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追求真理 心系神州
——深切悼念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李默庵
黄埔宣
著名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八届常务委员，第九届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李默庵同志，因病于2001年10月27日去世。德高望重的老会长走了，又好像没有完全离开我们，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断萦绕在我们的脑际。
李默庵原名李宗白，1904年生于湖南长沙。
20岁时，他就与陈赓、宋希濂等人一起考入程潜创办的陆军讲武堂，同年11月并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从此，他和许多仁人志士一道，为寻求真理，寻求中国富强之路，走过了漫漫征程。
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战斗，东征时他随共产党员包惠僧，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战斗；北伐时，随军攻克武昌、转战南昌，在南京龙潭车站指挥部队与军阀孙传芳的部队激战，直到攻克济南。在战斗中，他从当战士到当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当旅长时与军阀部队作战，身先士卒，几度负伤，差一点命丧疆场。
1937年10月，他作为第十四军军长，担任左翼兵团指挥官，在忻中战役中与八路军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与日军的激烈交战。在23天的防御作战中，击毙了日军的旅团长，伤敌、毙敌3.6万余人，挫败了日军精锐部队的猖狂气焰，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国威，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以后，他又与叶剑英老师（叶帅是黄埔军校教官）密切合作，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抗日游击骨干；
1942年调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浙江，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1945年9月，他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浙江境内日军投降。在保家卫国的神圣斗争中，他和许多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它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一道，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追随程潜先生在湖南组织、策划了和平起义活动，后因故出走香港。在香港他与黄绍竑等44名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表示要“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这个通电一发表，国民党政府极为震动，马上下令开除了他们44人的党籍，并发布了通缉令。当时，积极组织反蒋活动的杨杰先生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由于李默庵同志的声望，蒋介石总是对他进行拉拢。一天，一位老朋友拿着“校座电令”，让他到台湾去，要他放弃反蒋立场，他坚定地说，我已决定退出军界，不想去台湾，请代我婉言陈复。还有一次，有美国背景的朋友，要他参加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他也表示坚决拒绝。他不为“名”和“利”动心，宁愿变卖家产到阿根廷去，过清苦的平民生活。在这里没有慷慨激昂的陈辞，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硝烟，只有无声的抗争。李默庵同志就是以这种“不合作”的态度，表明了他与旧势力彻底决裂的立场。
李默庵同志于1950年离开香港到阿根廷，而后于1964年辗转移居美国定居，直到1990年回国，他在海外漂泊了40年。
这时，李默庵同志年事已高，他五次飞越太平洋，在爱国热诚的驱动下，又唤起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激情，唤起他当年投身黄埔的初衷。他像年轻时一样，义无反顾地挺身站出来，为促进祖国统一竭尽绵薄之力，壮志历久弥坚。他经常在美国的《北美日报》、《华侨日报》以“张正谊”、“张忠良”的名字发表文章，批驳反共、反华的谬论。在台湾还没有开放回大陆探亲时，他和宋希濂、蔡文治等学长一起组织了留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联谊会，发出“国家第一、民族第一、统一至上、建设至上“的宣言。他在美国接待了许多转道回大陆探亲的同学，为他们解疑释惑，在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他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以后又任会长，以其为黄埔一期同学和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高级职务的威望和影响，广泛联系台湾和海外的黄埔同学、亲友，为发展会务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10多年来，李默庵同志与侯镜如、郑洞国、宋希濂、覃异之、赵子立、黄维等早期学长一起，亲切地接待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来的黄埔同学，邓文仪、刘璠、肖赞育、戴坚等和泰国、韩国、巴西的同学，并陪同一些同学参加了江泽民、李鹏、李瑞环、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热情地陪同一些同学到沈阳、长沙等地参观、访友、探亲，与他们一起重温了许多往事，听到了久违的乡音，他以乡情、友情、亲情、同学之爱与老同志、老朋友促膝谈心，与他们坦率地交换实现祖国统一的意见。言谈之间，李默庵同志深厚的民族之爱，渴望祖国早日统一的迫切心情，强烈的反对“台湾独立”的坚定立场，给他们以巨大的鼓舞。
70多年前，当李默庵同志风华正茂的时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埔军校学生。到了耄耋之年，他不顾体弱多病，积极为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社会国民党的腐败专横的统治，曾经让他迷茫、失望、彷徨，短暂的黑暗没有让他消沉、颓唐，相反更增加了他对光明的渴望和对理想的向往，崭新的工作让他焕发了青春。人生的不幸在精神上留下创伤，又由晚年的奋斗得到补偿，这就是李默庵同志交错互动的一生。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爸爸您的女儿回来了
左太北
我是看着父母抱着我的全家福照片长大的。那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已经开始，母亲刘志兰带着刚刚出生三个月的我返回延安前与父亲左权的合影。看着这幸福的家庭，谁又能想到，这竟是母亲和我与父亲永别的留念，也是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1942年5月22日深夜，即在父亲牺牲的前两天，他给我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和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啊！
