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学术动态)
专栏：
新视角下的甲午战争史
———读《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戴逸
戚其章著的《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凭借数十年在甲午战争史领域中寸积铢累、辛勤耕耘的深厚功底，在国际法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了中日甲午战争，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国际法的法理原则为准绳，追溯了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征韩”计划的逐步实施，以及从琉球事件、壬午兵变、甲申事件到日本甲午年对朝鲜出兵乃至在整个中日战争过程中，日本种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
日本国内有些人长期为当年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辩护，美其名曰：“执行了和平的外交政策”。作者义正辞严地指出，当年的日本外交，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蔑视，是不折不扣的挑起衅端的侵略外交，是不择手段地对近邻国家的重大侵犯。该书从大量史实出发，依据国际法法理，层层驳诘，旁征博引，抽丝剥茧，鞭辟入里。比如，通过对于日舰击沉高升号事件的细致分析，指明日舰不仅“炮击毫无防卫能力的抛锚商船”，而且还凶狠地“向水中挣扎求生的人射击”，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非人道暴行。该书认为：从法理上说，日本对中国开战的借口是强词夺理、毫无根据的，它口口声声要行使“交战权”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日本应承担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
在国际法这一新的视野里，甲午战争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被赋予了深刻而令人警省的意义。如战争赔款问题，从历史上看，赔款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一种惩罚，不管是非曲直如何，力量和强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从法律上说，赔款的数额应有一定限度，不能超过战胜者方面的战争费用和所受损失。该书通过对赔款数额、借款计息、库平折包、日军掳获战利品等各项细微精确的统计，得出日本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时，军费支出不过1.37亿日元，约合中国库平银9160万两，而它勒索的赔款为库平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共合库平银3.4亿两，约合5.1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因此，名为赔款，实则掠夺。凭借这笔赔款，日本成了19世纪最大的战争暴发户。该书最后又辟出专章，论述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指出，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法理依据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领土，并揭露了日本政府乘甲午战胜之机，违反国际法，掠夺窃取钓鱼岛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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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两位老子 两类《老子》
彦辰雨
老子究竟是谁？《史记·老子列传》没敢下结论。司马迁只是一一列出了老聃、太史儋、老莱子三人。对于后者，几笔带过，而着笔较多的是老聃与太史儋。对老聃的姓氏、乡里、孔子的几次问礼，详加记述，看来这位老子颇为真确。而太史儋也应有其人，《老子列传》、《周本纪》、《秦本纪》、《封禅书》都提到他。他与老聃并非一人，这在《史记》里说得也是清楚的。但老子到底是谁，司马迁只是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个“莫知”，就成了千古之谜，后人各有各的说法，莫衷一是。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尹振环著的《楚简老子辨析》一书，在比较了简、帛两本《老子》相同相异的文句，简、帛、今本各自的时代印记，以及道论、德论、绝智论的不同之后，认为：应该有两位老子，老聃与太史儋；应该有两类《老子》，二千言的《老子》与五千言的《老子》。
两千年来行世的今本《老子》都是汉晋唐宋本。1973年，在长沙出土了帛书《老子》，是战国后期本。尽管它证明今本有许多讹误，但却都是“五千余言”类。1994年荆门市又出土了楚简《老子》，它只有二千言，而且起码是战国前期本。此事惊动了学界，不少人说这是摘抄本，即从五千言中节选出来的。真是节选吗？比如帛、今本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怎么会被摘抄为“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呢？简本还看不出老、孔的抵牾，帛本已直指孔孟之仁义圣智了。它是思想的深化发展，还是改写？有人又说，这是儒家改造后的摘选。但是像“以百姓之心为心”、“上善如水”、“慈俭”、“自知、自胜”等与儒家思想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又一点不见选呢？再深入一步，像“万乘之主”这样的话，就不见于简本，而见于帛本。为什么？因为春秋末战国初，战争规模小，还不可能有万乘，只有到了战国中后期才能说出这种话。再从帛本比简本多兵家言、权术言、愚民言与不尚贤，更可以看出简、帛两本不同的时代标记。此外，从两本的异同之间，也可以分辨出其思想脉络的演变和一步步的深化，即它是如何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的。显然，摘抄本之说很难成立。于是，《老子》非成于一时、出于一人的认识在学界又渐趋一致。
不过老子是谁，依然疑云密布。这又不得不再回到《史记》那里寻找答案。首先，老聃、太史儋不是一个人，而是春秋、战国两个不同时代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其次，老聃比孔子年长也是定论，一般认为年长20岁左右。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聃可能生于公元前570年左右。《史记》所说的老子出关，“强为关令尹喜著书”，时在《秦本记》所说的献公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如果这位老子是老聃，那么他已经快200岁了，还能骑着青牛，西出入秦吗？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这著书的老子岂不只能是太史儋？其三，司马迁列出了老子之七世族谱。“老子之子宗，宗为魏将”。这“魏将”看来只能产生于李悝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后，即公元前406年后。此时老聃如果还活着，已年近170岁了，其子当在百岁以上，还能领兵为将？也不可能。老子之六世孙仕于汉文帝，时在公元前175年左右。如果真是老聃之六世孙，那么六世居然经历四百年，又是不可能的，否则“前辈之六代孙与后辈孔子十三代孙同朝为官”，就不太近情理了。因此，司马迁所列的老子族人谱系，只能是太史儋这位老子的，而不是老聃那位老子的。其四，“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这说明司马迁只见过五千言类《老子》，而没有见过二千言类《老子》。如果他也有幸像我们今天这样，能同时看到五千言与二千言《老子》，他还会举笔不定吗？所以，不妨推断，应该有两位老子，老聃与太史儋；应该有两类《老子》，二千言《老子》与五千言《老子》。二千言类《老子》出自老聃，五千言类《老子》乃太史儋之改写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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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讯
简讯
●4月18日，中国史学会、北京市历史学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京联合举办“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与会者深入研讨了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理论创新等问题。（李珍）
●4月22日至24日，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京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21世纪”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经济全球化等国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马宏伟）
