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评论)
专栏：文论天地
“圣地”的缅想和“乡土”的重建
——近年农村小说创作的观察与思考
张学昕
回望新文学农村小说的历史，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等一代开创乡土文学的“启蒙叙述”，到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的“民间叙述”“田园牧歌式”写作，直到五六十年代柳青、梁斌等对时代的“宏大叙事”，以及80年代农村变革小说，毫不夸张地说，农村小说创作始终是文学表现时代生活的“圣地”和“宝库”，它常常引领时代文学的“风骚”，成为不同时期小说创作中的主流。《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三里湾》、《登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奂生上城》、《古船》、《乡场上》、《厚土》、《浮躁》、《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这些可以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经典之作，让我们深刻地感到了文学的力量，读者在对这些当代经典文学的阅读中，不仅体味到小说艺术的无穷魅力，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时代精神力量。
我们在缅想农村小说这块圣地辉煌的同时，也对当下农村小说创作怀有深深的忧虑。最为明显的现象是，90年代以来，农村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均呈急剧下滑的趋势，作品中能站得住的人物形象屈指可数，难成群像，小说文体所表现的现实生活世界缺乏哲理性的文化内在力量，也难以给人以进取的力量。表现亿万生存在广袤乡村空间人民生活的农村小说从昔日的豪迈走向了冷寂和萧疏。
是谁疏远了农村小说创作？是谁背弃了“乡村情感”？仔细梳理和思考农村小说，探究其遭到冷落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时代、社会的原因。无论是50年代初还是80年代初，农村问题、农村变革都是全社会人们关注的焦点。农民的命运和荣辱就是农村社会乃至全民族兴衰的标志。作家表现农村生活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文学创造出了激动人心的氛围。而90年代初，社会发展的重心已转移到城市，城市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作家中的大多数青睐城市文化，对现代意识的向往，使他们纷纷去探索、表现城市的或文明或灰色空间。二是作家和文学自身发展的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市场经济大潮以及外来文化的涌入，人文精神、人文理想的迷失与寻找，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的进一步开放，使整个社会渐生心浮气躁的心态。作家自然也难以免俗地带着浮躁的心态，更多地走向城市，迷恋对城市的表达。即使那些曾擅写农村小说的作家也很少有人像当年柳青、赵树理、路遥那样扎根生活，或站在时代的高度，评判、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发展、变化、陋习、矛盾等错综复杂的现实状况；或是真切地表达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其进行伦理的、人性的审视。更多的作家恐怕是患了“生活贫血症”，在众声喧哗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世界中，很难平静下来，很难从容地面对生活，给自己做恰当的定位。另外，曾经被成功地运用以表现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90年代没有得到更好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制约着作家创造出农村小说的精品。三是文学批评的因素。文学批评偏重对“城市文学”、“女性文学”、“大众文化”的倾情，而将农村创作视为“丑小鸭”，对其少有建设性的引导或倡导，对于像农村小说、乡土文学这样在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几经变幻，又存在微妙变化的深隐的形式，我们的批评大多是采取规避的态度，更难做出正面的倡导、反思或前瞻。
客观地讲，尽管当代文学在世纪末的发展中面临许多新的课题，但仍有许多作家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探索，做着真诚的乡村坚守。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时代，传统乡土小说的人文关怀并未有丝毫削弱，相反，在现实的、精神家园的叙述中体现出了作家更多的主体介入和情感担当。因此，近年农村小说也就呈现出较为开阔的多元的精神走向，虽然鲜有“重拳”出击且尚难形成声势，但毕竟作家仍试图摆脱心态上的浮躁，竭力走出文学审美表达的误区。或直面农村社会现实人生、社会矛盾，对生活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表现农村世界的繁复和惊世骇俗，在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继续寻求创新；或以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文学理想，强化小说文体意识和功能，使小说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方式整合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秩序、结构，使小说生发为人的生存本相的形而上概括。总的说，这些努力都是试图实现对当代农村小说创作的“新乡土文学”的重建。
