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荷香远 淀水清
——悼孙犁
滕云
在天津总医院住院快四年的孙犁，7月4日病危，抢救无效，于11日晨辞世。
孙犁1913年出生，今年虚岁九十。上月22日，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几十名研究者，刚刚在白洋淀边的安新县召开了孙犁研究会年会，大家乘船进淀，体味孙犁笔下经典化了的淀里绿苇淀上红荷；次日趋安平县子文镇孙遥城村，时疏时密的雨帘中，我们踏着收割后的麦田和泥泞的村路，瞻望生养了孙犁的这座小村庄。在安新，在安平，我们都与县领导和乡亲们相约，明年共庆孙犁九十大寿时再见。
想不到十来天后，我们给孙犁乡亲们通报的，竟是噩耗。
孙犁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8年秉笔从戎投身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短篇小说名作《荷花淀》，新中国成立后发表长篇小说名作《风云初记》、中篇小说名作《铁木前传》，以及《白洋淀纪事》等多种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集。他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绘出了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他从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后成为新中国的一位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并被认作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创立者。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孙犁已是古稀老人，文思郁勃犹胜少时，深蕴厚积的创作力以令人惊叹的旺势持续喷薄而出。《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远道集》……十种散文集如鱼之翔如鸢之翱联翩行世。七十余岁到八十多岁，孙犁几乎年出一集乃至一年两册。较之前期创作，更见思想湛深、文体新创、风格茕卓、文学语言炉火纯青。他创造了今时无偶、征之于史也属罕见的“衰年变法”奇迹，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书写了当代文学的一页辉煌。
人们称颂孙犁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毕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热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他始终不渝遵循党的文艺方针，以自己的方式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和高洁的文品、人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作家同行和广大读者的尊敬和爱戴。
孙犁1995年出版了最后一本作品集，然后毅然悄然束笔。他以“曲终”为此集命名。孙犁的“曲终”让读者惋叹，因为从此大音希声。也让读者动容，因为走过七十多年文学生命长旅的老人太疲累了。更让读者景仰，因为他是不愿辜负文学而告别文学的，他的告别如此澹定坦然。
在孙犁子嗣家祭的灵堂前，悬挂着两幅四米白布长联，那是我不计工拙，为天津日报文艺部同仁拟撰并墨书的一副挽联：“山风昔曾吹淀水，一片丹霞，一派蒹葭，挹取清芬怀远者；海雾今已锁砚池，一代文宗，一缕哲踪，留得典型惠后人。”上联缅怀孙犁在冀中和晋察冀边区烽火岁月的青春遗响，下联纪孙犁后期文学业绩，寄寓晚辈哀思。另一副是我为天津市孙犁研究会撰写的挽联：“朝华开战地，荷淀竖旌旗，风云三辑思远道；晚露落津门，芸斋存铁木，澹定十种证曲终。”联中隐括孙犁几部代表作以及孙犁文学人生。
