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掀起你的盖头来
三月二十日下午，在浙江长兴县小浦镇方一村，一场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乡村婚礼使小山村顿时沸腾起来。由县博物馆会同旅游部门和当地政府联合推出的民俗婚庆表演，吸引了八方游人。瞧，这位前来观光的澳大利亚游客韦伯情不自禁地掀起了“新娘子”的红盖头。
王健俊 金加宝摄影报道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札记
得罪人”的效“益
——从阳泉煤运公司有效制约小煤窑说起
安 洋
曾有一段时期，山西省无证开采的小煤窑极多。何以如此？利益使然，“挖个黑窟窿，票子成捆来”就是生动的写照。违规开采必然导致违规经营、黑市交易、无票结算、偷税漏税。其结果是，煤炭资源遭破坏，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市场秩序受到干扰。面对这种情况，除执法部门之外，作为兼有一定监管职能的国有煤运公司是否就束手无策呢？
如今，山西省煤运总公司阳泉市分公司的名字在山西煤运系统叫得很响。该公司在业务所辖地实行了区域营销集中管理改革，严格规定只有“三证”（资源许可证、开采证、安全合格证）齐全的煤矿才有资格参加营销活动。所有营销活动由煤运公司统一出具手续、核发票证和网络结算。那些不具资格的黑煤窑，挖出的煤出不了矿，上不了路，进不了站，无法交易。这样做的结果是，阳泉地区的小煤窑不关自垮，纷纷倒闭，进而从利益机制上杜绝了私挖滥采的现象。与此同时，煤矿自销自结现象基本消除，从程序上减少了税收的流失。去年，这个公司实现税收1.17亿元，比上年增长2900多万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举多得。经理梁谢虎说：“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只不过是要损伤地方小集团和个别人的利益，但是，面对国家和全局的利益，即便得罪人，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不能有丝毫为难和暧昧的思想。”
应该说，这项措施简单明了，收效也非常明显，没有什么难以操作之处。那么，为什么小煤矿、小铁矿、小金矿私挖滥采现象在有些地方屡禁不止？是国家的政策法规有漏洞？不是。是国家打击的力度不够？不是。是道理和是非没讲清？也不是。是地方保护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作梗，是不愿意得罪人的思想在作梗。如果每个职能部门都能摈弃“为难和暧昧”的思想，像阳泉煤运公司那样，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使违规者无空可钻、无利可图、无钱可赚，那么，问题就会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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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西宁：公共设施屡遭盗毁
本报记者 禹伟良
日前，记者来到西宁市建国路、滨河路、丁香园等地，只见刚栽种好的郁金香惨遭“黑手”：不少球茎已被人偷挖，扔在路边的球茎随处可见，栽有郁金香的土地上，乱踩踏的脚印清晰可见。
记者了解到，为迎接将于5月举办的“中国·青海郁金香节”，西宁市共栽种郁金香球茎125万粒，并耗费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进行管护，但郁金香球茎仍频频被盗挖，丁香园当天才栽种好的郁金香球茎就被人挖走100多粒。
无独有偶，青海省首条高速公路平西高速公路自去年7月1日通车以来，沿线公路设施被盗现象也时有发生。仅2001年11月2日至6日，就有8块标牌、400多米的中央隔离带集水槽盖被盗，沿线设置的铝制里程碑、反光标牌20％以上遭窃。在西宁市林家崖一颗印，用于封闭道路的隔离栅栏多处遭人为破坏，已变得千疮百孔。
交通标志牌与一些市政设施也遭盗毁。西宁市政府投资数百万元完善的南环绕城快速路、民和路、湟中路等地段的交通标志设施屡屡被盗。据粗略统计，自2001年6月初到11月初，被盗窃的道路指示、警告等交通标志牌共计86块，直接经济损失11万多元。西宁每年丢失的窨井盖多达几百个，人为损坏的路灯价值高达20余万元。
据有关部门介绍，有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公共道德缺乏、经济利益驱使，是西宁公共设施屡遭盗毁的主要原因。偷盗者往往将价值不菲的公共设施以低廉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站，如价值2000余元的交通标志牌竟以不到20元的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站。同时，公共设施点多面广、管护难度大也给了盗毁者以可乘之机。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与思考
武汉：长江一桥减负之后
本报记者 罗 盘
今年2月5日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加大长江一桥减负力度，在过去多年全天候禁行货车、三轮摩托车的基础上，宣布适量限制部分公共汽车线路和微型面包车通行长江一桥。武汉长江一桥减负，会不会影响市民的出行？对城市的交通管理有什么影响？武汉又将如何面对这一决策带来的各种负面因素？
长江一桥需尽快减负
