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编撰党史人物传记的几点思考
陈志凌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撰、出版过程中，党史学者和有关各界人士就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我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个人见解，以抛砖引玉。
关于当代人撰写当代史问题
当代人撰写当代史优越性很多：更容易收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的史料。可以访问传主的战友、同事、亲属等，甚至可以见到传主本人，直接获悉有关重大事件的情节，故而撰写的传记真实可信。好比画家画人物像，见到被画者本人，就比只根据文字记载或口述作画，凭想象描绘，画得更像。当然，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存在某些弊端和困难，例如有少数当事人，夸大个人功绩或淡化过失，有的传主亲属干涉传记写作。这些属于个人方面的问题，只要认真对待，是不难解决的。最大的困难是，真正的历史必然要触及国家的方针大计问题，有些问题当时难以下结论，有时还难免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在封建社会，秉笔直书者甚至会遭至杀身之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当代人通常不写当代史。二十四史除司马迁写到当代外，都是后代人写前代史。司马迁《史记》完稿后，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代，由他的外孙杨恽出版，以至后来有人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史记》流于后世”。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命令司徒崔浩组织人撰北魏史，并指示“务从实录”。崔浩按他的指示做了，真实记录北魏包括拓跋焘在内的几代帝王的善恶功过，拓跋焘大为震怒，认为崔浩“暴扬国恶”，将其斩首，诛及九族。
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党不会掩盖自己的过失，这为当代人撰写当代史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当代人撰写当代史的另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态度、拿什么作依据来记录、评论当代发生的事件。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我们对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某一阶段和某些局部错误，当时可能不会认识得很清楚，如果匆忙下结论，就可能出差错。所以，当代人撰写当代史一般仍应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历史沉淀过程之后动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80年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历史沉淀，即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分别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的重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这两个决议是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主要依据。如果没有经过历史沉淀，就对某一阶段、某些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公开表扬宣传或批评指责，往往会出差错。如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前，为配合当时形势，各地编撰出版了不少中共党史人物传和党史书籍，把党史上未经沉淀甚至是错误的内容，当作正确的写进传记。这是党史人物传记编撰出版的深刻教训。
治史目的与实事求是
人类社会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治史更是如此。编撰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目的是颂扬老一代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增强广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坚定性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激励他们为我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们治史的目的与实事求是原则是一致的，但怎样贯彻好实事求是原则，是需要深入研究、慎重思考的。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某阶段，党的路线、方针出现了失误，党的重要领导人参与制定和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如何撰写这些人物的这段历史，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内曾存在不同认识。这种争论概括起来是两种意见：一种是应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物的重要功绩，对人物所犯的某些严重错误，应予以批评，但宜粗不宜细，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明确前进方向，引导人们向前看，更加兢兢业业地把各项工作做好。另一种是主张如实地直叙其人的功绩和过失。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应该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一总的政治目的为圭臬。
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但为历史而历史的纯客观主义的史学是不存在的。孔子作《春秋》传诸后世，回避了当时鲁国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例如鲁国242年中鲁君之见弑者四（隐公、闵公、子般、子恶），见逐者一（昭公），见戕于外者一（桓公），而《春秋》不见其文，孔子的学生还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礼记·明堂位》）。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经验，“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知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会隐瞒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但在进行党史研究时同样存在怎样记录、评价这些缺点和错误，以正确贯彻落实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当今世界局势尖锐复杂，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面对多方面的挑战，党史学不讲目的性是不可能的。只要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分歧，历史学的倾向性就不可避免。只有在正确把握主流、本质、大局基础上的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
尊重史实与艺术创作
有人认为，历史传记是真实的记载，无需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文学、美术、戏剧等领域的范畴。其实，历史传记也需要艺术创作。历史传记的艺术创作是在恪守客观史实基础上进行的。在表现人物的重大活动时，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参加者、性质必须是真实的，但参加者的思想感情、神态、动作往往是没有记载的，那么，怎样把握时机，抓住典型，把人物的英雄形象，入情入理地通过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来，给人以深刻感染力，就是艺术创作的范围。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了刘备三顾隆中时诸葛亮与刘备的谈话。诸葛亮对当时的几个政治集团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以及它们的发展动向和后来三国鼎足之势，分析得明了透彻，铢黍不忒，令人深为感佩。试想当时刘备、诸葛亮密谈时，没有第三人参加，谁知道他们谈的内容？除非两人中一人作了笔记，或者二人中有一个同世人谈过，并有记载。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只写了“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几句话，证明刘备三次到诸葛亮草堂求教，诸葛亮很感动，答应出山是事实，但没有涉及谈话内容。陈寿根据《出师表》这几句话，深入研究了诸葛亮当时的心态、谋略和后来的成就，创作了《隆中对》，成了千古美文。
