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记者专访
一名美国摄影记者的追求——
千万不要再有战争
本报驻美国记者 刘爱成
越南通往柬埔寨的一号公路上，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哀号地奔跑着，身后是狂轰滥炸的滚滚浓烟；美国洛杉矶国家公墓里，一位母亲哭倒在儿子的碑前，他死于越南战争……这一张张凝固时空、惨不忍睹的新闻照片，多年后再次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
美联社著名摄影记者、1972年普利策奖和世界新闻奖得主尤尼克最近在洛杉矶展出的近百幅越战时期的照片，虽然有许多过去曾在美国乃至世界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今日重现，仍不失其“魅力”，对许多饱受“恐怖”惊吓的当今美国人的心灵再次产生震撼。开幕当天，700名观众前来观看。面对着一幕幕不该发生的“历史瞬间”，他们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摇头感叹，有的含泪不忍心再看一眼……密密麻麻的留言，发出同一个心声：记住教训，远离战争。
人们感谢这些“历史瞬间”的记录者、20世纪美国100位最优秀记者之一——尤尼克（纽约大学新闻大众传播系评选），这里的每张照片都凝聚着他的血和泪。
尤尼克指着自己的大腿，对我说，为了拍这些照片，他出生入死，3次中弹，现在大腿上还留着一颗弹片。医生说，取出这个弹片要伤及腿骨，只得让它陪伴终生了。他说拼命拍摄这些照片，一个重要目的是要把残酷的事实真相告诉人们：战争是恐怖的，再也不要有战争。“我和其他美国摄影记者不一样，我是用心在拍，有许多镜头，我是流着眼泪拍下的”。
原是越南人并有中国血统的他，本来对摄影一窍不通。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完全是因为他哥哥。他哥哥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摄影家，后来成为美联社摄影记者，死在战场上。那年他17岁，受聘到美联社驻西贡分社摄影部暗房里洗印照片。三四个月后，美联社需要一名摄影记者，尤尼克便拿个相机出去拍摄。没想到效果不错，从此，他告别了暗房，走进战场。“那时候，看到哪里冒烟，就往哪里赶，生死难顾，当然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尤尼克最出名的照片就是那张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在战火中奔跑的照片。1972年6月8日早上7点半，尤尼克去西贡西北30里外的TrangBang采访。在通往柬埔寨的1号公路上，两边聚集了许多难民，他们是从村子里逃出来躲避炸弹的。受美国支持的南越部队第25师和北越部队在这里已经打了3天3夜。中午1点，南越部队扔下一颗黄色烟幕弹，尤尼克知道那是信号弹，要扔炸弹了。他举起相机，几秒钟后，一架南越飞机扔下4枚凝固汽油弹，目标是草带庙及周围村舍。他拍下了这些照片，但不知道这些炸弹是否伤及村民，因为一个上午他们没发现那里有人出来。当尤尼克及其他记者走近那里看个究竟时，发现有人正从村里往外跑。一个妇女的左腿被汽油弹烧伤，接着又一名妇女抱着一个婴儿跑了出来，怀中的婴儿已经死亡……当他正在对着她们拍照时，忽然听到有个孩子在叫喊：“烫死了！烫死了！”他回头一看，发现一个小女孩一边跑一边脱被烧着的衣服，冲着在她右前方的哥哥呼救。“水……水……热死了，我要死了……”她张开双臂，哭喊着。
“我对着她拍下了好几张照片，不忍心看她被烧得往下掉皮，心想如果不救，她可能真的活不成了。因为我已经拍摄的两个小孩都被烧死了”。尤尼克放下相机，拿起水壶就往她身上浇水。但这或许帮了倒忙，“因为我不知道人在烧伤的时候是不可以用水浇的。根据她叔叔的要求，我把她送到了医院。而当时她的父母仍在庙里。”
尤尼克把她送到医院后，立即赶回分社发稿。分社暗房技术主任杰克逊早已等在门口，尤尼克和他一起冲入暗房，赶紧冲洗胶卷。杰克逊一张一张地看，当他看到那张女孩的照片时，问：“怎么回事，她没穿衣服？”尤尼克把他的亲眼所见叙述了一遍。杰克逊挑了8张照片，以小女孩那张打头。可是图片编辑罗宾森则认为这张照片不可以用，因为是裸体。但西贡分社摄影主编霍斯特二话没说，让一名雇员立即赶到邮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张照片发出。该照片被美国及世界媒体广泛采用。尤尼克声名鹊起，获得了当年普利策奖，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获奖者。