孙犁辞世之晨，天津本来连日曝暑亢旱，并无雨象，却忽然阵雨掩至，天若有情，有媒体更喻为几百里外白洋淀闻噩耗而泣下。讣文订15日出殡，那天凌晨，白洋淀的乡亲父老，倒真是如当年雁翎队驾船行动了，但这次是到荷花淀上，摘取最清新的荷花，最无瑕的荷叶，为冀中人民的儿子孙犁送行。荷取四十五朵，寓涵孙犁成名作《荷花淀》在1945年发表。载荷汽车从白洋淀向天津北仓殡仪馆急驰。于是殡仪馆仙逸厅灵堂上，清气馥馥，一派荷香氤氲。灵床周围，带露红荷簇拥，滚着白洋淀水珠的翠碧荷叶交叠环布，含苞菡萏亭亭，满籽莲蓬青青，装点出百里荷淀风景。孙犁静卧的灵床，就像浮在淀中的一支灵槎。孙犁生前以淀水作墨，以荷箭为笔，向时代抒唱，向人民抒唱。他做人作文，是以红荷为韵，以青莲为骨的。孙犁文学香远益清。现在他安详酣睡了，他应当这样安息，因为他回到了故乡大地和人民乡亲怀抱中间。
灵堂外面，烈日下有数千群众、他的读者，等候向他道别，送他远行。当他们依次进入灵堂，走到孙犁灵床前，许多人流泪哽咽。对于一个真诚地为人民写作过的作家，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抗洪中的民意
张雨生
7月初到寿县。这里是著名的古战场。公元383年，秦晋淝水之战，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降过几场暴雨，淮河水位猛涨。寿县紧临淮河与淝河的交汇处，地势低洼，进入雨季后，经常外洪内涝。县城的城墙保护得相当完好，不仅用于备战，还用于挡水。东北两面的城墙，就是河沿上的干堤。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县里正组织群众防汛。此时此地，唯此唯大。
我在寿县跑了两天，议论的几乎都是抗洪。多次听到当地群众对一位女县长的怀念。在一次抗洪斗争中，这位女县长把她的形象树立在这片土地上，深深地刻进了父老乡亲的记忆中。
当天中午，去看县城的东门，它面对淝水，浪头拍打到了城门口。城墙上划有一条醒目的红线，标明为1991年大洪水的水位。我踮起脚，举着手，还够不着，此线离地面有两米多。河边有几位捕鱼人，停下活计，围过来同我闲聊。聊到抗洪的事，就都谈起了那位女县长。说他们多年没看到过这样的县长：暴雨中，整天湿淋淋的，卷着裤腿，赤着双脚，与民工们一样，日夜坚守在大堤上。还说中央领导人来寿县察看水情，让她去汇报，她就光着脚去了。见了中央领导人，这位坚强的女性再也忍不住，眼泪潸潸。
第二天到了城西。这里原是县里的农场，位于县城的下游。当时洪水对县城形成了严重威胁，有人主张炸开河堤，用农场蓄洪，以减轻县城的压力。女县长心痛她的农场，心痛农场的父老，凭着自己日夜守堤的经验，觉得还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刻。她力主将炸堤方案放一放。终于，寿县人民保住了县城，也保住了农场。这件事，是我在这里听到的。我同样没有采访要求，群众还是滔滔不绝地讲。旧事重提，同样让人感动。
寿县是人口大县，有一百多万，县城里的居民就有十多万。决策稍有闪失，堤防崩溃，这责任谁担当得起？几米高的水头猛地冲进城里，后果不堪设想。倘若真的那样，作为一县之长，她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可想而知，此时她承受的心理压力是超负荷的。一位中年人提到这件事，动情地说：“那时刻，她没有私念，不为个人着想，心里真正装着全县人民。”
常有人说，干部心里要装着群众。在寿县，我清楚地看到了另一面，群众心里也装着干部。其实，这两个“装着”是统一的，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有了前一个“装着”，才会有后一个“装着”。
描述干部腐化，曾编出这样与那样的民谣，说干部都是坏的。寿县也一样，这类民谣也曾广泛流布。但在抗洪斗争中，群众看法变了。我故意念了一首说干部是坏人的民谣，问他们现在怎么看。他们都笑了，说：“那是平日里说气话，算不了数。”当然，也不必对这些民谣去较真，去追究它们的准确性、科学性。那是民间的口头创作。会听的，能从中听出民意，捉摸到民心。不会听的，才揪着它说三道四。
关键时刻，是真正为群众的时刻，也是考验干部的时刻。这个时刻，群众更需要干部起带头作用，千万双眼睛比平时更集中更迫切地盯到他们身上。急难险重之中，顶住了，过硬了，为人民立了功，在群众中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平时，群众对他有意见，有怨言，这个时候也就不去说了。在寿县，每经历一次抗洪斗争，干群关系都得到改善。看来，天灾有两重性，降灾是坏事，带领群众战胜它，又会变成好事。
