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8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圣罗兰退出T型台
  本报驻法国记者 顾玉清
  1月7日,世界顶级时装设计大师——伊夫·圣罗兰先生在巴黎圣罗兰时装公司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令人伤感地向时装界宣布,“我选择与我所钟爱的这一行业再见”。告别会上,圣罗兰身着黑色西服,颈系深色领带,从宽边眼镜后的视线中,显露出凝重的表情和激动的心情。这位年届65岁的天才时装师,几乎用颤抖的声音向到场的名流和嘉宾作了最后的告别演讲,“感谢所有穿过我所设计的服装的女士”。圣罗兰认为,“时装不仅仅是用来美化女性,同时也是用来使女性变得坚强,使她们有信心去实现自身作为女性的价值”。离开大厅时,圣罗兰以“我不会忘记你们”作别,与会者随即起立,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圣罗兰涉足时装界的40年是“创造一个神话的40年”。法国媒体对他的评价是,“这个生活中脆弱的人,却是艺术上永远超越自我的人”。在他生活的世界里,美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毕生努力使时装界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是他把追求美的权利还给了女性。“YSL”三个字母打头的圣罗兰时装,引领世界时尚潮流从20世纪70年代走到了今天。“YSL”品牌的喇叭裤、无袖汗衫、黑色皮衣皮裤、男女套装、女式风衣、嬉皮装和透明装等,曾刮起一阵阵旋风,使圣罗兰时装风靡全球。在如此辉煌与盛名之下,伊夫·圣罗兰为何隐退呢?有舆论说,是“圣罗兰”的耀眼的光环开始褪色始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圣罗兰时装公司在经营方面受到重创。首先公司上市遭到别人的暗算后元气大伤。接着在1999年,公司由他人买断后被归属到一家意大利公司的名下。圣罗兰的设计、经营和内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合作者之间经常产生磨擦,且已经走到难以共处的地步。
  另外,圣罗兰高级时装店的服务对象仅限于全球为数有限的巨富,一般人不敢企及,从而导致经营方面的困难。据经纪人贝尔热说,高级时装店每年至少要赔进6000万法郎。加之经济衰退和市场竞争的影响,圣罗兰公司其他方面的业务也受到挤压,债务曾高达14.5亿法郎。
  更为重要的是,圣罗兰的合作者中的某些人说他的设计思想已经枯竭,样式只是在不断地重复,变得“陈腐”。圣罗兰也承认自己“是20世纪的人,而不是21世纪的人”。有些媒体很苛刻地说,圣罗兰的艺术创作已经与当今的时尚格格不入,在这个艺术创造让位于经济利益的世界里,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了。这些闲言碎语也许成为圣罗兰尽快撒手隐退的催化剂。
  1936年圣罗兰出生在阿尔及利亚。18岁进入法国克里斯汀·迪奥公司(CD)担任美术设计,并于21岁时成为CD的首席设计师。1962年,圣罗兰自立门户成立了圣罗兰公司。从这一年他首次举行自己设计的时装表演而一炮走红后,他的名望和地位就一直在向世界时装的顶峰攀登。1985年,在巴黎大歌剧院,圣罗兰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圣罗兰孜孜不倦地用他金色的剪刀和纤细的丝线,剪裁和编织着他童话般的世界,用心灵去感应和追寻完美。为了捕捉灵感,有时他在5天内绘制上千幅草图,能够选留出来的只有少量的几张。现在,被“魔术师”封存的精品估计达8000件。
  退出T型台的圣罗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将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搞歌剧和电影服装设计,或是静下心来写作,或去印度和埃及等国旅游。他最想对人们说的一句话是:“只有经历了无数磨难与奋斗之后,创造者才会有所创造”。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会不会出现“欧洲语”
江建国
在欧盟紧锣密鼓地为吸收新成员做准备的进程中,各成员国和新成员候选国的交际手段问题越来越突出(参见本报去年5月11日的《七嘴八舌的欧洲》一文)。虽然各方人士都在绞尽脑汁地设想各种减少翻译人员和费用的方案,但似乎尚无良策。一方面,欧洲各国能把某一门外语娴熟地运用如母语般的政治家和官员凤毛麟角;另一方面,就算能达到这种水平,从政治和文化角度看也不可取。例如作为欧洲公民惟一直选机构的欧洲议会就非常强调语言平等的政治意义,为此,欧洲议会不准备在扩大后采取限定工作语言的方案。很多人强调,语言的多样性本是欧洲文化的财富,应该大力促进才对,焉能横加限制。老实说,还真找不出什么理由去反驳上述观点。