●近日，《紫光阁》杂志社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等单位在京举行“浦东张江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征文奖）”颁奖仪式暨经验交流会。（薛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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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深化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若平
4月4日至7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学
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在福州举行。与会者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党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对深化党史研究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见解。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与会者提出，要从思想史的角度、从比较研究的角度、从定位研究的角度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贡献进行研究，包括研究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成果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等。
关于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经济史关系方面的研究。这是党史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与会者认为，目前应以探讨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史，特别是西部建设史的经验教训为侧重点，同时关注与此相关的城市化、生态环境演变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中共党史与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关系方面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领域。与会者强调，要区分党史研究与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的不同特点，后者应更多地关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制度、“一国两制”制度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与会者认为，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综合研究的兴起，推动和深化了对党的领袖人物的研究，但这一研究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和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避免随意演绎。
关于党的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研究。与会者认为，应加强对党与先进文化的历史联系的研究。从学术研究需要出发，应当加强对党的文化学、文化史学以及党的思想文化学术史等的研究。
关于国外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学者从区分国外“汉学”与“中国研究”两个不同概念出发，指出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仅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还有学者强调，应把国外中国问题与中共问题研究的最新进展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
关于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与会者认为，20多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应只被看做一门政治理论课。建立相应的史学理论体系，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是今后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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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治学以勤奋为要
方立天
治学没有捷径可走，惟有勤奋不懈，刻苦钻研，坚忍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有所长进。
争分夺秒。充分利用时间是学业得以长进的前提。人生苦短，百年不过三万六千日，除去必要的休息时间，真正可以用来做事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古人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说，又有“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之说。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都应当是一个完善、成就自己的过程，是一个对松懈无序的生命进行严谨有序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挖掘生命的潜能，让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加灿烂的过程。要珍惜人生，敬畏生命，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尽量把平时零碎的时间利用起来，尽量减少时间的浪费，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闪光。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静心专一。治学是一种缜密深邃的思维活动，它需要上下求索，融会贯通。这就要求治学者静心、专一，任何虚夸浮躁、急功近利都是治学的大敌。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用唯物主义研究任何一个专题，都需要几年静心的功夫。荀子说：“心何以知？虚壹而静。”强调只有虚心、静心和专心，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佛教经典中也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现代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说得十分形象：“没有肉体的静止，不可能有思维的深刻。”学习和研究，需要一种老僧入定的功夫，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治学要养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在书案前坐下来，打开书本，立刻就精神抖擞，情绪振奋，思维处于集中和活跃的状态，不受外界的干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要培养自己的毅力和定力，遵守学术道德，不沾染不良习气。正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现代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稍有不慎，则逝者如斯夫，再回首已是百年身，落得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选取方向，锁定目标。勤奋是治学的必备条件，但光有勤奋还是不够的。人生要有明确的目标，治学同样要有清晰的方向。应根据个人的主客观条件以及兴趣志向，选定一个研究的方向，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水滴石穿，持之以恒，必有所成。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一剑倚天寒”。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很多：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也许苦是吃了不少，功也下了许多，但结果或是南辕北辙，或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锤，整天忙忙碌碌，最终一事无成。这是令人惋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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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国际格萨尔年”。图为藏文《格萨尔》一书中的插图。杲文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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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党史研究与时俱进的思考
