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我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
张劲夫
在新世纪初始，我国印刷界有两大盛事鼓舞人心。一是中国工程院召开“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结果新闻发布会，“两弹一星”、“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技术革命”等被评为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200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王选院士和黄昆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他们颁发证书和奖金。这桩桩喜事，勾起我许多难忘的记忆。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作为古代印刷主要载体的纸，也是我国发明的。这两项发明在人类历史上作出了举世公认的伟大贡献，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史载，公元6—7世纪我国就发明了雕版印刷，1048年前后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中国印刷术经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大约在1448年德国人古登堡首创用铅合金铸成活字，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了铅字印刷机械化。应该说在这之前中国印刷技术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15世纪之后，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桎梏，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印刷技术落后了。铅活字技术到19世纪才传到中国，之后，大约历经了150余年，我国才逐步形成铅字印刷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印刷工业的发展，我国印刷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是，国外印刷技术又得到了新的发展，我们落后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落后的差距更拉大了。“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知识，但却受到出书慢、买书难的困扰。一般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1年左右，有的要拖2至3年，许多新书到发行时成了旧书。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
我过去对印刷业有过一些接触，对当时我国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有所了解。那是在“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科学出版社印刷厂排字车间劳动。那时都是铅排铅印，工人手托铅字字盘，每天要来回走几十里路，手拣手排，再浇成铅版印刷，不仅辛苦，而且效率很低。当时科学出版社平均出书周期是500天，著者、读者、印刷工人都很有意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决策，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一起抓，印刷技术落后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当时中央要求必须尽快改变我国印刷技术落后的状况，并且明确提出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国家经济委员会牵头解决。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对此非常重视，亲自过问，大力支持。
值得提出的是，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远见卓识，在北京大学等单位对中文激光照排设备研制取得显著成效且又遇到困难时，于1980年2月22日亲笔写信给国务院领导同志，明确提出对该项目应予积极支持，解决用汇困难，引进关键技术设备，限制不必要的技术设备引进和重复研究，各有关单位应配合北大，集中力量将这一项目更加完善，使之开花结果。这一意见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采纳，对我国印刷技术革命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2年我到国务院工作，同时主持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那时国家经委是由机械委、建委、能源委、农委、进出口委等7个部委合并组建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为了使工作有延续性，做好干部新老交替，我们聘请已经或即将到龄的离退休领导干部继续担任一些专项性工作，帮助新的领导尽快熟悉业务。
身负重托 范慕韩担起领导印刷技术改造重任
范慕韩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1941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国家计委副主任、一机部副部长、六机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过去我俩在中央不同部门工作时常在一起开会，知道他工作很勤奋，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过不少好的见解。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起在国家经委工作，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范慕韩同志那时是原机械委副主任，将到离休年龄，经委党组决定请他担任印刷技术装备协调小组组长，领导和组织全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和科技攻关工作。
