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喜迎党的十六大特刊)
专栏：从一说起 看巨变
一个研究所的大发展
本报记者 贾西平
无论怎么想，要把卖小商品、做防盗门的事，安在一副学者模样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身上，都显得太不协调。可是10年前，这种事就发生在苏小平——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国晶辉红外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身上。
10年前，苏小平所在的锗研究室，一年的研究经费仅几十万元。这点钱别说搞科研，连发工资都困难。改革的东风吹皱一池春水。面向市场搞科技创新，国家需要什么科研就主攻什么，加上依托有研总院雄厚的人才资源、丰富的科研成果和良好的仪器设备，他们这个研究室迅速壮大。到2001年已实现产值3000多万元，科研经费由过去的几十万元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万元。研究工作和产业化工作也同步前进，由原来的单纯锗材料向红外材料领域延伸，进而创立了完全面向市场的国晶辉红外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锗研究室10年的变化，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变化的一个缩影。该院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究开发机构，现已经转制为国家大型科技企业。
近年来，有研总院根据市场需求选择并确定了产业建设的优势领域，形成了5个高技术产业体系，建成了20多条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线，可生产近百种技术附加值高的产品。通过科技与金融结合，该院先后组建了1个上市公司，2个股份公司，推进科技成果快速向生产力转化。院长屠海令感慨地对记者说：“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点在市场。有研总院的发展经验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展品、样品转化成产品、商品，把科研单位的人才、技术、装备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和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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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所大学的“三级跳”
本报记者 王淑军
金秋十月，记者到西北工业大学采访，正值该校党委书记叶金福刚刚率队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归来。西工大此次携500多项科技成果参会，签订了多个合作意向，成交金额达200多万元。“这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叶金福说，“那时，全校的成果转化收入一年只有70多万元，外出参展常常空手而归。”
衡量一所学校的科研实力和水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科研经费。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贺军谈起过去深有感触，他以1989年的情况为例介绍说，当时学校材料系仅5个教研室，以教学为主，年科研经费不足100万元。“那时候的科研难成气候，经常‘等米下锅’，许多科研人员甚至无事可做。”
如今又是什么情景呢？叶金福给记者摆出一组很有说服力的数字：“八五”期间科研经费还只有3.55亿元，“九五”期间增长到7.92亿元，比“八五”增长了123％；2001年，全校科研经费达3.66亿元，1年的经费就超过了“八五”期间的总和，比1990年提高了14倍。
叶金福形象地把科研经费从“八五”到“九五”再到“十五”的增长，比喻为“三级跳”。“这不仅仅是科研经费的‘三级跳’，也是西工大科研水平的‘三级跳’。”
在雄厚经费的支持下，西工大的科研水平迅速提升。现在，仅材料学科院士就有3位，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达5个之多。超高温陶瓷基复合材料，在航空航天领域可以替代昂贵的金属，就是他们研制成功的。“过去闲得苦，现在忙得紧，但心里高兴。”正在做材料试验的李贺军说。
叶金福还把记者带到一处现代化厂房前介绍说，这里10年前还是一片荒地，现在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无人机研发和制造中心，在国内见到的无人机几乎都是从这儿出去的。看着墙上陈列的一幅幅各种型号的无人机翱翔蓝天的图片，记者不禁想到，这不也正是今日西工大的生动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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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话神州
令人惊叹的变化
墨西哥学院教授 莉莉亚娜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81年，后来经常去，最近一次是今年8月。20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感受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吃惊。
我对北京很熟，可每次去北京，如果要找个老地方走走，都得费点周折，因为北京变化太快了。
人们的生活同以前也大不一样。我最早在北京时，大家几乎都穿一样的蓝色或灰色的中山装，甚至女装也一样。入乡随俗，我们留学生也穿得要么是蓝，要么是灰。现在呢？人们的穿着打扮用“百花争艳”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
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上世纪80年代初，我的中国老师邀请我们几个留学生到他家里吃饭。当时，市场上食品还比较短缺，我们特意从友谊商店买了肉、菜等带去。我为了露一手，便自告奋勇要做一个家乡菜。我拿过油瓶，打开盖儿就往锅里倒，一下子把瓶里的油都倒在锅里了。突然，老师一声大吼，我们都惊呆了。老师的脸都变了颜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待了会儿，老师平静下来，跟我说，你做一个菜，一下子把我们全家一个月的油都用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食用油也是有定量的，每个人每月只有半斤。现在，商店里的食品非常丰富，任你挑选，再也用不着发愁了。
