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研究
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是指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从主要由政府行政控制转变为主要由市场决定以及部分国有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已基本退出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行政控制，而转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国有企业实施间接调控，国有企业已基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主要是通过公司制改革来实现的。通过公司制改革，包括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这种改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有独资或国有股“一股独大”的局面。
2001年底，全国271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1994家的母公司改为公司制企业，占全部企业集团的73.6％。其中，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等非国有独资公司的1193家，占已改制母公司的59.8％。同时，一些大型企业集团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了母子公司体制改革，使集团的管理基本建立在以产权为纽带的基础上。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面更大，到2001年底，全国国有中小企业已有81.4％进行了改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多元化更为明显。1992年，上市公司仅有53家，全部是国有控股企业。2001年，在全部1160家上市公司中，有国有股的公司863家，占74.4％，其中近30％的公司已成为国有一般参股企业。国有股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的比重由1992年的55％降到34.3％。
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与政资分开的进程密切相关。通过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政府不再以行政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进入企业，而是以普通投资者的角色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这就为解决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和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约束和激励“不到位”问题奠定了基础，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创造了条件。
独立的财会制度是对独立市场主体的最基本要求。适应国有企业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企业的财会制度也与国际通行的财会制度逐步接轨。1992年1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明确规定，企业实行实收资本金制度，政府不能随意抽走、转移企业资本金。1999年，对我国《会计法》进行了修改。这些法规要求各单位包括国有企业，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保证其真实、完整。特别是要求公司、企业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确认、计量和记录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成本和利润等。
国有企业行为的市场化
国有企业行为的市场化，是指企业自主决定生产经营活动，政府不再干预。1992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企业的经营权、自负盈亏的责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法律责任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赋予了企业14项经营自主权，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走上了市场化之路。国有企业行为的市场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财政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已非常低。不仅其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见图1），从1985年的5.66％下降到2001年的0.27％，而且其绝对值也在不断下降，如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国家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从1985年的718亿元下降到2001年的163亿元。此外，随着国有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政府以低息银行贷款形式向国有企业提供的变相补贴也已基本消失。补贴的减少乃至取消，促使国有企业从市场上寻找生机。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无偿划拨已经停止。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投入，主要通过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或上市融资获得。据统计，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比例接近70％，而这种贷款是银企之间市场谈判的结果，政府已不再安排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从1993年开始，符合我国《公司法》发行企业债券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公开向社会发行企业债券，这使部分企业增加了一条获得资金的渠道。这种由企业根据本身的具体情况和市场要求作出的发行安排，基本上是市场行为。企业的股票筹资额占GDP的比例，1991年为0.023％，1993年为1.084％，1997年为1.738％，2000年为2.352％，2001年为1.218％，总体呈增长态势（见图2）。到2002年7月，企业通过境内外上市获得的资本金占其所有者权益的18.6％。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不仅扩大了企业资金的来源，而且反映了国有企业融资行为的市场化。
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的价格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自主决定，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已基本形成。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要素及其他商品和服务基本从市场选购，而目前绝大部分竞争性的要素及其他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已经放开，由市场来决定。
国有企业的用人和工资决定也趋于市场化。据抽样调查，2001年底国有企业90％以上的职工是合同制职工，职工跨企业流动的障碍已大幅减小。在已改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经营者的任用有64.8％由董事会决定，政府任命只占5.7％。对于经营者和职工的工资决定，53.5％的企业选择了贡献与绩效挂钩的方式。在大型国有企业中试行职工工资由总量调控向岗位工资制转变。尽管工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参照了政府人员的标准，但灵活性要大得多。2000年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强化了工会组织代表职工参与协调企业劳动关系的职能。国有企业有较为规范的三项保险制度，对国有企业用人和工资决定的市场化起到了制度保障作用。国有企业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交纳率是各类企业中最高的，也是最严格的。
国有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形成
