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各民族都是祖国统一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有感
王天玺
民族问题是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大事，也是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之大事。
中国共产党坚持“三个代表”，对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作出的一个非凡贡献，就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缔造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在一个伟大、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中，把民族问题这件大事处理好了。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国家民委精心策划，组织专家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作为“干部读本”奉献给社会。该书集政策性、理论性、实践性、前瞻性、权威性、指导性于一身，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治与学术有机地统一起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很好的工作手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是一本令人心潮澎湃的书。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生命力之盛，凝聚力之强，举世罕见。一千年连着一千年，她都唱着团结的歌、统一的歌、创造的歌。无论自然界的灾祸，还是人世间的困苦，都阻挡不住她团结进步的脚步。
她的辽阔国土，几乎和整个欧洲一样大。从地球之巅，到东海宝岛，大江大河纵横其间，高地平原错综展布。田土肥沃，山川壮伟，物产丰富，真正是“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曾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有“本土论”和“西来说”之争。考古的确凿发现，使这些争论不辩自明。
在金沙江之滨，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境内，发现了170万年前的猿人化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多处出土了从猿人到智人不同进化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可以建立完整的人类进化序列。毫无疑问，长江、黄河滋润的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是中华各民族发育生长的共同家园。
当文明的曙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中华民族的祖先就踏上了建立统一国家之路。《春秋左传·正义》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可能是最早的民族大会。那时候，仅在河洛地带，就存在着成千上万个部落或民族。它们中间不断进行着分化聚合，却是合大于分。到商朝时，已减少为3000余国；到西周时，又减少为1700余国；春秋后期，只有十余国；到战国，仅七雄争霸。
秦国之君嬴政，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扫平六国，实行郡县制；下令车同轨、书同文，创造了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这比西方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早了200年。从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统一是大趋势，但也有分裂的逆流。各族人民都看清了，无论在任何年代，分裂即是战争和灾难，分裂即是民族衰亡和国家破败。因此，反对分裂，拥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一切搞分裂的人，都必定被永久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每次分裂逆流之后，必然是中华民族更盛大的统一。
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固然轰轰烈烈，但国家统一的深厚根基，却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劳动。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蛮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
我国的民族结构，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汉族占有巨大的优势，其众多人口不但集中于国家的重心地带，而且辐射散居于国之全境；第二，汉族内部融合了许多少数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之中也融进了相当多的汉族成分。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相互之间是割不断、分不开的。
这种有利于统一稳定的民族结构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
中华民族母体内分化融合的长过程，使汉族成为中华民族联合的自然核心和国家统一的主要推动者。尧舜是东夷之人，大禹和文王来自西羌，他们都成了汉族的祖先。春秋时期的秦、楚、吴、越等国，曾被齐、晋等华夏之邦视为边疆民族，到战国末期，就成了当时汉族的主体部分。
一些古代非常活跃的少数民族，后来融合于汉族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比如，建立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就是少数民族的后裔。唐太宗宣称他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爱之如一”，少数民族也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吐蕃首领松赞干布执子婿之礼。
统一当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伟业。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都为祖国统一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是这样前进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最先统一中原地区，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分别统一东北、蒙古、西北、青藏和西南地区。这种局部的统一逐渐走向整个中华大地的统一。实现大统一的，可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也可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很难设想，如果元朝不在13世纪把西藏、云南和台湾纳入行省，如果清朝不把明朝势力达不到的广大地区重新统一起来，固定下来，我国疆域会有现在这样大。
满族出身的康熙皇帝，就自然地自视为周武王、汉高祖的继承者。他写道：“卜世周垂史，开基汉启疆”。因为从秦汉到明清，从周武王、汉高祖到康熙帝，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都只是漫长的统一大道上的一段段插曲。
多民族统一国家拥有巨大的优越性。美国人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仅以重大创造发明来看，16世纪以前，全世界共有300项左右，中国就有175项，占一半以上。在中古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创造了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向全人类展示了连成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巨大能力和高超智慧。可以这样说，由于社会制度的先进和成熟，由于中华民族的合作和统一，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天平，长时间倾向东方。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波浪式的。当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被近代工业经济所打破的时候，1840年一场血与火的鸦片战争，把中华民族抛入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险。帝国主义把苦难和屈辱同时加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头上。向来为历史悠久和文化灿烂而自豪的中国各民族，不得不为共同的生存和解放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从此开始，中华民族历尽沧桑，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悲歌，一曲曲英勇抗争的壮歌。
在沿海和内地，以汉族人民为主进行了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起义和辛亥革命。
在沿海和边疆地区，以少数民族为主进行了保家卫国的壮烈斗争：1871年，日军入侵台湾，在坚守石门要隘的战斗中，高山族领袖石禄父子及部众全部英勇献身；1874年，滇西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将入侵的英国军队驱逐出国境；1878年，西北各族军民坚决彻底地消灭了阿古柏入侵集团；1895年，西南各族军民在中越边境给法国侵略军以毁灭性打击；1904年，西藏军民到处阻击英国侵略军，英军头目承认西藏人民的勇敢是“超等的”。
深重的危难会生发出巨大的生机。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各族人民有了革命的旗手，有了团结的核心，有了重新走向统一的领路人，民族民主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中国共产党宏大的战斗队伍中，不但集合了成千上万的汉族革命者，而且集合了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家。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邓恩铭，著名的红军将领关向应、罗炳辉，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等，都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战士。
湘鄂西、左右江流域、海南五指山、内蒙古大青山、东北长白山，都是各个革命时期重要的根据地。
当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难卜的危难关头，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援具有莫大的意义：在彝族人民的掩护下，红军奇迹般地飞越大渡河，跳出了重围；在藏族人民的支援下，红军通过了茫茫草地。
解放战争时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各族人民一齐奋起，彻底砸烂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枷锁，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团结起来的中华民族重新赢得了在世界上应有的尊严和地位。
