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做客总理府
本报驻加拿大记者 陈特安
6月17日，在一年一度的议会休会和加拿大国庆节来临之际，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和夫人艾琳邀请各国驻加拿大记者到总理府做客，以答谢媒体一段时间来的辛劳。我们也荣幸应邀来到渥太华市东北部的苏塞克斯斜街24号的总理府。
总理府坐落在宽阔的渥太华河畔，这里绿草如茵，松柏苍翠，树影婆娑。院内道路两旁的花坛里泥土芬芳，花枝摇曳，仿佛在笑迎宾朋。
总理住所朴素无华，没有常人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院内更没有奇花异草，也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那草、那花、那木是那样的自然，在普通人家的房前屋后都能看得见，找得着。就其面积而言，据说还没有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官邸的面积大。对此，一位参加招待会的记者赞叹道：克雷蒂安总理看来更像加拿大一位普通公民。
当日，为了招待诸多客人，院内临时支起了大凉棚。棚内布置了三排桌子，洁白的桌布使棚内显得十分干净、素雅。中间的台子上摆着一束粉色的百合花，散发着淡淡幽香。
客人陆续进入凉棚，不知不觉中凉棚里已集聚了200多名各路新闻同仁。
下午约5时15分，克雷蒂安总理和夫人步出住所，径直朝人群走来。由于我和夫人坐在凉棚门口的椅子上，克雷蒂安总理老早就伸出手第一个跟我们握手，并热情地说：“欢迎你们！”我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民日报驻加拿大记者，总理和夫人多次访问中国，都非常成功。”总理高兴地回应道：“中国，人民日报，我知道。”总理夫人插话说：“是的，我们多次访问过中国，都很高兴，很成功。”克雷蒂安总理还高兴地和我们合影。
然后，克雷蒂安总理和夫人进入凉棚，与其他记者们见面、握手、聊天。在长达2个多小时的招待会期间，克雷蒂安总理没有发表长篇讲话，而是时而与记者个别交谈，时而与几个人一起交谈。欢声笑语，闪光灯在不停地闪烁，凉棚里洋溢着和谐、欢乐的气氛。我想，也许这就是亲民的效果吧。这其间，总理夫人再次来到我们中间，同我们亲切交谈。我对她说，我们收到总理和你的圣诞贺卡很高兴。她微笑着说，谢谢，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嘛！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三谒列宁墓
果毅
列宁这个名字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神圣的。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声炮，便是列宁在斯莫尔尼宫中亲自指挥打响的。还不止于此，列宁在随后签发的《和平法令》中，明确提出应将沙皇俄国掠自中国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归还给中国。这种公正无私的彻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令人感佩，因此，列宁之于中国人，就显得格外亲切。
拜谒列宁墓，是千百万中国革命者可望而不可求的事，许多人终其一生也难以如愿，我却有幸先后三次瞻仰列宁的遗容。三次拜谒，景象各异，心境亦不同。
第一次时值1965年深秋，我们一群教育部选派的留法学生，自北京乘国际列车赴巴黎求学，途经莫斯科，在中国驻苏使馆小住十余日。听说使馆领导要组织我们拜谒列宁墓，个个兴奋不已。那天，我们就像过节一样，都早早起来梳妆整洁。来到红场，远远望去，列宁墓门前一条数百人的长队正慢慢向前蠕动。我们走近队尾，按顺序排在后面。不大工夫，苏方管理人员将我们从队尾领出来，安插到队伍的前部。陪同的使馆同志说，这是对外国集体参观者的惯常礼遇。我们被告知，进入列宁墓后，一要脱帽，二不能说笑，三不能停步。墓两旁的卫兵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步入墓室，光线幽暗，气氛肃穆而威严。慢慢移近，伟大而平凡的列宁静卧于水晶棺内，脸色红润，双目微合，就像刚刚沐浴后正在安睡一样。从列宁墓走出来，我们的心中充溢着幸福感。
第二次是在1967年1月25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燎原之火席卷神州，声播世界。不要说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禁不住它的吸引，就连法国学生也受其影响闹起了学潮，最终导致爆发1968年的“五月革命”。在世界上三十几个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已经很难维持正常学习环境，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运动。我们留法六五级学生64人与留芬兰学生5人，共计69人在回国途中同时抵达莫斯科，住在中国大使馆内。1月24日，我们商议一起拜谒列宁墓。经使馆同意，25日一早，在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我们乘大轿车来到红场。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是统一制装，不是深黑便是藏蓝，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十分惹眼。近身看时，每个学生胸前都别着一枚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右手都握着一本被称为“小红书”的毛主席语录。在外国人眼中，这就是典型的“红卫兵”形象。这批“不速之客”可能因此而引起了红场管理当局的警觉。开始，他们按传统做法，将我们一行人安排到参观者队伍的前半部，以示照顾。