国有企业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和市场供求变化的退出，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993年以来，国家有关文件多次明确，国有经济将在军事工业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自然垄断的领域，占据绝对控制或支配地位；在石油化工、汽车、信息产业、机械装备行业和高新技术等体现综合国力的领域，保证少数重要国有骨干企业占有支配地位；而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则逐步退出控股地位，甚至完全退出。这一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对亏损国有企业实施破产重组。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2001年是国有企业破产最多的一年。全年破产460家，核销呆坏账515亿元，安置职工69万人。今后，在竞争性领域中处于劣势的国有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通过国有股减持，鼓励非国有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参与改组、改制，并被允许控股。到2001年，在上市的国有企业中，有约15％转为国有一般参股企业或国家完全放弃所拥有的股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目前，有关跨国公司并购我国国有企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正在逐步配套完善。
很多国有小型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拍卖转让等方式，逐步转变为非国有企业。据最近的抽样调查，截至2001年底，国有小型企业已有近80％完成了改制，其中大部分转为非国有企业。
（执笔：高明华等）（附图片）
图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占GDP的比例（％）
图2企业的股票筹资占GDP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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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部城镇化：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毛生武
“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的这一科学论断，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外城镇发展的历史表明，城镇化的动力源于工业发展形成的引力和农业技术进步产生的推力，但其根本动力在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城镇化主体在参与城镇化的过程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动机，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空间行为特征，这就是把城镇作为其发展场所，从而带动要素向城镇流动和聚集。城镇经济特有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及其广泛的影响力，也诱使各种要素持续不断地向城镇集中。市场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人及各种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进行空间选择，从而影响各个城镇成长的快慢和规模的差异。我国近20年来的城镇化实践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发育较早，城镇化推进就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最慢，城镇化水平也最低。
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然而，我国西部地区的区情明显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其内部各地的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区域布局和人口扩张方式等也有着不同的特点。这些区域特征，决定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不宜简单照搬东部和中部的做法。虽然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但是，城镇化普遍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与一定区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特征相契合，会表现出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可以说，积极探索一条适合西部地区特点的城镇化道路，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理论上讲，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其表现必然趋于多元化。西部市场主导的多元城镇化包括以下内容：（1）城镇规模结构多元化：按照区域产业布局、城镇内部经济结构和区域人口分布，形成梯次规模结构。从具体的区域状况出发，宜大则大，宜小则小，不搞一个模式，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防止不切实际地贪大超前。（2）城镇空间布局多元化：城镇对自然环境的反应十分敏感。应根据具体的自然地理状况，特别是水土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来决定城镇的空间布局，或组团状，或串珠状，或带状，或点状，不拘一格，保持城镇体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亲和与协调。（3）城镇产业定位多元化：各个城镇之间要有合理的产业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城镇，防止产业趋同。按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引导西部的特色产业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中，并努力促进大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4）城镇近域扩张多元化：西部可供新城镇建设的理想区位不多，鉴于投资能力和建设成本，近域扩张将是主要的发展方式。可以采取旧城改造为主的内涵扩张方式，也可以采取外延扩张方式，还可以采取“跳跃式”的新城镇（区）建设方式，不强求一律。（5）城镇人口聚集多元化：按照利益导向原则，既鼓励农牧区人口向东、中部城市或西部大、中城市流动，实施异地城镇化，也可以就近就地向小城镇转移；特别是把正在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与整村整组向城镇迁移的生态移民结合起来，加速人口的聚集进程。（6）区域层面多元化：相对比较发达的成渝、关中、南贵昆、兰银西以及天山北麓等地区，应以现有首位城市为核心建设区域城镇网络体系，逐步将有条件的周边城镇培育为小城市、中等城市以至于大城市。其余大部分地区则应把重点放在加强二级中心城市功能上，发展区域性中小中心城市，完善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职能结构和规模等级结构。
西部地域辽阔，但一部分优势资源的分布又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因而适度的分散式城镇化，既可以实现区域城镇化的目标，又可以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优势资源。这类资源集中区的城镇化应以点状开发为主，条件成熟时再实施轴向发展。而广大农村牧区则应以县城和重点建制镇建设为基础，逐渐推开，实现城镇化在规模结构和空间结构上的双重目标。
在既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通过体制创新或制度变迁，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必然伴随物，极大地依赖着制度安排。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在怎样的体制框架中运行，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进程。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因而政府对城镇化进程的规制干预和制度创新非常必要。
