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出版发行
《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这本新书通过一百四十多位从事新闻记录电影工作的老记者们真实感人的回顾和理论文章，记录了从延安电影团到新影厂的建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人民电影先锋队”这支队伍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所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和走过的艰难历程，真实形象地再现了中国新闻电影工作者的艰辛和欢乐，以及他们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德。书的附录中收有新影厂历届国内外获奖影视片目录及作者简介。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对线条艺术的创新求索
——刘正成和他的书法文集
邱实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最为古老、最有代表性、最有个性的优秀艺术。书法艺术在我国有众多的爱好者，有大批专业书法家和数不清的业余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后，书法已由“贵族艺术”成为“全民艺术”。书法又是联系炎黄子孙文化心理的纽带之一，也是我国与亚洲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
多年来从事书法组织研究工作的刘正成，热心于中国书法艺术的推介和研究，他主编《中国书法》杂志，组织了一系列大型书法展，选拔书法人才；他主编的《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他还自筹资金，编纂出版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已出四十八卷），完成了一项繁大的工程。最近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了三卷本《刘正成书法文集》，记录了他为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推广，付出的辛勤劳动。
全集的第一集是书法基础理论、书法批评和书法史研究；第二、三集收集各种书序、讲演文稿九十篇，汇集了作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理性的思考，还是从实践的提炼，作者把书法艺术同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联系起来思考，表明了他执著的追求。
在书法史研究中，刘正成借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并吸收现代考古学方法，提出了“时空定位”的史料研究方法。他提出书法学科建设应包含三大结构：书法史料学、书法艺术学和书法批评学，并且身体力行，推进书法学科建设。他认为，书法批评应作为一门学术，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材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二是方法论的一致性和鲜明性。他认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艺术现象，必须有赖独具慧眼的、科学的文艺批评。一个有所作为的艺术家，必须反对平庸，反对流俗，保持艺术的独创精神。”他推崇苏东坡的“精金美玉”论主张，提出应把发展书法艺术作为文化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认真研究书法的“非文人化”和“美术化倾向”，等等，引起了书法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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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纪的回顾
——评《廿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小说卷》
姜国忠
沈阳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与组织，适时地推出一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艺术作全方位回顾的纪念碑式的大作——《廿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徐迺翔总主编）。该书共分小说卷（上下）、新诗卷、散文卷、话剧卷、美术卷、音乐卷、戏曲卷、电影卷、摄影卷等九大部分共十卷。这里，仅就其中小说卷的特点作一分析，从中亦可领略全书的风貌。
全部由短篇小说构成，是“小说卷”第一个特点。二十世纪，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使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风雨洗礼。五四运动中诞生的现代白话小说，很快成为一种最重要的也是最为繁荣的文学样式。漫漫百年，小说家之众如漫天星斗，小说作品之多如秋野之粟。引导读者品味百年中国小说“园林”中的代表性“景点”，而不是作全景式地观赏，就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正如胡适所说，短篇小说是“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是“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构成小说卷的恰恰是八十一位作家的八十二篇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内涵着构成小说这一文体应具备的全部“基因”。精选出来的百年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情景各异、环境多变、人物形象各具特点，犹如一盏盏闪亮的灯，将百年文坛上的小说园地真实地映照出来。
然而，百年中出现的短篇小说又何尝不是浩如烟海！要从中比较恰当地选出有代表性的精品，编选者既要克服自身思想认识上可能出现的偏颇，对作家负责，对历史负责，又要摆脱个人艺术审美上的某种偏爱，对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因而，理性思考的多维性与艺术审美的包容性相结合，便形成“小说卷”的第二个特点。
别开生面的“释文”与精彩、适量的图片，是“小说卷”的第三个特点。我国以往出版的文学作品选集，其作品之后的作者小传，在写法上似已形成一个固定模式，即介绍笔名、姓名、出生日、籍贯、简历及主要作品，这实际上是属于资料搜集范畴。而“小说卷”一反常态，在八十一位作家之后均附有“释文”。就“释文”内容看，它们有的侧重于分析评论该作家所属流派之特点，有的着眼于该作品艺术魅力之探究。“小说卷”的框架结构是由作品、释文、图片构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书中的每位作家及作品均附有图片，上、下卷共收录五百多幅。它们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更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小说卷”所收图片数量之多，内涵之深，使得图片不再是书中的“配角”，它与作品、“释文”一起，称得上是珠联璧合，缺一不可。由此，读者也不难悟出为什么全书被定名为《廿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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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曲爱国者之歌
——《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读后
