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热点感言
但借春风扶农桑
王慧敏
“三农”问题再次成为本次“两会”的焦点！
谈起“三农”，前些年，人们常常以“口惠而实不至”来形容。回头看看，近几年，对待“三农”，各地的认识均有了提高，农业产业化也好，结构调整也好，无不是紧扣给农民增收找来源。近几年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增长，也说明我们抓出了实效。
但是，认真盘点一番，解决好“三农”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譬如，农副产品卖难的怪圈，一些地方还一直未能走出来；农民负担呢，如水缸里的葫芦瓢，摁一摁就下去，手一松又上来。“谁能告诉我，明年种什么？”结构调整中这样的呼声仍不绝于耳。而各种“咔嚓”农民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江总书记这段讲话，可谓高屋建瓴！
“三农”问题怎么抓？代表们的呼声反映了民意，也给我们各级部门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今年的春来得早，不经意间已是万紫千红。愿代表们的呼声，伴着春风融进社会的各个角落，化成各地重农扶农的实际行动。只要春风中播下了饱满种子，何愁秋日里不果实丰盈？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林纸一体带来“三赢”
生态需要保护，而造纸企业需要林木。这对矛盾如何解决？岳阳纸业有限公司探索出林纸一体化道路，带来企业、农民、生态“三赢”的效果。
该公司抓住洞庭湖退耕还湖的有利时机，规划拿出5亿元在洞庭湖畔营造150万亩纸材林基地。今春又有60万亩计划全面落实。林纸一体化，不仅保护了生态、为公司开辟了稳定的原料基地，而且给当地群众新增了一条致富路子，项目建成后能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9亿元，上交国家税金及各种专业费用20多亿元。（附图片）
左上图：岳纸今春又与当地政府签订了新的合作造林协议。右上图：先期种下15万亩林木，已陆续进入采伐期。左下图：人勤春早，湖区农民正抓紧种植速生林。
袁国利陈岳龙摄影报道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观点
农村的发展是重中之重
高以诺
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在于解决好广袤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我们就能赢得全局工作的主动。”江泽民总书记日前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江西代表团、湖北代表团全体会议时的这段重要论述，非常深刻地总结了几十年来我们在“三农”问题上极其丰富的经验，非常及时地提出了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新的一年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实现强国富民的永恒的主题。这些年来，对加快发展，国人是同声相应，众口一词，衷心拥护，但具体到方方面面如何加快发展却常常是高手过招，见仁见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地域辽阔、资源禀赋各异、不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现实国情，面对毕竟有限的财力和相对稀缺的资金，围绕发展这个主题，有不尽相同的思路和做法，不仅非常正常，而且非常正确，因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意愿和选择，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思想和工作路线。
但是，在事关发展的一些带根本性的大思路上，比如究竟应如何抓发展，如何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平衡，如何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等方面，我们必须有统一明晰的共识和步调一致的行动，特别是对待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当前确有大声疾呼吁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紧迫需要，确有在思想和行动上真正落实“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这个指示的必要。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十几年以前小平同志这段语重心长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他对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可以说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支柱，是一种战略性的思路和决策，需要我们认真领会，付诸实践。如今，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是“首要问题”的重要论述又正是与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脉相传的，是在新世纪新的发展机遇来临之际的重要提醒，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顺利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思路、大举措。