这个女孩也因此出了名，她叫金朴，当时9岁，辗转了两个医院才获救。她整个身子被大面积烧伤，治愈后仍体无完肤，好在脸部幸免于难。金朴被烧的瞬间不仅留在照片上，更是印在尤尼克的脑海里。他到处打听她的下落，直到1989年才在古巴见到她。那时她已经26岁，在那里学习西班牙语和药物学。她高兴地把她的未婚夫介绍给尤尼克。她一直认为自己身上被烧得那么难看，肯定嫁不出去。没想到这个来自越南北方的小伙子非常爱她，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他们夫妇已定居加拿大多伦多，膝下有两个孩子。尤尼克说，“我和金朴就像一家人，她叫我叔叔，我们每个星期都通电话。她有许多关于那场战争的书，但从来不敢看那些战争图片，怕勾起噩梦般的回忆”。
战争结束后，尤尼克来到美国，在美联社洛杉矶分社当摄影记者。第一个任务是让他拍棒球，结果他拿着相机，不知从何下手，因为他对棒球一窍不通。从战场到球场，从“地狱”到“天堂”，这种反差，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心态上都让他难以驾驭和调整。从棒球场空手而归后，他到书店买了许多体育书。
现在他不仅是很好的体育摄影记者，在好莱坞也颇受欢迎。他成天与球星、影星为伴，但耳边的欢声笑语，眼前的太平盛世，永远代替和冲淡不了烙在他心中的那片战争阴影。而这种阴影似乎也仍笼罩着许多美国人的心灵。1989年美国老兵节，他来到洛杉矶国家公墓，发现一位老妇哭倒在儿子的墓前。墓地里，那束束鲜花浸着泪水，饱含悲痛，碧绿的草地下又有多少不安的灵魂……尤尼克再次记下这无声的瞬间。照片上了许多美国主要报纸的头版。
展厅里，尤尼克告诉记者：“现在我在美国要名已经有名，生活工作都很安定，为什么还要把这些战争照片拿出来展览？我是觉得我们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珍爱和平生活。我知道绝大多数美国人和我一样厌恶战争，我们要不断提醒大家，记住教训，千万不要再有战争。这是图片展能让这么多观众产生共鸣的原因。”(附图片)图为尤尼克与他的成名摄影作品。刘爱成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色彩与生活
环境色彩
刘芳
城市的色彩往往与所在国家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和民俗风情有关。当然，人们在城市色彩的应用上，也融入了自己的审美观点和文化修养。
美国城市的中心大多为商业中心，因此建筑色彩都比较商业化，采用蓝色、绿色、黄色等。如：纽约的曼哈顿金融中心整体色调为蓝色，因为大部分建筑外墙采用了蓝色玻璃幕墙，其目的是要突出曼哈顿金融中心的商业景观氛围。
美国城市中住宅楼整体色彩基本趋于一致，外墙很少用涂料和贴面砖，大部分采用彩色水泥装饰砖，基本颜色以灰色、浅棕色等为主。以纽约为例，早期许多住宅楼由于用色不当，以至城市主色调出现混乱，市政府不得不用法律来加以限制，因此一个城市选用一种主色调将有利于城市色彩主脉的延续。
法国巴黎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古老城市。在老城区，古朴的灰白砖石墙与桔色显出老城的文化气氛，而新城拉·德方斯的蓝色调给人一种明快和亲切的感觉。住宅楼基本采用淡雅的色调，少量采用浪漫的格调，如黄色、绿色、红色。法国的“四季商场”运用了“四季色彩理论”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色调，堪称一绝。
北京作为一座古老的文化名城，整体色彩基本统一和谐，如皇城一般为黄瓦红墙；民居基本为灰砖。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北京也出现了运用“四季色彩理论”的楼宇。
北京的建筑色彩选择，应与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相适宜。既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居住建筑应突出活泼、明快和亲切的感觉。色调选择应协调统一，避免杂乱无章。
（完）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一睹戴高乐风采
张锡昌
