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有时代特点的劳动经济学著作
——《论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简评
王恩武
赵培兴撰著的《论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一书，日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劳动价值理论研究方面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提出了“创新劳动价值论”。作者在继承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般劳动与共同劳动以及服务劳动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劳动与重复劳动和创新劳动及其价值定位”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其次，提出了创新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新内涵。作者提出了“超常价值和正常价值”等新概念，阐明了创新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区分了“创新劳动不仅与重复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不同，具有超常性，而且创造的价值不同，也具有超常性”，并明确提出了“超常价值”的特征：价值含量的超大性，价值状态的潜在性，价值实现的间接性。
第三，提出了创新劳动的成果与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创新成果的应用同剩余价值的产出成正比，创新成果应用得越多，剩余价值的产出越大；创新成果应用得越少，剩余价值的产出越小。从而，进一步分析论述了创新劳动成果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这些都是比较新颖的理论观点。此外，作者还提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充分体现了剥削性；另一方面，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伟大创造，又反映了生产力的进步性。这也是前人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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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把加入世贸组织作为起点
——读《碰撞融合发展——亲历十三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思索》
董辅礽
刘光溪撰写的《碰撞融合发展——亲历13年复关入世谈判的思索》一书，前不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作者在世贸组织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又长时间参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因而他对世贸组织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有着许多新颖而深刻的见解。
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和世贸组织？世贸组织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决定了如何看待世贸组织。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如何通过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是摆在国际经济社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世贸组织正是适应这一形势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世贸组织不是超国家的经济组织，更不是世界政府，因为它的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成员不论大小、强弱，一样拥有一票否决权，它只是一个会议和谈判的组织者，没有决策和制定规则等权力。世贸组织推进着贸易自由化，但却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贸易机构，因为它允许以价格和关税等措施进行保护和保障，允许有灵活、豁免、一般例外和完全例外。世贸组织的基本宗旨是通过贸易扩大带动经济增长，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增加就业等。
如何看待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利与弊、机遇与挑战？作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不是利大于弊、弊大于利，也不是利弊相当，而是利中有弊、弊中有利、利弊转换；不是机遇大于挑战，不是挑战大于机遇，而是挑战性机遇，挑战中有机遇，挑战创造机遇，关键看你怎样对待，怎样参与。加入世贸组织有利于我国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中不断完善。可以说，这是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利。
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局面？作者认为，加入世贸组织最大的冲击是观念的冲击、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是政府加入世贸组织，而观念转变最重要。最根本的应对是体制的应对、观念的应对，体制问题不解决，观念不更新，思维方式不转变，其他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加入世贸组织“不是终点，不是结束，不是目的，而是起点、开端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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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科学与无神论》创办三周年座谈会提出
营造科学文明的社会环境
前不久，中国无神论学会在京召开《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创办三周年座谈会。与会者指出，《科学与无神论》杂志是在社会各界反对神功异能，揭露伪气功、伪科学和批判“法轮功”的形势下创办的。刊物一直坚持“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的办刊方针，始终贯穿着“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与方法、普及科学知识”这条主线，创造了科普工作的一种新模式。与会者希望，《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今后继续在揭伪揭假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形成独特风格，在增强人们抵抗迷信、伪科学和邪教能力方面担当独特角色，为营造科学文明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发挥作用。（王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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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研讨会提出
重视发挥文化的力量
福建师范大学严复研究所主办的“严复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与会者认为，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为了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他努力引进西方文化，译注《天演论》等十一部著作约一百七十万字，撰写《政治讲义》等著作约三十五万字。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严复等人传播的进步文化，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更应重视发挥文化的力量，使其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与会者从文化的三个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其核心内容制度文化）、心理沉淀（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深入研讨了严复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翻译思想等的基本脉络和体现出的民族精神与特点及其在文化启蒙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林平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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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认为扩大内需应投资、消费并重