  这样一来,还得走翻译之路。欧盟的翻译队伍之庞大世界第一,远远超过联合国。欧盟各种机构要维持每日正常运转,把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和若干专门委员会的大约50个会议开起来,就需要七八百个译员,其中翻译中心拥有460人,还有大约2000人作为自由职业者随时准备接受调遣。欧洲议会自己的翻译中心拥有大约800名译员,欧盟各机构还有自己的译员队伍,总计约3000人。由于欧盟文件牵涉到诸多术语,这些文字译员每天大约只能完成五六页的翻译任务,仅2000年就翻译了120万页的文件。据估计,每吸收一个新的语种,欧盟就要增设40个口译和200个笔译人员,1999年欧盟的翻译费用达到6.86亿欧元,正好相当于欧盟预算的0.8%。欧盟东扩后,翻译的支出将在管理费用中占第一位。
  就在欧洲人为语言所苦的时候,意大利冒出了一个奇人迪耶戈·马拉尼。他的办法很简单:各种欧洲语言随你混合着说。而这位奇人的主要职业正是欧盟部长理事会翻译机构的笔译,所以他的念头虽然乍听很荒唐,却是积数年实践而得出的一个可行而宝贵的思想。简言之,他要创造一种没有语法规则、没有字典可依、因人而异、灵活无比的“欧洲语”。
  按马拉尼的发明,“欧洲语”的句型大致采用英语的结构,因为英语比较清楚,但其他就悉听说者之便,用什么词,什么语法形式,都因对话者的背景而异,没有定规。他在介绍这一思想时说,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法国人对话时使用的词,肯定与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对话时使用的词不一样,这正是“欧洲语”的好处。达到交流的目的即可,何必去斤斤计较语法规则呢?他说,他推广“欧洲语”的出发点在于扫除普通人使用外语的心理障碍。应该说,他的这一思想确实切中要害。
  马拉尼的“无法无天”的语言实践,实际上提出了一些极为宝贵的原则。例如:他认为,语言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语言是一种游戏,即使结果并不完美。他说,语言是一种鲜活的、发展的事物,没有错误就无法使语言保持鲜活状态,所以他不会像世界语那样去制定语法规则、创造单词,而是给它留出广阔的发展余地。他认为,世界语之所以总是停留在少数追随者中间,正是因为它没有给使用者留有任其自由发展的空间。“欧洲语”会不会造成误解呢?马拉尼的观点是,各种语言混合得越好,不同意义的词进入“欧洲语”的越多,“欧洲语”就会变得越准确、越明了。
  马拉尼并不是坐而论道的空谈家。5年来,他以这种独特的语言为日内瓦的《时代报》写作讽刺小品,两年前还写了一本侦探小说,主人公专门借助混合语侦查刑事案件。10年前,他本为有趣而混合英语、法语、芬兰语和意大利语给欧盟内部刊物写的文章,结果引起官员们的莫大兴趣,不久比利时的一家报纸还发表了他的文章。在多语并行的瑞士,马拉尼是颇受欢迎的演说家。
  马拉尼的另一个思想也许更值得重视。他说,如果英语成为欧洲人交流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融合。一个真正融合为一体的欧洲应该是一切语言都融合在其中的欧洲。
  “欧洲语”——任何民族语言都不占统治地位、但任何现行的民族语言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四不像”,说不定还真是一条解决欧洲人交流手段的出路呢!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色彩与生活

  暖妆配色
  刘芳
  如果你的皮肤白皙或呈象牙色,毛发为深褐色,唇色呈桃粉色,你就应选择暖色系妆面;如果你的衣着色彩以咖啡、绿、黄和橘色为主,选择暖色系作妆面是最恰当不过的。
  暖色系的彩妆应遵循的原则是,选择带黄色调的颜色作粉底,如:杏黄色、暖象牙色、淡黄色;眼影选绿色、金棕色、咖啡色、黄色、橙色等;睫毛膏适宜墨绿色、棕色;眼线笔的颜色为棕色;眉笔应选择深棕色;口红可选择浅咖啡色、橙红色、砖红色、珊瑚粉色。腮红的颜色应选择砖红色、桃粉色。
  暖色系中的成熟绿色、黄色以及橙色,仿佛表达着生命的活力。清新萌动的绿色,在化妆和着装方面被公认为明朗个性的代表,尤其受到活泼女性的欢迎;而让人联想到水果飘香的黄色,作为最明亮的色彩,常被用来充当点睛之笔。
  以暖色系妆扮,可以用米白、鹅黄、苹果绿搭配出明艳香溢的柔美和高贵效果,或用水蓝色搭配出理智与柔情紧密相融的独特气质。
  配色方案1:活力之选———温馨绿色
黄色、橘色与绿色搭配,表现出温馨甜美;水蓝色、橘色与绿色搭配,表现出时尚变幻。将开朗率真的黄绿色眼影在全眼皮涂开,可以托显细长而优美的眼形。明亮的黄绿色适宜略微凹陷的眼睛;橘色可以突出女性柔美的唇,并展现出智慧与理性的一面。
  配色方案2:高贵之选———璀璨黄色