戴高乐是法国现代史上最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奇峰迭起，波涛起伏，富有传奇色彩。他也自称是“一个带有传奇性的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进外交部的第一天起，我就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盼望有一天能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1964年1月，中法建交。我被派往巴黎使馆工作。当时正是戴高乐再度执政的全盛时期。我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一夙愿，有幸成为多次见过戴高乐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6月19日第一次见到戴高乐。那时我国驻法首任大使黄镇到任还不到半个月，戴高乐总统就主动约见，进行正式谈话。巴黎有一百几十个外国使节，能够同总统正式谈话的不多，总统主动约见更为罕见。这反映了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对话的迫切心情。
会见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我们一登上爱丽舍宫的台阶，礼宾官就前来迎接。按礼仪，应当让客人走在前头，可是从礼宾官旁边闪出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大模大样走在最前面。幸而事先蒙友好国家外交官指点，我才明白此人是专司指引客人的服务员。
戴高乐的办公室位于二楼中央。我们先在办公室门前的小客厅稍候。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戴高乐出现在门口。他着一身老式双排扣深色西服，气宇轩昂，仪表威严，颇有睥睨一切的气概。有人把他比作一钩新月，看上去似乎更清冷些。他先站着同我们寒暄几句。身高1米95的他得略略偏下头来同我们说话。他对黄镇说：“我们都是军人，一定能谈得来。”按戴高乐会见外国客人的习惯，他先请我们在办公桌前的两把帝国式的古色古香的靠背椅上坐定，自己坐到办公桌后边。三把座椅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戴高乐的那把椅腿加高了一截，以便能自由舒展他的两条长腿。主客隔着一张偌大的路易十五式紫檀木办公桌面对面谈话。戴高乐当时已是74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话铿锵有力，字斟句酌，有时用手势来加强语气。
这次谈话历时约1小时，主题是印度支那问题。戴高乐对手下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越南重新统一、独立，实现中立化。这就需要我们同中国人取得一致，促使美国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我国大使到任伊始，戴高乐就主动约见，专门谈印度支那问题，自然有重要的信息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他说，1954年日内瓦协议是好的，是保证印度支那和平的好办法，条件是协议应付诸实施。他强调：“现在存在着干涉，双方都有干涉，后果很坏，令人遗憾。”法国认为，应该回到1954年协议，并使之付诸实施。需要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在1954年协议的基础上停止干涉，恢复和平。他一边用双手比划着，一边提高嗓门一字一顿地说：“双方都应停止（干涉），这样才能促使会议召开。”信息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不仅美国应当停止侵越，中国也应停止援越。
他又强调，中国的作用是“头等重要”的。“没有中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同中国一起，也许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响应倡议，并同法国一道，会对其他有关国家有重大影响。最后，为了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方与法国协调、合作，他特意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在全世界，在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它应有的地位。对新中国来说，东南亚问题是个机会，希望中国抓住这个机会。”