孙英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全党工作提出的整体性要求，也是党史研究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党史研究如何做到与时俱进，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必须坚持为现实服务
党史学具有现实性品格，服务现实是它的基本属性。党史研究如果不从现实出发，不为现实服务，就违背了自身的品格和属性，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与时俱进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为现实服务，是党史研究实现与时俱进的根本途径。
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可以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得到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历来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司马迁著《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是为了“监前世之盛衰，考当今之得失”。这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都不是纯粹的史实考证和简单的历史过程描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及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强调历史学的现实性品格，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他们的历史经典之作，都是在革命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为总结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而撰写的。
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史问题的论述极其丰富和深邃。他在论述党史研究的重大现实意义时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这就为党史研究服务现实、与时俱进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新世纪，怎样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施改革开放，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使人民殷实富裕；怎样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党和国家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因此，党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就要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服务，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服务，为培育“四有”新人服务，从而在解决重大现实课题中发挥应有作用。
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要把“资政育人”作为根本任务。为此，要把党史研究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历史借鉴；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以有益于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党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就一定要坚持研究的科学性。要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剖析历史的本质，探求历史的规律，正确区分历史的主流和支流，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解决重大现实课题提供历史的借鉴。要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客观主义和历史实用主义。
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高度。
站在时代的高度回望历史，充分利用社会进步提供的新的认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新条件、新方法，对历史进行再研究，是史学常新的基本原因。党史研究也是如此。而且也只有这样，党史研究才能与时俱进，保持生命的华彩和活力。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是站在时代高度研究党史的光辉典范。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的深刻论述，都是以时代眼光总结历史经验的经典文献，为我们研究党史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实践表明：党史研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才能把握时代脉搏，揭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做到与时俱进。
党史研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必须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作指导。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党史研究，就能从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内在要求和高度统一上，认识历史的深层本质，把握历史的时代内涵，总结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历史经验。
党史研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科学的认识。要认清时代的基本特征，了解时代的发展方向，把握时代的主要矛盾，使党史研究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精神，使党史研究成果应时代而生，又为时代所用。
党史研究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必须具备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诸多矛盾和因素纵横交织的世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内外环境中向前发展的。所以，党史研究必须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把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放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中去考察，把我们的经验与其他党和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把产生不同经验教训的条件、因素集合起来进行深化研究，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复杂的历史本质和曲折的发展道路，得出我们党在全面开放中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加强自身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经验，进一步提高驾驭全局和处理国内外复杂事务的水平。
