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热点评述
无形障碍不破 有形障碍难除
本报记者 赵蓓蓓
有位盲人，一次正走在盲道上，突然与迎面的来人撞个正着。只听对方一声尖叫，一个女人的声音喝斥道：“干什么哪，走路也不看着点。”盲人听后很生气，心想，究竟是谁不看路？！
这不是杜撰的故事，而是一位盲人的亲身经历，它刊登在去年3月的北京青年报上，题目为《“明眼人”走盲道》。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如今，在我国铺有盲道的城市，在盲道上走着的大都是“明眼人”，真正的盲人其实很少。为什么盲道少有盲人走？很重要的原因是无障碍设施的障碍太多。
近几年，无障碍建设正逐渐成为传媒关注的话题，盲道作为最早、最多出现的无障碍设施尤受关注，有关盲道问题的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去年，延吉市一白内障患者曾致电报社说，有一次他在刚建不久的盲道上摔了一跤，因为盲道没按标准铺设，没有下坡出口。后来他出门一使用这种无障碍设施，首先在心理上就有了障碍。重庆晚报也曾报道，该市一市民上班经过的一段200米的盲道上，有4个隔离墩、两个公交车亭、一座临时厕所；西安、广州、郑州、北京、武汉、昆明等地记者对盲道建设不规范、盲道被占用问题均有报道。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写出了《请给盲人一条路记者陪同盲人走盲道》的报道，该报记者陪一盲人走了一个半小时大约1.5公里路程，发现人民中路无盲道，中山六路拐弯难，地铁站进去出不来（一面入口处有盲道，而另一面却没有），吉祥路上障碍多——300米左右的盲道上有18个沙井盖（其中一个开着）、一根电线杆、一辆停在道上的小轿车，一段10米长的盲道被电缆施工人员挖开……记者真正体会到了盲人行路的艰难。广州有报道说，盲道让盲人又爱又恨，因铺设不规范或被占用经常给盲人招来横祸，特别是路灯灯柱、树木、电线杆、商业楼宇指示牌、建筑工地的沙石等的侵占，使盲道处处布满“陷阱”。河南大河报的两名记者干脆体验了一次“瞪大双眼走盲道”的感觉，切身感受到走在盲道上连“明眼人”都费力。
北京作为率先在全国修建盲道的城市，其盲道状况又如何呢？有位市民曾利用暑假，调查了北京西三环公主坟桥到苏州桥一段东侧盲道的情况，发现盲道断断续续，弯来弯去；盲道上有各种障碍物数十处：摊主的货摊、商店的广告条幅、饭馆的凉棚支架、简易棚、小卖部、电线杆、垃圾箱、电话亭、小汽车、树枝……记者8月25日在报社附近的金台路红庙路口的盲道上从南往北走了大约500米，发现有的路段已被施工单位、自行车存车处和随意停放的汽车挤占。28日晚，记者又来到闻名中外的王府井步行街，发现这里的盲道多处被自行车存车处、冷饮摊点占用；步行街北口对面东侧的商店，占用了一半盲道，有个台阶干脆修到盲道上。
今天本版刊登的几幅照片，可以说是目前我国一些城市盲道状况的真实写照。若非目睹其中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记者很难相信为方便盲人走路的盲道会修得如此荒唐。
因盲道建设不规范和大量被占用造成的重重障碍，令盲人碰而生畏，想而却步，不敢使用，再加上盲人出行的其它障碍，使得盲道的使用率不高，这反过来又加重了盲道建设的不规范及被占用状况，形成恶性循环。
实际上，盲道的不堪状况是人们心中“盲点”、“盲区”的反映。有形障碍的清除有赖于无形障碍的破除。那么，无形障碍究竟“障”在何处？
对无障碍概念的无知。至今，许多人仍不知道人行道上为什么要修那种踩上去疙疙瘩瘩有些硌脚的道。因为不知，所以对侵占盲道的行为也不觉，所以自己挡了道、撞了盲人还责怪人家“走路也不看着点”，这类人为数不少。
对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漠视。有些人明明知道国家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定，却在设计、施工中应付差事，得过且过。那些把盲道修至电线杆前的人恐怕不会不知道这样做不合格甚至无法使用，会给盲人带来麻烦，但为了省钱或省力或省事，就打“马虎眼”，敷衍了事。建了就行，至于能不能用、谁去用则不管。监管部门或许也出于同样心态而放任不管。
对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权利的无视。修盲道等无障碍建筑设施，创造无障碍环境，是为了让残疾人、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也能像正常人一样自如地出行、出入建筑物和公共场所、使用公用设施、参与社会活动，即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工作、享有合法权益和行使自己的权利。它出于一种人道的、平等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即对人的尊重、体谅、关爱。无障碍设计本身就是20世纪初由于人道主义的呼唤在建筑学界产生的一种新的建筑设计方法。它运用现代技术改善环境，为残疾人提供行动方便和安全空间，创造一个平等参与的环境。国际上无障碍设计的研究可追溯到30年代初，当时在瑞典、丹麦就建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设施。联合国成立后，曾先后发布《残疾人权利宣言》、《关于残疾人的世界行动纲领》等国际性文献，其中均提到残疾人无障碍设施问题，从而加速了实行无障碍设计的进程。