范慕韩同志领导的协调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在1982年底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发展我国印刷技术装备规划的设想：瞄准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期先进印刷工艺技术水平，以发展自动照相排字、电子分色、高速多色胶印和装订联动为重点，按系统工程的原则统筹解决印刷工艺（排字、印刷、装订等）和所需的设备及相互配套的各种器材（纸张、油墨、感光材料、版材等），用“一条龙”的方法统筹安排科研、开发、技术引进和企业技术改造，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印刷工业水平，基本解决出书慢、买书难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从1982年到1985年，我和中央书记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一起，连续5次听取范慕韩领导的协调小组的工作汇报，研究发展我国印刷工业的政策措施。当时，大家都赞同范慕韩同志提出的发展思路，认为范慕韩同志提出的发展印刷要重点抓住“自动照排、电子分色、高速胶印、装订联动”的十六字方针，切中当时我国印刷技术发展的要害，而发展自动照排又牵住了整个印刷技术发展的“牛鼻子”。因为，当时排字技术落后是最突出的矛盾。如果排字没有技术创新，只在铅排、铅印上低水平重复，我国印刷技术的落后面貌是难以改变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迅速批准了协调小组提出的规划方案。这个方案，从1983年起作为专项补充列入国家“六五”计划，从1986年起正式列入国家“七五”、“八五”、“九五”计划。前后将近20年，国家投资数十亿元，支持新闻出版、电子、机械、轻工、化工等部门200多个骨干企事业单位进行了技术改造，特别重点支持了汉字激光照排这一印刷术的核心技术的突破，一下子带动了印刷水平的全面提高，使我国印刷工业综合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
范慕韩同志在晚年的工作中，总结并提出大印刷观和系统工程方法，创办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提倡发展印刷高等教育，建立印刷博物馆，开展国际合作等。尤其是用大印刷观和系统工程方法，协调全国有关部门加以实施，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赞誉。
勇于创新 青年科学家王选攻克汉字计算机处理技术难关
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伟大创造，它一字一义，直观简明，语法简单，词序排序规则，富于想象和联想，联合国各种文字的文件中最薄的总是中文。但是，汉字是一种方块字，结构复杂、笔划多、字数多、字体多、一字一音，书写和读音都比较困难。《康熙字典》收入的汉字多达47000多个，现在常用的也有6700多个，这么多的字要认、要记、要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20世纪中叶，电子计算机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用计算机处理信息，包括数据、文字、图形、语言等等，但最基本的是文字信息处理。西方国家采用拼音文字，一般字母只有几十个（英文为26个），字形简单，信息量较少，容易实现对文字信息的处理。而我国汉字字数多，印刷用的汉字字体也多，有宋体、黑体、楷体、隶书体等10余种，还有10余种不同字号，印刷用的汉字字模数量超过65万个，其对应的存储量超过200亿字节，比西文信息存储量高出上百倍。要使系统软件具有汉字处理和西文处理互相兼容的能力，许多人都认为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一个世界性公认的难题。
1975年，北京大学王选等一批年轻的学者立志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那时王选38岁，北大数学系毕业，在北大无线电系任助教。他们接受了国家计委和电子部安排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研究课题中的汉字精密照排项目任务。这个课题因在1974年8月立项，因此被称为“748工程”。
王选反复地研究汉字字形的特点和规律，他发现汉字虽然字形繁多，但基本笔划还是很有规律的，如横、竖、折等是由基本直线和起笔、收笔及转折等笔锋所组成，这种规则笔划占汉字笔划总数一半以上。这种规则笔划以宋体为例，可用4—5个字节表示，这样对提高压缩倍数起了重要作用。对不规则笔划，如撇、捺、点等虽然不规则，但也有一定的曲线变化，也有规律可循，可以用一连串折线逼近其轮廓曲线。王选一连几个月趴在桌子上用放大镜分析汉字字形的规律，进行艰苦复杂的统计和比较，精确地计算不同笔划的曲率变化，再分类合并，用参数描述横、竖、折等规律笔划的长、宽、倾斜度及变化多端的各种笔锋，用轮廓描述点、撇、捺等不规则笔划，这样使汉字字形信息量下降数百倍。同时，他还研究出一整套把折线轮廓复原成点阵的快速算法和使文字变倍失真尽可能小的变倍算法。高倍率汉字信息压缩技术，高速度还原技术和不失真的文字变倍技术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核心。这项技术的突破就打开了用计算机进行汉字信息处理的大门，表现了中国人的聪明和智慧。
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实施跨越式发展
在汉字信息压缩和还原技术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王选着力研究汉字经过计算机信息处理后的输出问题。当时，世界上在照相排字技术上已经发展了“四代”。第一代是手动照相排字，我国20世纪60年代已经应用，但效率很低，难以推广；第二代是光机式照排机，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技术难度很大；第三代是阴极射线管照排机，德国在1965年推出，技术逐步成熟，开始在世界先进国家应用，但我国还处在研究阶段；第四代是激光照排机，英国在1976年研制成功，但是，王选他们并不知道。