但几分钟后，我们的后面便突然出现百来名脚蹬马靴的便衣警察。这些人个个身高体壮，就连我这个一米八三的大个子都得仰头看他们。队伍慢慢向前移动，大家相安无事。但是，当我们走到列宁墓门前，停下脚步，列队诵读毛主席语录时，后面的便衣警察便立即拥上来，将我们团团围住，继而大打出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所谓“红场事件”。据说，“文革”后期，周恩来总理在谈及这一事件时，曾经批评它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事过境迁，在35年后重新审视这一事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我们不该违反列宁墓的规矩，在没有事先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我行我素地在列宁墓门前停步并高声诵读。因此，应该说事件的起因在我方。当然，苏联当局的反应也太过敏感、激烈。导致这一悲剧的背景因素是当时中苏双方相互敌视，几达水火不容之地步。列宁他老人家如果九泉有知的话，不知作何感慨？
2002年初夏，事隔35年后，我又一次来到列宁墓，拜谒他老人家。这一次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因为只有3人，没有享受外国集体参观者的优惠照顾（我没有打听，这种习惯是否还有）。我们依次排队走进墓内，列宁像37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安宁而慈祥。在环绕水晶棺的几十秒中，我的目光始终凝聚在列宁的脸上，久久不愿离去。我似乎有一种预感，这或许是我们与列宁的诀别。因为，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是否继续保存列宁遗体，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
——读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文迟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也是构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关系的重要年份。此刻，读了旻子的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令我十分感慨。
要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是因为我从事中日友好工作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经历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磕磕绊绊历历在目，中日两国人民对友好的渴望，为友好付出的努力艰辛和代价我也体会深切。
这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虽然讲述的是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著名的“花冈事件”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里程，但它全景式地勾勒并描述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历史。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见证，其风风雨雨中见真情，催人泪下；其坎坎坷坷的足迹留下了令中日两国人民深思的课题。
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花冈事件”仅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发生在战争期间，被强行抓到日本建筑行业的龙头老大鹿岛组下属的花冈事业所的中国战俘和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在耿谆的领导下举行了暴动。九百八十六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死了四百一十八名，其残酷其血腥可想而知。
但书中展示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悲惨，还有悲壮。其悲壮在于以耿谆为代表的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压迫面前表现出的宁死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魂。
正是因为他们的反抗和暴动，使加害者们受到了国际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例被判为战争犯罪的劳工案件。是他们的拼死抗争把罪犯送上了法庭。
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点精神，精神的强健才会有民族和国家的昌盛。这就是本书给我们的启示。
“花冈事件”成为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载体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挖遗骨送还遗骨为契机，书中描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第一批遗骨送还，经过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和华侨与当时的日本政府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后，载着五百六十具中国劳工遗骨的“黑潮丸”号货轮由神户港启程，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抵达天津塘沽新港。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当船驶进港口时，身穿白色礼服的军乐队指挥，手轻轻向上一扬，哀乐大起。旋律拖着沉重的步伐，像一个告别故土的游子，一步三回头，情切切，泪涟涟，“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船上的日本海员也全体肃立，“中国人殉难者遗骨护送团”的成员捧着烈士的灵位和骨灰匣，从船上默默地走下来，廖承志等领导人上前迎接。