谈话结束时，戴高乐起身，彬彬有礼地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握别。那个穿燕尾服的人赶紧上来引我们下楼。在爱丽舍宫入口处握手告别时，我把早已攥在手里的一张50法郎的钞票放在他的手心里，对方心照不宣地收下了。这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教给我的诀窍。凡是去见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客人得给引路的服务员小费，而且须用旁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很自然地交到对方手里。这种规矩是我闻所未闻的，也算得是初见戴高乐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连载
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先驱
———巴纳德教授传奇
本报驻南非记者 李新烽
2001年9月2日，南非国家电视台在晚间新闻的头条，播发了人类心脏移植手术先驱克里斯·巴纳德教授逝世的消息。我当时埋头于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的报道，忙得竟腾不出写一则短消息的时间。在他去世3个月前，我有幸采访了巴纳德教授。现在，采访他的情景不时萦回脑际。
他视名利为身外之物，他贯穿一生的博大爱心，他矢志不移追求人类健康的精神……这些都在不断地催促我完成这篇关于他的人生传奇故事。
为宣传新书，他曾计划访华
去年6月1日下午，我如约来到巴纳德教授下榻的黄金城格雷斯宾馆。教授午休刚起，精神矍铄，清瘦干练，一身裁剪合体的西装，配上一条淡雅的小花领带，再加上1米80的个头，显得风流倜傥，气度不凡。他此行回南非是专程推销其新书———《心脏保健50条》的，我们的话题也就从该书谈起。
教授说，自34年前他成为首位人类心脏移植手术的大夫以来，医学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伟大进步，关于提高人类生活、延长人类寿命的报道几乎不绝于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医学研究长期以来多致力于“修理病人”，较少顾及于“预防疾病”，“这就是我下决心写作这部书的原因。我希望通过此书能够告诉你们并示范给你们，预防心脏病，你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你当然能够看到自己可做的事情还真不少”。
显而易见，教授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是宣传“预防胜于治疗”这一医疗方针。他把“医治患者”说成“修理病人”，是为了强调治病会对人产生危害，以此突出预防疾病的重要性。
心脏病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说到心脏病，教授似乎有讲不完的话，“患心脏病的概率与年龄、性别、遗传、吸烟、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少运动量、体重超标和精神压力关系密切。”
他进一步阐述：“一般而言，65岁以上的男人有4／5死于心脏病，男人比女人更易于患心脏病，且患病的年龄偏低；如果家族中有人是心脏病患者，你患病的机率就会加大；吸烟者患心脏病的概率比不吸烟者高出两倍，被动吸烟也存在患心脏病的极大危险；高血压迫使心脏加倍工作，引发心脏体积增大，从而改变心脏的动脉，促使心功能减弱；肥胖加大心脏的负荷量，易引发心脏病……”
怎样预防心脏病呢？教授在著作中从饮食营养、精神压力、周围环境、体育活动和生活态度等5个方面，各提出10条忠告，“按此身体力行，从现在做起，则可终生与心脏病无缘”。
他强调，书中最重要、最简单易行者莫过于以下6条：“切勿饱食、少吃肥肉、常开笑颜、勤酌红酒、乐于交际和适量性生活”。
教授热情地拿出一本新书，签名后赠予我说：“中国是世界超级人口大国，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正在提高，我计划今年底前后去中国宣传这本书，介绍预防心脏病的常识。”（一）
（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旅人心语
巴餐麻辣烫
杨叙