作家侯钰鑫颇具艺术匠心也更见人物塑造功力、坚实而充满激情的现实主义长篇《好爹好娘》，描写的是八九十年代太行山区的农村生活全貌，围绕经济发展中实际存在的各种矛盾，展现这一历史时期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创造精神、人格和个性迥异的人物，凸现党、政府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历史主题。小说敢于触及当前生活最尖锐、最敏感、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以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了作家的政治理想和审美理想。近年还有作品从“家族视角”切入乡村政治，表现家族式畸形政治策略对社会发展的强烈干涉，以及家族观念在社会层面所表现出的远离当代特定道德规范的世俗化、人格化形态，其如何制约社会历史、农村发展现代化进程。很明显，这类小说是想通过家族史中人性的沉浮、世俗的政治演绎对历史、现实进行文化批判，使近年小说写作尤其农村、乡土题材中已渐趋消隐的现实批判精神，反讽和审视的叙事姿态开始重新回到小说创作中。
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近期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中欣喜地看到，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刘玉栋的《芝麻开门》和《火化》，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陈继明的《青铜》中，呈现出了农村小说创作新的走势和新的景象。他们的创作姿态表现出对生活的审美价值理想更为开阔的视野，在表现当代农村社会的深层变迁、文化观念、经济环境与人物内在精神裂变时，显得更加从容，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这些小说在对当代弱势群体的生存现实进行艺术表达时，没有过多地做“变形”或“夸张”、“隐喻”性处理，叙述得平和、平易、平实，既不张扬，也不虚无和感伤。这些年轻作家采取的是更清楚更明智也更现代的写作方式；对自己由于“近距离”审视而不能深入理解的“生活原生态”，他们选择“呈示”，而对能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理想把握的民族生活，他们则勇于书写出自己的情感担当和“本土化体验”。
无疑，这些作家的“坚守”与追求算是在当下多声部的小说写作中使人感奋、惊异的几声“绝响”，必然丰厚农村小说创作的乡土文学内涵。
农村小说在时代的挑战下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复兴”，我们有必要在新世纪重新续写曾历百年沧桑的乡土文学的辉煌。珍视当代农村这块广阔的生活领地，关注随时代的发展现代人所具有的多样化的乡土情结、乡土意识、乡村情感，不断拓展和深化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内涵和层面，进一步发展农村小说的精神向度，这是时代的命题。只有真正认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作家，才能写出揭示当代深层文化结构的作品，才能表现出一个民族心灵的历史。关键在于，小说创作要贴近人民、贴近时代生活，走现代化、民族化结合的道路，对现实进行审美的诗性表达，创造出充满激情和张力及富有故事魅力、结构力量的厚重的阅读文体，塑造出能立得起站得住的文学形象，在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在“精英表达”与“大众文化”之间，做出我们合理的正确的选择，写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佳作，让乡村的土壤再次透射出民族振兴的精神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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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推荐
直面现实的胆识与难度
——读长篇小说《省委书记》
周政保
陆天明新作《省委书记》（春风文艺出版社），是一部相当可读的、又不乏思考及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现实”的小说。就整体而言，小说的传达方式及洞察现时中国人生存处境的思路虽然旧了一点，但隐含其中的精神呼唤却是实在的、强劲的、富有相应的冲击力的。一部讴歌改革的长篇小说能写到如《省委书记》这般“好看耐读”，不下点儿功夫，或少有“卷入现实”的精神及主动参与时代变迁的气度，是难以赢得当下这种成功的——尤其是作者所倾注的激情，以及那种在创作上坚持的大众化与严肃性的结合，更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在纷乱中护卫自我的特点。尽管小说的写法之类所留下的传统旧痕多了一些。
我说的传统旧痕，主要是指小说的某些模式化倾向：从人物关系、特别是正反面角色的设置到以家庭群落为主轴线索的营构方式，直至那种从理性推断上认定为必然的“光线比例”的刻意安排。当然，还有小说描写中所透露与弥漫的、在当今国企改革进程中很时兴的“长子情结”……诸如此类，从中都可以感觉到一些在当下“改革小说”中常见套路的味道。这部被题名为《省委书记》的长篇，很能给读者留下满腔热忱讴歌“省委书记”的印象，而事实上也是小说的叙述目标之一，但同样可以认定为事实的是，表现国企改革的艰辛及前行可能，才是小说创作重要而直接的意图。小说的传达对象是K省老工业基地大山子——大山子是超大型国企，曾为中国的工业发展挑过大梁，其非凡的贡献及历史辉煌，也使大山子成为诞生“省委书记”的摇篮；大山子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经济的“长子”。可在今天，“长子”的处境可谓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挽救或通过扶助而重振大山子的雄风，也就成了小说主人公们的神圣使命。所谓“长子情结”，就是这样一种带点儿感情色彩的思维方式。然而，感情是感情，规则是规则；感情是替代不了规则的。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严酷的、必须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大变革时代，“长子情结”也许是值得我们作一番深入推敲的。