杨小红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洋洋洒洒近百万字，从1901年张学良出世一直写到2001年10月24日的葬礼，叙述了张将军完整的一生，可谓“全传”。
张学良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要真实地再现其传奇一生，确非易事。而事实上，自从张学良走上中国政治舞台起，人们就根据各自的价值观，对他的公私生活及功过是非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说他是民族之功臣，有人说他是断送东北之罪人；有人说他是军中的“儒帅”，有人说他是一介莽汉；有人说他心如止水，有人说他是花花公子……本书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对张学良的百年人生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多角度的“透视”，其生动、雅致、富有人情味的描绘和深刻、精辟、富有人生哲理的阐释，展示了这位传奇人物的光荣与耻辱，辉煌与晦暗，飙升与隐没，乃至他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思维方式、情感波澜以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和荣辱浮沉。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看到张学良作为一位与二十世纪同行的民族英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完整形象；可以深刻地体认在为摆脱民族危机而奋争、因功而获罪的漫长历程中，一代雄杰的果敢无私及其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可以清楚地明辨山河破碎时各类政治家、军事家选择不同道路、采取不同手段的复杂和差异；可以深邃地感悟被解禁后在飘泊海外的最后岁月里面对台湾和大陆、面对历史和现实、面对亲情与友情、面对身埋何处和何时发表口述历史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惊人之举及其谜一样的心路历程。
按学术规范构筑书的框架结构，高度概括人物个性，将传主的独特风采置于历史的波诡云谲之中，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善于从纷繁的历史材料中，捕捉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且在叙述时又不简单化，是本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通过读本书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的一生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一生。
本书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文字既不艰涩，又非小说家言；文笔轻松自然，无花哨之处，生动流畅，无造作之嫌。由于作者走笔能与传主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发生共鸣，读来使人徜徉于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有与传主并肩而行之感。这一点，是多数史传所不及的。由于传主是与世纪同行的老人，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以必须将传主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但作者却不像有些传记那样，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内容移置到这里作为时代背景来扩充篇幅，而是捡那些与传主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考察传主的思想变化脉络和挖掘传主对时代的影响，时代与个人、政治与情感、背景与心境往往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读来令人感到新鲜、真实、感人，提起来好些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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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出版
独创性地以漫画形式表现鲁迅小说的《鲁迅小说全编绘图本》，日前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这套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绘图本共六册，将鲁迅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三十三篇小说用四千多幅漫画表现出来。
该书的文学改编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金波、葛冰、罗克等人完成，既忠实于原著，保持了鲁迅小说的风格，又为了便于青少年读者的阅读理解，并与漫画形式的风格相统一，做了必要的编辑。漫画由曾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动画片奖的创作人员历时一年绘制完成，相当准确传神地创造了鲁迅笔下许多众所周知的典型人物，如孔乙己、阿Q、狂人、高老夫子等的漫画形象，既有一定的夸张以着力体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又不过分，保持了严肃风格。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名誉理事王景山先生为每篇小说撰写了言简意赅的作品导读。
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篇目，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药》、《社戏》、《祝福》、《伤逝》等都是中学课本中的课文。但由于鲁迅作品的深刻思想及其语言风格的关系，中学生并不容易完全读懂和记住每篇故事。绘图本和漫画形式将提高中学生们对鲁迅作品的兴趣，由研究专家撰写的精炼的导读将加深学生们对鲁迅作品的深刻思想的理解。（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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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序跋选
副刊百年史
——《中国文艺副刊史》序
方汉奇
报纸的副刊，在中国，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它是由报纸的编辑们，在新闻的后面，刊载少量的旧体诗词和散文、随笔、小说等文学作品，逐步发展起来的。