十二月二十二日，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汉唐证券共同举办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学者对我国明年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预期良好，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快速、平稳，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强劲增长，进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些都为明年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与会学者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保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解决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学者们指出，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明显还有继续实施的必要；与此同时，应重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缩小收入差距等措施提高居民最终消费率。（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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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法官素质亟待提高
赵小锁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官的使命。衡量一个法官是否完成了司法公正的使命，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各种案件。法官要想完成司法公正的使命，就必须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法官的法律素质可用两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是学历，另一个是审判技能（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法律的巧妙运用）。目前我国法官队伍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也存在素质不高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学历不高，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偏低；二是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部分法官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
提高法官素质，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提高法官的学历。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学历要求是法律专业大学本科，我国也应逐步达到这一标准。一方面，在选拔法官时严把学历关；另一方面，对学历未达到本科的现任法官应积极创造条件并限期让他们提高学历。这将对保证各类案件的审判质量起到积极作用。第二，改变初任法官的选拔途径，从具有多年律师从业经验的优秀律师中选拔初任法官。我国目前初任法官的选拔途径较多，导致被选拔到法官队伍中的一些初任法官，由于没有丰富的司法经验而不能较快适应法官工作，不能高质量地履行法官职责。而律师职业是一个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自己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他们常年与当事人和法院打交道，对法官如何处理案件（如程序上如何处理、实体上如何认定等）非常熟悉，对法官应当具备的审判技能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因此，应该把从优秀律师中选拔初任法官，作为选拔初任法官的主要途径。第三，加强对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我国目前把法官培训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培训上，而没有把审判技能的培训放在重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培训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审判技能的培训。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加强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提高法官巧妙运用法律的能力，提高他们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各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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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作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宏观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理论正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总体上看，近年来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宏观”一词在中国经济分析中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有时甚至有“滥用”之嫌。一方面，跟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往往都被称作宏观经济问题，如信息安全、财产所有权、发展阶段、社会阶层划分等等。另一方面，从整体上看的一个经济问题，也被称为宏观经济问题，如所谓的“宏观制度变化”、“农业宏观经济学”、“县级宏观经济分析”等等。原因在于，部分学者深受传统的整体性思维的影响，偏好于将局部问题上升到“宏观”层次分析；而有些学者则受西方宏观经济学从短期走向长期分析的影响，也力求将新的长期性变化引入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当前，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如何界定，经济学界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粗略地分，主要有特窄派（短期总供求的均衡分析）、窄派（短期总供求加上经济增长分析）、宽派（总供求、增长、发展和体制分析）和特宽派（有关国计民生紧要性和整体性的经济问题分析）等四种观点。
持特窄派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们提出的理由值得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回到凯恩斯最早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狭义定义，即集中研究短期内总供求关系的失衡和经济波动问题。其理由，一是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学科所涉及的对象是不同的，如宏观经济学涉及潜在总供给和国家竞争力，但不能以它们为研究对象；二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短期内发生变化的因素，而短期不发生变化的因素如银行坏账问题就不是宏观分析的对象；三是宏观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经济波动和使总供求一致，因此宏观分析应该在制度分析、微观分析和长期增长分析完成的基础上进行，而公共选择、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应该在宏观分析之后进行。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界定
作为政府“致用”之学，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为政府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最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