今年1月，武汉市人大、政协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强烈要求给长江一桥“减负”。代表们的调查表明，1957年武汉长江一桥建成通车，当时设计流量为日通机动车3万辆。时至今日，过桥流量已大大超过额定负荷，日通行量最高时突破10万台次，高峰时流量达每小时6000辆。每天上下班高峰期桥上都会堵车，最长一次堵车竟长达4小时。
造成堵车的直接原因是车辆数量上升，各种车辆争走长江一桥。近十年来，武汉的公交车大量增加，公交公司、电车公司、轮渡公司，还有各种中巴车纷纷加入公交运营的角逐，使武汉市的公交车辆迅速增加近万辆，造成了重复线路多、空驶率高、准点到达率低等城市交通痼疾。据记者今年1月10日的调查，大桥上的公交车和货车占到全部车辆的近一半，每辆车过长江一桥平均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与长江一桥的拥挤不堪相比，武汉长江二桥、白沙洲长江大桥则长期处在“忍饥挨饿”状态。统计资料表明，设计流量为每日5万辆车的白沙洲大桥，高峰时日流量仅为1.1万辆，占过江日均车流量的8％；同等设计流量的长江二桥日均流量也只有4万多辆车，占过江总量的35％。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一桥设计者之一的方秦汉告诉记者，从技术的角度看，长江一桥减负刻不容缓：由于过桥车辆激增，大量车辆滞留桥面，桥体承受巨大负荷。目前大桥桥面防水层多处破损，伸缩缝失修，桥面渗水对下层钢梁产生锈蚀作用。长江一桥是京广铁路唯一的过江通道，长此以往，后果令人担忧！
减负畅通三镇交通
武汉市出台的长江一桥减负通告，给大桥减负下了一剂“猛药”：通过长江一桥的47条公交线路削减至30条；在过去多年全天候禁行货车、三轮摩托车的基础上，又禁止排气量在1.3升以下的小型普通客车通行。与此同时，从全市交通的整体布局上通盘考虑大桥减负问题，在全市30个路段和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在武胜路、青年路、武珞路、新华路等内环线上，每天7时至22时，禁止货车、三轮摩托车通行；对外地过境车辆进行疏导，引向长江二桥和长江三桥。
减负首日，记者驾车在桥上测试，车速可达40—50公里／小时，无堵、滞现象。据武汉市交管局测算，当日长江一桥每小时减少的车流量为1200余台次，流量减少了近20％；白沙洲大桥流量大增，增幅超过35％；长江二桥的日流量也由原来的4万多辆增至5万余辆。同时，与大桥连通的武珞路、江汉一桥、武胜路、汉阳大道等相关道路明显顺畅。到今年3月，长江一桥的车流量已下降15％。
家住汉阳的王一坊过去上下班有582、607路公交车可选择，582取消后，就改乘了607路。王先生坦言：“尽管车内乘客比平时多，但车速提高，用时减少，心情舒畅，没什么不方便的。”
武汉市有关部门统计，大桥减负不但为市民创造了较好的出行条件，由于交通顺畅也会给武汉市经济每年带来100亿元的边际效应。
将负面影响减至最低
长江一桥减负，在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给少数人带来了不便。为此，武汉对公交线路进行了合理调整，在减少通过长江一桥公交车的同时，确保过桥的公交车线路可以覆盖全市主要地区。家住汉口常青花园的詹明说：“我每天坐公交车到武昌上班。听说一桥减少了公交车，我以为没车坐了。一打听，原来只是调整了线路，减少了过去那些经常放空的公交车，对我上班并无影响。”同时，武汉城市轻轨客车线已动工，这条跨江客运线将大大方便市民的出行。
长江一桥减负，规定排气量在1.3升以下的微型面包车不可通行，此举影响了这类车在武汉的销售量。为什么不允许这种车通过长江一桥？武汉市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唐昌文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别无选择。过长江一桥的大货车、三轮摩托车早已全部禁行，公交车也已减少了一半，出租车、长途客车直接关系到市民的利益，不能减；二是过江车辆中，微型车所占比例较大。武汉市现有各类机动车辆44.6万台，1.3升以下微型车仅有6000辆，不到总量的1.3％，但每天通过长江一桥的微型车却占过桥流量的6％，比例偏大；三是这类车的瞬时延误率高。长江一桥引桥坡度较陡，高达25—30度。据监测，1.3升以下微型车因动力不足，在此坡面上的平均瞬时延误1.5秒。如果桥面上有20辆微型车，整个交通延时就达30秒，这是造成一桥不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是武汉借鉴各大城市的通行做法。因动力和环保等原因，上海市对1.3升以下小型车禁止上牌，北京市三环内也禁止微型面包车通行。比较而言，武汉市只对长江一桥进行限行，并未限制这些面包车进入中心城区，即使在汉口中心区、水果湖区（含东湖）两大交管保护区，尽管限制了大货车等车辆行驶，但排气量在1.3升以下的小型车辆还是畅通无阻。
微型车过江怎么办？武汉市交管部门回答：可走长江二桥、长江三桥等。但车行长江二桥和长江三桥，要购票通行，增加了行车成本。记者从武汉市有关部门获悉，武汉市正在探寻一种更好的方式，以替代长江大桥“有桥就收费”的现状。届时，过江车辆由于改道造成的经济负担将缓解。此外，武汉还计划实施过江隧道工程，以期从根本上改善全市的交通。
为了减少长江二桥减负造成的负面影响，武汉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送菜、送米、送煤气、邮政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货车以及工程抢险车，办理通行证后过长江一桥。同时，加紧规划城市交通格局。新任武汉市长周济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武汉市城市交通问题，关键靠发展。副市长涂勇说，如何科学管理现代都市，提升功能，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只有加快发展，才能不断解决新问题。据悉，武汉市从荷兰引资500万元的汉口电子交通指挥系统，目前正在加紧建设中；武汉市中环线正在加紧配套设施的完善；武汉绕城公路已经全面开工建设。
