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人文社科)
专栏：
记录百年历史 见证时代风云
——写在《大公报》创刊百年之际
大公报社长 王国华
今年6月17日是《大公报》百年华诞。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是说，《大公报》从不同角度记录了中国现代史。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大公报》在记录了中国现代史的同时，也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百年中，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大公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言论主张，瑕瑜互见，有功有过。过失和错误，可稽可考，但重要的是她能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知错能改，抛弃旧污，与时并进。
记录历史 见证时代
《大公报》所经历的这100年，是国际、国内风云激荡的100年，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争取独立与解放的100年。一家报社，在历史大事件来临时能做出快速、准确而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报道与评论，是很不容易的。回顾《大公报》100年来，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的新闻处理，基本上是能做到这一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清醒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然也有迷惑和犯错误的时候。现在回过头来分析，我们不得不十分敬佩先辈们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
《大公报》百年所经历的历史性重大事件中，以抗日期间的表现最为突出。为了共赴国难，《大公报》5次迁馆，辗转于津、沪、汉、桂、渝、港等地，所有资财，荡然无存，所有人员全部撤退回后方，不曾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大公报》上海版因拒绝日军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停刊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为铭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大公报》汉口版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为纪念“八一三”淞沪抗战，香港《大公报》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版停刊，当时社长胡政之说：“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这种大义凛然的精神，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也得到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新闻界的尊重。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府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于1941年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
《大公报》见证时代，记录历史，在各个不同时期，发挥过重要影响。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的唯一中国记者，是《大公报》的胡政之。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驻守欧洲战场的中国记者，是《大公报》记者萧乾。在东京湾米苏里号战舰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上，《大公报》派驻太平洋地区的战地记者朱启平，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落日》，传诵一时，并被编入中国大学新闻系教材。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在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会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报道中苏建交情况的是《大公报》；第一个深入西部边区，向全国大众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香港报纸是《大公报》。正因为大公报能把握时代脉搏，每临大事反应快速，并能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作出准确报道，才赢得了舆论重镇的称号。
克尽言责 敢讲真话
100年中，由于《大公报》不畏强权，敢于讲出人民的心声，曾5次被查禁、被勒令停刊。
第一次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被袁世凯查禁的。当时慈禧太后听政，袁世凯坐镇天津，由于《大公报》积极支持废除虐待华工条约和抵制美货运动，触怒袁世凯。《大公报》当时的社址在天津法租界，袁世凯无法禁止出版，便下令在租界外禁售、禁邮、禁阅。《大公报》为此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刊登评论指出：“为十几万在美受苦的中国人说话，是《大公报》的天职”，“一息尚存，勉尽天职，志不容懈。”
第二次是1935年。当年日军侵占东北后，进迫华北，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大公报》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发表《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社评，予以抨击。社论发表之日，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下令对《大公报》实行禁止邮递处分。在宁、沪各报支持下，经过抗争，禁邮处分执行了8天后停止。
第三次被禁是1943年，《大公报》重庆版刊登《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实地采访通讯《豫灾实录》，真实地描写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并配发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花天酒地，河南饿殍遍野而政府却无动于衷的事实。社评触怒蒋介石，限令《大公报》停刊3天，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
第四次被禁是1952年。当时香港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大火，灾民1万多人，广东省民间团体组慰问团来港，港英当局拒绝其入境，引发警民冲突，港英开枪镇压，青年工人陈达仪身中6弹死亡。《大公报》转发北京《人民日报》短评，强烈谴责港英暴行。港英控告《大公报》“刊印一页煽动性的文字”，判罚《大公报》停刊6个月。《大公报》在祖国人民的支持下，奋力抗争，停刊12天后恢复出版。
第五次是1966年，当时“文革”进入高潮，“四人帮”唆使红卫兵进驻北京《大公报》，1966年12月30日，“红卫兵孙大圣战斗队”发表判决书，勒令《大公报》停刊。
《大公报》这100年，历经三个不同的时代（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5次被禁。这说明，虽然朝代在更迭，时代在变迁，但《大公报》不畏强权，为人民克尽言责、敢讲真话的报格没变，这是《大公报》历经百年不衰的重要原因。
是非功过 历史检验
但是，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大公报》也有过迷惘和错误，尤其是20世纪30至40年代，对一些历史大事件的言论主张，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就是一例。《大公报》有时片面报道国民党方面的消息，指责张、杨，为营救蒋介石呼号，并于12月14日发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的社评。国民党政府加印几万份，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散发。