2001年4月，我和刘太行有幸和山西电视台的同志们一起，寻访了我父亲左权抗战期间在山西战斗、生活过的一些地方，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父亲。
我们一行首先来到潞城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旧地。1938年至1939年间，八路军总部曾在这里驻扎了268天。在这期间，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我的父亲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我军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全歼山西境内中国军队的十一路围攻、二次九路围攻，挫败了日寇对太行山区的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在战火中巩固和发展起来。
1939年4月16日，我的父母在这里喜结良缘。听母亲说，婚礼既热闹又简朴。朱老总、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首长，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彭老总正在冀南工作，未能回来。婚后，父亲依旧忙得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白天，他忙于公务，晚上在烛光下研究战略战术，从事写作。我母亲在婚后的第四天，就随巡视团离开北村，去沁水、阳城、晋城等地工作去了。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从北村迂至武乡，先后落脚在砖壁、王家峪。这期间，父亲曾指挥二纵队在太南山区开展了磁县、武安县、涉县、林县战役，歼敌万余人，从军事上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在砖壁，父亲配合彭总指挥八路军105个团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大规模的战役以胜利宣告结束，毙伤日军2万多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进攻。
前来“左权将军故居”的人越聚越多，人们谈起左权将军无不情谊深长。他们讲述了左权将军在砖壁带领干部、战士筑水坝修蓄水池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战士因摔坏了老乡的一只瓦盆，赔付老乡三角钱的故事……最后，全村男女不约而同地高声唱起《左权将军之歌》。
就是在砖壁拍过那张全家福的几天后，母亲带着我消逝在父亲视线的尽头……秋日的晴空下，挑夫的担子一头挑着睡在小木箱的我，另一头挑着一筐我的日用品，扁担上还晒着我的尿片。翻过道道山梁，走过村村寨寨，一个多月后，我们母女终于到达延安。21个月后，我最亲爱的父亲却捐躯在战场上。
告别了砖壁村，我们一行人前往当年的黄崖洞兵工厂旧址。我们从黄崖洞的南口瓮屹郎进入仰天奇观“一线天”，便来到黄崖洞水腰工厂区。为了贯彻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靠的军事工厂”决议精神，父亲亲自组织领导了建设、保卫兵工厂的工作。从1939年3月到1942年，他为黄崖洞兵工厂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跋山涉水，亲自勘察、选址，率领干部、战士和民工，一起攀崖越岭，担土挑石、搬运机器，亲临工地指挥，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建成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的（年产七九步枪400多支，掷弹筒200多门，五零炮弹3000多发）、八路军抗战初期数一数二的兵工厂，有力支援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1年11月，他亲自指挥了黄崖洞保卫战，击退了日寇坂垣师团5000多敌兵力的进攻，歼灭日寇1000多人，胜利地保卫了兵工厂。
我们一行人在山西省的最后一站是瞻仰父亲殉国的地点——左权县麻田十字岭。那是1942年5月，3万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实行铁臂合围，5月25日下午，八路军总部终于跳出了合围圈。就在几千人即将转危为安的时刻，一颗罪恶的炮弹突然袭来，父亲高声呼喊：“同志们，卧倒！”同志们都脱险了，而我的父亲却倒在了还有几步即可翻过的山梁上……
在父亲牺牲的地方有一块纪念石碑。这是浸透父亲鲜血的土地。我采集了一捧山野花，轻轻地摆放在石碑旁。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父亲默哀，向九泉之下的父亲倾吐心声：亲爱的爸爸，女儿看您来了，自从我会叫爸爸的那一天，妈妈就告诉我：你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敌寇战斗着……爸爸，您是中华民族不死的英雄，您是女儿心中永远的丰碑，对您深切怀念将伴随着女儿的终生……
中午时分的十字岭，艳阳高照，薄如轻纱的白云飘渺萦绕着青山峻岭，我仿佛感到父亲已和太行群山融为一体，化成一座拱卫祖国山河的铁壁铜墙。我向着群山放声呼喊：“爸爸……您的女儿回来了……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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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日战争中的亮点
——忆冀东打“治安军”战役
傅克
老年的我，对故乡的眷恋，对往事的追忆和思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深，在经历了岁月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后，越发怀念革命征程上的种种经历。
那是60多年前，我的家乡冀东已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由于冀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冀东人民饱尝民族屈辱和奴隶的苦难。一直不屈不挠地进行着英勇的抗争。终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满腔怒火，爆发了震惊中外的20万人参加的冀东人民抗日武装大暴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但由于诸多因素，使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受到严重挫折，使已取得的抗日大好局面丧失了90％以上。1938年11月，由李运昌同志领导的抗联余部6000人由平谷返回冀东，经过大扫荡，最后剩下130人与八路军留下的三个小分队在敌人疯狂、残暴镇压的恐怖日子里，掩埋好战友的尸体，踏着先烈的血迹，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12月—1942年2月，在敌人对冀东第三次“治强”行动中，我军以不足7000人的兵力，战胜了3万余伪治安军，取得了冀东大暴动后最伟大的胜利。