要把农村的发展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下大力气去抓，这个重要思路绝非是权宜之计，也绝非是短期内的应急之策。几十年来，我们在农村发展问题上有过沉痛的教训和曲折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有了举世公认的巨大变化，但由于错综复杂的种种原因，“三农”问题的解决还远远未达到理想的程度，直到现在，“三农”问题仍面临着体制上、发展战略上、思想观念上乃至工作安排上诸多深层次的矛盾与困惑，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和某些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在影响和禁锢着人们的思考。至今，“三农”问题，仍是我们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艰巨的任务，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对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如今，在直面WTO的新格局状态下，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脆弱，农村从总体上发展的落后以及与城市差距的日趋扩大，农民收入及生活水平连年在低位徘徊并且与城市居民相差过分悬殊，不仅已经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形成极大制约，而且对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现实的难题和形势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深对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要看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要害和关键，是在于解决好广袤的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这才真正是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点所在，难点所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唤起全社会形成共识，让我们都来关注农村的发展，让我们真正在行动上把农村的发展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我们有好项目，就是没钱呀”
本报记者江夏
湖北省罗田县晒谷石村的“村官”
陶武成，在北京开了10天会，没出湖北代表团，就给村里的乡亲们办了不少事儿：黄麦岭磷化工集团的老总张富荣答应给他们村支持50吨磷肥；红桃K集团的老总谢圣明承诺资助他们村3个大学生、7个高中生上完大学……不管走到哪儿，他都牵念着山里的父老和穷孩子们。
6年前，陶武成辞去一家外企副老总职务，主动要求到晒谷石村，那时村里不通电话，喝不上干净水，学校的土坯房刚刚倒塌，从村头到村尾，一条1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要整整走上半天。短短几年时间，村里的大小路都可以走车了，电费降下来了，团中央牵线搭桥，香港陈廷铧基金会捐钱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学校的电脑是神龙汽车公司捐的，桌椅是蕲春县九棵松村捐的……村里已经装了7部电话，要不是电讯部门考虑成本，不愿给安装，还有50户准备提出装机申请。“记者同志，你能帮我们呼吁一下吗？”
记者问起村里人的日子，陶武成谨慎地选择着字眼说：“刚刚解决温饱，还没有完全脱贫”，他没有正面回答村里农民人均收入的数字。
“你们村里有企业吗？”“没有，乡里、县里的企业也大都不景气。其实，我们不是没想过，没试过，真想搞几个加工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可是就算有了好项目，没资金、缺人才，也干不成呀！”
见记者再三打听他们有什么好项目，陶武成来了精神，“我们这里满山是板栗，原来曾经搞过板栗罐头厂，结果因为销路没打开，又没有经营人才，企业垮了。后来，又利用山上的黄荆籽，搞黄荆保健枕，连销售渠道都联系好了，可是我们没有钱办证件，办批文，搞包装，厂子半死不活的，只好承包给一个农民，小打小闹，一年挣个两三万的。更可惜的是，我们山里的特产甜柿，不用脱涩，无核，皮可食，药用价值很高，我们已有400万公斤的产量，又培育了上百万株优质苗。国内外许多一流专家都来考察、鉴定过，认为我们那里的甜柿是国际珍品。可就因为我们没有钱搞冷藏、加工、精美包装和广告宣传，这些甜柿每斤在当地只能卖4—5角钱，还有很多烂在树上。而在国际市场上卖价很高的甜柿，品质远不如我们。”
“像这样的项目，你们需要多少资金？有了这笔钱，你们能干成什么？”
“五六十万元就可以启动，有了钱我们不但可以搞冷藏，还可以买真空包装机，做精美的包装盒。对甜柿进行分类加工，做果脯、果酱、果醋、果酒、柿饼等，说不定能带动起一个新的支柱产业。陶武成憧憬着，他真希望有实力的企业家来考察一下这个项目，做做可行性研究。一个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能带动多少农民呀。”
陶武成说，不光是龙头企业需要资金，农民要调整结构，种这养那，也需要钱呀。可是贷款实在太难了。我曾经用自己的工资作担保，帮农民贷过款。像晒谷石村这样刚刚解决温饱的地方，如果没有后续的资金支持，还可能返贫。国家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政策应向农民倾斜，向加工农产品的龙头企业倾斜。