烈士的遗骨移入灵车后，船上船下的人们全体肃立默哀。海浪拍打着海岸，“哗——”地涌上来，“唰——”地退下去，层层叠叠绵绵无尽，像深情的母亲对儿女的呼唤。”
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书中还说：““花冈事件”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绑在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和平车上，命中注定它要背负起这个历史使命走很长很长的路。
人类的和平之路也是命里注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作者就是沿着这种思路，使“花冈事件”的故事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战后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与日本反动的右翼势力及思潮展开斗争的广阔画面。
战后，因冷战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所以才会频频发生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而这些都是横亘在中日友好道路上的绊脚石。
“花冈事件”背负着讨回历史公道的和平使命，艰难跋涉了半个世纪。书中写了不少为和平和正义奋斗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正义披荆斩棘奔走呼叫。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能够正视历史和日本社会的进步力量，看到和平势力最终要成为社会主流的基础。
历经十三年的讨伐和诉讼，在二十世纪即将落下帷幕的二００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花冈诉讼案”以和解而告终，却留下一个颇有争议的结果，和解的内容是否公平公正，是否真正讨回了历史公道？对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回避的战后遗留问题，正视历史是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
如何才能将中日友好之路世世代代地走下去？作者笔下给我们留下了可思可索的空间，这是构筑二十一世纪中日友好关系中的一个课题。（附图片）
日本友人为悼念在“花冈事件”中牺牲的中国劳工而建立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
本报记者 孙东民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故居
罗雪村作于圣彼得堡（油画写生）
圣彼得堡莫依卡运河街12号（即图中运河左岸三层浅色楼房）——这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短暂一生中最后一处居所。1836年秋，普希金一家迁居于此。次年2月8日下午，普希金就是从这里去往不远处涅瓦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在与决斗证人丹扎斯会面后便一同乘雪橇驶往小黑河……决斗受伤后的普希金被友人送回这里，诗人在此经受了两昼夜伤痛折磨后，于1837年2月10日痛苦地死去。他的老师茹可夫斯基将诗人家中那座立钟的时间永远地停在了2时45分。
1925年，莫依卡运河街12号作为诗人故居博物馆正式开放。故居内的陈设，依然散发着普希金时代的气息；暗褐色的写字台、雕饰着小黑奴的墨水瓶、一管鹅毛笔、书写的最后一封信、决斗时穿过的薄呢背心、斜倚在沙发边的手杖，还有那一撮头发（那是当年屠格涅夫向诗人仆人索要珍藏的，后由法国带回俄国），这些遗物见证了诗人最后的日子。
以后每年的2月10日，在莫依卡运河街12号，人们会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哀悼诗人：就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在诗人故居覆盖着白雪的庭院里，人们燃起蜡烛，虔敬地凝视着那融融烛光辉映着的诗人铜像，屏息聆听着他那永恒的声音：
我所以永远能为人们所敬爱，
是因为我曾经用诗歌，唤起他们的善心，
在这残酷的世纪里，我歌咏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不幸的人们，祈求过怜悯和同情。（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感受越南摩托热
本报记者 王小光
初到越南，满街川流不息的摩托车便映入眼帘。一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竟有600多万辆摩托驰骋在城镇乡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几十万辆的速度增长，不能不让人惊叹。如果说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那将越南比喻为摩托车上的国家则毫不为过。
圣诞前夕的平安夜，我在胡志明市真正领略了这个“摩托车王国”的风采。当落日的余晖还未完全隐去时，街头涌动的摩托车流便逐渐汇成一片海洋。此时，自行车几乎没了踪影，汽车已成了陪衬。从主干道到非机动车道，五光十色的摩托拥塞其间，其场面蔚为壮观。浩浩荡荡的摩托大军伴着马达的轰鸣声从我们下榻的饭店门前大道流过，密集得令行人长时间无法穿越马路。车队中英姿勃发的青年驾车如行云流水；白发苍苍的老者行车似闲庭信步。如织的车流虽然使车速打了不少折扣，但不少人仍能左冲右突地穿梭其间，快速向前。胡志明市素有“东方小巴黎”美称，市民们对圣诞节向来重视，如今以数百万铁骑倾城出动的方式制造出的节日气氛，的确令人称奇，让人难忘。