传统西方经济学主张的宏观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目前国内和国外的宏观经济学界都有将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内容扩大化的趋向。国外有学者将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纳入宏观政策目标。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依据近些年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考虑而越来越对供给面和长期增长问题感兴趣，以及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提出确定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当依据三个原则：一是必须服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二是必须符合我国的基本制度、发展阶段和模式等方面的国情；三是宏观调控要注意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的有机结合。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提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三类：第一类是稳定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对外收支平衡；第二类是发展目标，包括保持适当的增长率、短期需要服从长期发展，但是不涉及可改变潜在总供给的因素和方面；第三类是平等目标，包括对社会困难群体的关照，基于人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基于贡献应得的收入分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探讨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但新的研究发现，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现象，常常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具有转轨经济性质，而在转轨经济中所实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缺乏坚实的转轨经济政策理论基础。
关于财政政策，有学者提出，应当研究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在这一机制作用下产生的必然现象，以及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一种观点认为，在典型市场经济中有效的财政政策，在中国就可能无效。也有学者在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资料加以分析后认为，中国的赤字和国债性公共投资，没有提高利率和挤出私人投资，相反还提高了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挤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如果赤字和国债用于经常性支出，则其净效应是妨碍经济增长；如果利用国债进行公共投资，则其净效应是促进经济增长。
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方面，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改变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影响金融市场的放款和融资条件，然后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结构调整，从而改变社会的产出和价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金融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市场化行为。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又取决于其追求最大盈利的产权制度安排。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中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不完善，于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就会受到梗阻，货币政策的效应就会被削弱。
一些学者根据西方国家以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的传导作用越来越大而银行信贷的传导作用越来越小、资产价格和预期信心参与传导作用的情况，并且根据我国票据市场发展严重滞后，货币市场容量小和相互割裂，以及利率的非市场化形成，各类利率尤其是货币市场利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相互脱节或缺乏连动机制等现实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五点建议：一是通过克服银行分支机构多存少贷、只存不贷、存款简单上缴的做法，防止由于权限从基层银行向省、总行集中而产生的不良资产从基层机构向上转移的趋向，优化人员的技能、知识和年龄结构，以适应信贷业务市场化的需要，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合理信贷投放问题。二是建立具有产权约束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股份制中小金融机构。三是健全和完善信贷担保体系和独立的信用评价体系。四是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应当以利率和资产价格为主渠道，大力发展货币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五是运用税收杠杆调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
治理通货紧缩趋势和扩大内需的策略研究
宏观经济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趋势、扩大内需方面，到底应该侧重于投资启动还是消费启动，有不同的观点。主张以投资启动为主的理由，一是消费需求具有内在稳定性，农村居民的消费短期内难以增长，城市居民消费也难以达到很高的增幅，消费需求的增长有限，所以拉动内需主要靠投资；二是我国失业人口的大部分属于长期性失业，消费的有限上升解决不了多少失业问题，而必须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才能吸收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也才能提高这些劳动力的消费能力；三是一些投资的时间链条很长，投资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受到消费需求的制约，相反，这些投资还能派生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四是投资增长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升级的长远进程，“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这个多年形成的循环链条一旦中断，就会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主张以消费启动为主的理由，一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只有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如果消费需求不能扩大，经济增长将受到制约，投资的持续增长也将难以为继；三是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在国际上和历史上都是很低的，而投资率处于较高水平，二者比例不协调，宏观经济稳定就没有保障；四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如果政策措施得当，消费需求的巨大能量将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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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草地上为什么会放牧过多的奶牛
杨瑞龙
生长在黄海中的黄鱼以其肉嫩味美而闻名于世，但市面上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无锡太湖的银鱼也是一道美味佳肴，但餐桌上越来越难见其“身影”。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无节制地滥捕。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在自己的鱼塘里滥捕，而在黄海与太湖中滥捕呢？这显然与黄海、太湖的产权特征有关。
