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冬日看树
卜键
约略两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因事去南京，乘机场大巴往市区。漫无意趣地望向窗外。一棵树，一棵屹立于冬野丘原上的大树，就这样闯入我的眼帘。那是一棵极普通的孤零零的老树。夕阳恰从那树冠后透过，老树夕照，相拥相偎，共同构成一幅“黄昏冬树图”。
晚霞渐淡，车行逾远，老树已然杳渺难辨，那图景却长留在我心中：霜天寥落，四境肃杀，老树却姿致从容、意态安详，自具着一种坚韧遒劲，自具着一份坦然舒展，仿佛正得大自在。我的心底涌腾起一股震颤，那是对生命力量和生存意志的感情，是对持守、坚忍及抗争精神的崇敬。后来我数番去南京，季节各不相同，几乎每次都留意于这棵老树。有一次竟风魔到要送行的朋友停车驻足，作一番略细的赏鉴与察识，试图寻觅那时序迁转的履痕，比较其四季景致之异同。最后的结论，则是更倾心于冬天的它，更忆念那蓦然一瞥留下的感受。
在我惯常的感觉里，长冬是自然界的苦难。朔风冻雨，飞霜严冰，无不在摧残挫折着生机。当斯时也，路人裹上棉装，花卉进了暖房，惟树无可逃避，也只有不躲不闪，直面严寒。绿叶飘零，能不痛么？细枝甚至干枝断损，能不痛么？冬月的树光秃秃兀立于地表，常显得凋敝与凄惶，显得无奈与无助。然战栗终也无用，索性就给它个硬挺。在任何季节，树都是大自然中的一道风景、一个精灵。惟独在冬天，或能升华为一种精神，一种抗争恶劣生存环境的精神象征。
从此我喜欢上在冬日看树。在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树。我把看树当作一种阅读，也当作一种欣赏。朱熹夫子提倡“格物致知”，形形色色的冬树当是值得一“格”的。我却更愿意散淡地看去，且看且思，或看而不思，任由冬树从眼帘经过。由是那心中的块垒于不知觉时消解，由是拥塞的大脑渐化为疏朗辽阔，辽阔到能包容冬树乃至冬野。
冬日看树，最好去郊野，去荒原。可见冬树与静穆深沉的大地同在；同样，没了建筑物的遮挡，没了市井的喧闹，更可见冬树一空依傍、无所挂碍的天性。树，本来就是大地的精魄，是天与地、阳光雨露与土壤化育的灵物，其生长死灭自有宇宙间大道理在焉。与树对语，如对长老和智者，要用物语与心声，以默会与颖悟，眼前心中惟一树，无须“格”而能有所感知也。
冬日看树，都市中亦有妙处。街道上缀满小彩灯的花树虽觉俗艳，但那不是树的选择。假树多出现于冬季，且多出现于闹市，它那与生俱来的媚时媚世之态，注定其入不得冬树的族群。而就在这时，就在这城中的巷尾河畔、古城垣侧或公园一角，仍随处可见三两株或一大片古树，在冬阳冬风中静立着，春秋时不以浓绿簇翠与红墙碧瓦争风，此际也不因脱尽“铅华”自惭形秽。冬日的树内蕴着一种沧桑感，似乎更能够为古都的悠悠历史见证。
冬日看树，又因阴晴晦明、风雨霜雪而得不同情趣。雾中看树一同雾中看花，绰约朦胧增几多诗意；而风吹雨打下的冬树也不免瑟瑟呻吟，每一片叶的飞脱，应都是一幅冬日小景。“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风岂悲乎？否。诗人听到的悲声是树发出的。至于霜雪，则赋予树一种改妆的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红楼梦》中“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吉林雾凇的万树异姿、霜天一色，都可为之做注。忆得儿时住在鲁西南农村，做饭缺柴草，冬季最爱听“咔嚓咯喇”之声，急急飞奔而去，抢在别的孩子之前，将那冰雪压折的树枝拖拽回家，博得母亲一粲。那时的少年情怀，常被贫穷挤迫得非常实际，竟将断枝当作冬树的价值所在。
冬天当不是树木生长的季节，却是其必然的生存过程，是其生命旅途中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其生命中的困境。人生中不也常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么？作家史铁生曾写过一篇有关人生困境的文章，读后印象深刻，他本人也正因为与生活困厄的搏斗取得了成就，赢得了尊敬。然“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年年岁岁轮转不息，与树所面临的苦境相比，人们通常要幸运多了。冬天看树，我常慨叹其在苦寒中的袒露与从容，慨叹其在逆境中的骨气与劲节。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闪光的足迹·散文特写征文
希望，从这里起航
沈震武
浙江省浦江县堂头中学最初办在破庙里，1976年才在乱坟山上建校舍。1984年，上任伊始的童克祖校长，提出了“五育并举，德育为先”、“人人抓教育，个个促成才”的思想，拉开了学校以德育人的序幕，叫响了“不求人人升学，但求个个成才”的口号。十八年前的“转轨”构筑了堂头中学德育丰碑，学校总支书记、校长童克祖也被评为全国劳模、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标兵，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堂头原是有名的贫困乡。
不少学生的家境不富裕，每周的零花钱差不多只有五元钱，蒸饭淘米有米粒掉在水槽里，生活指导老师就一粒一粒捡起来；每周有勤工俭学劳动，一个学期总要挑破几副畚箕；窄小的板床拼成通铺，寒冬腊月，两个学生合盖一条被褥是常事。