看今日之环球，矛盾丛生，战乱纷起，其根由多与民族问题有关。反观我中华大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民乐业。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顺民心、合民意的，是完全正确的。能够制定正确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创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新社会的，只能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世纪交替的新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精神纽带无比坚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空前深厚。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迈向美好明天的坚定脚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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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学术的生命力
齐世荣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是继承。可以说，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在学术研究中，“平地起高楼”的事是没有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人类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在开始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时，总要先了解前人已经做过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心中有底，才不致走弯路，不致做“虚功”。所以，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不重视目录学的。清人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浮夸风，“创造”、“填补空白”的溢美之词到处飞。其实，有些人的工作只不过是“炒冷饭”，前人早就做过了；有些人的工作虽然有些新的内容，但却不提前人的业绩，好像他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真正有成就的学者从不抹杀先辈的开创之功。王国维关于甲骨文的研究，成绩远远超过孙诒让，但他仍然承认孙著《契文举例》的筚路蓝缕之功。学问之道，有如积薪，后来居上，应当感谢先贤，而不应傲视他们。
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陈寅恪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所以，严肃的学者在从事一项研究时，一旦发现同时代人对于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结果时，一般会立即中止自己的研究，不再做重复劳动，而对过去所花费的精力也不觉得可惜。
当前有一种只讲数量、不重质量的浮躁学风。有些人动辄就说自己已经发表了几十部著作，几百篇论文，以此自炫。其实，十篇平庸的文章抵不上一篇高质量的论文。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了一辈子，尚未完成，生前只出了第一卷，但这是不朽之作。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他要求的是精品，而不是“废品”。
总之，继承与创新是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古文字学家杨树达说：“余恒谓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人必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人必妄。”“庸”者只尊旧说，谨守师法而不敢自成一家，如何能使科学发展？“妄”者闭门造车，自命创新，实则杜撰，肯定也无科学价值。只有“先因后创”，才是治学所应遵循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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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谨治学 科学客观
——杨志玖教授与马可·波罗研究
李治安
前不久刚刚去世的杨志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严谨治学、科学客观，一直是杨志玖教授的学术风范。他60余年的学术研究，涉及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土地制度史、中外关系史等诸多领域，其中倾注心血最多和成绩最大的，当是马可·波罗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界一直未能在中国史书上发现有关马可·波罗来华的可靠记载。1941年，杨志玖教授依据《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所录《经世大典·站赤》的一段史料，发表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的论文，考证出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还订正马可·波罗离华时间是在1291年初，而不是西方人所说的1292年初。这一揭示迄今汉文记载中唯一可见的马可·波罗在华活动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很高评价。该文还被译为英文，刊于1944年英国亚洲皇家学会学报孟加拉版第四卷上，美国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945年9月第九卷一期发表了该论文的摘要。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英、美、法等国的著名学者的认证和肯定。由此，杨志玖教授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对马可·波罗来华的真实性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杨志玖教授与否定马可·波罗来华论展开第一回合论战和研究马可·波罗问题继续深入的时期。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发现其中一些矛盾和可疑之点，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该文认为，马可·波罗只到过北京，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来自道听途说。1982年，杨志玖教授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文，其中在《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一文中，他考订《游记》所记马可·波罗出使波斯、印度以及关于镇江、福州、苏州等城的描述，指出马可·波罗不仅到过中国北方，也到过中国南方。在《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又就过去引起争论的马可·波罗的语言文字能力、在华身份和相关汉籍史料等热点，作了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论述。
1982年4月14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克雷格·克鲁纳斯的《探险家的足迹》一文，全面否定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事实，还指责《马可·波罗游记》是主要采自波斯旅游手册的虚假报道。同年10月，杨志玖教授在《环球》杂志上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一文，反驳克鲁纳斯的说法。他指出，《游记》中没有提到茶和汉字，用波斯语称呼中国地名等缺憾，只能说明马可·波罗来华后仍然保持着本国的习俗文化，对汉文化所知甚少，不能因为在中国史书中没有见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及《游记》记述中的缺点错误而否定其来华的无可置疑的事实。1988年，杨志玖教授又撰写了《再论马可·波罗的真伪问题——剖析怀疑论者的论据和心态》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对“否定论”者的论点予以综合性辩驳。
20世纪90年代末，杨志玖教授与英国学者伍德的论战，最为精彩。1995年，伍德所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出版。该书集否定论之大成，社会反响较大。为了澄清是非和端正视听，杨志玖教授着手对伍德论著进行反驳。他首先撰写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一文（刊于《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1999年，杨志玖教授又出版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与伍德等开展新一轮论战。杨志玖教授的此文和此书算得上“肯定论”的集大成者，而且更注重从逻辑上找出对方论证的漏洞，从而使立论反驳在资料与思辨上都显示出其治学严谨、科学客观的素养。
翌年夏，杨志玖教授不顾年迈体弱，发起和主持了“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把伍德等请来天津，互相交流，推进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伍德不再公开宣扬以往“否定论”的证据，只是着重谈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问题。杨志玖教授以他精湛的研究，把马可·波罗来华问题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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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按“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史人物研究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综述
