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友谊之花
怀念毕尔
本报记者 朱梦魁
去年10月26日，黎巴嫩友人毕尔先生病故了。一个可敬、可爱的老人，就这样令人惋惜地终止了他63岁的生命历程。他去了，可他在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毕尔先生的全名是毕亚尔·优素福·阿布哈迪尔，朋友和亲属都爱称他为毕尔。毕尔先生1938年出生在贝鲁特，曾就读于基督教的教会学院，父亲优素福是个普通鞋匠。像许多善于经商的黎巴嫩人一样，毕尔先生青年时期就显示出经营管理的天赋和才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他先在远东和东南亚地区谋求发展，后来在台湾建立了全球快递服务公司，并与聪明漂亮的台湾姑娘王相如结为夫妻。对于毕尔先生来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只是没有子嗣，而且长期远离故土。随着黎巴嫩战乱的结束，出于参与祖国重建大业的考虑，他于1994年初将公司总部迁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文化与友谊架起了与毕尔先生相识的桥梁。1993年11月22日，正值黎巴嫩独立50周年纪念日，黎巴嫩驻华大使法里德·萨马哈在北京长城饭店举办黎中文化交流研讨会，毕尔先生偕妻子王女士应邀参加。在研讨会上，长期从事阿拉伯文化研究和翻译的中国学者和专家们，翔实地介绍了黎巴嫩文艺作品在华的翻译、出版和传播的丰硕成果，论述了纪伯伦、米哈伊尔·努欧迈以及艾敏·里哈尼等黎巴嫩作家和文学巨匠的艺术生涯、创作思想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看到这意想不到的情景，毕尔先生当即表示诚做东道，邀请我们赴黎采风，以便进一步密切黎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毕尔先生的慷慨举止引起我们的敬重和关注。他身材魁伟，满头银发，面色红润，衣着讲究，当时虽已年过五旬，但性格豁达开朗，言谈幽默风趣，充满活力。他确信，是命运让他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看好中国的远大前途，他力促中国与黎巴嫩和其他中东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并实际参与和拓展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货物快递商务。
在1994年4月访黎期间，我们曾多次应邀到毕尔先生的家里做客，对他的信念和情怀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在黎巴嫩战火纷飞、派别争斗的黑暗岁月，他坚信“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崎岖大道平”，并且预见和平的阳光必将普照黎巴嫩。他曾多次向我们表达他的真实感情：“黎巴嫩是我的祖国，中国是我的家。”毕尔先生毕生关爱儿童，他最痛心的是看到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饿和贫穷。他常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全世界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他还主张社会应特别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因为女孩长大要做母亲，承担教育下一代的重任，因此她们从小就应得到良好的教育。
为了表达对中国的深情厚谊，毕尔先生以实际行动参与中国的希望工程，成为资助中国希望工程的第一位中东地区的友人。1994年7月，毕尔先生利用到香港处理商务之机，特意来到北京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资2000美元，用以帮助山西的50名失学女童。次年，他拿出5.5万美元给当时的贫困县山东冠县，用以在定寨乡建立“黎巴嫩女子学校”。此后，他又捐款2000美元资助冠县的40名失学儿童。
在向中国的希望工程捐款时，毕尔先生再三叮嘱，“请不要宣扬我的名字，只是请你们记住这是来自黎巴嫩的捐款。”这感人肺腑的话语包容着多么沉重的含义！刚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黎巴嫩，一手在疗伤自救，一手又去出资助人，这种捐赠就尤为可贵。更为可贵的是，毕尔先生慷慨解囊，却不图个人扬名，而着力宣扬他的祖国黎巴嫩，令人由衷地敬重和感佩。
让毕尔先生高兴和慰藉的是，1995年春节前夕，他收到了受他资助的女孩子们的感谢信。其中的一封这样写道：“当您的助学捐款送到我们家里时，我和全家人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女孩能得到一个外国友人的关怀。当我拿到新课本时，我一定努力学习，将来用我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也决不辜负您对我的关怀。”写信人是山西省保德县桥头村的女学生王明英。这几十封用眼泪和心声写成的滚烫的信，令毕尔先生非常感动。当时他从贝鲁特打来电话，表达他的兴奋之情，表示他还将继续资助中国的希望工程。