住校生自带菜，常年吃的是咸菜萝卜，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啊！为了帮助贫困学生增加营养，童校长带领党员、教师轮流凌晨三四点起床磨豆腐。待到同学们早操归来，就可以喝上热腾腾的豆浆了。
一些山民外出打工，不得不把儿女留在山乡。这些孤独的学生，却能幸运地搬进那简陋的单人宿舍，目前，全校三十三名教师中有二十一位分头把五十名学生带在身边同室同寝，亲如一家。俞艳芳老师的宿舍里，这学期就住进了四个女学生。晚自习下课后，师生牵头回宿舍，继续个别辅导。熄灯后，老师替学生掖好被头，关紧窗户，半夜还得起来照看；清晨，师生又一起在山道上长跑锻炼。如此温馨的“家教”，校方和老师却从来不收家长的任何报酬。为了把堂中办好，童校长五次放弃进城和上调的机会，还把上级历年奖给他的各种奖金，共计三万五千多元钱全部捐给了学校。
1989年春节前，乡政府送来两千元奖金。童校长掂了又掂觉得分量很重。最后奖金没有分，而去买来十台缝纫机，让同学们学裁缝手艺。
在校园的后山上，有一片三十多亩的果园。多少年来，凡是新同学进校，每人都种下两棵以上的果树，自包施肥浇水，每周还有学校请来的专家传授嫁接、除虫的本领，一直“承包”到毕业。
在农民张大伯家，张大伯捧出活鲜鲜的桔子：“要不是我儿子在学校学了新的贮藏方法，桔子早烂得差不多了……”
走进另一家，村民郑芳泡上了一杯清香扑鼻的绿茶：“我承包了三百多亩茶山，春天，茶树变黄了，施了化肥还没用。儿子星期六回来一看，断定是病虫害，一用药，茶树变青了……”在村口，农妇郑菊花逢人便指着自己的新裤子，夸耀说：“这可是我那上初一的女儿做的！”
原来堂头中学根据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山区实际，先后开设了小修理、小种植、小养殖、小纺织等劳动课，让学生在校就学习一技之长。
童校长常说：“五育并举，德育为先。”严格而注重实际的德育，渗透于校园生活，孕育了勤俭、勤劳、勤奋的校风，激励孩子们刻苦好学，自强有为。有个名叫王昭倩的女同学，家境贫困，在堂头中学读书靠采茶叶来交学费。但她在这“熔炉”里，汲取了人生拼搏的力量，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事后才得知，她在中学每月从零花钱中抠出三元钱，连续三年捐助一位病残的村民。
浦江县多年评选“见义勇为”先进人物，堂头中学毕业生最多；堂头二十三个村级班子中，二十三个村支书，二十一个村委会主任和二十三个会计都是堂头中学毕业生。
堂中有今天，靠的是有这样一位好校长、一批好老师。童校长为了让教师过上团圆年，整整二十年，每年除夕夜和年初一都是由他一人独自值班、护校。经费紧张，是他带领全校师生，自己搬石挑土，硬是用双肩把乱坎坡夷成了平地。
童校长坚信：农村现代化，教育要先行。堂头要摆脱贫困，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年轻人。为了下一代不再受穷，老师怎能不比学生多吃苦？
苦中有乐，苦中有希望。希望，正从这里起航……
（作者单位：浙江浦江郑家坞杨家小学）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平安是福
殷召辉
骑着单车悠悠然行进中，一阵寻呼机的鸣叫阻隔了我继续前进的车轮。匆忙间回了电话，方知是母亲打来的，没有什么事，只是询问我近期为何没与家里联系。临了，电话里还传来母亲一句责怪的话语：今后别忘了常给家里打个电话，妈知道你平安就行了。
放下电话，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是呵，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辛勤操劳几十年，与父亲一起含辛茹苦养大五个儿子实属不易。可当孩子们在她那浓浓的母爱中练硬翅膀，渐次离巢飞向各地时，她的心似乎也被带走了。孩子们的每一次回家、每一次电话问候，都能够在她的脸上溅起一片灿烂的阳光，温暖着她每一个忙忙碌碌的日子。其实，哪一个孩子的身上不都烙印着父母无私的牵挂呢。
记忆里最深刻的莫过高中时代一段难以忘却的往事了。那还是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从同学处匆匆赶回县城就读的中学，一路上大家欢声笑语，不觉间县城的灯光已在前方遥遥烁动，给初冬的夜晚带来了一丝温暖，由此蹬车的双脚便不由加快了频率。可就在我准备由西向南拐弯通过一个丁字路口时，意料不到的灾难却突然而至，一辆由北向西拐弯的大型拖拉机因车轴骤断造成轮胎跑飞，歪斜着车身如脱缰的野马径直向我冲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一下子懵了，脑海里只闪现一个念头：完了！就听得拖拉机稀里哗啦地从我身上冲了过去，随后一切似乎都已不存在，四处寂静无声！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从惊厥中慢慢醒过神来，不由得心中大喜：真是万幸，居然大难不死！而此时自己也不知受伤的程度，试着动一动手脚，还行！又试着站起来，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心里忽地一沉：难道眼睛出了问题？足足等了好大一会，视野里才逐渐显现出远处闪烁的灯光。此时也才发现身上的蓝大衣已从底部撕到了肩膀，右脚上系着鞋带的皮鞋也不知飞向了何处，裤子内侧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浑身上下摸了一遍，侥幸却没有受伤的迹象，唯独腿上擦破了一层皮，隐隐作痛，内心里不由得庆幸万分。