当时《大公报》比较认同“国家中心论”，由“国家中心论”出发，后来报道的几宗事件的言论就失去了公正。如：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溃败，但散布谣言，指“八路军不愿与中央军配合作战”。《大公报》5月21日发表社论参与这些宣传。周恩来阅后，写信给张季鸾、王芸生，指出中条山其实并无十八集团军一兵一卒。《大公报》于5月23日发表《读周恩来先生的信》，说“必然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这是唯一的路，此外无路。”《大公报》报道1941年“皖南事变”的立场，以及有关社评，都是这个根源。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大公报》在受“国家中心论”影响的同时，更强烈希望中国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抱开明态度，以开阔视野，探索中国的出路，敦促蒋介石落实“西安事变”中的承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16日《大公报》发表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隐约透露内情，使读者知道国家局势面临重大变化。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为此责骂张季鸾。2月22日，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某种程度的回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进步力量的推动下，逐渐形成。对于抗日战争中《大公报》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指出《大公报》某些错误主张的同时，充分肯定其爱国抗日的大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在《〈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周恩来总理1958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忘己无私 服务社会
一家百年老店，能薪火相传，在风云变幻的社会大风浪中，100年基本不迷航，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办报宗旨不动摇，这就是创刊时对“大公”二字的阐释：“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这是《大公报》一脉相传的办报宗旨，也是《大公报》的企业文化，更是《大公报》迈向未来，再创新世纪辉煌的传家宝。《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说过：“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正因为《大公报》有像朱启平这样一批把自己所从事的新闻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并将这种敬业精神代代相传，才使几代人共同铸造了《大公报》这块金字招牌。
忘己无私的企业文化，工作第一的敬业精神，是大公精神的集中体现。百年来，就是用这种大公精神，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献身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人才，被誉为“新闻界黄埔军校”。《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乾、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占1／9强。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著名报刊活动家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不仅蜚声于时，在海峡两岸港澳地区及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为灾区募捐，是《大公报》体现办报宗旨的另一优良传统。1907年2月江南水灾，天津《大公报》发起募捐，报社创始人英敛之天天为募捐登台演讲，“丹心一片，热泪两行”，募得赈灾银11400多两。87年后，1994年华南水灾，香港《大公报》又发起募捐，港人“心系同胞，血浓于水”，募集灾款2400多万元，发往华南灾区。
弘扬正气 与时并进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一个愚昧落后被世界列强欺辱的国家。如何在这样一个东方古国中以新闻事业为国民服务，确是一大难题。《大公报》不断开拓，探索出了一条从“文人论政，文章报国”的办报方针，到“贴近时代、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这是几代大公报人的心血结晶。
清封建王朝时代，《大公报》提出了“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这是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思想反映。他们以“文人论政”的形式，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文人论政”的思想，进而以“文章报国”，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对全国上下团结抗日，起到了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公报》热情支持新生的中国，以新闻事业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贡献。香港《大公报》则利用地处香港的优势，向全世界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为在国际上正确树立中国的形象，为中国冲破国际反华舆论的包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舆论桥梁作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公报》又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大公报》在海外影响，在坚持办好海外航空版的同时，1993年创办了《大公报》菲律宾版，该报是目前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1995年《大公报》创立电子版，是香港少数几家率先登上国际互联网的报章之一，随后成立大公网，是目前香港拥有最多海外读者的网络媒体。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不断探索如何在“一国两制”下进一步办好《大公报》，努力为《大公报》的下一个百年打好基础。为宣传祖国的西部开发，《大公报》创办了《大公报西部专刊》，有关新闻荣获2000年香港新闻奖全年大奖及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奖。为推动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向国际市场，大公报率先创办了《中国民企专刊》，并在香港举办了颇具规模的“首届中国民营企业论坛”。从办报方针到版面内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弘扬正气，敢为人先，这是《大公报》百年常新的重要原因。
贯穿《大公报》100年的一条主线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贴近读者，贴近时代，不断探索，与时并进。
百年《大公报》的坚定信念是：一笔在手，克尽言责，忘己无私，永志不谖！
《大公报》在下一个百年，将再创辉煌！（附图片）
天津大公报馆
上图依次为重庆大公报馆、大公报创刊号及香港回归专版。
1941年，大公报荣获米苏里奖，总编辑张季鸾（左五）、于右任（左三）在庆祝会上。
台儿庄战役中，范长江（右一）、陆诒（右四）与关麟征军长（右二）合影。
邓小平会见费彝民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