1941年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寇为实现“南北并进——北攻苏联，南下太平洋攻美、英、荷兰”的野心，除对国民党诱降外，还妄图以“治安强化”手段，用“伪治安军”达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使华北“治安”达到“满洲国水平”的目的。
日寇的第一次“治强”，于1941年春，首先从冀东开始，到9月第二次“治强”在华北结束。由于我军1938年大暴动受挫折，在第一、二次“治强”中，我仅有的两个主力团又受到严重损失，所以敌人自以为以绝对优势的“治安军”通过第三次“治强”可以达到“以华治华”的目的。
针对敌人的狂骄，我冀东党、军分区司令部李运昌、包森、曾克林等领导决心以周密的战略部署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抓时机、抓优势，狠狠打击敌人。
初战1941年12月15日，遵化城东四十里铺战役开始，通过我军联络情报网得到确切消息后，布成周密袋形伏击线，仅30分钟结束战斗，此次共毙俘敌450人，缴轻机枪5挺、步枪350支、子弹2.5万发，辎重车150辆。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我军民的士气。
12月26日，包森率十三团三营、特务连和遵化游击队，在双城子据点，以巧取的战术，我突击队员，化装成新媳妇回娘家（把机枪藏在花被里）、给营长送礼、赶集、送粮等，本拟偷袭攻战营部，里应外合，但情况有变，指挥员又机动灵活采取强攻和伏击的办法，终于以连战20小时，攻克顽敌，以全胜结束战斗。此战共毙俘敌200余人，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
紧接着，我军又以主动出击方式，在山头庄、刘备寨全部击歼敌人。随后，十二团二营又主动佯攻大寨，仅二三十分钟，将敌250人全歼，而我军毫无伤亡。
1942年1月5日，十三团又从情报网中确定伪“治安军”将再犯刘备寨，寻日教官尸体，包森率三营及贾子华特务连前后夹击，将敌全歼，又毙日教官1名，俘伪军2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逃窜余部被丰玉遵游击队击溃，丢掉“治安军”的团旗。从此“治安军”十团的番号在冀东消失。
在不断胜利的形势下，我军越战越强，包森副司令员在果河沿一线根据所得情报，客观地分析了敌我，又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决心将敌人歼灭在蹄形包围中。经过激战，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发挥指战员“不怕死”的精神，终于使驻玉田第二集团第四果河沿“治安军”惨败。我军毙俘800多人，日教官4名，伪官兵几百人，获得山炮、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长短枪以及子弹，还有望远镜、电台等大量军用品。我军仅伤亡30余人。
接着，我军又在杨店子战斗中，歼伪军一个整团。到1942年2月5日，我军打“治安军”战役基本结束。冀东十二团、十三团共战20余次，据不完全统计，毙俘伪中校以下官兵2700余人，毙俘日军中佐以下官兵500多人。击伤伪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了当时我军急需的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壮大、武装了我八路军，战斗力更强了，从而使伪军7个团失去了战斗力。
追忆58年前的这段历史，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次53天的打“治安军”战役，对敌后冀东的抗日战斗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经历了20万人抗日大暴动后的惨痛教训中，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在130人的抗联队伍和3支小分队的共同竭尽整个生命的拼搏中，抗日力量终于在逆境中站了起来，创建成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并充分理解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内涵，利用冀东敌后特殊的斗争局面，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为自己建立了信息情报网、地下运输线、交通线，使我们知己知彼，并牢牢抓住时机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使这次战役取得突出的战果。战况报到晋察冀军区总部，聂荣臻司令员以为战报有误，重新核实后予以表扬。正如当时十三团总支书记、原北平工委书记娄平同志的回忆文章所述：这次打“治安军”战役所取得的胜利“十几年后研究战史的人看成是奇迹”。
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壮大了自己队伍，鼓舞了水深火热中挣扎在日本铁蹄下的冀东人民，而且为1945年为我军比国军党早三个月打回东北，打下了思想、军事力量、军事素质和装备的基础。回忆冀东抗日战争的历史，这次打“治安军”战役可以称为辉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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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1938年，朱德在129师与刘伯承（中）、邓小平（左）同志在研究作战计划。
照片选自《朱德》画册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第一只红色股票
徐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熟悉我党党史的同志都知道，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尝试使用金融工具为红色根据地的建设服务。
1928年在广东海丰县建立了第一家银行并发行银票，1932年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国家银行并发行货币，第一任行长是毛泽民。但鲜为人知的是，1933年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成功发行了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这是红色政权正式发行的第一只股票，被称为红色股票。
该红色股票是方志敏烈士的亲属为正在筹建的方志敏烈士纪念馆征集文物时获得的。股票呈长条形，长20厘米，宽7.5厘米，上方印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中间印有“壹圆股票”，并加盖银行的红色印章，在印章两边印有“本银行股息周年六厘计算，每年年终结账，营业盈余除开支费用及股息外所有纯净红利照股分派，次年一月凭票领取”，其下方为股票号码，并附每年领取股息和红利的凭证，即通常所说的息票，息票每年一张，从1933年起算，共附10张（股票票样见图）。按当时的规定，该股票每股壹元，也可折谷入股，每25公斤谷折算1股。