最近一次到北京，一个女学生来我住处找我。我对她说，我最初在北京的时候，你要来找我，那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登多少次记呢。她竟不信。问：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我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人们都很拘谨，和外国人在一块儿，中国学生都不说太多的话，只说天气怎么怎么样、这件东西多少钱买的这类话题。现在不一样了，中国人很开放，很自由，同中国朋友在一起，海阔天空什么都聊。
（本报驻墨西哥记者 张金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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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万人赴英去留学
英国前驻华大使 高德年
我作为外交官3次常驻中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共有10多年。
当我1997年去北京当大使时，中国大变样了。这时候的中国，不仅物质丰富，人们也充满了自信。当时在伦敦还很少有人用DVD，可我看到许多中国人已经有了，移动电话正迅速普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交往也随意多了，而过去在交往中双方都会感到紧张。我在中国交了不少个朋友，他们可以来我家做客，我也能到他们家里坐坐。我看到他们的生活已是今非昔比。住房宽敞了，装上了高档电脑，有的还买了汽车。我们英国大使馆的不少中国雇员，就是开着自己的汽车上下班的。商场里还有各种外国名牌服装和工业品，一些中国人穿上了法国西装，价钱是很贵的，连我们外交官都不敢买。
这种变化在中国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去过中国所有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离任前去的最后一个省份是贵州省。虽然那些偏远地区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但与20多年前相比，那里的变化同样是很大的。我当大使期间，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每年递增50％，有大学生，也有许多中学生，总共有3万来人，绝大多数是自费的。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许多中国人手里有钱了，才有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
中国的发展和变化是我亲眼看到的。变化之大，真的让我感到惊讶。
（本报驻英国记者 史宗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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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潮澎湃
伟大构想变为成功实践
吴酩
一个镜头，定格了一个令全世界关注的重要时刻；一个伟大构想，翻开了历史的崭新一页。
1997年7月1日，一个庄严而隆重的日子。香港回归祖国，中华民族洗刷了百年耻辱，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始了转变为实践的征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亿万双眼睛“聚焦”于中国的南海之滨，投之以兴奋，投之以期望。也有的人有些担忧和怀疑。“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够成功吗？对此，广大中国人民满怀信心，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就，已经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无比强大的创造力。而曾经管治香港100多年的英国，一位有影响的领导人却这样断言：离开英国的管治，香港就要垮台。
光阴荏苒，一晃5年过去，事实向全世界做出了响亮回答：香港不仅没有垮台，而且栉风沐雨，依然放射着熠熠光辉。5年来，英国政府每半年都要做一份关于香港的报告；10份报告无一例外，都充分肯定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就在香港回归5周年之际，英国驻香港总领事还向媒体再次表明，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他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很有信心，并相信香港将受惠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仍会扮演外商进军内地市场的桥梁角色。曾经对香港回归“极为担忧”的美国，对香港也一直保持着相当正面的评价。著名的美国杂志《财富》，在回归前曾做了一期耸人听闻的封面新闻《香港已死》；但是在2001年，还是这个《财富》，却在香港举行了新世纪的第一次全球论坛，并且发出“充满活力”的赞叹。
众多国际评估机构，近年来一直以犀利的眼光、严苛的数据标尺，全方位地对香港进行追踪审视。尽管在金融风暴袭击和外围经济衰退拖累下，香港经济也遇到严重困难，但她始终获得很高的评分，“最自由经济体系”、“最安全城市”等光环依然笼罩着“东方之珠”。前不久，包括美国、加拿大在内的50多家评估机构，连续第六年把香港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系”的第一名。
短短5年，“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了现实；短短5年，前无古人的事业，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功。对这一点，广大港人体会得最深也最实。是事实，是实际，驱散了初回归时心头的疑云，使人们对中央更加信任，对“一国两制”信心更足，国家和民族观念越来越强。5年来，他们见证了香港“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他们亲身感受到回归祖国后的特殊温暖。10多万海外港人的回流，3200多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的落户，就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生动证明。完全可以相信，在这一方针指引下，聪明、勤劳的香港人，定会创造更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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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时俱进（篆刻） 王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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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97香港回归
