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从历史盛世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项斯言
  翻阅史书,观看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耀眼浪花,我常常留恋于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忍不住去窥探“盛世”背后的秘密。
历史盛世
  “文景之治”产生于西汉,当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生产力相对落后。在平定相国吕产、上将军吕禄等“诸吕谋乱”之后,汉文帝刘恒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代统治者。经过文帝刘恒及其继位者汉景帝刘启的精心治理,逐步扭转了汉初以来经济落后、政局不稳的局面,造就了一派升平景象。文、景两朝39年的太平盛世,为汉武帝时期强盛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贞观之治”形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誉为“百王之冠”的唐太宗李世民,亲历了隋末社会大动荡,倍加注意吸取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他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实行了一系列开明政策和得力措施,在短短的23年间,就把天下丧乱、人心不安、经济萧条、财力凋敝的乱世,治理为国威大振、民物蕃息、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的贞观盛世,使大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盛名的王朝。后人谓“惟三代以下,治功莫胜于唐,唐三百年莫若贞观之盛”。唐太宗成就了空前的文治武功,开创了大唐王朝的鼎盛时代,他与汉代文、景二帝共同为整个“汉唐文明”增添了最亮丽的色彩。
  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使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顶峰,其繁荣景象无论在质和量上都远胜于前朝。康乾之际实现了中华民族规模空前的“大一统”,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是对当时盛况的一种写照。
共同经验
  比较、分析这三朝盛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虽然其特征、魅力各异,但其缔造者遵循的规律和进行的治国实践却有着众多的相似之处。
  整治财税,发展经济。从秦朝的商鞅变法开始,历朝历代的发展、变革、强盛,大都离不开财税制度的改革。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为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文帝诏告天下免除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又下诏“除田之租税,赐天下孤寡布帛帑各有数”,并在此后的12年间免除农民的全部田租,直到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才又“令民半出田租”,制定了“三十税一”的税收制度,“终西汉之世未变”。唐代立国之初,就制定实施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以规范社会经济秩序。唐太宗为发展生产,特制定《擅兴律》,对在农忙季节擅自征发徭役的地方官员实行严厉的处罚措施。这些制度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唐朝的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雍正帝更是大刀阔斧地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耗羡归公”和“摊丁入亩”两项财政制度的确立,成为我国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财政制度建设,有力地遏制了私征滥派之弊政,既保证了清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也有效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雍正王朝还从财政入手,从源头上、制度上整顿吏治,严查钱粮亏空和亏欠国库,对涉及到的贵族和高级官僚也概不宽贷。这些改革对约束官员行为和规范经济秩序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乾隆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已占全世界的1/3,国际贸易总量长期出超,成为当时真正的强国。
  选贤任能,澄清吏治。“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相关”。官吏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重要支柱,官吏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一个王朝的安危兴衰,因而有“一人可以兴邦,一人可以亡邦”之说。为了使庞大的官僚集团躯体保持血液鲜活,维持“盛世”的清明,三朝君主都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惩腐奖廉,重用了一大批贤明务实、清正廉洁的官员。
  汉文帝改革了任官旧例,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量才任用不遗余力。文帝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急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与言”。这一举措开辟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唐太宗以“广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是爱才用才的典范。他完善科举制度,广泛吸纳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政,又坚持“才行俱兼”的用人原则,在选取和任命官吏时,努力做到“尚贤使能”,主张“舍短取长”而非求全责备,并强调择人、任官、考核、奖惩在吏治中的作用。无论对哪一种政治力量,也不管出身世族还是庶民,唐太宗都尽量做到“惟才是与”,且“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有其才,虽仇不弃”。康熙在位时也千方百计招揽治国之才。他沿用科举取士,“以才不以年”,唯才是取,网罗天下人才。除战争时期外,他时常到外巡行,向百姓了解官员的品德、才能与政绩;并定期举行“大计”,全面考核各级官吏,据此进行升降、调动、退休等各项处置。此外,还通过令官员自陈操行、言官纠劾、密陈检举、个别谈话等方法来查询为官优劣,以选贤任能。
  为实现政治清廉,三朝盛世都非常重视肃清吏治、惩治贪官。唐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康熙帝“恨贪官污吏,更过于噶尔丹”。而雍正帝反腐决心更加坚定,即位伊始,即连发10余道谕旨,历数前朝吏治之弊,表明整顿吏治的决心。接着以宏大的政治气魄,严令稽查钱粮亏空的原因,并动员各级官员揭发贪赃枉法、侵吞公帑、勒索百姓、行贿受贿的贪官,凡经核定属实的,立即予以严惩。在此期间,朝廷抓了不少大案、要案,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使百姓无不欢喜,贪官无不惧怕而自加约束,对澄清吏治,延续盛世,功莫大焉。
  礼法兼行,刑德并用。三朝盛世的缔造者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天下太平不仅要依靠法律和刑罚,还必须重视发挥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重要作用。把法律和道德协调运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景二帝强调“刑”、“德”并用。他们一方面修订法典,严格推行,另一方面推崇孝道,以孝治国,诏告天下孝悌力田。景帝也被群臣颂为“永思孝道”,是以孝德治天下的表率。唐太宗巧妙地吸收了先秦儒法两家理论,又融合汉代以来运用礼、法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使“德”、“刑”两种手段成为他治国的两件法宝。康、雍、乾三帝,在修订《大清律例》、完善法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