有专家指出，无障碍设计既不是技术难题，也不是加大投资的问题，主要是认识问题。无障碍设施如果与新建工程同步进行，并不需增加或只需增加很少的投资。但由于许多领导、业主以及工程技术人员认识不到无障碍设施建设的实质意义，使得无障碍设计规范的执行缺乏有效监督，无障碍设施的工程验收缺乏严格把关，无障碍设施缺乏完善管理，结果使之无法正常使用，形同虚设。由于不重视，无障碍设计的专用设备、产品如室内盲砖、专用卫生设备、安全抓杆、音响信号以及标志等也较少；有的设计对盲道、通道门、楼梯、电梯、电话、洗手间、扶手及标志物等部位设计往往忽视、遗漏和不细，形不成系统，影响了无障碍工程的连续和完整，以致许多无障碍工程成了“样子工程”。
我国有6000万残疾人，其中包括700万盲人，近3000万低视力者，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创造无障碍环境就意味着使数千万人直接受益。目前，我国的无障碍建设仅在一些大中城市部分地段进行，一些地方虽然做了努力并有相当的投入，但规模仍不算大，效果也欠佳。盲道建设与使用所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无障碍建设问题的缩影，它也暴露出国民文明素质方面的差距，亟待引起重视。
北京市政府承诺，2002年底基本清除盲道上灯杆等障碍物。从目前情况看，兑现承诺，首先得清除认识上的障碍，从观念上扫盲点、清盲区。
“扫帚”不到，障碍不会自行跑掉。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
资料
无障碍环境
它是残疾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方便老人、妇女儿童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必要条件。无障碍环境包括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物质环境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城市道路、公共建筑物和居住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应方便残疾人使用和通行，如设置盲道、坡道、厕所扶手、低位公用电话、交通音响信号装置等；信息和交流的无障碍主要是要求公共传播媒介应使听力语言和视力残疾人无障碍地获得信息，进行交流，包括影视字幕、盲文、手语等。
无障碍建设
国际上无障碍建设始于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从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无障碍建设，在城市逐渐形成了无障碍环境，为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儿童等参与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1961年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个《无障碍标准》。尔后，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了有关法规。如今国际上无障碍建设的理念已从“方便残疾人”发展到“建筑以人为本”。
目前，在国际上通用的建筑无障碍设计标准大致有六个方面：1.在一切公共建筑的入口处设置取代台阶的坡道，其坡度应不大于1／12；2.在盲人经常出入处设置盲道，在十字路口设置盲人辨向的音响设施；3.门的净空廊宽度要在0.8米以上，采用旋转门的场所需另设残疾人入口；4.所有建筑走廊的净空宽度应在1.3米以上；5.公厕应设有带扶手的座式便器，门隔断应做成外开式或侧向推拉式，以保证内部空间便于轮椅进入；6.电梯的入口净宽均应在0.8米以上。
我国的无障碍建设起步较晚。1985年，北京开始对部分街道进行无障碍改造；1989年《方便残疾人使用的城市道路和建筑设计规范》由国家计委、建设部、民政部、中国残联作为国家规范联合颁布实施。1991年，北京率先在国内建成第一条盲道。2000年9月，北京市政府颁布国内第一个无障碍设施的地方法规《北京市无障碍设施管理规定》。2001年8月1日，《城市道路和建筑无障碍设计规范》开始在全国实施，此规范将城市中新改建的主路必须铺设盲道等24条作为强制性条款要求在建设中执行。
盲道
由两种带突起纹路的砖块铺成。有条形图案的称为行进盲道，表示这里可以直行；带点状图案的为提示盲道，它表示前面将有路口、障碍或有地形变化。在盲道的提示下盲人可以通过脚底的感觉找到前进的方向。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耳闻目睹宝发杯新闻摄影比赛
盲道“盲点”多
——郑州、北京街头见闻
商城路是河南郑州市管城区的文明示范路，但这条路的管城街至紫荆山路段两公里多的盲道却明显失范，竟有20多处“盲点”：路口没有一块起步砖材；电线杆大模大样地立在盲道中（图①）；电线杆的拉杆栏在盲道上（图②）；小汽车、摩托车随意停放挡住盲道，盲道的砖被压碎；有的盲道竟然修至路边花坛（图③）。
在北京市，人为设障影响盲道畅通的现象也存在。朝阳区金台路上的盲道就有几处被挤占（图④⑤）。
（照片分别由河南科技报 孟亮 本报记者 赵蓓蓓摄）（附图片）
一“夫”当道
拉杆设绊
引入歧途
随意侵占
挤路搭棚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读者论坛