只要在眼梢处添上一抹流金,就能成为引领化妆潮流的明媚白领丽人。在黄色为辅助色彩的化妆中,以咖啡色、橘色和明蓝色、浅橙色两种组合为最佳,如运用得当,能使女性大放光彩。先在全眼皮涂淡褐色眼影,再于眼梢施加明亮的金黄色;用唇线笔勾勒出圆润的唇形,再用浅咖啡色唇膏涂满,极具魅力的双唇跃然而出。墨绿色睫毛膏在阳光的映衬下,令眼睛明亮可爱。 (十三)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外交官亲历

  她为友谊辛勤耕耘
  ——忆班达拉奈克夫人
  张联
  斯里兰卡已故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她1916年出生于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康提山区一个贵族家庭,1940年与后来成为锡兰总理的所罗门·班达拉奈克结为伉俪。1959年,所罗门·班达拉奈克在总理任上遭暗杀。为了丈夫未竟的事业,班达拉奈克夫人毅然登上政治舞台,出任自由党主席。1960年她领导自由党赢得大选,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总理。执政期间,她坚持丈夫在世时制定的和平自主的外交路线,继续积极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她曾5次访华,1972年访华时,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中国孩子赠送一份珍贵的礼物———小象“米杜拉”(僧伽罗语“朋友”之意),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中国人民亲切地称呼她“班夫人”。
  我初识班夫人,是1962年底她作为科伦坡会议亚非六国代表来华调停中印边境冲突的时候。这是班夫人首次访华。只有短短几天,一件小事却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班夫人抵京时正值北京隆冬,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迎接。来自热带国家的班夫人一下飞机,就被凛冽的寒风冻得有些发抖,周总理立即上前帮她披好围巾和大衣,这让班夫人非常感动。此后每当提起这段经历,她都充满对周总理的感激敬佩之情。
  1964年,周总理访问锡兰,问班夫人需要什么帮助,班夫人希望中国为锡兰援建一座国际会议大厦,以迎接1976年8月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周总理当即慷慨答应。虽然中国刚刚度过3年困难时期,不久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很多项目被迫停工。但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1970年10月开工的这项工程,却高质量地于1973年5月按时竣工。为纪念已故所罗门·班达拉奈克总理,大厦命名为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简称“班厦”。雄伟壮丽的班厦自落成以来,一直是斯里兰卡举行重大国际和国内会议的场所,也是招商引资的展览会的重要地点,甚至许多斯里兰卡青年将这里选为他们举行婚礼的地方。美丽的班厦作为科伦坡市的一景,至今仍是各国游人来访的必到之处。班夫人多次向我讲述周总理决定无偿援建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的经过。她说,这是周总理送给斯里兰卡人民最好的礼物,是斯中友谊至高无上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驻斯使馆为了改善办公和居住条件,选址建立新馆舍。当时斯有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两处备选地皮。班夫人得知后,特地派人给使馆捎话说,国会旁边的地皮潮湿低洼、地基不稳,不如选用班厦对面的那块。根据班夫人的建议,中国驻斯大使馆建在了班厦对面,两处建筑交相辉映,象征着中斯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
  1991年至1993年我出任驻斯里兰卡大使,对班夫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她已年逾古稀,因担任斯议会反对党领袖,案牍劳累可想而知。但是每当中国访斯代表团提出拜会班夫人的请求,她都一定安排接见。中国使馆举行的活动她也必定参加。1992年我驻斯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当时班夫人中风初愈,我们以为她来不了,没想到她却在女儿的搀扶下出席了招待会。当我向班夫人表示感谢的时候,班夫人深情地回答说:“中国的国庆招待会,我一定要参加。我同中国朋友在一起感到十分愉快,因为中国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小国,尊重别的国家。我相信中国对斯里兰卡人民的感情是真诚的。”
