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党的建设周刊)
专栏：党建纵横
开创党建新格局
——辽宁凌海市“三级联创”活动纪实
刘永利 高文君 颜宝平
“怎么检验农村‘三个代表’学教搞得好不好？就看两条：干部作风变没变，农民群众富没富。”聊起眼下的学教活动，辽宁凌海市委书记王书忠别有见解。
凌海市委将“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与“三级联创”活动结合起来，创造出很有特色的“致富先导型”党建模式，即以市委书记和市长带头、市直机关班子成员领办的服务基地为“龙头”，以乡镇干部创建的示范园区为“龙身”，以村干部的带富产业为“龙尾”，片点相连，全方位引导农民致富，从而将党建阵地建在了服务基地上，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
26名市委市政府领导干部把各自的党建联系点作为助农增收的示范点。市委书记王书忠驻扎在地处贫困山区的大碾乡，既当技术员、采购员，又当服务员，还帮该乡提出“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帮群众建起了百栋蔬菜大棚。在市领导带领下，全市去年新建蔬菜大棚3200个。市直机关各部门还采取合资合作、城乡共建等多种形式，创办服务基地126个、与之配套的“一条龙”经济组织550多个。各乡镇采取“干部做实验，风险自己担”的办法，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建立领导干部“责任田”、“样板田”、科技园310个，带出示范村组1200多个，示范户600多户。
“想要农民富，先帮村干部”。市委大力支持村干部个人上致富项目。全市有带富项目和带富产业的村干部已增加到了60％。为防止出现“干部受表彰，群众当道具”的形式主义，市乡两级党委狠抓了带富产业升级，挑选出1500多名村级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与3000户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目标到人，指标细化，保证困难农民逐渐富起来。由于上下齐努力，去年全市有35种农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实践证明，“致富先导型”党建模式，把农村党建工作与农民增收致富相结合，使党建工作变得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干部也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一线”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全市形成了领办一个基地，崛起一片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喜人局面。市财政收入连年以10％以上的速度攀升。全市有6个乡镇、30个村分别跨入锦州地区“十强乡镇”和“百强村”行列。2001年，又有5个贫困乡镇和8个贫困村跻身锦州地区“集体收入增幅最高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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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进步，多种“数”；出效果，迈大步。
——为“造假干部”画像 张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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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乡镇机构改革中，江苏省金湖县将强化乡镇各部门的服务职能作为重要目标来抓。图为该县金南镇有关涉农部门负责人，来到田头征求农民的意见。 赵化摄
第10版(党的建设周刊)
专栏：
小资料
乡镇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通过改革和精简，逐步建立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乡镇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理顺县乡关系，县直部门派驻在乡镇的机构，凡能下放给乡镇的，要坚决下放；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基础工作，完善乡镇政府功能。乡镇要在精简党政机关行政编制的同时，结合事业单位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精简事业编制，大力清理、清退各类临时人员，压缩财政供养人员，减轻财政负担和农民负担。
这次改革实行一次定编定员、人员逐步分流的办法，分流工作3年左右完成。（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第10版(党的建设周刊)
专栏：本期聚焦
攻坚之战
——关注全国乡镇机构改革
本报记者 夏长勇
“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是对乡镇党委、政府职能的形象描述。进行乡镇机构改革，是提高乡镇党政机构运行效率、减轻农民负担的需要，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必然要求。
2001年2月2日，中央召开全国市县乡机构改革工作会议。当时就有专家断言：三级机构改革中，乡镇机构改革任务最为艰巨。有关领导也指出：“乡镇机构改革如果搞不好，市县乡机构改革将一事无成。”