减负，不仅激活了武汉的三座长江大桥，更为武汉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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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回音壁
夏邑县采取措施制止污染
本报讯 2002年3月20日本版关于“致富河变成了伤心河”的图片报道见报后，河南省商丘市委、市政府以及夏邑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市、县领导于21日上午亲赴现场察看，并在谷氨酸厂召开现场办公会，制定出了治理意见与措施：责成谷氨酸厂立即停产治理，完善治污设备，直至实现达标排放为止。市、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报道反映的有关问题认真调查、核实，对确因污染造成的树木、庄稼等损失，政府给予赔偿。对现已污染的河水，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分析和论证，尽快制定治污方案并抓紧实施。
商丘市、夏邑县决定以本报批评为鉴，在近期对全县所有环境隐患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次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推动、促进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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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西南北中
大地画派”六画家赴甘孜阿坝采风
“本报成都4月2日电 记者刘裕国报道：3月31日，成都迎来了中国“大地画派”的6位画家。他们将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进行为期20天的现场写生，沿着当年红军的足迹，创作一批反映红军精神和西部秀美山川的作品。
“大地画派”画家王界山、王阔海、李呈修、张清智、敬庭尧、朝鸿的作品被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收藏。他们铭记自己所有的艺术成就都来自于哺育他们的大地和人民，近年来多次捐献自己的稿费救助灾民、支持希望工程、帮助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向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和重要场馆捐献自己创作的国画精品。今年2月，他们拿出积攒多年的稿费，向沂蒙老区济困助学基金会捐款60万元，用于救助沂蒙老区考上大学后就读困难的学生。
这次采风活动得到了四川沱牌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和帮助。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东西南北中
昆明大幅上调自来水价格
本报昆明4月2日电 记者张帆报道：为合理保护和利用水资源，同时为治理滇池和建设城市供水设施筹集资金，昆明市从4月1日起对城市供水价格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昆明是水资源短缺的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310立方米，为全国平均数的1／8。昆明市将城市供水的综合平均价格（含污水处理价格）从现行的每立方米1.48元调整为2.29元。其中，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每立方米上调0.6元，工业用水价格每立方米上调0.9元，经营服务业用水价格上调幅度最高，由每立方米1.9元调整为3元，而新增特种行业的用水（包括桑拿、洗头、洗脚等特种服务行业和洗车业用水）价格确定为每立方米5.8元。
在进行此次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前，昆明市政府于去年12月公开举行城市价格改革听证会，92％以上的代表赞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方案。调整后的昆明市城市供水价格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列第十二位，一年约可增加水费收入1.5亿元，所增收入一部分用于掌鸠河引水工程建设，一部分用于滇池治理，还有一部分用于改善水源保护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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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生舞台
蒋冬英：博大母爱 呵女成才
江勇兵摄影报道