从第一份正式的报纸副刊《字林沪报》附出的《消闲报》创刊到现在，中国报纸的副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这个新闻史上，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亮丽多彩的风景线。存世的中国报纸副刊，累计已经超过五千种。《中国日报》的《鼓吹录》、《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晨报》的《晨报副镌》、《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京报》的《京报副刊》、《大公报》的《小公园》、《立报》的《小茶馆》和《花果山》，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的副刊等，就都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些报纸副刊上，传播了进步的革命的思潮，弘扬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针砭了时弊，呼唤了救亡，促进了文学改良，繁荣了文学创作，发展了文学流派，培养了好几代的青年作家，同时也教育和滋养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报纸读者。对于后者说来，报纸副刊，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启发了他们的智慧，陶冶了他们的情操，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美学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营养。在中国，报纸的副刊和报纸的正刊可以是密切配合的，也可以是相对独立、相对游离的。在密切配合的情况下，报纸的副刊可以与其正刊桴鼓相应，相辅相成，以其自身的特点，配合正刊完成报道任务和舆论导向任务，实现办报人的办报目的。在相对游离的情况下，报纸副刊也可以摆脱正刊的影响，单独发挥作用。时至今日，报纸的副刊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报屁股”了，它已经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打算办好报纸的人，都必须同时办好它的副刊，这也已经成为新闻界的人们的共识。
因此，非常有必要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报纸副刊的历史。通过对报纸副刊历史的研究，了解它的衍变轨迹，寻绎它的发展规律，总结它的丰富的办刊经验，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这不仅是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也是目前在第一线从事办报活动的广大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只有对中国报纸副刊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做到以史为鉴，把我们报纸的副刊办得更好。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文艺副刊史》，就是这样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报纸副刊历史的专著。书的作者曾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过新闻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多年，现任《经济日报》总编辑，既有坚实的新闻学方面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从事报纸编辑工作的经验，由这样的作者来从事报纸副刊历史的研究，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有幸在本书出版前，拜读了它的手稿，深感这是一部功夫下得很深的专著。它的作者不仅掌握了有关中国报纸副刊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也充分地借鉴了国内外有关报纸副刊特别是有关中国报纸副刊的论著。全书内容翔实，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是我所看到的有关专著中，最有分量的一本。它的出版，不仅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内容，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对广大的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文学艺术史研究工作者、文化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的新闻工作者，也是很有裨益的。
（《中国文艺副刊史》冯并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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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重点新书
学习世贸组织基本知识
石广生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向新世纪作出的一项重大抉择，对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恪守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和各项协定、协议，切实履行对外承诺，承担相应的义务。江泽民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向大型企业，要向各行各业解释清楚什么是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底有什么利弊，以便在全国上下对这样一个重大外交政治问题统一认识。”因此，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的学习，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
认真学习和掌握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培养和造就开放型人才，使各行各业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国家有关法规及政策的需要。在学习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过程中，我认为：一是要客观看待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和职能，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二是要妥善处理遵守通行的国际规则和发展国内产业的关系，把扩大开放和自身发展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增强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三是要注重学习的方式方法，根据不同工作或行业的具体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思考和应用。
我们编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这套丛书（人民出版社出版），目的就是为全社会普及世界贸易组织知识提供准确、通俗、简明的学习工具书，以及开展培训的基本教材。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能够较快熟悉世界贸易组织基本知识，并在实践中掌握运用，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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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蜀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从《巴蜀文化系列丛书》的出版谈起
柳斌杰
《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展示了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它的出版，确实是文化建设上的一件大事，对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促进西部大开发，是很有意义的。