为了解释清楚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需要首先区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征。私人产品具有排他性消费和区别消费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当某人购入特定的物品进行消费时，就已经排除了他人购买和消费该物品的可能性。相反，如果某种产品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而且收费存在困难，则它就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以向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提供外部正效应，其最典型的例子是路灯。对于一定数量的路灯，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潜在消费者，任何人对路灯的消费都不排斥其他人同等数量的消费。于是，大家都希望别人提供公共产品，自己免费享用。免费搭车问题的存在，使得没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草地上放牧过多奶牛”就是由外部正效应引起市场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假定某个村子有一块归全体村民共有的草地，村民在这块草地上放牛是免费并且无限制的，那么为村民共有的草地就具有以下产权特征：一是所有权的不可分性，即草地归全体村民所有，但每个村民不能声明自己对草地拥有所有权；二是使用权的非排他性，即任何人都不能限制其他人进入草地放牧；三是存在外部效应，即草地上的草是稀缺资源，某一村民多放奶牛，就意味着对其他村民利益造成损害，因为其他村民养的奶牛吃的草少了；四是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即除非所有村民一致同意，否则任何村民都不能转让其在草地上的权利。
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村民有自由放牧奶牛的机会时，那么只要一头奶牛的产出大于这头牛的成本，放牧这头牛就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当利润降至零时，村民才会停止在草地上增加放牧。但单个村民在决策时忽视了他放牧行为的社会成本，即他多放奶牛将使其他奶牛的奶产量下降。当个别村民增加放牧的损人利己行为得不到制止时，其他村民也会选择增加放牧数量，其后果必然导致在草地上放牧过多的奶牛，最终把草场彻底地破坏掉。黄海的黄鱼和太湖的银鱼越来越少的原因就在于此。
由此可知，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一旦产权的归属不明确，就会出现“搭便车”问题，即行为人不愿主动为公共产品付费，总想让别人提供公共产品，然后自己免费享用。这样，就不可能生产出最优数量的公共产品。
那么，如何解决因外部性导致对稀缺资源的过度使用呢？过去的福利主义经济学沿袭庇古传统，主张引入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既可以通过政府定价等方式直接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也可以通过征税或提供补贴等方式使生产或消费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但是，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学派对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产权的界定可以更有效率地解决市场失灵。他们认为，在对产权充分界定并加以实施的条件下，私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协议可以使经济活动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一致，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然，产权的界定可以是多样化的。在上述过度放牧的案例中，一种可能是，所有村民达成一致协议，以集体产权取代公共产权。一旦建立了集体产权，村民委员会便可以利用民主表决程序决定草地上放牧奶牛的总规模和每户农户可以放牧奶牛的数量，并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种可能是，把草地明确地界定给自然人。只要产权具有排他性，就势必会出现某些产权的让渡，而且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它必然转让给出价最高者，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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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于保护得当，西藏拉萨城边的拉鲁湿地成为黄鸭等候鸟越冬的好地方。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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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
梁小青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悄然兴起的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知识经济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方法，并催生出人力资源管理的新理念。
人本化管理理念。在知识经济时代，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这就促使人本化管理上升为管理的主流价值观，即确立人在管理中的主导地位，使企业的管理活动主要围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进行和展开。人本化管理理念要求更多地实行个性化管理，注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尽可能减少对员工的控制与约束，更多地为员工提供帮助与咨询，更好地为员工提供培训与发展的机会，指导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帮助员工在企业中成长与发展，实现员工个人和企业整体的双赢。
人力资源竞争力理念。在一定意义上，企业竞争力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源竞争力。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事管理相比，更突出战略性。要突出战略性，必须集中时间、精力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性项目，专注于与构筑人力资源竞争力紧密相关的业务管理。这就要求企业一方面把事务性的、非核心的、重复性较强的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由机器取代或外包，另一方面要努力营造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的组织氛围，关注员工职业生涯管理，为有远大志向的员工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我超越的舞台。
人力资源开发理念。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将人力视为组织的第一资源，更注重对其进行开发。人力资源开发是指培养和提高员工的素质与技能，使他们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为企业创造效益。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多种多样，岗位轮换、员工职业生涯规划等均成为新型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法，传统的院校培养、企业使用或企业自己培养、自己使用的方式转为更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的方式。同时，也更注重对员工的有效使用。事实上，对员工的有效使用是一种投资最少、见效最快的人力资源开发方法。当员工得到有效使用时，对员工而言，就意味着用其所学、用其所长、用其所愿，员工满意度增强，工作积极性提高；对企业而言，则表现为员工得到合理配置、组织高效运作、劳动生产率提高。
人力资源社会化理念。许多成功的企业从战略高度看待人力资源管理，把人力资源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源。他们把人力当作一项潜在资本，而不仅仅是一种可变成本。在此前提下，对人力资源的管理从企业、个人、社会等不同角度进行多层次的评估。国外一些企业，大力支持员工学习深造，而且在他们学成和取得学位后离职他就时，一律不需负任何补偿责任。这不仅对整个社会有益，而且这么做的企业多了，形成了良性循环，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会大为提高，最终对企业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