听寿县群众讲述他们女县长的抗洪故事，似乎还有点演义色彩。这不难理解。民意民情的表达，往往就带有某种演义性，寿县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只要不是写新闻，写历史，作为传闻，乃至作为口头文学，出现在民间，这样也未尝不可。证之古代先贤，史书的记述与民间的传说，就多有这类不同之处。
一种人格，一种精神，一种业绩，不靠权力施威，不靠佞人做秀，能在群众中传颂，甚至能演义性地传颂，还有比这更高的褒奖吗？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孙犁先生，走好……
苏斌
孙犁走了。
7月12日上午8点钟我一上班，拿起桌上的报纸来读，看到11日“孙犁病逝”的消息，一时间竟呆在了那里。这是真的吗？孙犁走了？我虽然只是他作品的一个普通的读者……
我是读着孙犁的作品长大的。先是少年时读过他的《荷花淀》和《白洋淀》，及长，高中毕业后下乡，在农村生活了两年。两年的时间里，说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实际生活是与农村、农民格格不入。还好，有孙犁的《铁木前传》作伴，才使这百无聊赖的日子有了些生气和趣味。实际上，我是从孙犁的作品中才逐步理解了农村和农民的。基于此，也才渐渐融入了农村的生活——可以与农民一样下地时路过菜园，顺手摘个茄子、拔棵葱来就着大嚼特嚼，感觉清香溢口，美不胜收；可以在冬天的晴日下，偎进麦秸垛里晒太阳……《铁木前传》传达给我的温馨、祥和、幸福的感觉至今难忘。
是的，孙犁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一样，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他的作品却能直入人的内心，浸润人的心灵。由于喜爱孙犁的作品，也就喜爱孙犁这个人。于是，就想方设法想得到他的任何信息。搜集孙犁的作品，一直是我读书的目标之一。每有孙犁作品出版，我必购之于手中。孙犁早期的作品难觅，《铁木前传》、《风云初记》我是借读别人的老版本，至今不见有新的版本印行。文学短论我是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零星读到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文学爱好者询之于孙犁关于创作事，孙犁说：有些事在你还没有经历以前，无论如何跟你说，你都是难以理解的，可是，当你经历了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文革”后孙犁的创作以散文、随笔、小品文为主，1982年其结集《晚华集》出版，我购后爱不释手。此后几乎是每年购到一本新集，可见孙犁先生晚年创作之丰，直到1999年的《曲终集》出版，我已陆续购到8本，可是《曲终集》后记中孙犁先生写道“预定生前再写十本小书”。经查我是漏购了《无为集》和《如云集》。在我遍寻不着的情况下，我决定给孙犁先生写封信，想必他有存书，以我从读他的作品中想见他的为人，说不定还会签了名寄来的。信写好后，我又踌躇了。先是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后又想孙犁先生此时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想见他的人又多，自己乃一无名小卒，又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怎好再去添乱。如此，信终于没有发出去。不久，我在整理一堆旧报纸中无意中发现了孙犁发表于《文汇报》“笔会”专栏的文章——《新居琐记》，其下有三个小标题，分别为《锁门》、《民工》、《装修》，从文中可见孙犁先生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同时，我又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访问记，说是孙犁先生自1992年的5月偶感风寒，引起老年病，迄今（1995年）卧床疗养已三年多，未再执笔为文，也不再接见来访者。我为我的没有贸然去信打扰孙犁先生感到些许安慰。
近几年里，我还陆续购入了《孙犁书话》、《孙犁书衣文录》等。但可惜的是1993年我在郑州一家书店看到印刷精美绝伦、装饰富丽堂皇的《孙犁文集》，却因为出差在外，所带钱少，未能购进，至今懊悔不已。现在孙犁先生去了，我好像忽然失去了某种依托，从而对他这个人，对他的作品的亲近、钟爱程度尤进一步。我决心今后尽一切可能将孙犁先生的作品购齐，以时常学习赏析。先生的作品，其人生的况味，思想的深刻常教我沉静下来，感觉里是于平淡中见真情，简远中见深刻，甚至于澹定中见进取。