记者日前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截至3月底，全国乡镇机构改革基本完成的有北京、江苏、安徽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它地区乡镇的改革还在进行中。
“小马拉大车”与“条块分割”
乡镇机构改革任务艰巨，首先是因为积重难返。全国目前约有4万多个乡镇，其中大多数乡镇人口在3万人以下，边疆民族地区许多乡镇在1万人以下，有的乡镇才两三千人。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乡镇党委、人大、政府和事业单位“七站八所”、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上级有什么，乡镇就对应什么，导致乡镇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总数平均在30个左右，多者达到40多个。
机构一多，人员就膨胀。据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三司副司长张培植介绍，现在，一般一个乡镇的正副乡级干部在15名左右，乡镇长助理4—5人，行政编制人员平均30人左右，大的乡镇多达六七十人。“行政不够，事业来补”，加上中小学教师、“七站八所”工作人员、乡镇卫生院这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一个乡镇“吃皇粮”者少则七八十人，多的竟达二三百人。长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造成典型的“小马拉大车”现象，财政不堪重负，群众负担日重。
一方面是机构重叠，一方面又是职能缺位、错位。乡镇行使着综合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经济、教育、文化等行政职能。然而，各乡镇的“七站八所”，大多是县级各部门的派出机构，乡镇无法直接管理。这种职能上的“条块分割”，造成了许多问题，如“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有利的事大家抢着管、多头管，无利的事相互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人事管理权限分散，干部流转不畅等。
人员分流与理顺关系
撤并乡镇是这次机构改革的一个突破点。江苏省将1974个乡镇撤并为1362个，减少30％；乡镇平均人口由3.1万人增加至4.5万人；行政村由35258个减至21772个，减少38.2％。一些省在撤并工作完成后，根据人口、面积、经济发展状况等综合因素将乡镇分成三类，分别设立4—5个、3—4个、1—2个综合办事机构，行政编制精简平均达到20％。
市、县两级搞机构改革，分流人员都有下级单位“托底”。乡镇分流人员再无“底”可“托”，因此“人往何处去”就成为最棘手的问题。各地根据地方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归结起来看，不外这么几招：
一是“转”，山东、江苏等省让有一技之长的“七站八所”工作人员领办企业，或搞科技示范点，政府给予保留身份、工资或予以资金扶持。二是“变”，将乡镇的涉农部门转变为经济服务组织，既分流了人员，又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更直接的服务。三是“退”，到一定年龄的乡镇干部一律办离退休手续。四是“送”，一些地方将分流干部送出学习深造，学成后自动与单位脱钩。
政事分开，是改革的又一着力点。江苏省规定，乡镇事业机构总数要控制在8个以内，这样乡镇事业编制可减少30％。各地还重新核定中小学编制，对学校进行合理布局，清退编外教师。江苏省截至去年12月清退编外教师32971人，节约教育经费1.2亿元。
张培植副司长强调说，中央提出乡镇分流人员3年内到位，这对于被分流人员重新择业和心理调适，减轻改革带来的阵痛，都大有好处。
如何打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重新理顺关系？专家与基层干部一致的呼声是：将“条条”的职能逐步下放给“块块”，使乡镇党委、政府的综合管理职能完整到位。在具体操作上，对“七站八所”的职能进行归并，如将农机站、农经站、农科站、兽医站合并为农业服务中心；将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合并为文化服务中心等等。
孰去孰留与谨防“回流”
人员分流时，凭什么决定孰去孰留？张培植副司长强调，必须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用原则，绝不能搞几个人说了算。
也有一些基层的同志，对分流中按年龄“一刀切”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法虽简便易行，也可回避矛盾，但农村工作有其特殊性，工作经验非常重要，50岁左右的干部年富力强，被一刀“切”掉实在可惜。
还有少数乡镇在留用人员时，不是搞公开竞争上岗，而是简单地以身份决定去留，有“正式身份”的干部不管素质高低一律留用，聘用干部再能干也要被分流出去，这将导致能者出庸者留、减员而不增效，与改革的初衷相悖。
这次乡镇机构改革如何防止人员回流？专家认为，改变以机构规模大小和人员多少决定拨款数量的做法，从而在财政上对不按规定增改的机构和超编人员进行“断奶”，是治本之策。同时，要坚决按《地方组织法》有关乡镇机构设置的规定办事，决不能再凭领导一句话，随便增设机构扩充人员。
应该指出的是，机构改革决不能包治百病，机构改革一定要与农村税费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整体推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改革取得长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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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农民“点”干部叫好