《省委书记》的“内容简介”称，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以省委书记贡开宸为代表的三代省委书记形象”，其实，小说中的“省委书记”只有一个，那就是贡开宸，而其他“省委书记”不是早已离退，就是还在孕育之中：小说的结尾交代说，大难不死的马扬当选为K省的“省委书记”，但这只能是另一部小说的描写内容了。马扬是何许人？他就是大山子的领导者与改革者。虽说《省委书记》满腔热忱地歌颂了省委书记贡开宸的勤政廉洁与忠于职守的崇高品格，但就整体阅读印象而言，让人难忘、也让人回味再三的人物，还不是“省委书记”，而是置身于改革前沿的马扬。《省委书记》是一部写改革的小说，而这部小说所企图传达的改革的艰难及不得不承受的各式各样的阵痛，以及改革者必须具备的开拓精神与忠于信仰的人格力量，大都是经由马扬的个性刻画而获得实现的。但无论怎样说，《省委书记》之所以“好看耐读”，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因了人物个性刻画不回避现实矛盾或人物命运走向很能牵动人心的缘故，尤其是马扬、贡开宸们所经受的风风雨雨及沉重压力，很实在地能让人感觉到改革征程的泥泞与风险，以及那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挑战——这里所说的挑战，当然不止于单纯的产业结构或管理体制的重新设定，说到底还是来自人本身，譬如制造大山子“黑洞”的那些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内部的诸如K省省委副书记宋海峰之类的那些人，而这部小说值得举荐的长处，也正是在于作者把改革中的冲突、艰险、忧患，乃至严酷的境遇摆到了读者的面前。小说所显示的胆识，应该说是很值得称道的。而且，所谓大山子作为中国工业的“长子”，其改革仍属于那种正在发生中的“现实”，这就更添增了《省委书记》的创作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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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点评
先进文化与现代人格建设
胡良桂
从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功能上说，它必须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一致性，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一致性，历史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寻美、求真和崇善的一致性，才能确保文学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及价值取向。中国的现代化只处于起步阶段，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加速了实现物质现代化的步伐，但作为现代化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仍有很大差距。从文学艺术所塑造的文学人格形象看，“媚俗”、“媚钱”的倾向，失掉了可贵的人文关怀，丧失了关注和表现当前现实的热情，或是转向遥远历史或是有意地模糊历史时间，醉心于琐碎家事、豪门恩怨、妻妾争宠、秽行丑闻；或以调侃油滑，冷漠无情，写性成风，观淫成癖的方式咀嚼颓唐和无聊。对理想与崇高的消解已经达到这种地步，要想使文学发挥塑造人、培养人、引导人的作用，简直是缘木求鱼。所以，要塑造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人格，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撑点，重新阐释文学的意义、价值与人的生存发展、人文精神的关系。
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同时又塑造了人。用先进文化培养现代人格，主要是对现代人的审美意识的培养。审美意识即一定的审美心理结构。它包括人的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情感等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现代人格的重要内涵，直接表现出一个人、一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而审美教育则是实现精神文明的中介和桥梁。文艺培育现代人格是指文艺教育作为美育的一部分在培养现代人格方面所担负起的独特功能。优秀的文艺作品塑造出生动的艺术形象，鞭挞丑恶、颂扬美善，正是为了促进文艺人文精神化，关心人的生存价值，提升人的思想品格与理想追求。因而可以培养人的高尚审美趣味，帮助人们提高识别美丑善恶的能力，从而趋善避恶、崇美厌丑。
现代人格建设还应注重人格品质时代的先锋性与品格的崇高性。
所谓时代的先锋性，就是体现和代表先进文化和实践理性的主体，始终是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时代前沿的精神主流。我们知道，文学的创作主体、创作对象和服务对象实际上都是从事创造的历史活动的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创作主体具备了先进的文化思想素质，才能从创作对象身上，发现和展示他们所体现和代表的先进的文化思想素质，从而影响服务对象，培养其先进的思想文化素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必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一定伴随着文化的复兴。新时代呼唤、感召和期待着塑造千千万万具有先进文化素质，能够掌握科学理论和显示出实践能力的“新人”，并内化为与肩负现代化历史使命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格。