“领导接待日”不妨改为“督察工作日”
江苏省邳州市 陈晓
报刊上经常登载这样的新闻，说某地省长、市长、县长“接待日”里，群众如何积极反映热点、难点问题，领导如何亲自过问，那些拖了很久、很难办的事儿如何马上落实、解决，等等。
建立“领导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有个与群众接触的窗口，可以增进对基层的了解，促进干群交流应该肯定，但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在“领导接待日”处理的问题，并非基层单位或部门无法解决、非得领导出面处理的棘手问题。很多事情包括一些所谓的“难点”问题，本属于某些基层或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如果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能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做好本职工作，这些问题本都可以解决，绝不会拖到非让地方领导在“领导接待日”过问、解决不可。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有些职能部门和基层单位工作作风没有转变，一些干部仍然是官老爷作风，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有的把手中的权力看成是“吃拿卡要”的工具，本来该办、好办的事，就是不给办或办不了。
笔者以为，再到“领导接待日”，领导不妨把忙于接待群众、解决问题改为追究责任，由相关部门领导解释群众反映的问题以前该不该解决，能不能解决，为什么拖到现在不解决。属于失职、渎职的，就要追究或提请有关部门追究其相应责任并公之于众，让这样的人无法混日子。这样做定会促使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儿办好。变领导解决具体问题为督察下一级工作，变被动接待上访群众为主动欢迎群众举报监督，改变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做法，“领导接待日”才更有意义，作用也会更大。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来自基层
江西赣州市
社区文化重建设
每逢“双休”日，赣州市城区赣江街道办事处2000多平方米的市民文明学校总校总是十分热闹。居民们集中到这里，或参加自己喜欢的文体活动，或参加社区组织的知识培训班，或听时事讲座。赣江街道下属的20个居委会也都建了分校。这种寓教于乐、办在居民家门口的市民文明学校在赣州市区已有200多所，它既是市民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又是社区教育的主要阵地。
赣州市在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中，特别重视发挥社区的作用。全市有100多支由老年人、青年人及在校学生组成的社区科普队、志愿者宣传队等群众自我教育队伍。解放街道办事处发动辖区内1000多人组成近百支志愿者义务服务队，居民不出门，就能享受到修车、缝纫、家电维修等30多项义务服务。“既享受服务，又参与服务”，互助互爱，奉献爱心的现代社区人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社区居民相互关心和帮助、扶困助弱的事层出不穷。
赣州市在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教育的同时，重视城市、社区文化设施的建设，文化氛围的营造。在“全国创文明城市活动示范街”文清路，知识博览窗、百报长廊、文明广告牌、各种公益性标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城市、社区文体活动也搞得丰富多彩。去年开始，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组织“广场之夜”群众文艺活动。每逢双休日和节假日夜晚，在南门文化广场和赣州公园的露天舞台上，群众文艺团体、企业文艺队伍、大中专院校和郊区农民演出队伍轮番登场，全年演出场次多达150多场。如今，市区有十大群众艺术团体和50多支文体队伍活跃在群众当中。书画展、趣味运动会、文艺演出、文明家庭风采展等展示着社区居民的精神风貌。
江西赣州市 张秀峰 余钟华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来自基层
大连中山区
“爱心门铃”传真情
按常规门铃是在门外按、门里响的，而大连市中山区的各个街道却有一种“爱心门铃”，是在门里按、门外响的，一些家有特殊困难的居民一按门铃，左邻右舍就会立刻赶来照顾。这种门铃在紧急时刻甚至挽救了一些孤寡老人的生命，居民们称其为“爱心门铃”。
转山街道青松社区住着一位86岁的老人名叫于连芬，因为她身患多种疾病，又没有亲属照顾，社区就为她安上了“爱心门铃”。只要她感觉不舒服便可按铃，铃响后，邻居吕培赞、宋丙娥就会立刻过去帮助她。今年春节期间老人突然心脏病发作，她及时按响了“爱心门铃”。邻居们闻声赶来，立即把她送到医院，使她转危为安。青松社区的曲伯仁、穆长歌老两口年近九旬，他们的“爱心门铃”按钮就安在床头，只要老人一按铃，邻居李英和其他邻居就会过来，陪他们说话，帮他们干点事。居委会的同志也常到这里来，帮助老人收拾卫生、买粮买菜。老人说：“我们觉得是生活在邻里之间的爱心里。”
