家万户的农民，信用社的业务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结合了起来，因此得到了县、乡、村三级的有力支持，他们与信用社一起，公开评定信用户、信用村，核发信用贷款证，核定小额贷款额度，形成有组织的信用监督机制。
到2001年底，临汾在全市范围内已创建信用村1047个，评定信用户22.8万户。对取得了信用证的农民，采取现场放、上门送和柜台办贷款的方式，农民不用找担保，不用拉关系，不用请客送礼，仅凭信用贷款证、身份证和个人名章就成。在全市已评定的信用村中，授予贷款额度的农户达到89％。2001年共发放贷款33.3万笔、5.4亿元。农民们总结了一句话，叫作：“富可贷，穷可贷，没有信用不可贷。”
“挎包银行又进了村！”
为什么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目标会长期偏离“三农”？关键就在于没有一大批肯吃苦、肯为农民办实事的人。临汾农村信用社旗帜鲜明地提出，建立信用工程，必须提高信用社工作人员的素质，强化信用社内部管理，构建利于信用社发展的新机制。
首先是建立“上岗凭素质、凭技能、重业绩”的用人新机制。素质低、技能差的被辞退；工作平庸、完不成责任目标的待岗。去年，全市辞退88人，待岗726人；今年上半年，又辞退90人，待岗285人。还调整撤换了74名高级管理人员，建立了291人的后备干部队伍。同时，用调离、返乡办站、上学深造等七个渠道对待岗人员进行分流，既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又确保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稳步进行。
其次是建立“保障生活，按效定级，以收计酬”的分配新机制。业绩突出的员工，收入较往年增长了好几倍。他们还建立起了以一般员工末位淘汰，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为主要内容的目标考核机制等。
好机制造就一支好队伍。创建千村信用工程，前提是把农户的基本情况摸清楚。临汾各级信用社干部职工与镇、村干部一起，深入千家万户，详细了解农户家庭成员承包地面积、消费、负债、家庭财产、经营项目、经济效益等情况，按标准确定各户的信用等级，核定贷款限额。不少人在村里一蹲就是几个月，起早贪黑拼命干，直到把信用村的“农户资信档案”建起来。放贷也常常直接到村里，在现场集中办理放贷手续。贷款放出后，信贷员还要下村，每月检查一次贷款使用情况，及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尧都区乔李村党总支书记李敬白感慨地说：“过去老百姓贷款手续真复杂，如今贷款就和取款一样方便，真是50年代的挎包银行又进了村！”
“评定信用户、创建信用村，既是农村信用制度的重大改革，更是提升农村和农户信誉的创举。”人民银行临汾市中心支行行长张转芳说，“通过搞这个活动，‘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理念逐步在农民中树立起来，重诚实守信用成为临汾农村的新风尚。”
新风尚带来新气象。2001年，临汾市在连续遭受旱灾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同比增长0.76万吨，棉花产量同比增长1.7倍，订单农业由30万亩增加到80万亩，农民人均收入增长5.7％。信用社的业务路子也越走越宽。今年上半年，临汾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净增13.7亿元，比去年全年还多8000余万元，上半年新增股本金已接近去年全年水平。（附图片）
压题照片：图为临汾市尧都区屯里信用社在西芦村为农民现场放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