1926年共产党人方志敏率领赣东北革命群众，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旗，革命烽火“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形成“东南半壁红”的大好局面。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红色区域之一，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屏障。在赣东北苏区自身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同志曾经指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大，人多开支大，经济来源有限，我们要尽可能主动向毛主席、中央苏区支援些金银、军需物质”。几次反“围剿”中，他们克服困难积极主动支援中央苏区经费，即使在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调中央苏区去并准备组建新红十军时，还向中央带去金银等。
革命根据地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是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0年10月成立的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发展为1931年9月成立的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1932年12月中央批准赣东北省改建为闽浙赣省，1933年1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随之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的发展壮大，支持了苏区的经济建设，农业得到了更大的增产，1933年闽浙赣边区的农业比1932年增加了20％；为发展苏区工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造纸、织布、制糖、硝盐制造等得到了发展；带动了苏区贸易，促进了食盐、布匹、食糖、茶叶等商品的流通，粮食的内部调剂等。苏区的农业、工业以及内外贸易的活跃，带来了物价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从而使得根据地的红色政权更加稳固。闽浙赣苏区因而被毛泽东同志称誉为“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
1933年9月，闽浙赣省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及全省第一次贫农团代表大会决定，要求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为银行增资扩股十万元，以扩大银行基金，发展苏区经济，并认为这是当时经济动员最中心的工作之一。这次银行扩股工作，是在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成立的招股委员会具体实施的。银行扩股首先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们积极认股，同时扩股工作也在白区进行，对象主要是站在中间立场的富裕农民和小商小贩，也有少数地主、富农秘密托人认股，并将之作为政治上的红色保险票而保存起来，以此作为拥护红军的标志。整个扩股工作为期三个月，共募股十几万元，超额完成了增资扩股计划。
利用现代金融知识剖析红色股票的证券产品特性，可以看出，红色股票是一种无记名的面额股票，采用无记名的方式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护股票持有人的一种手段；同时，该股票又带有明显的优先股的特性，有固定股息率，并可分割红利，因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为苏区政府所有，股票持有者是无表决权的。虽然红色股票只附了十张息票，但并不意味着股票的定期性，或者说十年即可还本，由于当时战争周期难以预料，暂附十年息票的设想是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一年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方志敏同志率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苏区，苏区银行已无存在的条件，红色股票也就夭折了。
可以说，在红色割据的条件下，继苏区银行纸币、公债发行后，红色股票的设计和成功发行是一种金融创新。革命先辈们大胆吸收和借鉴了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充分利用股票所具有的筹集资金的重要功能，创造性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股票工具应用于苏区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之中。红色股票成功发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政治上与苏区银行的主要任务相一致，即为了支持革命战争，为第五次反“围剿”准备财力，利用经济的方法扩大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力，它是以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响应苏维埃政府为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经济动员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是为了保障和提高苏区银行的信用及其发行的纸币的信誉，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强其宏观调控功能，调节苏区的货币供应量，使得苏区经济得以平稳健康发展。红色股票在我们党证券史上具有重要的一页。
近70年过去了，方志敏烈士和其他革命先辈为建设可爱的中国所进行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革命实践活动为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方志敏烈士1935年3月在狱中撰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将革命精神归纳为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并且写道“苏维埃政府亲密的与工农群众联成一片，群众认苏维埃是自己的。”“苏维埃政府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如何改善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的生活日渐向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将这种革命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红色股票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前运用金融工具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一次伟大尝试。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证券事业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尽管证券市场目前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只要我们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大胆实践，积极探索，一个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