毕尔先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义举不胜枚举，可他生前从未向包括我们在内的亲朋好友张扬表白。及至他病逝之际，我们才从黎巴嫩方面得知他生前致力慈善与救助的部分业绩。他曾通过“国际扶轮社”，在黎巴嫩、美国、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出资助教兴学，建立救死扶伤的医疗设施，赞助文化与艺术事业，捐助宗教设施的维护与修缮。他还为贝鲁特基督教大学设立奖学金，以鼓励那些学业佼佼者，并打算设立专项助学金，用以资助一些中国高中毕业的女生到这所大学来选修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
这仅仅是毕尔先生毕生信奉博爱、助人为乐诸多事例中的点滴。这些业绩是毕尔先生博爱精神的丰碑，体现了他甘于奉献、爱人、助人，而又不求回报的高洁情操与超凡境界。(附图片)
毕尔在扶轮社的一次聚会上。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女特种兵和黑人大臣
王孟兰
5月的最后几天，英国传出两件趣闻：一是27岁的女兵塔特索尔通过严格考试，成为皇家海军特种部队的第一位女性；二是黑人博阿滕被任命为财政部首席大臣，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臣。和正在进行的女王登基50周年庆典比起来，这两件事似乎微不足道，但敏感的英国媒体并没有让它淹没在庆典浪潮中。
塔特索尔的成功来得很不容易。这是她第三次报考皇家海军特种部队，也是她最后一次机会。整个考试历时9周，她经受了和男兵一样严酷的体能与心理考验。这种考试的淘汰率对男性高达48％，塔特索尔却成功通过了。博阿滕今年50岁，父亲是加纳人，母亲祖籍苏格兰。早年他生活在加纳，后随母亲来到英国。出任大臣之后，他主管政府各部的财政开支，成为英国经济最高权力核心的三成员之一。
这是两个具有“突破性”的事件，让许多人感到振奋。长期以来，英国存在着国际上所说的“玻璃天花板”，即由于性别和种族差异，妇女和非白人的职业选择和职务晋升被一层玻璃挡着，可望而不可及。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英国的“玻璃天花板”从此就不存在了呢？《独立报》的采访调查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说起英国，外界都认为它是“女士优先”的社会，性别平等似不成问题，因为英国的君主是位女性，还出过一位执政11年的女首相。其实不然，女王是世袭继承的，与现代男女平等风马牛不相及。而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据说她很欣赏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女人一旦与男人平等就成了男人的上司。”面对女权运动，撒切尔夫人曾公然质问：“这样的运动能为我做点什么？”
翻开英国历史不难发现，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进程相当艰难。比如，早在17世纪英国就建立了议会制度，平民选举下院议员，但妇女直到1927年才获得选举权。又比如，牛津大学建于12世纪，可直到19世纪80年代它才招收女生。剑桥大学也是如此。允许女生攻读学位就更晚了，两所大学都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来，英国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有明显进步。但又不能不承认性别歧视依然存在，越往上层越严重。比如英国议会下院，女议员只占议员总数的17％，低于欧盟22％的平均比例；妇女就业率只有60％，女性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70％；各类公司总经理中，女性仅占10％；《金融时报》工业股票指数百家大公司中，女总经理只占5％；中学校长中，女性尚占20％，而全国排名前100位的大学中，主管女校长只有4人。全国1078名皇家法律顾问中，女性仅87人……全英“机会平等委员会”副主席沃森断言：“我们肯定还没有打破‘玻璃天花板’！”
如果说性别平等不能尽如人意的话，那么，英国非白人的地位就更差了。在英国旅行，随处可见有色人群。据说有些小城镇的黑人人口已和白人人口持平。英国高层政客也常夸耀英国是“多元民族”社会。可据调查，在警察局长、检察长、高等法院的法官、国家级报纸总编、电视台主管和行政机构常设秘书中，没有一个位子属于黑人。46岁的塔里克·伽夫尔是非白人中的最高警官，然而他不过是大伦敦市警长的助理之一。“黑人警察协会”负责人洛根对此颇为感慨：“我们依然被‘玻璃天花板’挡着！当然，只有接近那个权力的人才会感受到这种隔离。”
“黑人投票行动”组织主席贾斯珀对英国出了位黑人大臣兴奋不已。他说，“这使年轻一代的黑人看到了希望。英国未来说不定会出一位黑人首相呢！”可随后的民意测验显示，70％的人认为，英国将永远不会有一位黑人或亚裔首相。《独立报》得出结论说：英国的掌权者依然是男人和白人。