孙犁先生走了，在这个暑热难耐的炎夏，但他的作品永在，他的思想永在！
孙犁先生，一路走好……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地
萧乾和他的翻译
文洁若
1990年8月，译林出版社的李景端社长上门来约我和萧乾合译《尤利西斯》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下来。萧乾却迟迟疑疑，因为他晓得此书的难度，怕把年过八旬的自己拖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与李从弼合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把他害苦了。一部七十万字的译稿，足足重译了五年方完成。
《尤利西斯》的翻译就顺当多了。自1953年以来，我们相互校改译稿，已合作了将近四十年。尽管《尤利西斯》的难度比《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大，从动手翻译到出书，前后只用了四年三个月。1992年，当萧乾确信我们的译本能保证译文质量又不至于把他拖垮时，才终于在合同上作为合译者而签了名。
那么，我为什么要拉着老伴儿合译此书呢？无非是为了消除我对他的一种负疚感。1966年8月23日抄家时，红卫兵没注意到小西屋，只抄了五间南屋。摆在小西屋里的萧乾那五公斤重的卡片、创作、札记、书信，统统安然无恙。倘若我机智一些，主动把这批东西送到出版社，反而能把它们保存下来。事实上，街道上抄家后，通知了出版社，出版社派人取走了两箱子东西，几年后原封不动地发还给我们了。但是当时，我连想都没想到这一点。这期间，姐姐被打得神经错乱，把那批珍贵资料付之一炬。1979年萧乾重新拿起笔后，马不停蹄地写。然而，钱钟书在《〈围城〉重印前记》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萧乾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法学博士》，确实没有了早年的神光韵彩。
创作方面，我帮不上他忙。翻译方面，我可以把基础打好，他再用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凡是帮我们抄译稿的朋友和我弟弟、弟媳，以及最后看了全部译稿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均交口称赞萧乾校改润色得好。
《尤利西斯》的翻译，多少减轻了文革期间那无可挽回之损失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他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半个世纪前的导师乔治·瑞兰兹。1942年，萧乾辞去东方文学院教职，在爱·摩·福斯特和亚瑟·魏理的推荐下，去剑桥大学王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研究的课题是英国意识流小说。1944年，《大公报》的老板胡霖到剑桥来动员萧乾放弃学位，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伦敦办事处主任，到欧洲战场去显显记者的身手。萧乾被说服，中断了硕士研究生涯，可以说是功亏一篑。1984年，我陪萧乾到剑桥去拜访瑞兰兹。他听说萧乾在文革中的损失后，扼腕叹息，替自己当年的高足表示惋惜。
因此，瑞兰兹得悉我们二人在合译《尤利西斯》，就格外高兴。他在回信中深情地写道：“我亲爱的乾……你们在翻译《尤利西斯》，使我大为吃惊，钦佩得话都说不出来。多大的挑战！衷心祝愿你们取得全面的成功。”1995年1月16日，瑞兰兹收到我们签名题赠的译本后，又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你们的《尤利西斯》准是本世纪翻译中最出众的业绩。何等的成就！”
我感到，萧乾在我的协助下，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尤利西斯》的翻译，给他画了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填补了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个空白。