“史家追述真人真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钟书《管锥编》）。撰写人物传记最难的是分析理解人物，以及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有的心态和情绪。这是深层次的、也是很重要的东西。如果只注意史料的整理择用，会使一个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变得干瘪、呆板、枯燥，读之如嚼蜡。这样的传记，史实再丰富准确，也不会为读者所欢迎。在党史人物传的撰写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只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忽视对人物心态、活动的研究，花了几年工夫，跋山涉水，访问查档，整理出一篇类似年谱的传记。另一种是不注重人物史迹的考证，着意于人物思想神态的描写，撰写出的是脱离实际、甚至子虚乌有的传记。一个好的党史人物传作者，不仅要有历史学家的真实，还应具备诗人的灵感、小说家的笔触、艺术家的技巧，这样，才有可能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把人物写得生动、形象、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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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位于辽宁盘锦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双台河口湿地，是丹顶鹤自然繁殖地的最南端。今年，丹顶鹤比往年提前十天左右抵达这里。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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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应对全球化开拓新思路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工与社会保障研讨会”综述
任劳苑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工与社会保障研讨会”不久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的80多位劳工与社会保障专家，围绕经济全球化与劳资关系、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障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市场国际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引起劳资关系发生变化。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劳资关系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生产成果的分配上，它使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世界大型跨国公司为重要动力的重新配置资源的全球范围产业结构大调整，新市场的开辟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
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方面，有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劳动就业的增长。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扩大就业应当成为优先考虑的政策取向。
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既为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发展的共同成果提供了机遇，也放大了一些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对于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具有不均衡性，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的全球化会迫使发达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适当抑制福利的膨胀甚至削减福利开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可能对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产生推动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构成了潜在威胁，其引发的社会风险必然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带来更为严峻的冲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强化社会救助制度，并发挥非制度化的保障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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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家访谈
加入世贸组织：
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新契机
——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
本报记者张怡恬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过去那种由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全面保障、封闭运行、缺乏效率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被责任共担、社会化、基本保障、多层次的开放型社会保障制度所取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但是，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不健全、欠规范等问题。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带着这一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
记者：您如何看待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影响？
郑功成：加入WTO对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新契机。一方面，加入WTO后，就业压力会增大、失业率可能上升、某些产业部门在日益国际化的激烈竞争中可能出现生存危机与效益下降等问题，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正在建立中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带来压力。但另一方面，根据国外的经验，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时期尤其是社会风险扩大时期，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也往往更容易得到确立。我国正处在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处于整体转型期，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更为明确。因此，加入WTO带来的挑战与压力，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恰恰是巨大的推动力量，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统一、规范、健康发展的催产素、助长剂。
记者：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国际惯例接轨似乎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流行语。但社会保障制度并非单纯的经济保障制度，也并非仅仅服务于经济目标，这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历史文化乃至伦理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这一领域简单地讲同国际惯例接轨似乎并不科学。
郑功成：是的。因为除了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外，遍观世界，还可以发现并不存在统一的社会保障模式。人们可以批评福利国家的保障水平过高，却不应忘记这种福利模式曾经将一些西欧、北欧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带向真正的繁荣富裕时代；人们可以肯定智利养老金私有化管理改革所带来的效率，却必须对这种改革所蕴含的内生性风险保持足够的警惕；等等。社会保障模式的多样化和许多国家正在根据本国国情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事实说明，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应认真研究国情，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之路。