品格的崇高性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它是超越功利的。惟有超越功利的人格，才能面对各种艰难困苦，凭着道德的自觉，无私无畏地履行自己的信仰，从孔子赞美颜回的安贫乐道到孟子高扬的“充实之谓美”，再到宋明理学家倡举的“天地良心”，不管其政治背景如何，在论述道德与人格关系时，都始终以超越功利作为道德的核心和人格的基础。先进文化人格建设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因此，他们的人格才是最高尚、最完美、至诚无欺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认为道德的本体是超验的，是一种无上的命令，这种超验的道德也是人格伟大的本原，“位我上者灿烂之星空，在我心中者神圣之道德律令”；孟子也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对善的追求只有达到了尽其性，也就是对道德的自我体认与自我超越，精神世界才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后的归宿，才有了人格的最终依托，从而产生浩然正气，培养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坚强的人格。这种道德修养由于进入了无我的境地，故能超越功利是非，变成了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所以，理想人格一旦具备了至诚无欺的道德之后，可以荡涤胸中偏私，精神得到升华，于是与那万古长存、生生不息的日月星辰、江河大地相感应，自我融入了那无穷的造化之中，人格境界已不分天人、物我，进入了至一的神圣境界，这种境界既是善的境界，也是美的自由境界。至诚、完美的人格，就是高尚人格的人生写照，也是人生智慧的最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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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模片创作的新探索
——谈影片《铁血柔情》
海波
电影《铁血柔情》讲述30岁的美丽金融学女博士鲁冰，在嫁给刑侦处长欧阳铁后，无论怎样努力，都始终不能为后者10岁的儿子欧阳晓所认同。在一起意外发生的毒枭为逃避抓捕而制造的劫持人质罪案现场，鲁冰为救包括欧阳晓在内的一批为罪犯劫持的小人质，毅然只身面对持枪罪犯。危险解除后，欧阳晓终于对她叫出了“妈妈”。
这是一个美丽后母与幼小继子经历艰难的曲折，终于在感情上互相认同对方的传统故事，也是一部刻画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的电影。而有趣的是，当鲁冰成为英雄的时候，她和欧阳晓之间久难解决的身份认同的危机，才获得圆满的解决。《铁血柔情》不仅有细腻感人的情感矛盾，也有紧张火爆的枪击追捕场面，是当下我们的电影在英雄片拍摄方面所作的一种新尝试。
时代需要英雄，电影塑造英雄也是时代的需要。电影中的英雄作为艺术形象，往往比现实中的英雄要面对更为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国家，就英雄片的创作而言，一方面大多数人仍相信电影中反映的是现实，要求电影中的英雄形象符合生活真实和生活逻辑。另一方面，由于观影是一种商业消费行为，加之外国娱乐大片对我国电影观众观影态度的潜在影响，人们越来越强调影视产品的娱乐性。而老实说，由于我们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制约的电影生产轨道，我们还没有摸索到一套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包括观众观影经验相适应的英雄片的商业电影运作技巧，而愈是这样，我们的创作者和观众，面对好莱坞英雄片的泛滥，就愈加吁求我们自己的英雄片。由此看来，传统的要求电影反映生活真实的电影观念与强调娱乐的观影消费需求之间，就越是形成一种迫切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对英雄片的创作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
《铁血柔情》的叙事较有特点。具体说就是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着意于描写普通人英雄形象。善于选择并围绕细腻的情感纠葛组织主干情节，同时注意维持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性矛盾与非常规矛盾，如刑侦破案紧张情节间的叙事张力，并适时插进能化解主体情感矛盾的突发事件。总之，使剧情达到情节多样性与事件丰富性的较好结合，从而给观众带来一种新的惊喜因素和观影期待。在《铁血柔情》中，这种叙事策略是这样起作用的。影片的叙事主线是鲁冰与欧阳晓的“认同”矛盾。与此同时，正处在破案紧要关头的欧阳铁难得回家，实际上是置身于这场关键性的危机之外。这更说明这部影片的中心矛盾是鲁冰与欧阳晓如何解决互相认同的问题。这是整部影片的情节动力和人物行为走向。应该说，无论是母子危机，还是欧阳晓及其伙伴与罪犯的斗争，两条情节线的每一步发展都相当紧张。应该说，《铁血柔情》的导演在整部电影的情节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张弛有度的节奏，情节的紧张性与对人物情感的细腻表现，均有较好的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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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乡小景（油画） 周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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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鉴赏
家族文化的理性审视
——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
何镇邦
读罢青年作家党益民的长篇小说《喧嚣荒塬》（作家出版社），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为作品所展示的莫氏家族近300年来仇杀的历史和半个世纪以来莫村所经历的种种灾难，以及这些历史和灾难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积淀感到沉重和压抑；一方面，又为这部小说在描述莫氏家族秘史时所表现出的神秘诡异的魔幻色彩而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和震撼。