  不论班夫人执政还是在野,我们对她的尊重和友好感情始终如一。班夫人身患疾病,一直行动不便。每次出席中国使馆举行的活动,我都亲自搀扶她。班夫人曾打趣地说:“你这么照顾我,真和我的女儿一样啊。”1997年班夫人出国治病。当时有的朋友建议她去发达国家检查,但她却表示“除了中国,哪儿都不去”。中国政府为班夫人选择了最好的医院和最有名望的专家,精心医治。经过一段针灸治疗后,她开始能脱离轮椅站立,并能短距离地行走了。回国前,李鹏总理在钓鱼台宴请班夫人,她下车后,拒绝别人搀扶,一连走了十几步,坚持自己走向李鹏总理。
  1993年底,我离任回国前,班夫人在家中接受了我的辞行拜会。几天后,她又率自由党几位领导人在斯议会设宴正式为我饯行,这对一名离任大使来说是少有的礼遇。席间班夫人起身讲话,盛赞斯中两国友谊,动情之处,竟流下热泪,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1999年12月17日,我作为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参加联协代表团访斯。83岁高龄的班夫人当时行动不便,甚至与别人交谈都须通过秘书“翻译”,但她仍在寓所接见我们。没想到这次会见竟成永诀。2000年10月10日,班夫人在参加她的家乡选区议会选举投票后,返回科伦坡途中,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班夫人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友好情谊,我们永远无法忘怀。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阿拉法特给我们题词
高发明 张敬群
在年初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的世界第一夫人自传系列之一《我嫁给阿拉法特》回忆录受到青睐。作为该书译者,我们深感欣慰,不禁回想起世界著名风云人物、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亲自为此书题词的情景。
  那是去年8月,正当中东和平严重受阻、巴以冲突空前加剧之际,为寻求国际支持,打破僵局,阿拉法特总统在出席阿拉伯国家外长会议后,即从开罗飞到亚洲,昼夜兼程,展开穿梭外交。继印度和巴基斯坦之行后,他于24日凌晨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一天的工作访问,与中国领导人就推动巴以和谈深入交换意见。
  那天近中午时分,我们作为特邀客人在钓鱼台国宾馆受到阿拉法特总统的亲切接见。鉴于日程很紧,接见安排在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后和将要去与江主席会谈之前的短暂空当里。经萨法里尼大使引见,阿拉法特总统在下榻的宾馆二层客厅接待了我们。他像往常那样身着戎装,头戴卡菲叶巾,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全然没有长途飞行后的倦意。我们走进客厅时,阿拉法特总统从沙发上起身迎接我们。一阵热烈的握手,他笑着用中文说道:“你好,你们好!”我们连声回答:“您好,谢谢!”阿拉法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比平时在电视里看到的要年轻,精神矍铄,平易近人,握手时是那样的有力。
  寒暄之后,阿拉法特总统应允为我们题词,他让我们坐在他两旁,接过我们的日记本和签字笔,高兴地放在膝盖上写起来。我们满以为他要写阿拉伯文,可是他却从容而悉心地用英文写下这样的题词:withbestwishesY.Arafat24/8/2001(“谨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亚西尔·阿拉法特2001年8月24日”)。题词字体清秀,笔锋刚劲,布局齐整,实为美观。
  题写完毕,阿拉法特总统微笑着把日记本和笔递给我们。我们喜出望外,紧紧握着他的手,深致谢意。随后,他愉快地与我们合影留念。出于礼宾安排,阿拉法特总统马上要去出席重要活动,于是我们先送他到客厅门口,再次握手谢别,衷心祝愿他访华成功。