正恍惚间，耳畔又传来一声声“救命”的呼叫，凝神细看才发觉肇事的拖拉机已翻入河沟，正悠悠地下沉，我便急忙与同学一起下水将司机从驾驶室内救了上来……此时，已是灯光灿烂。
也许是受了惊吓，一时疏忽竟派同学回家送信。当第二天同学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了我家，哆哆嗦嗦说我出了车祸但平安无事时，父母看我没有回家认为同学是在说谎，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母亲随着我同学呆呆傻傻到了学校，看到我的的确确完好无损时才如释重负地流下了欣慰的眼泪：孩子，只要你平安就好啊！
是呵，人的一生并不可能都是叱咤风云、惊天动地的，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最真真切切的，就像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即便水波不兴也自有其美丽温馨的一面。唯有平安才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啊！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看不懂的魅力
胡弦
单位一位女同事生病，脖子上长了个瘤子。在诊断书还没有下来之前，大家对她说着宽心的话。她擦了擦眼泪说：要是老天爷只让我再活几个月，我就快快乐乐地活！
大家很惊异，觉得她平时看上去那么柔弱，现在却那么坚强，让人有些看不懂。
我的这位女同事运气不坏，后来诊断瘤子是良性的，开刀，脖子上留下了一个伤疤，我们也都为她松了口气。谁知不久，她的烦恼却来了。为那个伤疤，她不知用了多少遮盖霜、亮肤霜，最后，竟一律改穿高领衬衣和高领羊毛衫了。我们又看不懂了，面对可能到来的死神还决心寻找快乐的人，怎么竟会为了个伤疤烦恼不已呢？
的确，女人面对灾难，常常表现出惊人的耐力。她们这时所呈现出的勇气和平静，会令许多男子汉自叹弗如。而处在幸福的日常生活中的女人，仿佛一下子又恢复了她的本来面目，琐碎、平庸，甚至带有一点点俗气。
是什么使女人这样呢？有人说是爱，是对生命、生活、亲人等的爱。
在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刻骨铭心。所以灾难常能激发出她们的潜能。当打击来临，最先恢复理性的往往是男性，而最终拿出感人行动的却常常是女性。
有人说，因为女性是完美主义者。完美，容不得生活有半点瑕疵，因此，小小的伤疤会使她们烦恼不已，一个雀斑或一块多余的脂肪会使她们如临大敌。
也有人说，这是女人比男人更耽于感性所致。有句话叫“人是感情动物”，这在女人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因为时刻被感情所笼罩，女人对眼前的事物就特别敏感，所以她们的所想所行常常令男人感到匪夷所思出乎意料……当然，拿出上述意见的都是男人，而且都是猜测性的，没有什么准头。其实，针对女人的任何一种结论性看法，都会挂一漏万，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所以海伦·罗兰说：“女人只要认清一个男人，就可以了解所有男人，男人却即使认识了所有女人，仍不了解任何一个女人。”
瞧，海伦·罗兰就是个出乎男人意料的女人，她敏锐的洞察力比男人还男人。这样的女人，聪明得让男人害怕，看上去多少带了点巫气。
我以为，女人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正是她们的魅力所在：有哪个男人喜欢一览无余的简单事物呢？
因为看不懂，所以要看下去，所以，女人是一代又一代男人永远的研究课题。
看不懂，并非完全不懂，一知半解，常常是热爱的诱因。而那真正让男人看不懂的地方，是女性特有的磁场，是她们的小宇宙。而所有困惑的结尾常常是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从不可预料的角度，射来了神秘而耀眼的女性光辉。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细节虽小见风骨
郭振亚
十多年前，有幸在家乡听了全国著名作家李凖先生谈小说创作的讲话。其中有几句话特别精彩，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搞小说创作，编故事容易，编细节难，因为细节，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是编不出来的。没有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你的作品就难以打动读者。”
由此我联想到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同志，其事迹倘若改编成电影、电视，抑或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敢肯定，百分之百生动感人，因为他那发自心底的亲民爱民的感情，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杜撰不出来的细节体现出来的。