瑞兰兹和萧乾先后于1998年12月、1999年2月驾鹤西去。我为“永远的《尤利西斯》”继续忙个不停。1999年，与台北时报出版公司签订的合同期满，由猫头鹰出版社出版了新版。今年，与译林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期满，由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最新修订本。这个新版本不仅在译文上做了较多的修订，而且为了便于大众读者阅读这部内容丰富的世界知名的“天书”，新版还在每章之前增加了导读，将过去的章节注释改为随文注释，增加了原作者詹姆斯·乔伊斯珍贵的生前照片，将原版本附录中的人物表重新编排，同时还附加了当时都柏林市的市区图和市郊图等。萧乾生前总把“文学翻译家”这个身份摆在“作家、记者”后面，然而他的译本销售量却比创作大得多。继续修订《尤利西斯》译文，是我晚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在我们同甘共苦的四十五载中，这是一座里程碑。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厦门风姿
黄秉荣
鹭岛敞开了庄严大门
向早晨灿烂的阳光开放
海风轻柔地荡漾碧波
白鹭欢飞护送渡轮直航
鳞次栉比的高楼竞展风采
将特区人的豪情写上云笺
阳台捧着鲜花迎向五洲
构建举世闻名的立体花园
鼓浪屿静如霏霏细雨
只有百鸟在千红万绿中絮语
疑是海中矗起一座彩色雕塑
又听琴曲交响在相思树枝头
白天进入花城
夜晚跃入龙宫
星月与霓虹灯在海中起舞
水下水上对映着两个厦门
人道厦门是一幅长卷
每个特区人都是画家
市花三角梅和白鹭洲草坪
谐调色彩
还有如洗的白云烘托碧空
又说厦门是一首抒情诗
每个建设者都是诗人
灵感是四季常绿的叶片
终生诗化集美大榕树的青藤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荔枝 （中国画） 鲁译元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古老的奏鸣
刘元举
在西欧街头，路面的石块幽暗而沉实，石块的表面已被岁月踩磨得光滑可鉴，然而外表的光滑却替代不了深层的执拗，你要是看到修路时，每挪动一块石头，便如同拔牙般格外费力，这些石块好像一枚深长的象牙，深深地嵌入了大地的骨缝中，因为紧密的排列而形成凝聚力，形成岁月的威严，而我们的路就太缺少尊严了！可以随意肢解，肆意动大手术，开膛破肚，以至于鲜血淋漓。我不知道这是路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其实，城市的尊严与路的尊严有关，与建筑的尊严有关，与城市老人的尊严更是息息相关的。只要你进入西欧那些沉淀着思想和岁月的城市，比如布鲁日，比如安特卫普，比如巴黎等，那些狭窄的石块街面，无论在炽热的阳光下还是在幽暗的灯光下，它们的表情变化都不大，它们不会因热烈而激烈，同时也不会为沉郁而忧伤，那是一种宠辱不惊的境界。
我曾在热烈的光线下注视过那些年迈的街石，也曾在幽深的夜晚阅读过那些年迈的建筑，我觉得他们的城市，因此而高深莫测，也因此而沉静无比。多么成熟的城市啊！
这种成熟还可以从老年人的步履中品味：你只要留心，便可以随时看到那些老人。他们无论行走还是站立，都是缄默不语。在横过马路时，他们会变成一块规范化的交通指示牌，许多车辆，便会遥远地为这块白发飘逸的指示牌而行注目礼的。他们的穿戴其实并不华贵，朴素有加，但绝对的规整，衣襟就是衣襟，下摆就是下摆，迈步时，那一切线条都显得格外舒畅而自如。他们对于极尽渲染夸张的广告或商品显得有些迟钝，还有些滞涩，对于年轻女郎们飘飘洒洒的姿态从眼前掠过也不会转动僵滞的脖子。
老人们喜欢以车代步，只是他们将车开得很慢，你在车辆如水的市区，只要看到有哪一辆车跑得很慢很没有激情，那这辆车一准就是位老年人开的。老年人开的车几乎都是很旧的车，有的车形挺古怪的，车体背部突起个大包，好像老人的苍老而无法抻直的脊梁。这种车的诞生日好像比他们的年龄还古老。我喜欢观看这种开着古老的车辆的古板的老人，不妨想象一下：石板路、建筑穹隆、很大弧度的旧车，车窗玻璃处一闪一闪的飘然白发……全都是古老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城市景观。简直可以写上一曲“古老奏鸣曲”。