分析我国国情可以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社会保障历史负担、落后的产业结构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制度一体化的制约、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等，都是直接影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特殊问题。解决这些特殊问题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如，对中老年职工养老金的历史欠账及养老基金不足的问题，就不能只通过现阶段企业与个人的缴费来解决，因为让一代人承担两代人的养老负担，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存在着重大风险。可以采取自然过渡的方式来消化历史欠账，即国家只保证做实已经进入新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人的个人账户，而对此前的欠账仍采取现收现付的方式，用现有的物质财富（即存量）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成果（即增量）来共同化解历史形成的巨额包袱。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又一个日益尖锐的特殊问题，农业人口的户籍身份与他们从事的非农职业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传统户籍制度继续将其排除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显然有违公平的原则；但如果将其纳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又欠缺财政、技术及相关政策等条件。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农民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来提供社会保障。
记者：在谈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时您提出了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那么，就整个社会保障的制度安排而言，您认为应当采取一元化还是多元化？
郑功成：从理论上讲，制度安排一元化是社会保障的内在要求，因为一元化的制度安排不仅管理简便，而且公平。但它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包括发达的经济、雄厚的财力、类同的需求乃至地区发展的均衡、公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平等，等等。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财力薄弱，城乡及地区差距大，社会阶层仍处于变化之中，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制还不健全，因此，我国在现阶段还不具备建立一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客观条件。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让其变成普遍的、公平的社会福利时，企业职工、政府公务员和农民工等，就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同一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覆盖，或者虽然可以在基础部分统一却需要在补充部分体现差别性。因此，一元化的制度安排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发展目标，但近期将多元化制度安排作为过渡显然是必要的。因为这既能减少改革的阻力与即期成本，又不会扭曲迈向一元化目标的路径。当然，就单项社会保障制度而言，如果具备建立一元化制度的条件或者经过创造条件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的一元化，那毫无疑问应当选择一元化。
记者：社会保障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基本社会制度安排，必然会受到文化及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在我国加入WTO并将更深入而广泛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交融？
郑功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文化的国际交流日趋活跃。西方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区别对待。例如西方社会的平等观、民主观及生态伦理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它们无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的文化与道德基础，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但西方文化中的极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利己主义，却可能损害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有益成分，包括损害建立在家庭结构稳定基础之上且以哺幼养老、相互扶持为基本内容的家庭保障。家庭保障既是我国传统伦常的要求，也是现实法律制度的要求，它所具有的伦理功能与情感保障功能是社会化的保障机制所无法替代或难以完全替代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不应是取代家庭保障，而是要通过社会化的保障措施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和解决家庭保障中部分功能弱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应当认真加以鉴别，吸收其对我有益的，剔除其有害的。当然，对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也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和评估，凡有益于社会保障制度循序渐进、健康发展的，就应当坚持；否则，就应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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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立足全局谋划一域
——《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研究》简评
卫兴华
张毅撰著的《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一书，已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为主线，对陕西县域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小城镇建设和扶贫开发等问题，作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该书有以下特点：首先，作者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战略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研究陕西经济发展的，站位高，视角新。其次，作者是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研究陕西县域经济发展的，在正确认识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央、地方（陕西）、个人（农民）之间的关系，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研究陕西县域经济发展。再次，作者在调查研究、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就陕西县域经济发展问题阐发了不少新见解，提出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最后，作者运用规范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等方法进行论述，观点明确、脉络清晰。该书的内容虽以陕西为研究对象，但从“解剖麻雀”的方法论来讲，它的理论分析和对策建议对全国其他地区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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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韩国明徐建华