  发展教育,创新科学。科教兴国,古今同此一理。三朝盛世的君主对科技、教育都颇为重视。同时,教育和科技的进步也对三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很大贡献。唐太宗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他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设立了国子监以总管全国教育事业,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唐太宗对科学家也是尊重有加。他曾屡次邀请医药学家孙思邈等人入京做官。正是由于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在贞观年间,数学、天文学、医学等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康熙帝对教育也可谓呕心沥血。康熙六年(1667年),面对清初“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的状况,他“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朝教育状况已明显好转,他又强调要“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并采取各种措施兴学育才,初步建成了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在他的主持下,清廷成功地完成了两项浩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编撰了《律历渊源》,其中介绍了中西方的各种音乐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用;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
重要启示
  从对历史盛世的回顾及其形成原因的探寻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盛世的造就皆出于开明皇帝及其领导的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可惜的是,虽然当时也制定了一些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的法令法规,但终究因缺乏有效的社会制度作保证,随着当朝皇帝的故去,那些经济制度和开明政策也随之而去,可谓人亡政息,曲终人散。同时,每个盛世末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三种现象:一是政府机构庞大,财政支出扩张,国库空虚;二是财权分散,政令不统一;三是贪污腐败,横征暴敛。一个个辉煌的农业文明盛世以至整个朝代,最终在血红的落日里隐去。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徜徉于悠久曲折的历史,醉心于曾经辉煌的盛世,我想得更多的是今天,是肩头的责任。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制度基础。作为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知识分子,我们唱着《东方红》站了起来,积极投身到建设祖国的光荣事业中。遗憾的是,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代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耽误了不少宝贵时间。幸运的是,我们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理论上还马克思主义以本来面目,在实践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中国引上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尤其是近10余年,我们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实现了经济制度的创新;整顿财税秩序,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的财政制度;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和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和考验,出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突飞猛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年年提高的大好局面。这些成就为今后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前进的道路上还将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方向已明,方针已定,我们的目标必能实现。今后,我们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社会分配差距扩大,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待提高;少数官员大搞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社会信用状况恶化,假冒伪劣盛行;等等,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当然,今日中国的繁荣与历史上的盛世有着质的不同。而且,由于人类掌握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得多的科学技术,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古代盛世所无法比拟的。但古今中外兴亡之理、治乱之道相通。我们一定要深刻汲取历史上盛世兴衰的经验和教训,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不移地落实已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实际的各项基本国策,埋头苦干,再创辉煌。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如何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类文明大趋势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学术研讨会探讨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文明
包心鉴
  最近,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在青岛联合召开“人类文明大趋势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和山东省的专家学者就文明发展的若干问题展开了研讨。
  与会者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本质上代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第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它所有制经济成分,这既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又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坚持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相统一,从根本上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机体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三,坚持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第四,坚持社会全面发展,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使社会主义社会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一些专家指出,社会主义文明的生命力绝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种长期实践的过程。只有坚持实践,坚持改革,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才能永葆强大的生命力。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说明,只要我们以实践和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相结合,与实际相适应,社会主义就一定会不断前进。
