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劳动价值与分配新论》
晏智杰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主编的《劳动价值与分配新论》一书，最近由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该书在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对劳动、价值和财富创造以及分配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和诠释。将劳动划分为三类四种，三类即创新劳动、重复劳动和混合劳动；四种即生产劳动、服务劳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其中，科技劳动是生产生产力的劳动，经营管理劳动是提升总体劳动产出的劳动，二者具有比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更为重要的作用。科技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比一般劳动创造更多价值。
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较好地处理了坚持与发展的关系。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收入分配实践，研究和发展劳动价值理论。二是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从实践到理论，再将理论创新应用于实践的研究方法，从分配制度的变动中深入分析生产（劳动）发展变化对分配制度的重大影响，在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再由生产（劳动）回到分配领域，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新对策。三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为研究重点。在全面分析当今时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劳动、价值和财富创造带来的重大影响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第二届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奖揭晓
前不久，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会、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共同举办“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第二届评奖颁奖会”。经济学界学者和企业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蒋一苇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他撰著的《企业本位论》曾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为我国企业改革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的宗旨，是奖励对我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作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工作者和企业家，繁荣管理科学，推动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和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本届基金奖共评选出优秀著作5部、优秀论文7篇和创新企业家5人。
（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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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1）出版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持编纂的《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01）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北京社会科学年鉴》的第二卷。
《北京社会科学年鉴》是一部反映首都北京社会科学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的资料工具书，具有学术性、前沿性、实用性的特点。它以首都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观点、最新成果、最新动态、最新资料为主要内容，为社科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资料和渠道。同2000年版相比，2001年版作了适当改进。从内容上看，增加学科综述的数量，提高了学科综述的覆盖面；增设“学术专论”专栏，登载反映2001年社会热点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的专论；增设“社科理论期刊”专栏，介绍北京地区的社科理论阵地；扩大信息量，由2000版的117万字增加到2001年版的162万字。社科年鉴2001年版主要包括特载、学科综述、学术专论、获奖成果、科研课题、学术活动和大事记、机构、学术团体、社科理论期刊和附录。
（王彦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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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人学学会正式成立
经国家民政部同意，中国人学学会于今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来自全国理论界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成立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学学会名誉会长彭珮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与会代表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人学研究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人学研究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走上了学术舞台，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现在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近些年来，中国人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有些成果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与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人学研究的队伍在成长壮大；学科建设也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大家强调，今后的中国人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当代实践，研究我国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既要继续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更要加强应用研究和人学的普及工作；既要注重学科建设，又要在尊重人、关心人和塑造人，尤其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韩庆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2001·学术前沿论坛”在京举行