城镇化的实质是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的不断聚集。创新城镇化的体制框架，就是要为这一聚集过程创造条件。在影响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制度因素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创新户籍制度：在小城镇和中小城市以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及收入为标准，改革和简化入户手续。放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对户口迁入的管制，允许具备上述条件、有较好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农牧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城市之间实行人口的无障碍自由流动。努力消除农民进城就业困难、工资及劳保待遇过低、个人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非制度性歧视因素。（2）创新城乡土地制度：建立城镇国有土地储备和出租制度，垄断一级市场。除政府机关、学校、市政等公共用地实行划拨外，生产经营性国有土地出让金，可实行较长年限的分期收回制，实行宗地租用，以降低农牧民进城的房价“门槛”和产业开发地价成本。城郊划入城镇开发的土地征用费，大部分留给农民作为启动非农产业的原始资本。允许土地和草原使用权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合理流转，推动土地和草原适度规模经营，使进城农牧民从土地和草原使用权流转中，获得保障未来基本生活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启动资金。（3）创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保障面和实行社会化。建立面向城镇所有非农产业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保险费的筹集和支付，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保险费率征收调整机制，努力做到社会化筹措、社会化发放，公开透明、社会监督。对依法转让承包土地和承包草原等生产资料进城的“新市民”，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对待，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对保留生产资料进城的居民，也可暂缓纳入，以减轻社会保障压力。（4）创新人口政策：西部的人口政策，必须既考虑人口总量的控制，稳定低生育水平，又考虑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利于加快社会转型。（5）创新设市体制：实行“市—镇体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比较通行的做法。结合正在进行地级行政区撤地设市的建制调整，适当调低西部省区的设市标准，促使一批规模已达到小型城市和接近中型城市的地级行政区所在地发展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区域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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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随笔
“套牢问题”与合作竞争
王跃生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每个人都会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人们又讲，市场经济也最讲诚信、道德，最讲合作、共赢。这种既竞争又合作、既利己又利他的两面性似乎让人有些无所适从。然而，真正谙熟竞争与合作、自利与他利之间辩证关系的，才是市场经济的大师；只有在竞争与合作上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市场经济，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这就是辩证法。一些经济学者困扰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所谓“矛盾”，这说明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玄妙关系是很难被把握的。现实经济中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例证很多。譬如，西方企业以合作方式解决“套牢问题”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所谓“套牢问题”，是企业理论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它指的是在两家企业以市场合同形式建立的供求关系中，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原因造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从而导致投资不足。譬如，在汽车产业中，由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零部件企业很容易对整车企业的采购形成一种依赖：因为你已经为配套生产这家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进行了大量的专用投资，不可能轻易转产其他产品——实际上你已被“套牢”在这家企业身上。一旦被“套牢”，就会陷于被动，很难再与对方平等地讨价还价，因为他可以以终止合同相要挟。为了避免自己被套牢，陷于被动，理性的选择是不进行或者尽量少进行专用投资。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企业投资不足，整个汽车产业也不可能是高效率的。
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套牢问题”不可能在市场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唯一的出路是一体化，即让供求双方以收购兼并或联合的方式合为一体，使原来的外部市场关系内部化。但一体化企业制度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汽车厂把所有（或许多）生产配件的企业都收归自己旗下，规模必然过于庞大，导致管理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然而，在现实中，近年来诸如日、美等国的汽车企业都是以分包等市场合同形式筹集零部件供应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的效率也很高。他们是如何克服“套牢问题”的呢？研究发现，日、美等国汽车业通行的并不是一般的市场合约，而是一种以长期合同为基础的“准市场”模式。经过长期背信弃义、以邻为壑式的“理性”博弈，人们发现，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利益迟早会受到类似的报复。从长期来看，得益和损失大体相当。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人们开始选择合作与互利，把短期的一次性市场合同关系变为长期合作、密切协调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模式下，双方虽然仍保持着市场合约关系，但这种合约关系具有了长期稳定、互利合作的特点。配件厂可以放心地进行专用性投资而不用担心遭到解约或被“套牢”，整车厂也可以期待零部件厂对自己的需求给予全力配合，保证连续稳定地获得优质零部件供应。这种做法目前在西方国家日益盛行，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套牢问题”的合作解决，表明市场经济并不是只讲理性、只顾效率的，其中也有许多互利合作与双赢的基因。对市场经济中的个体理性不应当过分夸大，不应当片面理解，如果一切从个体利益出发，只讲合法不讲合情，完全不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情感，从长期来讲也未必能带来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今天，有些人却念念不忘经济人理性，把个体效率的追求扩张到极致，似乎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我们是在搞市场经济。一个新鲜的例子是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很多银行放假停业。从理性上说，银行的做法没有任何违法违规之处，可能还是一种合理的商业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却在消费者的信任、感情上失了分。一旦消费者将来有了更多选择，他就会不带任何留恋地弃你而去。这在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绝不是什么好信号。不仅如此，即使从理性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已明显落伍于代表时代潮流的既竞争又合作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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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打造高品质的企业文化