就读于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杨云飞，系浙江省温岭市石桥头镇杨家里村人。8岁那年，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被突然从身后冲来的一辆自行车撞倒，云飞的四肢连同两根胸骨被压断，且脚骨连接十分艰难。此后，杨云飞被医疗部门定为一级残疾。从此，母亲蒋冬英每日两趟背着女儿奔波在求学的路上。1999年，杨云飞在高考中以579分的好成绩被浙江大学历史系录取。为帮助女儿完成学业，蒋冬英从老家来到杭州。每次学校上课，母亲背着女儿爬上楼梯来到教室。放假回家时，母亲上街买菜也要带着她一起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锻炼女儿走路……学校考虑到母女俩的特殊困难，特安排蒋冬英在历史系打扫卫生，并专门落实一间单人房，装上电话。杨云飞也凭着超人的毅力，终于能依靠拐杖站立起来，并能短距离行走，残疾等级也由一级变为二级。杨云飞被学校评为优秀团员，去年11月6日已光荣加入了党组织，还参加省残疾人“自强报告团”到各地巡回作报告。
(附图片)
图①：双休日，母女俩欣赏美丽的西湖景色后回到学校。图②：每次学校上课，母亲都这样背着女儿上楼梯到教室。图③：放假后，母亲又在家乡操起“旧业”——踏三轮车，懂事的女儿给母亲递上一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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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西南北中
淮北矿业安全生产创新纪录
本报合肥4月2日电 记者蔡小伟报道：安徽省淮北矿业集团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维护职工最大利益的大事来抓。2001年原煤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百万吨死亡率为0.75人，达到历史最低，连续4年杜绝了重大事故。去年11月24日以来，未发生一起死亡事故，创下了安全生产历史最长期，实现了安全、生产同步俱进。
去年以来，集团出动6500多人次对安全生产实行专项治理，共排除安全隐患1936处，在市场煤价看涨的情况下，先后对祁南、海孜、童亭、朱庄等矿的9个采掘面进行停产整顿。
集团始终把安全技术和设备的投入放在首位。前几年，煤炭市场疲软，集团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每年拿出3000万元投入保证重大安全项目的实施。他们为所有生产矿井配备了13套先进的安全监控系统。去年，该集团又投入3300万元用于安全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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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东西南北中
东南大学5博士生受聘宿迁县（区）长
本报南京4月2日电 记者顾兆农报道：东南大学5位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近日受聘到江苏省宿迁市任副县（区）长，时间1至2年。
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说，宿迁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是人才短缺，选派高层次人才到宿迁市县（区）任职，是高校智力支持地方、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受聘的博士生将主要协助县（区）政府做好宏观政策的调研论证工作；牵头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职能的转换工作；搞好事关县（区）改革、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工作等。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你不脱贫我不走
本报记者 杜若原
王街村是湖北省黄冈市蕲北山区的一个穷村。出门即见山，抬脚便上山，田是斗笠丘，地是壁上挂。村里人均纯收入不到400元，75％的农户常年缺粮，村集体负债16万元。
1994年初春，
蕲春县国税局与王街村农民结了“亲”，王街成了国税局的扶贫点。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国税局局长卫世峰带着扶贫工作组来到了王街村。他们抱定一个信念：要扎扎实实为村民出好点子，找准路子；王街村不从根子上脱贫，工作队就不走。
工作队顶风冒雨、踏着泥泞走垸串户，几天时间走遍了全村40多个山头、20多条山垄，访问了80多户贫困户。他们把村民们的呼声和愿望梳理出来，从老百姓最迫切要解决的事情做起。
缺粮是王街村第一位的难题。国税局扶贫干部与村民反复商议，并听取县农业专家的建议，对王街村实施耕作制度改革，田种杂交稻，地种洋芋。科技引入贫困村，当年粮食单产大幅提高，村民不再愁粮吃。
扶贫干部认为，只有帮助农民摸索出增收的途径，才是种下了脱贫的“摇钱树”。他们从王街的实际出发，建起了高效经济林基地；为了找到一个好品种，工作队员分头到浙江、河南等地考察，最后选准了板栗和薇菜项目。同时，他们帮助农民从身边赚钱的事做起，养鸡养猪，发展庭院经济，去年农民纯收入超过了1000元。
蕲春县国税局将扶贫点建成了转变干部作风的园地。为村里修公路，上至局长、下到普通干部，铺盖一卷住到工地，与农民同吃同住；村里办了个小酒厂，工作队员跑遍全村选水井，去外地请来技术人员，还为酒厂跑销售……随着一件件承诺兑现、一个个扶贫项目建成，税务干部与农民的心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