新华社记者 张燕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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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从身边看变化
穿衣不找裁缝铺
宁夏 杜峻晓
常驻银川，以前因为做衣服结识了一位来自浙江的裁缝师傅。前不久路上碰到他，先是让我要做衣服还去找他，接下来就抱怨说，现在生意一年不如一年，生意都让满大街的服装店抢走了。
这话不假，如今的宁夏，无论是在首府银川，还是在偏远的山区县城，最多的就数服装店，要找个裁缝铺子反倒要费不少周折。银川市城调队对银川市居民衣着消费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市民们用于购买服装的开支一年大过一年。去年，银川家庭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刚400元出头，今年1至9月，就达到473元。
西海固是全国出名的贫困山区，我一次下村采访时，看到农民把当年“三大件”之一的缝纫机塞在墙旮旯里。一位回族大嫂笑着对我说：“这是当年我出嫁时的嫁妆，那时候做衣服全靠它。现在不用了，镇上县城里都有服装店，想穿就买一件回来，比自己做又省时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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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从身边看变化
饮食观念新变化
福建 江宝章
改革开放初期，我的一个海外亲戚回来探亲。几十年未见，亲戚们争相来到家中，买来一大堆平日自己舍不得吃的大鱼大肉招待客人。但是，对亲友们的这份心意，海外亲戚似乎并不领情。先是再三交待不要买大鱼大肉，只要一些新鲜的蔬菜就行。上了饭桌，果然也不怎么动那些鱼肉，只挑一些青菜和家乡特产尝尝。当时总以为这是亲戚客气，怕主人花钱，甚至有点“矫情”。
一转眼快20年过去了，如今，我的饭桌上，鱼、肉的消费量也越来越少，青菜、水果却日渐增多。有时算下来，尽管蔬菜价格比鱼肉便宜，但由于消耗量大，每天花在买菜、买水果上的费用竟比鱼、肉的还要大。这不是菜比肉贵吗？
菜比肉贵，反映的不仅是饮食上的花费，其实也体现着人们饮食健康观念的变化。每每看到健康专家不遗余力劝导人们少吃肉，多吃菜，多吃水果的文字，我就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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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从身边看变化
家门前河水清了
福建 蔡小伟 赵鹏
一串串清脆的锣鼓声从窗外的河岸边传来，一只只似箭的龙船劈波斩浪飞驶而去，两岸群众不停地高声叫好。在榕荫满城的福州，这多年不见的情景，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福州是座“河城”，全市共有内河42条，总长近200公里，几代榕城人借此饮用、洗衣、游泳。前些年这些内河渐渐变黑变臭，最后连鱼虾也绝了迹。记得我们驻福州记者站六七年前刚搬到晋安河畔时，每到夏季，黑臭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飞舞着成团的蚊子。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福州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每年都将整治内河、美化河岸景观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清淤、截污、建处理厂；植树、亮灯、造公园。今年，福州又增建了两个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能力提高到50％。治理后的榕城内河水清了，两岸还增添了不少景观花木、石桌石椅，把榕城装扮得更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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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看法彻底改变了
巴基斯坦谢扎德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 扎希努丁
在过去的25年中，我们在油气方面和欧美等国的石油企业有很多的合作，对中国石油业的实力和经验则不大相信。今年7月，我经过详细考察，看法彻底改变了。
在四川石油公司，我看到许多钻探设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与欧美公司的水平不相上下。而且，这家公司在油气开发研究、钻采工艺技术等方面的水平也无可挑剔，深井、超深井钻探技术也处于国际领先行列。我的中国同行告诉我，在中国，四川石油公司的装备还不是最好的。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不落后。与我会晤的中国石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中，不少人很年轻，而且绝大多数能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没有任何障碍。我想，这至少说明了中国的石油企业在与国际接轨方面已经做好了人才方面的准备。
我从考察中了解到，中国石油工业境外作业以及油气资源开发起步虽晚，但到2001年，中国公司参与境外油气开发的项目已经有26个，投资大约40亿美元，可见中国石油业非常有潜力。
回来后，我一直想，何必再“舍近求远”呢？公司已决定在北京、成都、重庆、乌鲁木齐等4个城市建立办事处，上海的办事处也在筹备之中。这些办事处的任务就是落实双方的合作项目，开发新的合作领域，并设法从中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人才。
（本报驻巴基斯坦记者 丁子整理）（附图片）
图为我国渤海湾里建设中的海上新油田。 郑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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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为我国渤海湾里建设中的海上新油田。 郑斌摄