《喧嚣荒塬》写的是关中平原北端接近陕北高原的荒塬上有一个叫莫村的地方，一个几百年来在这儿繁衍生息的血液里流淌着党项羌族因子的莫氏家族的生存历史。我们从作者精心描述的故事中，看到的是战乱、匪患、宗教械斗和自然灾害带给这个家族的灾难，还有莫氏家族的男女老幼在这些灾难中的不断挣扎与抗争，以至最后劫后余生谋划着家园的重建。
在莫氏家族数百年的历史中，莫村的一支同居住在桃花沟的另一个分支为了争夺那块表示家族正宗地位的金匾，连年发生家族间的械斗，结下了深仇大恨，无数无辜者在这种械斗中成了冤魂。作者把家族间的械斗同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家族秘史结合起来，把宗族械斗同那个时代的国共两党的斗争，还有抗日战争等方面描写结合起来，这样一来既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具有更加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对蕴含在这种家族仇恨和宗族械斗中的民族文化消极面的批判也更加深刻了。
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更重要的再现似在莫村族长莫鹏举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上。莫鹏举作为莫村莫氏家族的族长，他率领莫村的青壮年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家族间互相残杀的宗族械斗；他利用土匪中的一股石娃去对付桃花沟的另一股土匪老六，而在石娃失败后又设计诱杀了其残部；他霸占了老六的妻子香椿，迫使老六为了复仇而落草为匪……这一切，都从各个侧面表现了莫鹏举作为族长的淫威和狠毒。但是，作者不是简单地描写作为族长的莫鹏举人性恶的一面，还从各个侧面写出了莫鹏举比较复杂的性格，例如在大饥荒年月如何于河滩架起大锅，熬粥蒸馍舍饭赈济莫村的饥民，在巨匪白狼侵犯莫村时镇定自若地智退悍匪，他一次又一次地与莫村父老兄弟共临险境……在这些方面，又表现出作为族长的莫鹏举善良与智慧的一面。而最后，写他被本家兄弟和土匪老六残忍杀害，又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其性格悲剧的一面。
神秘诡异的魔幻色彩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鲜明的艺术特点，也是它的重要的艺术成就。太婆、傻子、金丝猴这三者成了小说三个各具象征意义的象征物，它们贯穿了全书始终，形成一种神秘诡异的魔幻色彩。从小说的总体艺术效果来看，这种带有魔幻色彩的象征的设置以及整部小说魔幻色彩的营构，同小说的内容与主题是协调的，且是相得益彰的。
小说的笔墨是粗犷、凝重的，作者虽然还年轻，但已形成了属于他的独特的叙述语调。这种叙述语调给人一种审美的震撼。但是从小说叙述艺术的角度来看，由于作者还缺乏对小说文体追求的自觉性，因此，叙述中内容过于密集，给读者留下的空间太小；加上出版前砍削中造成的伤痕使叙述中缺乏必要的过渡照应，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更高的艺术要求中审美的不满足。我相信，在作者不断努力的艺术实践中，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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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采风兖州行
鲁西南平原深处，有一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兖州。这里，是夏大禹时的九州之一，有4000余年的历史，历代均为郡、府治所，是有“九省通衢、齐鲁咽喉”之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儒家文化先哲孔子、孟子、曾子曾优游讲学于此，泗水河边，孔子留下了“逝者如斯夫”的千古喟叹；唐朝诗仙李白寓居兖州二十载，诗圣杜甫多次来兖省亲，双星相聚、诗文唱和，在文学史上留下千古佳话；建于隋朝的兴隆塔名闻中外，不仅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且也成为一个象征，见证着“文人荟萃之地、诗歌传唱之乡”兖州的历史沿革、沧桑巨变。改革开放特别是撤县建市10年来，兖州的工农业和城镇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随着经济的发展，珍视历史馈赠给后代的丰厚文化资源和无形资产，扩大兖州的知名度，为兖州的持续发展注入动力成为兖州人的自觉。近日，《人民文学》组织的作家采风团应邀赴兖，这些知名作家将从各个角度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兖州，从文化角度切入对兖州进行重新审视和梳理，为兖州今后的发展尤其是历史文化文物的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新的参照，为树立兖州的文化品牌，让世人认识兖州、热爱兖州发挥积极的作用。（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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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音乐欣赏手册》出版
由陆文虎、李星、沉石主编的大型工具书《战士音乐欣赏手册》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队音乐文化发展的历程，记录军旅音乐工作者的辛勤耕耘，是我军75年来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军旅音乐大型工具书。全书分赏析歌曲、乐曲、歌剧、舞剧、部队音乐家介绍、外国优秀军事题材音乐作品等，还涉及音乐基础理论和业余军乐队、民乐队、电声乐队相关的训练知识。（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