其实，“玻璃天花板”是个全球范围的现象。它是透明的，让人觉得是无形的，似乎并不存在。实际上，它不像普通玻璃那样一击就碎，它是“钢化”的，是“防弹”的。要彻底打破它，需要一股冲力，一股巨大而持久的冲力。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母爱
潘延
人世间最伟大的情感莫过于母爱，因为她是人与情最完美的结合，是最为无私的。前年母亲节我在波士顿的晚会上见到一位美国母亲，她将母爱奉献给两个中国残疾儿童的举动，使我更认识到母爱的伟大。
那天的晚会上，波士顿中华文化协会亲子班（即外国人收养中国孩子班）表演红绸舞，其中有位漂亮的小姑娘的舞姿非常优美，但她却只有一只胳膊。舞蹈一结束，小姑娘马上跑到她的妈妈面前，妈妈在孩子耳旁轻声说着祝贺的话。我仔细端详这位温柔的母亲，棕发碧眼，穿着一件灰色衬衣，显得朴素大方。她身边还坐着一个下肢残疾的中国男孩儿。看到两个孩子依偎在母亲身边的那种幸福和欢乐，我的朋友不由地拿起相机，在按动快门的一瞬间，母亲给小姑娘一个甜蜜的吻，而小姑娘那满脸幸福的微笑就记录在这一永恒的画面里（见右上图）。
和这位母亲聊起来才知道，两个中国孩子是她几年前从中国陕西孤儿院领养的。望着这位美丽而善良的女士，我不禁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孩子是父母的希望。父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后能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有成，并能在年老体弱的父母床边端汤、喂药，服侍左右。而眼前这位母亲有多少事情要代孩子去做？在两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要为他们付出多少艰辛？我也是一位母亲，深知培育一个孩子的不易。当孩子生病时，母亲焦虑的心情是旁人无法想象的，更何况收养肢体残疾的孩子，不仅辛苦，还要为他们的将来担忧。她这样做值得吗？当我对这一切百思不得其解时，朋友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问及这位母亲为什么要收养这两个孩子，她平静地回答：“当我看到他们期盼得到母爱的那种眼神，我就决定要收养他们。”多么伟大的母亲！她的话包含了深深的情，浓浓的爱，她的无私奉献，使两个孩子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从此有了温暖的家。这位母亲面对生活重担毫不退缩的勇气和乐观精神不能不让我对她肃然起敬，从她的脸上你看不出一丝忧伤，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陶醉在家庭的欢乐与幸福之中，她把生活的重担化作美酒来畅饮，她把孩子们视为鲜花来培育，孩子是她最宝贵的财富，她对这一切是那么满足而又无怨无悔。
不久，这位母亲拉着孩子与我们告别了。当我看到他们一家渐渐远去的身影，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想，孩子们还小，等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懂得报答母亲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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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环球漫笔
拿破仑有多高？
蒋元明
儿子房间里的墙上挂着一幅拼图，那是他的心爱之物。画面上，头戴船形帽、身披红斗篷、胯下高头骏马的拿破仑，正统率大军急进。在少男少女以追星为时尚的年代，这小子的“酷”，颇令人诧异。
我对拿破仑最先感兴趣的不是因为他的军事天才，也不是他横扫欧洲的战绩，而是因几年前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如今的姑娘们把选择对象的标尺定在一米八，差一点就是次品，甚至是残废。文章劝告说，英雄拿破仑，其实身高只有一米六几。这位欧洲名将之花，很为我们“小个儿一族”争了脸！
拿破仑年轻时有没有受到金发碧眼的法国姑娘的奚落和白眼，不得而知，但从他疯狂追求一个寡妇到后来放言“我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去推测，他或许受过一些刺激的。有一种说法：男人是以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当统兵百万、征服欧洲的拿破仑站在阿尔卑斯山上时，离天三尺三，总算出了一口气！
别说在欧洲，就是在全世界，拿破仑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想当年，他几乎打遍欧洲无敌手，最后干脆驱使欧洲的50万大军打到遥远的莫斯科。为了对付拿破仑，欧洲国家结成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联盟，最后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打败了这位不可一世的马上皇帝。