  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文明既然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应处理好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既注重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基本方向不动摇,又积极汲取世界各国先进文明的成果;既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又切实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顺应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中加快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进程。社会主义文明是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为主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战略,在这种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又必须把提高人的素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地位。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坚持中才能发展,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研讨如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本报记者 吴珺
  最近,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及有关院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新世纪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
  与会者认为,坚持和发展是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坚持中才能发展,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认为,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就必须不断创新。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指出,应该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即与21世纪的时代发展水平相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崭新体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首先要根据哲学研究对象的构成情况和哲学学科的发展、成熟状况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其次要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与鉴别、通过总结近20年来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和争鸣、通过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思想、通过吸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所提供的新的哲学内容,制定各个组成部分的原理或范畴;最后要按照既符合逻辑又符合认识史的原则,将这些原理或范畴建构成为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体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河认为,在新的世纪,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因为它所赖以产生的条件并没有被完全超越,而且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被解决,所以必须坚持。然而,马克思主义并不包含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在新形势下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包含的历史性与时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可以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贴近生活、贴近实践、善于学习、善于借鉴,不断地求教于新生活、新实践和新科学。因此,在新形势下,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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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
刘尚希
  孟春主编的《政府采购:理论与实践》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内容翔实、全面。该书从政府采购的理论、具体运作、案例分析和政策法规四个方面总结了有关政府采购工作的最新进展,介绍了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采购计划的制定、采购的程序以及采购的监督机制等一般技术性和操作性问题。在实践分析方面,选取了工程、货物和服务三个典型案例,逐一评述了每个案例的成功之处和值得改进的地方。在政策法规方面,比较了各国有关政府采购法规的差异,对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健全我国政府采购法规体系提出了建议。
  突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将政府采购理论贯穿于分析政府采购运作的全过程,通过国内国外政府采购的发展比较,指出了政府采购的发展趋势,而且用具体的案例分析评述了当前政府采购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重视比较分析,强调借鉴作用。一是从发展的状况进行比较,介绍了国外政府采购的发展历史和趋势,并介绍了一些国家采购制度的具体特点。二是从法律法规的角度进行比较,提出了健全我国政府采购法规体系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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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经济在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城镇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等问题,农村居民也因市场风险等因素出现了部分困难群众。如何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最近,山东省济宁市委、市政府召开了“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理论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多角度地阐述了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与会者认为,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对于减少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可以化解体制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缓解转型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摩擦、减少社会震荡,使困难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消除对改革的冷漠与隔阂。二是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通过国家启动,发动社会各个层面参与,体现了国家服务社会、发展社会的要求。三是社会救助的实践通过依托市场经济、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农村建立救助基地,在城镇建立救助市场,从而把困难群众融入到市场经济建设之中,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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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道德是一种理性智慧
  葛晨虹
  人们往往这样理解道德:它是做人的一种品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其实,说道德是一种品质和规范,这只是它给我们表现出来的一些方面,而不是其全部。
  理解道德必然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道德对于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性,道德需要把握和解决许多问题:人“应当”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人与他人应当怎样相处?我们的社会应当如何规划蓝图、如何建设发展?应当怎样对待并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人类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可见,道德是一种表达关于“应当”的理性智慧。