“你们那里的结构调整进行得顺利吗？”
“现在农民是盼调整，希望通过调整能增收；又怕调整，不知道该调什么，怎么调。只好看别人种什么，养什么，盲目性很大。一旦市场价格波动得太厉害了，吃亏的还是农民。最近这几年，蚕桑价格就折腾过两次，最高价和最低价相差6—7倍，害得农民一会儿栽桑，一会儿挖桑，损失很大。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要加强引导，如什么地方最适宜种什么，养什么，根据国内、国际市场需求量，发布权威信息，提出宏观指导性意见。同时，建立资金、科技、市场服务体系，设立特色农业风险基金，帮助山区农民规避风险，增强竞争力。”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经济茶座
“特色经济”要找准方位
王方杰
“特色经济”是时下非常流行的叫法，也是很多地方政府致力的目标。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地方选择“特色经济”的视野却很窄，并没真正选准地方的“特色”和“特长”。
比如有的县不搞市场调查，也不和其他省、其他地区作对比，只是看自己目前有什么，什么产品、产业比重最大，就把它定为“特色经济”了。因为没有作对比，没有作参照，选择的产业往往盲目。这样的“特色经济”只能是旧产业的延续和改名，不仅难以提高产业品位，而且各地之间重复、撞车的情况也屡屡发生。
这种所谓的“特色经济”，在政府不无强制的推行下，尽管产品堆成了山，可是，却转化不成商品。因为周围其它地区的同类产品也堆成了山。于是，恶性竞争爆发。红富士苹果贱得1公斤4角钱，西瓜1公斤1角钱都卖不出去。这样的“特色经济”，不仅会引来农民的满腹辛酸和愤怒，最终还会导致这项产业的失败。
3年前，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甘肃定西地区，把土豆、中药材选为着力发展的“特色经济”。定西人在做这种选择之前，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当地干旱多灾，种小麦先天不足。但如果种土豆和中药材，这里的土壤和昼夜悬殊的温差，加上地广人稀、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即便是放在全国、全世界竞争，也可以一较高下。当然定西也有劣势，农民需要新技术、新品种，需要开拓销售市场。于是定西人扬长避短，全力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加长产业链，开拓销售市场。目前，定西的土豆和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增加了近3倍，达到了287万亩和110万亩，成了中国最大的土豆和中药材生产基地，粮经比例从3年前的91∶9变成了74∶2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342元，全区经济发展出现了良性循环。
可见，选择“特色经济”的视野，必须跳出本地区、本省，以全国和全球市场为参照，扬长避短，才能事半功倍。否则，肯定是盲人骑瞎马，劳民伤财。
第9版(经济周刊)
专栏：
找工作咋恁难
新华社记者李术峰翟伟
安徽阜阳28岁的小伙子李玉山来北京已有4天了，如今，疲惫和失望写在他的脸上。李玉山坐在崇文门三角地的铁栏杆上，木然地看着轰轰驶过的车流，手中不时摆弄着一个写有“厨师”字样的小纸牌。
春节过后，各地民工又潮水般涌回城市。据统计，每天来北京寻找工作的外地民工就有1.5万人。和李玉山一样，在距北京火车站1公里的崇文门大街上，民工们或蹲或站，等待着机会的降临。
“我来北京3天了，每天见不到几个雇主，可隔三差五老看见警察来这里转悠。”河南信阳来的民工顾理章举着写有“川菜、粤菜”字样的牌子茫然地对记者说。
初春的北京气温还有些低，穿着单薄的顾理章掏出钱包给记者看，“我现在除了身份证，就只剩30元了。再找不到工作，日子真不知该怎么过。在城里找工作咋恁难！”
26岁的顾理章去年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餐馆做了半年多的厨师，说好3000元的工资，年底却只领到1200元。他和伙伴们找老板理论，却被老板一顿臭骂强行赶了出来。一气之下，小顾向110报警。巡警告诉他们，警方不负责处理欠薪纠纷，要找工商和劳动部门。人生地不熟的小顾无奈地放弃了要回拖欠工资的想法。
与欠薪比，被收容遣送更让民工担心。黑龙江省鸡西市农民吕大庆掏出餐饮业技术等级证书给记者看：“去年，我到北京刚3天，就遇到警察检查暂住证，结果连北京什么样都没看全就被送回了老家。这不，警察刚从这里又带走了3个民工。”说话间，他不时警觉地望着四周。
一些非法劳务中介从民工身上骗取钱财更让民工苦不堪言。头发有些凌乱的湖南民工张全生从打工者中挤过来，从怀里掏出两张盖着印章的收据对记者说，“去年，我在崇文区花市一家劳务中介所找工作，老板拍着胸脯保证，一定帮我找到满意的工作。可我交了150元的介绍费后，却再也听不到任何消息。”
一位民工拉着记者来到崇文门附近一家挂着职业介绍所牌子的小门脸前，“你看看他们是如何骗钱的！”
1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坐着二男一女。一部电话，是这个职业介绍所最值钱的家当。
“想为外地亲戚在北京找个厨师的职业。”记者说。
“太巧了，西湖美餐厅正在招厨师。”一个自称姓邹的女子立刻热情回答，“月工资1500到3000元，条件不错。如果想上岗，需要缴纳150元信息费。”
“交了信息费，餐厅又不招工，能退费么？”记者问。
“不行，要扣除50元查询费，其余费用可以退60％。”
离开“小门脸”，同行的贵州民工气愤地对记者说，“他们专骗那些老实的打工者，一旦钱到手，再想要回来可就难了。这些骗子为什么就没人管？政府收钱的机构倒不少，为什么就不办些职介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