重视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对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推进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客观要求。北京市社科联前不久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了“2001·学术前沿论坛”系列研讨活动。研讨活动的主题是“学术发展与创新”。来自首都社科界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活动。黄楠森、邬沧萍、赵曜、曹凤岐、郑杭生、刘伟、李景治等著名专家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和前景、加入WTO与人口学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WTO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社会稳定的新情况、经济学为什么要研究价值论、理论创新与当代社会主义研究等大家关注的学科前沿问题发表演讲。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中共党史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史学、人口学、教育学和语言学等13个基础学科学会分别围绕本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举行了专场研讨会。
（郑红霞）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关于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几个问题
郑杭生
阶层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的研究人员，最近完成了《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该课题组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在广州、中山、长沙、湘潭、郑州、开封、天津、长春、吉林、西安等10城市进行了社会调查。郑杭生教授的这篇文章，根据这项研究成果，研究探讨了当前我国城市社会阶层划分的几个问题。
——编者
阶层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中心地位
“社会结构”一词，在学界歧义较大，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界定也存在很多不同看法。“八五”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转型中的中国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增补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较为全面地对我国现有的一些重要社会关系模式进行了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在目前所有的各种社会关系模式中，最重要的、或者说更为基本的，是社会阶层结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利益关系。社会学对这种利益关系的研究，实际上是考察种种社会资源、生活机会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方式的差异。换言之，阶层是社会中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这种分配与占有关系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互动方式、互动过程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形成，因而也是社会结构中占主导性的社会关系。要了解我国社会目前的基本社会关系，应该主要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位置入手。因此，有必要对阶层结构的变迁、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社会阶层划分的主要原则
对于社会阶层划分，一直以来存在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马克思强调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对社会阶层划分的决定性意义。韦伯虽然与马克思一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更注重市场能力和市场中的机会对社会阶层划分的意义。但无论哪一种理论传统，对现代社会阶层的划分都采用了多元的分类原则或标准。结合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情况，借鉴国外研究中一些有价值的的观点，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划分应当考虑这样一些原则：
首先，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强烈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职业结构和人们的职业位置，影响着人们因职业属性变化而发生的阶层属性的变动，因此，职业原则在当代社会成为阶层结构划分的主要原则。职业是对人们所从事的劳动的具体体现。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体相当于社会转型加速期，职业原则与其他一些原则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可操作性。
其次，我国社会中职业位置本身具有资源分配与占有的关系特性。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包括日常消费品、住房、福利）等由单位统一分配，在分配过程中，不仅处于资源分配者位置的职业具有优势，而且那些接近资源分配权力中心的职业位置，也同样居于优势地位。在这些优势位置之外的职业，则按照统一的分配方式，如工龄、年龄、技术职称、行政职务等进行分配。因此，职业位置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分配位置。
第三，由于单位制度在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许多重要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因单位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有学者曾经提出我国社会阶层划分应该依据单位集团来进行。其实，社会阶层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多元视角的问题，根据任何单一的标准显然无法规定社会成员的阶层属性，但是作为一种关系的阶层结构，它首先是对社会成员个体的规定。在单位制下，社会成员之间虽然存在单位差异（单位的级别、规模、效益等），但是阶层划分不是对资源占有的结果进行描述，而是对资源分配关系的界定。即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单位差异，但是不同单位内部的资源分配方式是相同的或相似的。同样，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不能构成整体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由于资源分配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中的制度关系，它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内部产生着相似或相同的社会分层后果。而在不同单位、不同地区的资源分配关系中处于相似位置的社会成员则具有相似的社会阶层属性特征。
第四，社会转型期的特征是阶层划分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中的分配权力和市场能力因素同时影响着整个社会中的资源分配的平等关系。权威等级关系、资源分配的权力关系同时存在于政府部门、各类所有制企业以及大多数的事业单位中，资源和权威按照一种复杂的模式在整个社会中配置和交换，体制外单位与体制单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遵循着不同的分配机制，同时，在体制内外之间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两种分配原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换关系。因此，制度条件应该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参考因素。