邹梁斌
最近，江西省宜丰县各乡镇把选派驻村干部的权力交给了农民：他们把拟派干部的基本情况向村民张榜公布，在村民代表讨论通过后干部才能驻村。结果，有一些地方的干部被群众“谢绝”驻村。
被农民“点”中的驻村干部都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进农家门、知农家事、解农家难，在与群众的共同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这样的干部走后，农民仍念念不忘。农民相不中的干部，大多是驻村表现不好：有的驻村干部只“密切联系”村干部，不联系群众；有的不懂农事却又好瞎指挥，使农民伤筋动骨；有的自认为给村里帮不上啥忙，就躲在家里，“挂名”驻村。这样的干部，群众当然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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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律处分怎能“打白条”
陈爱和
某县在对1998年至2000年作出的处分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清查，结果发现：对5名科级干部的处分决定没有装进档案；对包括计委主任、社会劳动保障局局长在内的3名干部的处分决定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宣布过；更有两名受到开除党籍、降级处分的干部，居然还在享受处分前的工资待遇。
纪律处分打了“白条”，这不仅大大损害了法纪的严肃性，也失去了以儆效尤的应有效果。毫发无损往往会使受处分者得寸进尺，在危险的陷阱中越陷越深。少数干部之所以对这种“白条”睁只眼闭只眼，是因下属错误中有自己的一份，为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只好象征性地给个“隐性处分”，其目的最终还是为保护自己。
既然如此，建议对党纪政纪处分的执行情况也来一次清理检查，揭开纪律处分中的“猫腻”，严肃追究包庇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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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下访岂能成“约访”
秦操
报载，某省一位领导到某县考察农村工作，通知提前4天到了基层。于是该县“紧急准备”。省领导检查过后，满意地笑了。而领导哪里知道，草场上的牛是从几个地方“集中”来的，摆放的鲜花也是临时调集的，至于汇报材料上的“喜人”数字，更是早就“造”好了的。连与省领导握手的那位农民代表也是经过突击培训出来的。这样的考察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现在有些领导在下基层前，总有人提前通知基层，让“作些准备”，这就变下访为“约访”，搞“形式”、“走过场”也就难以避免了。
“凡居官贤否，惟舆不爽。果真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公道也。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这是康熙微服私访后得出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10版(党的建设周刊)
专栏：
领导一票顶几票？
守泰
时下，在竞争上岗和干部选拔中，通常要由群众参加打分或投票，进行民主测评。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一种领导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怪现象。
例如，某单位通过竞争上岗选拔中层干部，在给竞争者打分时，领导班子成员的打分在总分中占70％，其他人的打分只占30％。再如，最近某县房管局在51名干部职工中投票选举正副科长，局长一票竟然顶了50票，副局长一票顶30票。这样的“游戏规则”，真令人哭笑不得。
领导也是群众中的一员，投票只能一票顶一票，打分只能一分顶一分，在民主测评中领导者享受“特殊待遇”，有悖民主的本意，在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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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论风生
珍惜前程 珍惜家庭
顾兆农
每当有高官犯罪的消息披露时，总会让人想起两个词儿：前程、家庭。这些昔日的领导干部们，因为犯了罪，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他们的家庭还会有往日的幸福吗？
前程是奔腾的事业，家庭是歇息的港湾，它们是一个人成功的两翼，也是努力奋斗的成果。事业、前程和家庭，于人的这种重要性，谁都明白，但是，还是不断有人自毁前程，自毁家庭。
人蜕变的第一步，常常是踏过道德防线。
前不久，南京市检察院对一批缉拿归案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罪情”分析，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致命的嗜好——贪恋女色。调查发现，这些人为了满足女人的欢心，不惜铤而走险“弄”钱的占了70％。另一种情况，就是用贪来的赃款找女人。从公布的厦门“远华”、沈阳“慕马”等案情看，不少犯了罪的领导干部都属这种类型。
经济上的犯罪与生活上的堕落，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日前，记者在基层检察院采访时，谈到这个问题，检察官们也表示，从过手的职务犯罪的案件看，金钱与女色确实几乎都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事，是很有说服力的。