80年代初以来，许多国家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但由于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不同，各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也大不相同。总结各国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各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认为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比政府指挥更加灵活有效，对于政府同私人企业的关系，强调进行宏观政策的调节，反对进行微观干预，反对实行全面统一的产业政策。美国主要是通过消除贸易障碍，资助科技研究，刺激企业兼并改组，创造宽松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等方式来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依靠市场力量推动结构调整。另一种以日本为代表，由政府部门挑选在更先进国家如美国取得成功的产业，加以大力扶持，予以保护和管制，谋求占领国际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定产业政策，适当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并培养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在一定范围和短时期内具有可行性。但必须认识到，由政府选择特定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以调整经济结构，也有负面作用。其一，政府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信息，管理部门也缺少足够的激励机制去促使工作人员谨慎地选择支柱产业，因此不大容易选准在不可知的未来将会成功的产业，而一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日本80年代着力扶持大型计算机产业，其后世界市场上却兴起个人电脑；而当时取得良好成绩的索尼公司和汽车制造业等却被通产省所忽视。印度60年代对钢铁厂大规模投资，到80年代这些钢铁厂都变成了“无用而累赘的废物”；90年代其软件业的惊人成绩并不是产业政策的结果，而是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越过了政府对商业尤其是外国商业所设置的壁垒。其二，产业政策有时会成为落后企业的“保护伞”。政府通过补贴或高关税保护某些产业或企业，有时是迫于行业和地方利益集团的压力。这助长了部分企业将其资源用于游说政府决策人员、而不是提高竞争力的现象。结果，消费者享受不到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后续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成本，削弱了经济竞争力。美国政府对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业的保护就是如此。
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加入世贸组织后，短期内一些弱势产业将受到较大冲击，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时，要加强对幼稚产业的保护，但更重要的是着力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培育经济结构自发调整的内生动力。比如，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加技术研发投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等。就是说，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主要职责，不是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去扶持由政府部门选定的具体产业，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建立起能够使经济结构自发调整和持续调整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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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经济需要赶超理论
——《赶超经济理论》简评
梁言顺
由金明善、车维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赶超经济理论》一书，对赶超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系统论述。全书由六篇组成。第一篇讲赶超目标，第二篇讲发展战略，第三篇讲政策选择，第四篇讲制度安排，第五篇讲结构调整，终篇是中国的经济赶超。对于究竟应不应当实施经济赶超战略，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应依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组织生产，制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但如果发展中国家仅依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条件来发展经济，则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这已为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按照比较优势，日本应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但日本二战以后却选择了以钢铁、造船、汽车、电子、合成化工等为主导产业的重化工业发展战略。事实证明，这种选择对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意义重大。该书还认为，日本90年代以来陷入经济萧条，以及韩国等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其主要原因不是它们当初选择了赶超型的发展道路，而是未能适时进行结构调整，未能适时从引进走向自主创新。总之，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对经济赶超现象进行的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在许多方面给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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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在比较中研究在借鉴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简介
荆可
吴易风的论文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选载吴易风近期论文39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讨论了劳动价值论、生产函数、产权理论、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等；第二部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讨论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之争、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新增长理论、西方产权理论、西方企业理论、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等；第三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宏观调控的理论和实践、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原因、引进外资的理论和政策等。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在比较和借鉴中深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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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阶段的农村发展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简介
宋林飞
姜作培等人撰著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一书，已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对新阶段的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作了阐述。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总论部分从分析农业和农村工作进入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入手，阐述了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意义、目标和指导原则。第二部分具体分析、阐述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村工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业区域结构调整和优化。第三部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环境条件的优化问题作了探讨，认为科技进步、人才培养、城镇化建设等是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较高效益的重要保证。第四部分介绍了国外农业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及其启示。该书内容丰富，是一部较全面论述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