第五，阶层的划分不仅要考虑到目前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重要特征，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科技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以及体制外单位的发育和发展，使得管理权威、技术能力与文凭资格等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并且将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中重要的阶层划分原则。
当前我国城市阶层状况及其分布
考虑到我国的具体国情，要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分层模式，在目前还难以行得通。作为第一步，对我国城市的分层状况进行相对独立的考察，是一个更为可行的研究策略。
依据上述关于阶层划分的原则，可以将我国城市社会区分为几个界限相对清晰的社会阶层。它们分别是：（1）管理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技术人员，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技术人员三个等级；（3）办事员阶层，指一般性的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如主要从事文秘、簿记、电脑操作等事务性工作的人员；（4）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技术工人，以及下岗职工三类；（5）自雇佣者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特征是从事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而不受雇于他人；（6）私营企业主阶层；（7）其他（未能确切区分的阶层）。
这次10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市社会中，占主体的社会阶层仍然是工人阶层，在10城市18—65岁的样本总体中，46％的人员是工人阶层，其中技术工人比重为7％，体力劳动者占23％，调查期间下岗职工比重为15％。下岗职工比重在天津市、吉林市、湘潭市等老工业基地更为突出。农民工群体从职业属性上来讲，仍然属于工人阶层，尽管他们是介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边缘群体。
在10城市总体样本中，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这三者的比重总计为45％，是城市社会中一个主要的职业集团。
自雇佣者阶层中占主体的是个体经营人员，包括个体经商人员、不受雇于其他人的个体服务、餐饮业人员、个体工人（如独立的手工业者、码头人力车夫、个体出租车司机等）以及极少量的个体专业技术人员。这个阶层的比重在10城市中大约占8％。
不同性别在职业阶层的构成上也存在较大的社会差别。14.4％的男性集中在管理阶层，而女性比男性要低7.5个百分点。同时，男性在中、高级技术人员中的比例比女性也要高3个百分点，女性在初级技术人员中的比例略高于男性，女性在办事员阶层中的比例则超过男性8个百分点。工人阶层中，男女比例非常接近，但具体而言，女性成为下岗职工的比例比男性要高7.5个百分点。不同城市之间的职业阶层结构也有所不同。
从总体上看，每个城市中的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都有相当高的比重。经济发展、体制变迁较快的城市，如广州、中山等城市，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的比重相对较大，其中广州市的比重将近58％。但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城市，如天津、吉林、长春、湘潭等城市，工人阶层的比重相对较高。
上述数据也表明，我国城乡差别仍然十分突出。在城市，管理阶层、技术人员阶层、办事员阶层比例很高，但是，与庞大的农村人口一平均，它们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就不高了。（附图片）
（文中图表数据由《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组提供 刘小青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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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公用事业型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浅析
冯兆一
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公用事业型企业经过公司制改造后，无论是财产制度还是组织结构，都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了许多。然而，由于公用事业型企业的特殊性，如何将公司制的有关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更好地设计法人治理结构，避免目前治理机制的某些缺陷，是公用事业型企业深化改革与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当前需着力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完善共同治理。公用事业型企业具有其他国有企业共同的特点，也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并且对每个利益相关者来说，这两种权利都是对应的。这种双边的或多边的合作模式称为“共同治理”。对公用事业型企业而言，完善共同治理需要解决四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目标与政府目标的适度分离。公用事业承担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重目标，由于双重目标间的矛盾常常不易协调，因此应该剥离社会效益目标，政府应通过经济手段与政策手段，适度控制公用事业产品增长幅度，从而间接保障社会目标的实现，同时为设计规范治理结构创造条件；二是规范政府、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目前阶段，“出资人代表”可以采取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投资控股机构形式，这种机构是以追求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控制力为目标的特殊企业法人，它与企业之间不是行政隶属关系，而是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三是引入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如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等；四是引入利益不相关的代表。如建立独立董事、外部董事制度，通过制度设计，保障外部代表对决策和管理的督导作用。显然，完善的共同治理机制有助于提高公用事业型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效率。
将监督、约束和激励机制相结合。在监督机制的构建上，可采取业绩合同的形式来监督经理行为。业绩合同应尽可能地将政府目标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反映出来，以利于考核企业真正的经营业绩。同时，必须将公用事业企业中董事会与经理班子分离开，尽量减少重叠任职，使董事会行使企业的战略决策权，高层经理行使日常经营权，保障董事会对经理层经营行为的有效监督。在激励机制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经营才能，来构建报酬系统，实施和推广年薪制、股票期权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惯例的激励措施。将剩余索取权与企业控制权相匹配（配股、股票期权等），注重将公司的长短期绩效与其报酬直接挂钩，并辅之以精神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的经营绩效评估。在这方面，首先必须解决管理体制的问题，如逐步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和共同治理，这样才可能保障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保障高级经理人考核机制的操作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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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最近中央党校召开专题讨论会研讨——
创新劳动价值问题