巴蜀文化研究是一个系列工程，从探索开始到今天渐成规模，经历了一个过程。这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巴蜀文化研究有了一个新的开拓。一是我们有了一个很好的规划，二十个选题基本上包括了巴蜀文化需要整理、发掘、研究的主要方面；其次，通过巴蜀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团结了我们巴蜀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巴蜀文化的人很多，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适当的方式、适当的纽带把我们联系起来，往往是各自为阵，作战的单位太小，形不成气候。这项工程推动、改善了这种局面。可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各方面工作，包括研究力量的组织、经费的投入、政府支持的力度、宣传推广、巴蜀人民对巴蜀文化的认同等，所以我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
我们今后应当如何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巴蜀文化研究呢？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把巴蜀文化研究放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层次上来认识。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基础资料全面整理出来。文化研究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考古的发现。四川进入中央主流文化时间比较晚，牧野之战时，四川有八个方国参加了牧野之战的外围的战争，到那时周王朝才知道这地方还有几十个方国（也就是小部落），才开始关注这个地方，在此之前的历史都没有文字记载，只有传说。所以在中央政府主流的史册上记载巴蜀的事件很少。最经典的历史著作二十四史里面，记述的巴蜀人物很多，但主要是在外面干了大事的巴蜀人物，记述巴蜀本地活动和事件不多。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巴蜀文化起源很早，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要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它、认识它，所以考古发掘就很重要。比如，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大大丰富了巴蜀文化的历史，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二方面是方志和典籍的整理。这几年虽然做了些工作，如地方志的工程等。关于四川的一些历史、典籍整理、编校、出版的基础工作，也需要下功夫去研究。第三方面是民间传承。文化，特别是人文精神往往来自于民间传承。民间传承、民俗继承下来的文化也需要整理。
巴蜀文化研究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创新首先是要继承，四川文化建设首先是要继承我们巴蜀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我们要从研究巴蜀文化做起。了解古代的巴蜀，有我们这套系列丛书；研究巴蜀近代史，有一部《巴蜀百年》的电视片，反映巴蜀一百年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我们把这些结合起来，使我们巴蜀人对我们的文化继承有个明确的认识。
文化研究和建设，要有一个开放的姿态，江泽民同志说：“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过去我们在思想上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往往说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就排斥人家的文化，这种思维不符合当前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趋势，必须要有一个大开放的观念。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都要继承和发展，各个国家的先进文化我们都要学习，这样才能构成我们优于别人的庞大的新的文化体系。我们加速文化的开放，包括对外文化的交流，国内的文化交流也要进一步扩大。建议我们的专家学者把巴蜀文化研究的优秀论文、优秀著作推广到全国，推广到全世界去。我们今后也注意推荐一些好的专家学者参与世界中华文化的研究，把巴蜀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
（《巴蜀文化系列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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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为健康的书评鼓呼
顾关元
人们对书评的议论颇多，其中对写书评者言过其实指责尤多，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非个别。
书评我国自古有之，古代称之为“评点”者恐怕就是它的滥觞。古代的“评点”乃是对经史典籍的注语评说，它文字不多，三言两语，见解精辟独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古代评点留给我们的一个良好传统。后来学者们因此把评点、批注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成为治学的一种方法，到了清代尤盛。盖因评点、批注熔铸了评点者的深厚学识与心血，不乏真知灼见之故。
今日的书评可以说是评点的延伸和发展，内容和范围自然要比古代的评点广泛而丰富。但要做到精辟独到、切中要害、富有学术见地，这就很不容易。寥寥几语貌似琐碎的闲文笔墨，往往正是点睛之笔，是功力之所在。一篇好的学术书评经常涉及一个甚至几个学术问题，没有博览与学问的根基，是很难写出高质量的书评来的。好的书评之所以不多见，学识上的原因是可以理解的。但社会的不正之风和不良学风也导致没有好的书评产生，这往往不为人所重视。
好的书评，敢于直言不讳、不留情面指正谬误。但这样的书评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指责、引起麻烦，因此报刊编辑为了少起事端，总是不发这一类书评。于是一篇好的书评便胎死腹中不能问世，或即使发表也是被删改得四平八稳锋芒全无，这又是好书评不多见的一个原因。于是就有“好书评太少了”的责难与呼声，似乎责任在写书评者。当然也不乏有一些作者乐于写“好”评的，专营阿谀吹捧，于是所谓书评，实质上就成了“书颂”，成为书的颂歌。这是商业书评、广告书评而不是学术书评。书评因此变味，久而久之，大家似乎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偶而有一篇对名家权威直言刺谬，有思想交锋的学术书评，反视为异常引起争议，这是很不正常的，是书评界的悲哀！
书评的健康发展，与报刊编辑的有无胆识敢否支持与提倡关系甚大。如果他们不为尊者讳，敢于承担责任向权威著作指谬发难以扶持有正气的书评，那么好书评是不难产生的。
好的书评的产生与繁荣，是可以靠有正气的书评来推动与营造的。对于不良的书评同样可以用书评的武器来批评，以促使其向健康发展，这不妨可称之为“书评的书评”或径称“反书评”，对此可专门设立栏目，标榜倡导以矫正其不正之评，使不良的书评和阿谀的书颂犹如老鼠过街不能藏身，从而杜绝充斥于书评界的商业炒作和吹捧之风。我以为这是可以作一尝试的，但这需要一支坚实的队伍。然而现下书评的队伍太薄弱了，前几年据《中国出版年鉴》统计，年出版图书十余万种，而发表书评仅数千余篇，与实际需要相差实在太悬殊，因此，书评的使命是沉重的，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书评队伍已迫不及待地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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