穆兆勇 赵勇民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近日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者就如何进一步搞好党史人物研究工作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指出，必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党史人物的研究。党史人物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思路应该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努力贯彻中央领导提出的党史工作要实现“三个服务”、“三个结合”的基本要求，全面加强党史人物研究会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组织建设，继续做好党史人物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力争把党史人物研究会办成党史人物资料征集、研究、宣传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与会者认为，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及研究会工作的基本要求应有三点：一是必须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发挥“资政育人”作用为根本任务，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的精神；二是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科学意识、转化意识和艺术意识，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党史人物的水平，努力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具有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学术深度和生动感人的人物名著和传记精品，把党史人物的多彩人生、崇高精神、优良作风和来自历史深处的经验教训化为党和人民继往开来的精神力量；三是以提高效率、保持活力为重点，加强研究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管理工作，保证党史人物研究各项任务的完成。
此次会议还修改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会长和副会长，聘请了名誉会长和顾问，决定了秘书长和《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编委会主编。在换届选举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当选为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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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天坛皇穹宇回音壁。 金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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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电子政务 政府先行
孙永胜 谢文
电子政务的发展正在成为当代信息化的重要领域之一。为了适应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加快电子政务的发展。实行电子政务，政府要先行。
所谓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构在其管理和服务职能中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行政机关的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制约，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重组优化，加强政府的有效管理，使各级政府的各项监管工作更加严密、有效，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而把各级政府建设成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政府信息化是社会信息化的基础，电子政务又被许多国家作为政府信息化的重要标志。
电子政务的发展，是与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相结合的。我国已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世贸规则中，仅涉及政府部门的条款就达170多条。政府是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明确服务的承担者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国际规则，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定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管理服务水平。
电子政务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能够大大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一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政府可以通过信息化管理，更快捷、更经济地处理各种政务，从而支持政府进行正确的决策，实施管理服务。二是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各种法规、工作程序等，可以改善政府与公民的交流方式，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同时，密切政民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并有利于杜绝政府工作中滋生腐败现象。三是直接促进政府的机构改革等各项改革。由于信息化技术的采用，行政程序将大大简化，政府体系将更为精干、敏捷。特别是加快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将有助于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同时，先进的科技设备和因此而带来的高效、便捷，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科学意识的培养。
电子政务建设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许多国家都已着手推行电子政务。我国的信息建设和电子政务也已经起步。我国政府把1999年定名为“政府上网年”。从1999年1月22日“政府上网工程”正式启动到2001年7月，我国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已经在互联网上建立政府网站5000多个。为了推动政府电子政务的发展，今后5年，我国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但是，总的来讲，我国“电子政务”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加强领导和科学规划，建构覆盖全国的“政务网”体系；加强信息资源的整合，精心管理各政府网站，扩大政府站点在互联网上的影响，避免重复建设而导致的人力、财力、资源的浪费；推进政府工作手段现代化的同时，培养一支高素质、懂技术的优秀、新型的公务员队伍；注意做好网络的安全防范工作，保证电子政务的高效、优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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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
董京泉在《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将社会科学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概括为四个“道”，即革命之道、治国之道、建设之道和修身之道，并为推进这四个“道”的创新发展列出一批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文章还在与自然科学的比较分析中阐述了社会科学四个方面的优势，并指出应建立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联盟。
（摘自6月4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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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审视》
刘泽民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审视》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四个部分，分别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特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矛盾，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以及分配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政治上层建筑（政府职能、计划调控、民主政治）及与思想上层建筑（道德、企业伦理、价值）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该书的主旨在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更好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增强投身经济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加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赵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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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撰的《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一书，已由时事出版社出版。该书详细分析了信息革命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全球信息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信息化环境下的“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和“国家主权”，信息经济学，“数字鸿沟”，全球信息网络“传播鸿沟”，网络恐怖主义，数字安全保障及其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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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编写的《新中国行政管理简史》（1949-2000年）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在掌握大量史实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行政管理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归纳了新中国行政管理的基本特点，探讨了历次行政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行政管理和行政改革立足国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历史进程。
该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架构清晰，可读性强，是“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