林艳梅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和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日前联合召开“创新劳动价值论研讨会”，来自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80余人出席会议，就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创新劳动价值论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上，有的学者提出了创新劳动价值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提出创新劳动概念，将经济学中的劳动概念进一步区分为创新劳动和常规劳动两种形式。不同于一般的脑力劳动和复杂劳动，创新劳动是指那些能够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产品、技术、市场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劳动。就其规定性而言，创新劳动具有不可模仿性、不可重复性、极度稀缺性，已成为推动当代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劳动形式。二是提出创新劳动价值论，进一步将劳动价值论构建为常规劳动价值论和创新劳动价值论两种不同形态。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劳动已成为价值创造最活跃、最重要的源泉。由创新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作为从未有过的稀缺性产品，不存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其价值量的问题。对于创新劳动创造的价值，需要以创新劳动价值论加以补充和发展。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创新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深化了对劳动价值论问题的研究。有专家指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虽然研究了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问题，但的确没有突出、专门研究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创新劳动价值论坚持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的基本观点，主张常规劳动和创新劳动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活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当代，创新劳动已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和途径，这是从创新劳动角度对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观点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发展，是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要生长点。
围绕创新劳动价值论问题，与会专家学者还就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提背景、创新劳动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对创新劳动价值论的提出，也有学者表示了不同意见。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一套科学、完整、严密的体系，有其特定的意义和内涵；不仅不存在逻辑的缺环，而且仍是关于当今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论；我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事实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挥作用的证明；价值创造的真正源泉是人类的抽象劳动，并不是作为活劳动特定形式的创新劳动，应将使用价值的创造与价值创造区分开来；创新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框架还缺乏严密的立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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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市在创建文明城市过程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使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了“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的目标，使城市面貌和市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图为广州城市绿化景观工程之一的云台花园。
新华社记者 周文杰摄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摒弃功利浮躁之风
姚鸿健
我国人文社科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每年发表的学术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有价值、有分量的论著，为我国学术繁荣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也有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一些人治学目的不端正，不是以严谨求实的态度钻研学术、探求真理，而是混职称、慕虚名。有的东拉西扯，敷衍成篇，以发表为目标，以凑数为宗旨；有的追风赶浪，缺乏创见，作品一大摞，分量却很轻；有的干脆就是剪贴、摘抄，一杯清茶一摞书报，剪刀、浆糊不可少；更有甚者公开造假、剽窃他人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存在的功利、浮躁之风。
忧国忧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严谨求实是学人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这些优秀品质和优良传统在一些读书人中似乎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功利、浮躁的风气。一位哲学家曾说过，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品味此语，那些热衷于混职称、慕虚名的人，不知作何感想。
与剪刀加浆糊的所谓“克隆方法”相反的，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艰苦探索、研究和实验。这虽不潇洒，费气力，出成果也慢，但可以帮助学者取得真正意义的发明和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晏阳初，为寻找强国之路，力倡“平民教育”运动，针对中国农民的“贫、愚、弱、私”等进行系统治理，艰难地进行了“定县试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而著名学者费孝通，早年偕妻考察云南，误入猎人陷阱，致使其妻为科学殉难……尽管当时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但他们扎实的治学实践和高尚的治学品格，却令人景仰。
当然，导致当今不良学风的责任也不全在学者。有的地方和单位以成果数量而不是以质量评定职称，这就是一种偏颇。这样的导向，使追求质量、学以致用的良好学风很难树立。据报道，有些国家十分重视整治学术腐败，并制定一系列制度和办法对学术评估工作进行科学、严格的审查。有的国家建立了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规定所有审稿人不得取酬。这也启示我们，应当考虑从制度上解决学术上的假冒伪劣问题和功利浮躁之风。
弗·梅林在《马克思传》序言中写道：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一论断，值得深思。破俗套，除虚名，去功利，戒浮躁，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治学，是伟大时代对学者的呼唤，也是人民群众对学者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