正当王选苦苦思索输出技术方案时，他了解到邮电部杭州通讯设备厂研制成功报纸传真机，采用录影灯作光源，具有照排机类似功能，思路豁然开朗，但他在这方面并不内行。于是，他就跑到物理系去请教，在与北大物理系老师们共同努力下，将光源改用激光光源并且将单光路改为四路平行激光扫描，输出速度一下提高四倍。因此，他们决定与杭州通讯设备厂合作，将报纸传真机改造成汉字激光照排机。这样王选决心跨过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把目标定在发展第四代激光照排机上，走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从技术方案到形成系统原理性样机很不容易，王选他们放弃所有节假日，整整奋斗了5年。国家计委、电子部为这个项目安排了必需的科研经费，北大老校长周培源组织学校各方面力量为他们创造了必要条件，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杭州通讯设备厂等通力协作。1980年夏，王选他们用研制成功的原理性样机排印出第一本样书——《伍豪之剑》。一位领导同志看了后批示说，“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邓小平同志批示“应加支持”。这套原理性样机系统被命名为“华光Ⅰ型”。
王选的成功说明，中国有优秀科技人才，他们有聪明才智。汉字信息处理的软件技术，是我们的优势。现阶段我国综合经济实力还不强，要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现实。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发挥这个优势，集中力量就能出奇制胜，实现跨越式发展。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突破就是一个创举，一个范例。
锲而不舍 两代人携手推进科研成果实用化
原理性样机虽然令人鼓舞，但离实用化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范慕韩同志领导的协调小组在确定发展自动照排作为印刷技术进步突破口之后，进行多方调研，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以便改进。有一部分意见对王选他们这套原理性样机能否投入实用抱有怀疑。那时许多科研成果是为了“献礼”、“评奖”、“评职称”，以后便束之高阁，不了了之；特别是高等学校，还没有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成功的先例，有人担心王选他们是否也是这样。
范慕韩同志到北大考察了激光照排实验室情况后与时任副教授的王选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王选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要使中国印刷业甩掉铅字，实现激光照排，当前最需要的是国家支持他们继续研究开发，搞好实用化试点，然后用激光照排改造全国印刷工业。
范慕韩同志从北大回来之后对我说，王选与某些知识分子不同，他有战略眼光，应该支持他们。经过充分论证，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正式列入国家印刷技术装备“六五”、“七五”专项计划，后确定为12项国家重大技术装备项目之一，集中全力加以突破。1984年初，国家经委安排在新华社进行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中间试验，试排新华社出版的一报一刊。一报是《前进报》，这是新华社内部的机关报，10天一期；一刊是《新华社新闻稿》，是每日一刊64页。那时王选因劳累过度，身体很虚弱。他的夫人陈A忆M教授，也是主要合作者，系统软件负责人，当时患病刚动完手术。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拖着病体，坚持奋斗在试验现场。范慕韩同志每在试验的重要时刻都亲自到现场协调。试验中系统软件和硬件特别是激光照排机出现了许多问题和故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基本上得到解决。经过3个月的连续运行，共排印《新闻稿》88期，《前进报》12期，共约1000多万字。运行中问题虽然不少，但总的来看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了预定要求，比较稳定。1985年5月，国家经委对系统进行了国家级鉴定和验收，这就是“华光Ⅱ型”。
这是从原理性样机到实用性样机的一个跨越，使大家增强了信心。新华社试点成功只是说明系统“可用”，如果要说“实用”，还必须要能排每日出版的报纸，因为日报时效性最强，对技术要求最严格。激光照排如果能排日报，那么其他书刊、杂志的排版应该没有问题了。
逼上梁山 《经济日报》争做第一个使用激光照排机用户
国家经委决定要选一家全国性报纸进行激光照排试点，这时《经济日报》站出来主动请缨，要求第一个使用激光照排机。
《经济日报》的前身是《大公报》，“文革”期间停刊，1983年经中央批准改名为《经济日报》，搬入《人民日报》原王府井旧址复刊，当时厂房面积只有6000平方米，全部是铅排铅印老工艺。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经济日报》承担的任务日益繁重，现有印刷能力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如果继续沿用老工艺，低水平扩大规模不仅成本太高，而且每天熔铅铸版，烟熏火燎，污染环境，给周围居民的健康带来很大影响。在权衡各种方案之后，《经济日报》决心冒巨大风险采用“华光”激光照排系统进行试点，也可以说当时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