比如，因维护治安而造成双目失明的一位政法干部，经常向郑培民书记打电话交流看法，郑培民一定要等到对方把电话放下后，自己才放电话。这位双目失明者坚持让郑书记先放电话，推来推去，他还是拗不过郑书记。以后，在他俩的交往中，这已成为习惯，也成了默契：每次郑培民都要听到电话那边“咔嗒”一声，自己才轻轻挂上电话。这谁先挂电话，谁后挂电话的细节，不是双目失明者的叙述，写文章的人能编造出来吗？
再比如，一位残疾人在路边开了一个“鸡毛小饭店”，郑培民乘车外出路过此处时，一行人总要在这里用餐，其用意不是这里的饭菜做得好、有风味，而是“郑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这位残疾人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如果不是郑培民的秘书、司机把这些细微末节说出来，哪个作者能编造出一个省委副书记如此体贴“弱势群体”的细节？
一个权高位重的省委副书记，接到了一位盲人的电话，通话完毕，谁应先放电话？按照常理，省级高干，日理万机，时间宝贵，当然应该先挂电话，可他偏偏出人意料，非要盲人先放电话不行。这是他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平常之人，把自己真正视作人民的公仆，处处为主人着想，惟恐伤了别人的自尊心。一位省级高干到下边视察，应该到哪里用餐？按照常理，应到高级宾馆抑或是豪华酒家，而他却拒绝前呼后拥的排场，放弃生猛海鲜、琼浆玉液的享受，悄悄地到最不起眼的小饭馆去吃顿便餐，目的是给残疾的小老板增加些小收入，这公仆之心，思考得是何等缜密！像这种自然流露的传神的细节还有许多。这也就难怪，在湖南省许多地方，一提起郑培民的名字，常常有不少人自豪地回答：“培民书记是我的好朋友。”“培民书记是我的好兄长。”
正因为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郑培民式的好干部、好公仆，他们视自己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并忠诚地实践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以，我们的党才富有凝聚力，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向着美好的明天迈进。
细节虽小，却闪烁着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巴金的乡情
李致
巴老是四川成都人，在1923年去南京读书。自那之后，家乡一直在他的思念中，在他的梦中。1941年、1942年、1956年、1960年、1987年，他先后五次回成都。
我父亲是巴老的大哥，从我小时候起，巴老每次回故乡我都见到了他，深切感受到他的悠悠乡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巴老不止一次地说：“近来我非常怀念家乡，大概是到了落叶归根的时候吧！”连歌声也常引起他的思乡之情。他非常喜欢《那就是我》这首歌，他说：“那首歌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回到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在法国访问时，住在宾馆楼上，巴老从窗外似乎看到“……还有成都的街口有着双眼井的那条小街”，他说：“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成长。”
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巴老终于在1987年又回到成都，在家乡呆了十七天。回到上海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九十年代，巴老几次对我说：“现在，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就想再回一次四川。”可惜，由于疾病缠身，巴老这个愿望已很难实现。但我们这些家乡人，时时在思念着他，为他的健康长寿而祈祷。（附图片）
1987年，巴金回到成都，高兴地和亲戚见面。坐在左边的李致便是四十几年前那张老照片上的小男孩。
1941年，巴金回成都时与妹妹及侄女、侄儿们合影。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
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
——写给侄儿李致（一九八七年）
巴金
李致：
我已回到上海。正点到达。眼前全是上海的景物，仿佛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十七天过得这么快！我说返川为了还债，可是旧债未还清，我又欠上了新债。多少人、多少事牵动着我的心，为了这个我也得活下去，为了这个我也得写下去。
代我谢谢所有被我麻烦过的人。短短十七天，像投了一个石子在池水里，石子沉在水底，水又平静了。但是我的心并不平静。
我相当疲劳，这几天什么事也做不了，但不会病倒的。后天还要去医院拿药并检查。结果怎样，下次告诉你。
寄上小书（指《雪泥集》——编者注）六册，每人一册，已在扉页上写明，寄在国炜处有一册是宋辉要的。
祝好！
芾甘
十月二十四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花卉艺术摄影
双飞蝶（摄影）
贾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