——“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
李俭
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前不久在银川召开了“全国企业文化建设研讨会”。与会者围绕如何打造高品质的企业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研讨。
与会者认为，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打造高品质的企业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需要，也是增强企业竞争力、造就优秀企业家的必然要求。
打造高品质的企业文化，首先要以先进文化引领企业文化建设。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然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企业文化的亚文化属性，决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息息相关。用先进文化引领企业文化建设，才能科学地构筑企业精神价值系统，才能着眼时代发展，不断从企业实践中整合、提升思想文化要素，从而促进企业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其次要发展鲜明的个性特征。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个性化极强。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一定要摆脱模仿，自我发展、自成一家；要坚信，只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才是有竞争力的；只有适合自己情况的，才是优秀的。第三要增强企业群体意识。企业应有既体现社会主义原则又适合自身发展、具有丰富个性内涵的企业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也可叫做企业价值观，它是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重要标志，是企业发展到高层次境界的表现。这种群体意识是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共识，增强这种群体意识是现代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需要。第四要吸引全员参与。与会者指出，有的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只有第一管理者的思路而无全员的行动，只有厂长（经理）的积极性而无职工群众的积极参与。而高品质的企业文化，必须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吸引全员参与，这样，企业文化建设才能“化”得起来，才能“高”得上去。第五要积极进行文化整合和文化创新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主要包括优化理念、优化制度、优化管理、优化企业形象、优化人文氛围、优化企业文化建设的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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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韩树英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12月8日，首都哲学界的100多名专家学者聚集中央党校，庆祝我国著名哲学家韩树英教授80华诞和从事党校教育工作50周年。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韩树英教授长期从事党的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哲学史及其方法论等方面的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韩树英是我国著名哲学家。他主持编撰的《通俗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吴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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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第五项修炼·实践篇》
最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研修中心组织翻译的《第五项修炼·实践篇——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战略和方法》一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为该书作序。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一种全新的管理科学，它的引进与传播，对于促进我国各类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很有裨益。该书是最早将学习型组织理论系统化、学说化，并赋予其实践精神的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等人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的侧重点在于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具体实践，探讨了创建学习型组织的战略、方法、工具及实践案例，从而使学习型组织理论具有了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并为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组织的变革和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管理作为管理者在多变的客观环境下设法运用各种资源来达到既定目标的各种活动和全部过程，既有科学的规律可循，又有艺术的运用之妙。这两点在该书中得到了较好结合。
（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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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温州探秘》
陈俊贤和周星增主编的《温州探秘》一书，近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该书真实记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温州的发展历程，用事实阐述了鼓舞着温州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创业、奋斗的“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求发展、自强不息”的温州精神。该书的出版，对深化温州发展模式的研究，对促进其他地区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与发展，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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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港澳回归与21世纪中国发展》
王丽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港澳回归与21世纪中国发展”的最终成果——《港澳回归与21世纪中国发展》一书，近日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香港、澳门回归为背景，以港澳的重要价值与独特优势为切入点，分篇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等方面探讨了港澳回归与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政策建议。该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
（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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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贵州赤水市四洞沟风景区瀑布。新华社记者于小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