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南行20公里左右，是一片丘陵起伏的开阔地。这就是滑铁卢，如今成了旅游景点。1815年，拿破仑在此遭受惨败，全军覆没，他也差点当了俘虏。
路旁塑了一个拿破仑的像，据说与真人一般高，虽然加了底座，还是显得那么小，而前面平地人工垒起的50米高的金字塔式的山，则显得高耸入云。爬上226级台阶，山顶上还耸立一尊巨大的铁狮子，长高各四五米，重近30吨，据说是用当年缴获的枪炮铸造成的，命名为滑铁卢雄狮。再从山上往山下寻找，拿破仑像简直就渺小如一粒黑豆！给我的感觉是，胜利者是在拿失败者开涮：你不是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吗？
我站在山顶上，环视周围的古战场，一片田园风光。有人指点说，附近的李格芬村还保存了拿破仑司令部旧址。拿破仑一生中，有过耀眼的光芒。他年轻时就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后又以他的军事天才，保卫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国内的封建王朝复辟势力，多次统兵打败了反法同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可以说，没有拿破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知要折腾到何年何月。然而，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延长，拿破仑逐渐走向争雄称霸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之路。滑铁卢失败虽然带有偶然性，但它却昭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随后到了法国巴黎，我登上艾菲尔铁塔，鸟瞰这座英名远播的名城。它的每一个角落都散落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弹片。我从巴黎公社最后一块高地往下寻找，寻找那个中国“旅欧支部”，寻找那位被当年周恩来等称为“小弟弟”、后被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誉为“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邓小平的足迹。他曾经在这里勤工俭学，在这里研究革命，也研究战争。从后来的百色起义、左右江闹红，到刘邓大军下太行、千里跃进大别山，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大将的风采！奇妙的是，拿破仑曾经三起三落，三次被赶下台，被囚禁和流放；他也是三落三起。不同的是，拿破仑最后以“落”告终，死在荒岛上，死因成为千古之谜。而他最终是以“起”谢幕。不过，当他第二次“起”时，就走上联合国讲台，向世人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第三次“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再一次宣言：中国永远不称霸！世界和平与发展，更是他晚年着力思考的两大问题。他在太行山、大别山上没说过拿破仑式的豪言，但全世界的人都能感觉到，他是20世纪的一位巨人！(附图片)
徐鹏飞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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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散记
“世界银都”塔斯科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张金江
如果你在欧美国家的首饰店里选购银饰、银器或银制工艺品，它的产地很可能就是墨西哥的塔斯科。塔斯科以产银和银品加工而闻名于世，因而被称为“世界银都”。
开车出墨西哥城往西南行驶，一路爬坡，进入大山。塔斯科就坐落在距墨西哥城160公里的万山丛中。据史料记载，塔斯科最早是土著印第安人居住的地方。1524年，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塔斯科发现了银矿，于是胁迫当地印第安人开采。殖民者在这里建教堂，修住房，慢慢地大山里出现了一座色彩艳丽的城。
城中心在山顶，我们从山脚步行往上爬。街道不宽，路面都用黑色山石铺成，用白色山石装饰花纹，蜿蜒曲折。街道两边是一座座西班牙风格的老屋，多为二三层，大屋顶，阳台上都是花，姹紫嫣红。老屋的一层多为银店。城中心是个圆形广场，中间有座大亭子，广场西侧高耸着一座巴洛克式的大教堂，里面金碧辉煌，外面布满精美的雕塑。教堂两边围着广场都是银店，一家挨着一家，虽然出售的都是银制品，但却各有特色。有的店装修豪华，出售的银制品以高贵精美取胜，价格不菲；有的店则朴实无华，以出售物美价廉的银首饰招徕顾客。