为了支持《经济日报》的试点，国家经委将《经济日报》技术改造项目补充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在资金上重点给予保证。范慕韩、王选组织北大、山东潍坊计算机公司、邮电部杭州通讯设备厂等主要技术人员到《经济日报》跟班作业，现场解决问题。日报排版时间每天实际上只有两三个小时，因为新华社每天发布的新闻一般是凌晨1点截稿，为了让人们在上班前看到报纸，一般早上4点就要开印，因此留给排版的时间就很短了，这是对系统最严格的考验。在做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后，试排从1987年5月22日开始，这时系统软件和硬件所有潜在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有的串行、漏行，有的大段空白，有的版面所有句号都丢掉，有几天延误出报两三个小时，读者纷纷提意见，有的意见很尖锐。《经济日报》编辑部承受了巨大压力，下令限期解决问题，否则退回到铅排工艺上去。范慕韩、王选这个时候深知，如果《经济日报》退回到铅排，就意味着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失败，中国印刷技术进步将会停滞许多年。范慕韩对编委们说，应该允许新技术在发展中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可以告诉读者，这是采用激光照排新技术试点出现的问题，正在改进，请读者谅解。王选很有信心地说：试点中这些技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会很快解决。经过王选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系统终于稳定下来，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一天比一天完善。《经济日报》决定“砸锅卖铅”，断掉回到“铅排”的退路。1987年12月，国家经委主持对《经济日报》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进行国家级验收，验收报告说：“《经济日报》是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日报。”
《经济日报》采用激光照排之后不仅大大改进了生产环境，消除了铅污染，而且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88年《经济日报》年排字量比过去铅排提高了2倍，排报种数增加了4倍，产值和利润翻了一番。曾经有人顾虑先进技术虽好，但价格昂贵，一般企业买不起，有可能是“先进技术，落后效益”。但《经济日报》试点证明采用先进技术虽然投入较高，但是产出更高，效益更好。
拨亮一盏灯 照亮全中国
《经济日报》试点成功，在我国印刷界很快掀起了应用激光照排技术的热潮，尤其是报业走在推广应用激光照排技术的前列。1988年初，《经济日报》刚刚通过国家验收，就有20多家报社订货，到1990年我国中央和省市级报纸除《西藏日报》外，全部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1992年《西藏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编排的激光照排机也投入使用，1995年全国1500多家报社全部采用了激光照排系统。
在《经济日报》试点的同时，范慕韩、王选还抓了“科技版”激光照排的试点，同报版和一般书刊图书排版相比，“科技版”的数学公式、化学符号和各种反应过程对软件有特殊要求。试点在铁道出版社印刷厂进行，王选的技术也获得成功。同样在民族出版社进行的民族文字试点也取得了成功。这样汉字计算机信息处理激光照排各种技术问题都得到了解决。90年代中期我国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了国产激光照排系统，我国印刷业终于甩掉了铅字，进入了“光与电”的时代，全国印刷业面貌为之一新。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在改造我国传统的印刷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说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是我国第一次印刷技术革命的话，那么从铅排铅印到照排胶印就是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了。
我国这两次印刷技术革命相距近千年，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的成功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取得的。应该说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社会时代条件大大不同，当代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技术项目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多个单位、众多技术人员和工人共同努力协作配合。完成这项工程不仅需要科学家的睿智创新，还需要管理者的科学组织与协调。王选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杰出代表，是“千里马”，周培源、范慕韩等同志积极支持他们，努力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是“伯乐”。这是我们党领导组织科技创新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成功还说明，实现科研成果商品化一定要反复试验，不断完善，常常会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过程。胜利就是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科研单位要锲而不舍，不断在试验中发现问题，改进完善。生产企业要精益求精，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系统的稳定性。使用单位要敢于冒风险，允许新技术在试验中有完善过程，做“开明用户”。这样我国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步伐就一定能大大加快。
不断攀登 永不满足
在大量推广激光照排系统，告别“铅与火”的同时，在王选院士率领下，我国技术人员又于1990年完成了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报纸远程传版系统，使压缩后的传输信息量只有传真方式的几十分之一，且毫无失真。1992年《人民日报》用这种方式通过卫星向全国20多个代印点远传版面，效率大大提高，现在已有上百家报纸作远程传版。1992年又首次在《澳门日报》实现文字和彩色照片合一处理和输出，出一页彩色版的时间从2小时缩短为20分钟（现在降到1分钟），从而淘汰了传统的电子分色机，现在全国已有数百家报纸出彩色版，100家左右天天出彩色版。1994年《深圳晚报》实现采编的计算机处理，全部版面由编辑组版，开始告别“纸和笔”，现在已有100多家报纸实现了采编、组版、输出、远传、检索一体化的流程管理。总编辑在国外都能通过互联网监控自己报社的每一个作业流程，使中国报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居国际前列。激光照排系统的日文版已开始进入日本市场，西文版也已进入欧美市场。2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把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