  在走出钓鱼台的路上,我们情不自禁地打开笔记本,端详、议论着阿拉法特总统的题词,“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言简意赅,发人深省。这不只是对我们译编出版他夫人苏哈回忆录一书的祝愿,还包含更深层的意思。也许是祝愿巴中两国人民友谊与合作的更加美好;也许是祝愿中东和平进程和巴勒斯坦建国的光明前景;也许是祝愿我们每个人家庭幸福美满,也许是代表他的夫人苏哈对中国出版界的谢意。题词显示了久经世纪风云与烽火洗礼的传奇伟人阿拉法特的人格魅力。他献身于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建国事业,无论面临任何艰难险阻,始终信念坚定,勇往直前,充满乐观精神,追求美好的未来。(附图片)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汉城过年拾趣
  延静
  去汉城前,真没有想到韩国也会像中国一样重视春节。在韩国,一年除星期日外,法定的假日只有17天,春节就占了3天,是最长的假期。韩国称春节为“旧正”,与新年称“新正”相对应,也就是旧历年的意思。这可能是韩国称自己属于“中华文化圈”的一个标志。我们在韩国过了6个春节,深感民众对这一节日的热情不亚于中国,同时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韩国至今仍重视拜年。大年初一一清早,由父母领着孩子,穿着民族服装,给祖父祖母磕头并奉送礼物,老人则给孩子们每人一个包着钱的红包。这时电视荧屏上也出现一个小姑娘,身着鲜艳的传统服装长裙小袄,微笑着给观众磕头拜年,口中说着“祝各位新年吉祥”,更平添了拜年的气氛。金泳三总统在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回乡,给已到望九之年的父亲母亲磕头拜年,照片还登在报纸上。韩国提倡尊敬师长、尊敬长辈,看来拜年习俗延续到今天,与此有很大关系。
  韩国国民每逢过年,必回老家与亲人团聚,这点与中国相同。韩国人口4000多万,春节时有一半人要回乡,他们称之为“民族大移动”,交通紧张自不待言。火车提前半年售票,飞机班班爆满,于是韩国人更多的是利用自家轿车回老家。韩国全国汽车已突破1000万辆,而汉城车辆已近300万辆。所以汉城人回乡过年,大多数人都是开着自家车,高高兴兴回家。但他们也有苦恼,那就是高速公路空前紧张,车辆排成长龙,行进十分缓慢,当地报纸称之为“龟行”。汉城距釜山400公里,平时只要4小时就可以到达,这时竟要十几个小时,这段时间电视台每天的头条新闻,报的就是高速公路车辆拥堵的情况,入夜形成一条火龙,成为节日一景,蔚为壮观。
  韩国人团聚吃年饭,主要是在家里,几乎没有人下馆子,这与中国的老习惯相同,而与当今的新时尚不一样。在韩国,只要父母在世,不管离多么远,兄弟姐妹拉家带口都要到父母家团聚;父母过世以后,大哥就成为“家长”,弟妹几家则到大哥家聚会。
  汉城堵车是有名的,可每到春节期间,市内平日的交通阻塞荡然无存,路上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城市。节日的商店,一般开门较晚,有的干脆关门。平时繁华的明洞商街、拥挤的南大门市场,这时也顾客寥寥,这时去商店挑选东西再方便不过。餐馆更是门可罗雀,平时不提前三四天难得订到的单间雅座,这时随便你挑。这些与中国过年时街市张灯结彩,商店人头攒动,餐馆生意红火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刚去汉城时,本以为韩国既然与中国一样重视春节,就想邀请几位韩国朋友一起过年,结果都碰了壁。韩国朋友直言,因为到时要回乡看望父母,不在汉城,实在抱歉。打那以后,春节时我们没再请过韩国客人。不过有一次例外,请到了一位大学教授金俊烨先生。他在抗战期间长期生活在中国,参加过韩国独立运动,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当了教授。朝鲜光复后,他返回韩国,继续在大学执教,还出任过高丽大学校长。韩国历届政府曾多次邀请他入阁,担任总理或部长,都被他婉拒,在社会上反而受到称赞和尊敬。他从不到任何大使馆去做客,因为他认为那是官场,拒绝前往,但他破例偕夫人来到中国大使馆,与我们一起吃饺子过年。他高兴地说,他是半个中国人,来到中国大使馆,就像回到中国一样。在韩国几年,我们过年除同华侨相聚外,与韩国人相聚只有这一次。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雕塑集萃

童年乐
  本报记者孙伟摄于曼谷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老的水车
  埃及的绿洲有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它在发展农业、开发旅游资源以及改善人口分布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下图为埃及法尤姆绿洲中古老的灌溉用水车,今天仍在使用。
  新华社记者 王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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