在塞纳河畔、在教堂或宫殿前、在一些草坪小广场上，随处可以看到独坐的老人。喜欢怀旧是所有国度的老年人的共同特点，这是人类生命的共有属性，但我却觉得巴黎老年人的怀旧意识似乎更甚。因为他们所生活的城市有着比别的城市更丰富更沉实的矿藏，积淀得太多，可供怀旧的东西就太多。我没有走近任何一位老人，我怕打扰他们。我只是默默地观察着他们那缓慢而高贵的举止映衬着塞纳河更缓慢地流动；映衬着巴黎圣母院那神秘的轮廓沉入更深邃的光影中……
在不同的角度中，他们都是一个不变的存在方式，与高大繁琐的楼宇没有什么关系，与那些柱石：无论爱奥尼式还是陶立克式，都没有丝毫的呼应，却反倒显出了几多苍凉来，迭印在各种涡漩的纹饰中，于是，我就被深深地感动了。这种时候我就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样一座城市没有这些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而是清一色的艳女牛仔活跃街头，那么城市的容貌会如何呢？
一位弥散着知识与阅历的法国老人就是城市的一处古建筑，或者说就是一根柱石，一尊雕塑。我对此充满敬重感与陌生感。
孤独是老年人的特征，但孤傲却并不多见，我曾见过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坐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他坐得很工整，很端庄，一点不呆板，那身风衣也为他增色。所以，他坐在那里俨然一道风景。
风景是耐人寻味的……原来，老人与城市是互动的关系，他们相互影响着，相互感染着，相互体贴着，也相互抚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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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边关采风
边防哨卡“无名花”
李晓林 范青
在西陲边关走一走，看一看，边防官兵中发生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总是在脑海里魂牵梦绕，难以忘怀，有的甚至数年后，仍记忆犹新。
去年冬季，记者到寒风瑟瑟的帕米尔高原采访，在海拔三千多米的塔合曼边防连宿舍里，发现窗台上有一盆耀眼青翠的大叶绿花，它深深地吸引着我。由于长期在风雪高原走，对花草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好奇地走上前，想看个究竟。
“别动！”一名战士急忙说，声音略带愠怒。我们知道，高原边防由于地处荒凉，战士们特别渴盼春天，最喜欢养花，但又担心养不好或被人看上把花带走。我们转身一看，只见说话的是一名脸膛黝黑，嘴唇干裂且带血丝的战士，身高约有1.70米，听口音是甘肃人。
窘困中的我们笑着问道：“这是什么花？”
“无名花。”战士说。
“无名花？”初来乍到，看来战士们对我们还有些生疏。几天后，与战士们混熟了，才知道“无名花”的来历。
一次，战士们骑马巡逻，走到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发现一株草，如同韭菜宽的叶子，绿旺旺一束，任寒风肆虐，竟蓬勃健壮，生命力极强。于是，大伙儿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挖好，用皮大衣包住，骑着马抱回连队，栽在罐头盒内，放在有暖气的窗台上，百般呵护。因不知道它是什么花、什么草，战士们就起名“无名花”。
人有情花有意。半月后，它竟长得出奇的浓郁。执勤巡逻归来，官兵们都要看看那盆花，节假日总要把它拿到阳光柔和的地方，侍弄修剪一番，那花越长越旺，足有半尺多高，枝叶搭到窗台下边。
几天后，我们下山了，但心中仍还惦记着那盆挺拔向上，不畏严寒，生命力极强的“无名花”。
最近，我们再次登上高原时，急切地想再看看“无名花”。只见花已没有以前长势旺盛，叶子也有些枯黄。连长吕瑞林说：“一个月前，养花的战士患淋巴癌去世了。从此，这花也长得不太好。”顿时，我们心中一怔。
连长叹息道：“那战士表现不错，全连官兵都很痛惜。”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位战士的面容始终挥之不去。晚上，躺在连部难以入眠，信手翻看摆在桌上的连队要事日记，只见有一页这样写着：“白贵旺，甘肃榆中人，1月4日离开连队，1月15日病逝于医院。”
我们想，这可能便是那位养花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