到巴基斯坦听到和学会的第一个乌尔都语词儿是“假巴帝”，周围的人说起“假巴帝”就像说起自家刚烙得的大饼一样亲切自然。“假巴帝”正是巴基斯坦的大饼，薄薄的，不放葱花儿也不放油，但是刚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外焦里软，确实让人心动。我很快就发现了“假巴帝”是怎样一点不假地在巴基斯坦人的食桌上称王称帝的：在街边的小摊上，在店员午休时的铺子里，在老百姓的家中，随处可见大吃“假巴帝”的人，他们在花花绿绿的地毯上席地而坐，将“假巴帝”撕下一块，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持之，朝煮得烂烂的豆酱中一夹一蘸便送入口中。在碧蓝如洗的天空下，他们漫不经心地咀嚼着，古铜色的皮肤上微微泛着汗水的光泽，使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懒散而悠闲的意境。
伊斯兰堡的中餐馆不少，诸如“王府”、“金龙”之类，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但是尝试了几次之后，我便对这种改良主义的产物不感兴趣了，好比你想念一位老朋友，便让你见一位与他相像的人，那么不见也罢。相形之下还是去吃原汁原味的巴餐来得酣畅。一顿比较丰盛的巴餐包括餐前汤、大菜、主食和餐后甜点。餐前汤不需多说，它多少有点外国化，常见的有西式的奶油蘑菇汤，也有中式的鸡蛋汤，要说不同，大概就是往汤里加一勺泡着青辣椒丝的白醋该算是巴基斯坦式的点睛之笔。大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烧烤，巴基斯坦的烧烤是有名的，牛羊鸡鱼都可以烤，最好吃的还是烤羊肉和牛肉卷，腌制好的肉一串串地穿在铁钎子上，在烧得通红的炭火上嗞啦嗞啦叫着，油汪汪的，香气四溢。另一类是炖菜，首先调动起食欲的也许不是菜本身，而是那炖菜用的陶土罐，赭红色，刻着一些朴拙的花纹，圆圆的肚子细脖颈，让人看了无法克制探究个中美味的欲望。用勺子舀出红红的浓汁浇在米饭上，谁见了都会食指大动。除了脍炙人口的馕和抓饭以外，最有特色的非烤全羊莫属，烤全羊是巴餐中最尊贵的一道主食，羊肉自然鲜美，腹中的米饭掺着杏仁干果葡萄干更是风味十足，吃罢口齿留香。
巴餐给人的印象可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平庸之辈，它旗帜鲜明，特立独行，相逢之后，即便不肯称道，也不会轻易忘记。地道的巴餐敢辣敢甜且极富民族特色。
说到辣，巴餐的饭菜不论巨细不分雅俗，都少不了咖喱和辣椒，据说“咖喱”一词是1598年开始在英语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它本是流行于南亚的一个泰米尔词汇，但它始终是巴餐中当仁不让的领衔主角。因其辣，吃巴餐时喝大量的凉水是绝不能省略的，就像消防队员灭火时所需要的一样。
说到甜，有巴基斯坦的餐后甜点为证，点心五颜六色，长长扁扁，但都充满了糖水蜜汁，最典型的一种名叫“乐似苦乐”，形似乒乓球，头一回品尝我是在旁人的警告下，小心翼翼下嘴的，结果还是使了好几天脱敏牙膏。
至于民族特色，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帕恩”了，这是一种供饭后咀嚼的食物，具有提神顺气清口之功效，通常大饭店门口都有专门制作“帕恩”的小摊。观看其制作过程大约不亚于看旧时中国民间艺人的表演，有顾客来时，小贩便拿起一张碧绿的树叶，他们叫它作“比特叶”，然后将面前20多种形形色色的东西放在叶子上，我怀着好奇心请教了一位一下子买了6个“帕恩”的顾客，他告诉我，那彩色的像米粒似的东西是茴香子；白色的粉末是椰子粉；浅咖啡色的则是葫芦巴，一种一年生的豆科植物；如果愿意，还可以放上烟草叶。饭后嚼上几口“帕恩”已是巴基斯坦人融化在血液中的生活习惯，所以小摊前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
前几天看了一个反映南亚风情的电视片，有几个妇女居然创作了一台真正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她们有的剁肉，有的捣蒜，有的擀面，有的炒菜。只见眼前长裙曳地，轻纱拂面，但闻耳边木器陶器铜器相击，“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想，这是否就是巴餐的真谛呢？宛如一首曲子，热情奔放，质朴无华，似绕梁之音，盘桓三日，余味犹在心头。（附图片）
图为巴纳德教授接受本文作者采访。
李新烽摄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日本小巷（油画）
作者：孙光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