塔斯科旅游部副部长弗洛雷斯告诉我们，塔斯科周围有许多银矿，银器加工业是这里的传统产业。塔斯科人口10万，就业人口中有一半从事银器加工，光登记在册的银匠就有5500多名。全城银店和银器加工作坊有1500多家，银店多为前店后厂家庭式的。
记者拜访了一位叫蒙特罗斯的银匠。他看上去60出头，个子不高。他的家就是一个银器加工作坊。从小就跟着父亲学手艺的蒙特罗斯，现在是塔斯科技艺高超的银匠之一，他将碎银子熔化、浇铸成型后，再打磨、抛光，制出一件件精美的首饰或艺术品。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大排镜框，都是各种证书。蒙特罗斯自豪地告诉我们，那都是他制作的银器的获奖证书。
塔斯科每年都要举办银节，银节期间有银制品比赛和银首饰流行趋势发布会，它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大批银匠、银制品经销商，银匠们拿出自己最好的银器参加比赛，获奖作品或被博物馆收藏，或在市场上出售。
塔斯科的银制品绝大部分用于出口，主要销往欧美和日本。墨西哥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为银品加工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塔斯科的银制品在保持独特的古印第安人传统艺术风格的同时，还追踪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把现代流行款式同传统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构思独特的银制艺术品。
塔斯科因银而建城，因银而扬名，也因银而成为墨西哥的旅游胜地，每年有30多万国内外游客到此旅游观光。为了保护这座近500年历史的古城，当地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古城的法规。旅游部副部长弗洛雷斯说，银产业是我们的经济支柱，塔斯科古城是我们的文化财富。保护好这座深山里的瑰宝是我们的责任。(附图片)
塔斯科街景。张金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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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王的名称
焦国标
6月1日至4日，英国为庆祝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50周年，隆重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一时间伊丽莎白二世成为在媒体中出现频率颇高的名字。众所周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是乔治六世，她的伯父是那位因爱美人而放弃江山、未及加冕自行逊位的爱德华八世。从他们即位后的称呼判断，相互间似乎毫无关联，几不照应，不能不让人对英国国王的起名排辈产生疑惑。
欲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伊丽莎白、乔治、爱德华这些名称并非英王的姓氏，而只是他们本人的名字。比如当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名字就叫伊丽莎白，并不是说她是伊丽莎白家的第二代君主。其次要明白“世”并非指的上下两代的辈分。伊丽莎白二世并非伊丽莎白一世的女儿，后者比前者早生393年。伊丽莎白一世生于1533年，1558年登基，正是在她即位后，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树立海上霸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
其实指称英王的“世”是当初翻译上的一个失误，后来将错就错了。
这个“世”实际上是个序数词，但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辈分序数，而是指名字序数。所谓伊丽莎白一世，即第一个叫伊丽莎白的英王，伊丽莎白二世即第二个叫伊丽莎白的英王，亨利八世即第八个叫亨利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即第八个叫爱德华的英王，依此类推。英语里，伊丽莎白一世即ElizabethI，一望而知，意即伊丽莎白一号或第一个伊丽莎白，香港媒体即以“第几”指称英王，不叫伊丽莎白二世，而叫伊丽莎白第二，似乎更准确些。
在中国，长辈、先人的名字叫名讳，后代子孙起名字要避开父、祖、先人的名字，皇室就更加讲究这些。英国王室则相反，给儿子起父亲或其他前辈的名字，那是对王子的珍爱，是对父王、先王的尊敬。英王自威廉一世（第一位诺曼人英王，1066年登基）以来，共有41个国王，其中，叫伊丽莎白的2个，叫乔治的6个，叫爱德华的8个，叫威廉的4个，叫玛丽的2个，叫詹姆斯的2个，叫查理的2个，叫亨利的8个，叫理查德的3个，不重名的只有斯蒂芬、约翰、安妮和维多利亚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