中山区在各社区倡导的“爱心门铃”，目前安在300多户孤寡老人、身边无子女老人家，在社区的组织安排下，一些居民自愿与有困难的老人结成“对子”，及时帮助他们。“爱心门铃”促成了社区邻里互相帮助、尊老敬老的风气。有的居民说，自从搬进大楼之后，邻里之间往往互不认识、互不理睬，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了。现在开展“爱心门铃”活动，唤回了邻里间互助的好风尚。辽宁大连市中山区区委 张美林
牟敏
第7版(读者来信)
专栏：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推进农村工作创新证文
倾听群众呼声 解决群众困难
河北行唐县龙兴庄村党支部书记 杨润月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如何做实践“三个代表”的排头兵，我感到应从具体工作做起，把群众最盼、最缺、最急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来办。
我村有一个自然村叫山店，干旱缺水，原计划等上级拨来资金再引水。正月初六串门时，我发现村中唯一的一眼大口井快要见底，全村人畜、生产面临断水的困境。情急之下，我卖掉家中的一头牛得款7800元，每名村干部又集资500元，建水塔、埋管道，紧张施工一个月，引来自来水。水引到村中那天，井水全部干涸，村民来不及往家里接自来水，就到自来水出口处去拉水。他们捧着水高兴地说：“如果按原先打算引水，用水到几里外去拉，那个苦劲想都不敢想。村干部为群众想得真周到。”我由于没钱再买牛，只好到信用社贷款。我由此感到，村干部对群众的承诺不能实现，肯定有许多原因，但如果一味强调困难而不去践诺，不愿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损失一点个人利益，干部的形象就会受损。如果拿群众的事当自家的事去办，许多看似办不到的事都能办到。
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最根本的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我村是一个干旱、贫穷的山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是干部群众朝思暮想的事情。1999年，省委统战部到我村扶贫，当时统战部领导通过深入调研后提出：以农养民，以畜富民，以山强民。思路符合我们村里的实际，我们多方筹措资金，打深井两眼，上两套喷灌设备，省时省力，什么地形都能浇到，从靠天种地到人均水浇地一亩以上，村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富，搞畜牧”，在脱贫致富路上，我们带领村民大做“牛”文章。一头奶牛1万多元，不少村民想养牛却难以起步。村干部多次找信用社，用全部家产担保帮他们贷款，村里奶牛数量迅速增多。致富路上决不落下一户，走共同致富道路是共产党员的职责。贫困户赵庆华有2万多元外债，一般群众不敢为他担保贷款买牛，急得他团团转。党员高合扔不顾家属阻拦，主动为其担保贷款1万元。赵庆华买了三头牛犊，一年后就卖了3万元，不仅还清了外债，还走到脱贫致富的前列。当别人问高合扔：万一赵庆华还不起钱怎么办时，他只憨厚地笑了笑说：“谁叫咱是共产党员。”支部在党员中开展“群众致富，党员有责”活动，大部分党员主动为贫困户担保贷款，教育群众及时还贷，我村的信用等级也提高了。村里注重社会化服务，配种、繁殖、挤奶、防疫一条龙，建立奶站，修建了现代化挤奶场地和养殖小区，形成一个产业链，现在全村2／3的经济来源于畜牧业。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农村党员干部更要与时俱进，比群众要站得高，看得远，引导和带领群众顺应市场经济的大潮。我村养牛业经历了从干部试养到群众跟着养、从少养到多养、从散养到规模养、从村内养到村外养、从低层次养到高层次养的发展过程，每一个环节，村干部都做好宣传发动、典型引导、帮助扶持，用先进的生产力指导群众生产。建养殖小区时，村里计划每户补贴一些钱，别的村是补贴建牛棚，我村群众也有这个要求。村干部认为，饲料青贮和种植优质牧草意义大，但大部分群众没有完全认识到，不愿投资，制约了奶牛上档次。村支部顶着压力，把钱用在设计科学化青贮池、引进优质饲草种子上，结果比补贴低档次牛棚上的效益高得多。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我村的农作物种植也走上良性循环轨道，村民全部施用农家肥，降低成本，减少污染，使绿色产品“龙兴贡米”在本地小有名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什么事等群众有了意见才解决，这对于成天和群众打交道的村干部来说是失职。“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刚结束，我村就建立了每月“四日制”，即走访农户日、共商村务日、干部接待日、群众问题日，及时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困难，密切干群关系。在最近一个共商村务日上，一位老党员提出村东泄洪道被挤占，雨季若水流不畅就会冲毁小桥，造成经济损失，大片土地也无法耕种，要做好防范。我们察看后，觉得很在理，立即组织人力清理泄洪道。几天后下了几场暴雨，因及时防范，小桥没有受损，群众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