你看，毁掉事业和家庭的重要因素都有了——贪污受贿是极大的犯罪；乱搞两性关系，感情基础再好的夫妻也无法容忍。
然而，这些贪恋女色的领导干部，都是本性不好吗？夫妻之间曾有的炽热情感，都是在做戏吗？那些贪污受贿的高官，从来都是一个贪婪之徒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尽管这些犯罪分子的罪恶大，但是，当他们还是一般干部的时候，他们中的不少人确实“优秀”过———从政是廉洁的，生活态度是严肃的。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少数领导干部开始变得消沉甚至颓废、堕落；成了老夫老妻之后，感到日子过得没有初婚时的滋味了……
人往往是这样，没有得到的，拼命追求；追到手了，又不能很好地珍惜，特别是不能长时间地加以珍惜。这种不珍惜的具体表现，就是享乐思想出现、拜金主义滋长、家庭观念淡薄，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家人痛苦一生，这多么令人唏嘘、感慨！
要使干部们珍惜已有的生活，关键还在于加强教育。不久前，江苏省国税局有的放矢地开展了“珍惜前程，珍惜家庭”教育活动，苏州市国税局还请干部家属们经常地对配偶进行“三过问”：当爱人的经济收入或支出明显反常时，过问一下是否有不正常来源；当爱人突然拿回家一件高档商品时，过问一下来路是否正当；当爱人经常不按时回家或深夜才归时，过问一下夜间活动的情况。
教育之后，一位干部感慨地说：幸福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而毁掉幸福只须一时一事。荣与辱、功与罪，自由与被剥夺自由，常常只在一念之差，只在一夜之间，只是一墙之隔。
珍惜前程，珍惜家庭，最好的方法是遵纪守法，珍惜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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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有感而发
好事更要做实
费士良
有人把乡镇机构改革形象地称作“瘦身”，“瘦身”之后，臃肿的机构精干了，“吃皇粮”的干部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这样的好事，在具体执行中，会不会又流于形式，或者“走样”？农民群众也有疑问。
群众的担心是有根据的。乡镇机构改革中，许多地方对乡镇进行了撤并，两三个乡镇并成了一个，地盘扩大了许多，行政和服务中心只能保留一个，这就给被兼并乡镇的农民带来了一些麻烦：到镇政府办事，往返路程多了一两倍，如再碰上工作人员不在，一天工夫就耽误了；卖公粮，不仅运输更麻烦，而且人更多了，有时排一天队也轮不上，还得在镇里借宿或住店；一些地方中小学也撤并了，孩子天蒙蒙亮就得起床，每天要多赶十几里路。有些乡镇撤销后，医院也被合并，农民看病变得很不方便。
有些地方因为乡镇撤并，还闹起了纠纷。这些乡镇在被撤并前，为繁荣集镇经济，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到镇上建房、开店、办企业。等这些农民钱投了、房盖了，镇政府却被撤销了。行政中心没了，人气自然就不旺，原来镇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也无法兑现，农民当然就不答应。还有些乡镇为加强小城镇建设，制订了很好的基建规划，群众热情很高。乡镇撤并后，这些规划被束之高阁，群众也有意见。少数地方出现的这些问题，绝不能说明乡镇机构改革不对，而是表明，改革必须在“细”、“实”上再下功夫。比如，像公粮交售、工商税收、结婚登记这些事，应定期让办事部门到偏远村庄巡回服务。至于学校、卫生院等公益部门，则应设立分校、分院，方便群众就学、就医，而绝不能搞一“撤”了之。
乡镇合并完成后，新组建的党委、政府特别要注意政策执行上的连续性，前任乡镇党委、政府承诺的事，能办的一定要继续办。确实因撤乡并镇给部分群众造成损失的，应给以适当补偿。这些都做到了，群众自然会赞成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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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忆传统 话新风
苏区干部的“三宝”
邱长福文／图
“哎呀嘞，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同志哥！夜打灯笼访贫农……”著名的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几句简明的歌词，唱出了苏区干部与群众的鱼水之情，更勾画出当年苏区干部在那艰苦岁月的“行头”。
“苏区干部有‘三宝’，草鞋、灯笼和饭笤”。在著名的“苏区模范县”——江西省兴国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中，至今还珍藏着当年苏区干部的一套“行头”（见图）。图中左一就是当年苏区干部晚上工作时的照明工具——灯笼。苏区干部群众用铁丝编成一个小篓子，晚上行走时，在篓子内点燃小竹片或松木片照明。
图中间的小布包，便是苏区干部的“公文包”。当时的干部在包里除了放文件、工作笔记本等用品外，还要带上自己吃的炒米或红薯干作干粮。
图右下角的草鞋，许多人都认识。照片右上角的这个长方形草编物品叫“饭笤子”，用棕丝编织而成。原来，那时的干部长期带炒米、红薯干下乡，每当走到恰在做饭的群众家，便把干粮装进饭笤子，借火用水煮一煮。这样既能吃上柔软的“炒米饭”、红薯干，又不给群众添麻烦，更不占群众的一点便宜。
当年的苏区干部，就是靠着这三样“宝贝”日夜为革命工作着。（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