今天，我们在祝贺王选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时候，更加怀念已故的范慕韩同志和所有在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中作出贡献的同志和朋友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中国印刷业发展的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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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保总局在湘赣督查工作时要求
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污染反弹
本报南昌6月26日电 记者赵永新、廖文根报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今天在此指出，各地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提高对严查环境违法行为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污染反弹趋势。
为落实国务院领导批示，国家环保总局陆续派出6个督查组，对各地解决重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督办。6月18日至26日，汪纪戎副局长率领的督查组对湖南省长沙县13家小化工和衡阳市氮肥厂、株洲化工厂，江西省萍乡市下埠镇陶瓷企业、萍乡钢铁公司、莲花县汇广源冶炼厂的污染治理进行了实地检查。湖南、江西两省政府对这次严查行动高度重视，省主要领导多次过问，有关部门迅速行动，查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
在充分肯定了两省严查行动所取得的成绩后，汪纪戎指出，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工作，由于一些地方党政干部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环保执法不到位，加之企业想方设法逃避环保责任，污染反弹的形势不容忽视。要继续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她说，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地（市）、县人民政府要切实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做到对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发展；要以法律为准绳，确保重点环境问题查处到位；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拉网式检查，使环境违法行为无藏身之地；要通过实施公众举报、行政责任制追究等措施，建立环保监管的长效机制；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探索环境保护堵疏结合的办法，一手抓落后生产能力的关闭，一手抓结构调整；深化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通过制度创新解决深层次问题。
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周伯华、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表示，将以这次严查行动为契机，坚决查处一批典型违法案件，加强基层环保队伍建设，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法人的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使环保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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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府行为 加大教育投入
寿光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鑫福报道：山东省寿光市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出发，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不断加大措施，强化政府行为，实现了全市教育事业的持续协调发展。
强化政府行为，不断增加教育投入，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寿光市制定了《关于推进全市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建立了保证教育投入的新机制。该市确保经费投入主渠道的畅通，仅1999年至今，市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就达9.4亿元，年递增23.1％。同时，狠抓教育结构的优化和学校布局的调整，推动教育均衡向高层次发展。寿光市对初中实行“膨胀”，对小学采取“临近聚合”、“中心辐射”、“规模扩张”等形式进行撤并，对职业学校实行“撤小、合近、扩强、带弱”，对成人学校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经过调整、扩建，去年寿光市高中阶段学生入学率达到86.7％，在山东省率先实现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有24所中小学成为省级规范化学校，84所学校成为潍坊市级规范化学校。