  从另一角度看,道德也是一种表达关于“可能”的理性。但作为一种人类智慧,它是在若干种“可能”中,去判断选择最能吻合人类生存愿望和可持续发展理想的、也是最合理的那种“可能”。
  人类的理性实际上可分作两种:一种是科学认知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应当理性。
  人们往往是通过“真”“善”“美”三种方式来把握世界的。“真”是人类认知理性研究的领域,主要回答和解决世界“怎么样”、“是什么”的问题。而世界是什么,这是由客观世界本身所决定的。它展示给我们的是许许多多客观规律和必然性,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日月变换、四季更替、我们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等等。
  “善”和“美”,是人类价值理性所诉诸的领域,主要研究世界“应当怎样”的问题,尤其是要解决人类的世界应当怎样的问题。人类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里有许多种甚至是无数种可能性,需要人类利用理性智慧去权衡,去判断,并作出符合人类善与美的理想的明智选择。善和美就是这样一种代表价值判断和选择的理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常说道德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的智慧。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智慧,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
  法制的实施离不开道德,法律本身也有其道德内涵。任何立法过程及其结果,都内含着立法者的理念,体现着一个社会道德价值理性取向。法律所追求的正义和道德所体现的正义,在根本上应当服从于同一社会理性目标。人类的法律体系如果不同道德理性目标保持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就很难成为真正合理的、道德的良法。正如西方一位著名法学家所说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永远力求执行在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中默示的实用的道德命令。”
  同样,一个国家的管理,从组织目标的确立、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到管理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道德理性的选择和取舍。任何一项制度和决策,如果和社会既有的道德理性智慧相冲突,那它就失去了道德合理性和正当性。
  道德还对经济活动进行合乎人类需要的理性引导。经济活动不仅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也是体现着主体“合理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理性的活动。一位当代著名学者在分析市场经济的“道德理性”时说:“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象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道德的“应当”要求中,蕴含着一种智慧,一种为人类社会进行价值选择并提供合理性论证的理性智慧。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观点》
  陈佳贵
  黄速建、黄群慧主编的《现代企业管理--变革的观点》一书,最近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引导读者了解、掌握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的变革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具有以下特点:
  变革性。该书内容虽然涉及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等诸多传统管理学领域,但重点论述的都是这些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变革。围绕管理变革这一主线,该书以大量的篇幅具体分析、介绍了信息技术发展与企业组织变革、学习型组织与知识管理、企业业务流程再造、多元化与专业化经营战略、企业战略联盟、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电子商务等管理领域的新发展。
  指导性。该书在编排体系上,围绕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来展开其内容,而且在每章后面都给出了案例分析、研究思考题目、推荐进一步阅读的资料,有利于培养读者独立分析、研究管理问题的能力。在写作方式上,注重研究导向,不仅较为全面地评价企业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向,而且重视分析这些发展的产生背景,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增强了指导性。
  现实性。该书注重管理知识的最新发展与我国企业实际的结合,针对现阶段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分专章研究了现代企业制度、经营者的激励约束、企业集团、股票期权制度与员工持股计划、负债经营与证券化融资、管理绩效评价等内容,有助于读者增加对我国企业管理问题的直观认识、提高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与发展现实问题的能力。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韩国实学思想史》
  一文
  葛荣晋主编的《韩国实学思想史》一书,最近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韩两国学术界合作研究的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著名中国哲学史、中韩实学研究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完成,前后历时4年,其间数易其稿。全书由4编、21章和1篇序言构成,共计40万字。
  朝鲜实学是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出现的适应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新兴市民需要、代表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社会思潮。它既是朝鲜儒学发展的巅峰,又成为朝鲜开化思想的先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该书所论内容的历史时限,起始于16世纪初叶的性理学与实学,直至19世纪中叶开化运动、启蒙思想前夜,主要分析研究了李退溪等韩国历史上著名实学家的实学思想,包括实学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天人观、艺术观、西学观、社会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工商哲学及对东亚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回应等问题,是一部系统研究韩国实学史的专著,填补了中国国内有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同时,它选择比较研究的视角,对作为东亚区域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实学思想进行了综合研究,从哲学社会思想史角度论述了韩国实学的深层内涵。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学科制度建设学术研讨会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科制度建设”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近40位从事哲学、社会学、科学学等学科研究的专家学者及高层科研管理人员参加了会议。学科制度建设一直是教育界、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会议围绕学科制度建设的理念、结构、内容,我国学科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如何推进我国学科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者普遍认为,学科制度建设应从学科发展规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促进科学的新发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为目的。学科制度应包括硬制度和软制度。硬制度是指在学科建设中明确规定的具体的规范条目。软制度是指一个学科的学术习惯、学术氛围,即人们常说的学风。(张昊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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