问及越南陪同，方知越南大中城市的家家户户都有两三辆以上的摩托车。300万人口的河内约有100万辆，500万人口的胡志明市有200万辆。陪同我们的胡志明市外办的吴妙兰小姐骑的是一部价值5000美元的本田摩托，而美托市旅行社的导游冯国泰先生的日产坐骑也在2000美元左右。可以说摩托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是越南革新开放成果的标志之一，拥有一辆体面的摩托车，已成为日渐富足的越南人追求的一种时尚，一份荣耀。
与越南朋友聊起他们何以对摩托车情有独钟，回答几乎异口同声：摩托车合理的性能价格比是人们将它作为首选交通工具的直接原因。摩托车快捷便利，中低层消费者能够买得起，上牌照仅花30多美元，每年的税费也就几美元，加上越南属热带季风气候，骑车时无须为冷暖担忧，因此普及起来很容易。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迟缓更促成摩托车在越南走俏。仅从胡志明市看，全市的交通工具在25年间已增长10倍多，但是道路的增长却微乎其微，交通堵塞已成为市政府最棘手的难题之一。摩托车因其车身轻巧灵活，常可在拥挤的车流中“突出重围”，停车占地面积又小，因此备受青睐。谈到车价，必然要提到中国，正是从1999年中国摩托车大举进军越南市场后，才打破了日本摩托车的一统天下，使它降低“身价”进入普通人家。中国摩托的价格只及日产摩托的1／2或1／3，而且造型美观、质量可靠，不到两年就迅速占领了越南摩托车市场的半壁江山。仅2000年越南就从中国进口了100万辆。中国的嘉陵、轻骑、隆鑫、金城、宗申等名牌摩托俏销越南市场，高者一两千美元，低者三四百美元。越南《人民报》国际部主任黄莲女士说，“别小看这数字，它使许多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过去买一部车的钱现在能买3部，就连农民都买得起了。”
然而，摩托车无限制地增长也带来一些弊端。一方面它加剧城市交通的拥堵和无序，并成为事故的高发因素。在河内和胡志明市，常看到摩托车与汽车抢道。为避免事故，交通法甚至规定汽车得给摩托车让路，即便如此，摩托车肇事仍有增无减。另一方面，大量摩托车充塞城市，对环境的破坏也显而易见，且不说摩托车行驶时的噪音远高于汽车，单就它的尾气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就有悖于当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很显然，摩托车不可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对此，越南政府及有关方面已采取了相应措施。比如通过征收关税等办法来控制中低档摩托车的涌入，同时将打造城市现代化交通体系提上日程。据介绍，胡志明市已决定在2002年实施交通发展新战略，人们深知，只有道路通畅了，公共交通发展了，摩托车铺天盖地的局面才能改变。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政府的得力措施和市民的自觉行动，更有赖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附图片）
胡志明市街上的摩托车。
王小光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德代尔和他的农场
曹继铎
去年国庆前夕，我收到美国一位农场主古德代尔先生的明信片。这使我不由得回想起前年秋天访问他的农场的情景。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古德代尔农场，相距我所在的芝加哥市约200余公里。正值金风送爽的秋天，按照电话预约，我们驱车前往参观。
农场主人古德代尔已年满六旬，身材高大魁梧，显得朴实健壮。他自幼跟随父母在这片土地上长大，高中毕业后，经过刻苦自学和钻研，成为机械化种田的行家里手，并于1963年正式开办古德代尔农场。这个农场现有耕地约700公顷，以种植玉米、大豆为主，并养牛120多头。拥有各种农业机械、汽车20多台。由于耕、种、收、藏全部机械化，农场常年只有两个帮工，即使在农忙时也只有四五个帮工。
几十年来，古德代尔既是主持农场全部工作的农场主，又是从事各种劳作的普通一员。他对农场每块土地农作物的种植、管理，到每台农机、汽车的操作、维修，都了如指掌，运用自如。他为了弄懂弄通一个新农机的结构和操作要领，常常通宵达旦钻研；他为了使粮食保管做到万无一失，自己动手设计储粮的粮仓；他为了选择最佳的玉米良种，四处寻找反复比较……几个月前，他作过心脏搭桥手术，一个月前刚刚出院，可一回到农场，便像往常一样，投入自己所钟爱的紧张的工作之中。当我同他谈及此事，他那么诙谐而风趣地微微耸耸肩膀，脸上浮现出一种自豪的微笑，道出心中的奥秘：“把农场办成一流的农场，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用自己奋斗换取成果，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正是这样，时至今日，劳累一天后，他还要抓紧晚上时间，浏览一天的农业科技的报刊，利用电脑网络捕捉新科技信息，汲取新的科技营养。缘此，他的农场一直保持兴旺的发展态势。
他带领我们登上他新购置的先进的联合收割机。这台两米多高的收割机有240马力，每天可收割、脱粒上百英亩玉米，价值20多万美元。而且，该收割机设有卫星接收装置，与机上电脑连接。他让我们坐进驾驶室里，启动发动机，打开电脑，一边操作，一边介绍卫星传送来的各个地块庄稼长势及水、肥情况。接着，他又开来越野车，拉着我们径直驶向农场深处长满玉米的田野，让我们参观农场每个不同品种的玉米田。这茁壮油绿的玉米，长得像小树一般，每棵都结有三四个大玉米棒，真令人击掌叫绝！他的农场常年与芝加哥等地的50家种子公司订有合同，担负为其繁育良种的任务，收获的良种全部交给种子公司，这样，农场可以取得较为稳定丰厚的回报。
当我询问他下一步的规划时，这位胸怀抱负、执著追求的老人，如今依然壮心不已：计划拿出一部分土地，开办一个娱乐农场，以吸引旅游者。一旦农场建成，游人可以干干农活，采摘水果，饲养小动物，逛逛玉米迷宫……
凝望着眼前的来自大洋彼岸的明信片，我在心里默默祝愿古德代尔把农场办得越来越好。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土耳其老人 本报记者于宏建摄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