关注困难群体，让每个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寿光市每年都组织“《义务教育法》宣传月”活动，使社会各界、家庭和学校都明确各自在实施义务教育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实行乡镇长和教委主任包乡镇，学校和村委负责人包村，司法部门与学生家长签订义务教育责任书，学校与教师签订提高巩固率责任书等办法，组织适龄儿童按时入学和在校学习。同时，广泛开展对困难群体的救助活动，几年来共为特困生减免学费、杂费、书费等380多万元。目前，寿光市适龄儿童少年小学、初中入学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以上；初中学生巩固率达到95％以上；残疾儿童入学率为95.9％，其中聋哑儿童入学率达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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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资助“长城计划”
本报北京6月27日讯 记者杨健报道：美国微软公司今天和教育部在京签署一项合作协议，以推动国内高校计算机教育事业发展，提升计算机基础科研水平。
根据这项协议，微软将在未来3年内，投资、赞助和捐赠2亿元人民币，实施名为“长城计划”的合作项目，支持中国软件教育和基础研究。作为“长城计划”对全国示范性软件学院的支持，微软亚洲研究院今天同时与北大、清华等5所高校签署有关软件学院合作的协议，承诺在资金、人才、教材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后者大力支持。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表示，微软公司通过“长城计划”投资赞助和捐赠示范性软件学院是对中国软件教育的有力支持，也为其自身今后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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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微米技术催生绿色新产品
本报讯 一种节能、无污染的高技术环保产品——亚微米重钙、硅灰石后加工产品，近日在广东投入产业化。这项由香港伟确集团下属伟确超微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华南理工大学合作的成果属于广东省“十五”科技重大专项“超细及纳米技术”项目，能为塑料、橡胶、涂料、造纸提供新的工业填充材料，并为传统产业改造提供升级换代产品。
据介绍，亚微米重钙、硅灰石后加工产品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在性能上具有纳米材料的部分和大部分性能特点；二是在综合成本价格上可以和普通粉体材料相竞争；三是用户不需要增加设备，改变工艺，就能使用；四是可节省资源并有显著的环保效益。这种产品属纯天然绿色产品，有显著的环保效应，能使塑料、橡胶、涂料、造纸等高污染行业大为改观，可作为绿色餐饮、食品包装材料，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江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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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开成功之门
——访英语教学专家杜子华
本报记者 白剑峰
“为什么你听中国人说英语明白，但听外国人说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能看懂英文却说不出英语？”日前，在“北京市民学英语”系列活动中，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教育事业副总裁、英语教学专家杜子华的演讲一次次引起轰动，他推出的《英语成功学》一书被誉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指南针和里程表”，他倡导的“简洁英语”使无数人体会到：学英语并非难事，成功是有法则的。
杜子华认为，许多人学习英语陷入困境是因为违背了规律，学英语和学游泳一样，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才能体会到成功的乐趣。当前，中国人学习英语有五大误区：一是英语知识误区，即学英语仅仅是为了获得一门语言知识，而不是为了掌握一项技能；二是语法中心论误区，即为学语法而学语法，为学词汇而学词汇；三是学习单一的误区，即只进行单一的书本英语学习，不接触英文电影、小说、广播、歌曲等，使英语学习成为与现实世界没有联系的枯燥活动；四是精而不泛误区，即只抱着一两本教材，而不大量接触英语；五是中庸之道误区，即听说读写都在学，没有做到各个击破。为此，他提出学英语的六大原则。简单原则，即循序渐进，从最简单的教材开始，同时学会用最简单的英语进行交流；量的原则，即大量接触英语，没有量的积累就没有质的飞跃；重复原则，即在大量听说读写的基础上，不断重复，直到深刻理解，运用自如；模仿原则，即通过模仿掌握英语的精髓，盲目“创新”只能意味着错误；突击原则，即在一段时间内突击强化；兴趣原则，即在实践中培养和挖掘学英语的兴趣。
杜子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曾在美国、加拿大、德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对西方社会、文化、思想、教育有深层次的了解。他认为英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他不止一次看到语言障碍使中国人在国际贸易和交往中吃亏，深感痛心。他说：“我相信，开放的中国必将强大。然而，中国人只有掌握了西方国家的语言，才能对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有深入的把握，并真正走上世界舞台。”杜子华希望更多的人征服英语，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