重在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揭示本质和规律，是历史研究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只有不断揭示本质和规律，党史研究才能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才能从历史深处为现实提供前进的精神动力。否则，党史研究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淹没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残简断篇中。因此，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是党史研究实现与时俱进的关键。
我们党历来重视在研究党史中发现规律，并成功地运用规律于实践中。正因为如此，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才波澜壮阔，高潮迭起，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是一场深刻持久的社会变革，需要不断深化对已知规律的认识并积极探索新规律。当前，党史研究特别需要在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下功夫，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重要贡献。
党史研究要不断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就要深刻地进行历史的思考、理论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毫无疑问，研究党的历史，首先要进行历史的思考，就是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放在它发生、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去，放到历史过程纵横交错的诸多联系中去，放到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中去，切实弄清历史活动发生的原因和变化的条件，弄清偶然性中的历史必然性，实事求是地研究党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重要人物和各个重大事件，准确把握历史广博、丰富、深邃的内涵。进行理论的思考，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党史研究，对党的历史进行理性考察，并把研究结论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统一上认识历史。进行现实的思考，就是要密切关注现实，把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放到党史中去认识，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研究它的发展变化，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上把握历史，开辟未来。
历史的思考、理论的思考和现实的思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进党史研究认识的飞跃和理性的升华。只有把诸多思考统一起来，才能开掘历史更丰富的内涵，把握历史更深刻的本质和规律，得到来自历史的更多的智慧、力量和启迪。
党史研究与时俱进，必将繁荣学术，创新理论，开拓党史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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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两循环”、“三增长”
梁言顺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不应过于泛化其内涵，把毫不相干的因素拉进来。就可持续发展而言，只能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技术的等诸方面，都是间接的或为其服务的。基于这种认识，在发展的前提下，不论整个世界还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其后代构成危害的基本标准只有两个：一是自然资源的循环使用和循环替代，包括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循环利用（用循环利用率来表示）、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用循环再生率来表示）；二是生态环境的循环净化（用环境循环净化率来衡量）。这就是“两循环”的主要内容。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可以考虑“三增长模式”：一是经济低代价增长。这是一种新增长理论，即低代价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的代价作为一个负变量纳入增长模型中去。根据这个理论，既要制定正确有力的鼓励性政策，又要重视制定有效的限制性政策；在政策出台时，要实行负效应论证机制；在政策实施之后，还要建立政策效果反馈机制和纠错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把代价控制在最小限度。
二是自然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低代价增长不是零代价增长，低代价的长期积累，最终会对现有资源和环境构成威胁。况且这些年来我们对资源环境保护不够，欠账太多。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弥补自然生态之不足。为此，一定要努力提高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再生水平，重点把破坏了的森林、草原植被修复好。同时，加大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回收力度，积极培育、扶持资源回收产业；积极参与全球资源竞争。一方面，加强对公海和其他陆地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开辟新的资源基地；另一方面，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以资源换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技术、资金，共同开发他们的资源；加强科技创新，挖掘资源潜力，开拓新的资源。考虑到我国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必须严格控制自然资源出口，包括限制初级加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人口适度零增长。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人口适度零增长之路。其内涵有两点：零增长，即人口总数保持不变，但人口质量在自然更替中不断提高；适度零增长，指零增长是在一个最佳人口数量上保持恒定不变。当前，应尽快研究确定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支撑的最佳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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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价
开启清人诗文宝藏
——读《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冯尔康
柯愈春著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已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现存清人诗文集进行了全面的清理，著录19700余人的
40000余种别集。所收录的每一部诗文集，均说
明其卷数、版本、作者小传、主要内容及收藏单位或私家收藏者。
清人撰写的诗文集存世甚多，可谓浩如烟海，但分散收藏于各地，有些还是从未印行过的稿本、抄本，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免水渍虫蚀，霉变损坏，逐渐佚失。对这笔浩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以便进一步整理、辑录、研究，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该书作者单独一人，集数十年之功，跑遍全国主要地区的各大图书馆，阅览了上万种清人诗文集，才完成了这部三册560万字的宏著。
清人诗文集虽然是个人的作品集，但它反映了清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内容十分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宝藏，对于清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甚有价值。
该书在评价所收诗文集时尽量使用当时人的看法，免得后人用后代观念去评价前人而造成偏颇，从而使该书具有了较强的研究性和学术性。
作为一部目录学、史料学专著，该书为学术界开启清人诗文集宝藏提供了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